“双循环”格局下服务贸易开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known 发布于 2025-07-29 阅读(406)

摘 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做出的战略决策,而走实服务贸易开放之路是在新形势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贸易的自由化、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商业存在方式的扩张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也受到不均衡的服务贸易格局、较低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高要求的国际经贸规则制约。因此,我国应强化比较优势、培育薄弱优势、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应对标国际贸易规则,深化中日韩服务贸易合作并逐步扩大国际合作范围;应与国际法律接轨,积极推进国内法律体系改革;应统筹开放与安全,积极预警开放的同时可能带来的风险扩大问题。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双循环;贸易结构;国际竞争力

本文索引:李昭怡.“双循环”格局下服务贸易开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J].中国商论,2024(03):-114.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2(a)--04

在经济周期加之新冠疫情影响等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与内部发展任务繁重的双重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适时调整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策略,为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逆全球化思潮下,从双循环视角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服务贸易作为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而备受关注。服务贸易能否通过双循环机制和畅通渠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设计政策措施来充分释放服务贸易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显然,探明上述问题,对于政府更好明晰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所处的地位,进一步制定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双循环”格局下服务贸易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及意义

1.1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GDP由2013年的59.3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21万亿元,占全球GDP比重从12.03%增长到18.06%。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稳步增长以来,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不能再以粗放型增长模式延续;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陷入周期性低迷困局。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把高质量发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注重结构优化而非单纯扩张,注重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学术界普遍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多维度指标。经济维度上,高质量发展不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更是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增长;社会维度上,高质量发展强调公平与缩小差距;生态维度上,高质量发展注重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1.2 服务贸易成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服务贸易开放已然成为我国深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服务贸易近年来持续增长,彰显蓬勃发展势头。据商务部统计,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从2010年的2.50万亿元上涨至2022年的5.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9.2%。虽然在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在2021年就扭转了下降趋势并实现了正增长。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综合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十,且其对GDP的贡献保持在4.5%以上。同时,服务贸易逆差从2015年至2023年缩小了82%,并在2021年达到最小值,仅有0.2万亿元。由此可见,在目前服务贸易被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局面下,我国通过一系列举措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展现了服务贸易开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空间。

2 “双循环”格局下走实服务贸易开放之路的必要性

首先,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传统贸易受阻。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我国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贸易优势正被逐步削弱。中国已进入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众多行业陷入了劳动力需求高而人才数量缺口扩大的困境。另一方面,逆全球化盛行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传统贸易的阻碍愈加凸显。全球经济仍然未摆脱低迷的形势,信任危机日益加剧,部分国家筑起的贸易保护壁垒逐渐与全球化趋势相背离,如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非关税壁垒滥用等,使国际贸易的逆全球化特征愈发显著,传统贸易发展严重受阻。

其次,发展服务贸易可以促使我国科技进步和制造业提档升级。我国长期处于服务贸易逆差状态,主要进口项为运输、旅行与知识产权使用费,2021年其分别占服务贸易总进口额的31.3%、26.0%和11.0%。实际上,服务贸易的进口在促使我国科技进步和制造业提档升级上具有重大影响。(1)知识产权进口产生的服务贸易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的直接表现,是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链路的重要模式,在深度参与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企业实现创新能力由零到一、由弱到强具有深刻影响。(2)运输服务贸易进口实际是在我国制造业出口过程中海外企业提供的各项运输服务,为我国制造业进一步融入高质量海外市场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便利。(3)现行统计口径下,本国游客在外的购物、医疗等消费是构成旅游服务贸易进口项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高端商品和优质服务领域的差距,这将迫使国内生产商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

最后,服务贸易的发展将促进全球高端要素在国内的积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闭环链路。服务贸易下的要素流动壁垒将显著弱化,促进要素高效便捷流动。高端要素的流动是实现外部循环,推进内部循环进阶的重要渠道。一方面,服务贸易进口中知识产权、先进技术与高端人才等的引进直接改善了我国生产要素投入,高效提升了我国服务贸易的供给水平,促进我国服务供给满足我国不断升级的服务需求,弥补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供给与需求间的巨大缺口,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实现与升级。服务贸易在国内大循环得到充分发展后,再通过服务贸易出口促成国际大循环,形成“引进-吸收-消化-出口”的闭环链路。

3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

首先,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为我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世贸组织(WTO)的诞生也是国际多边服务贸易格局的开端,服务贸易由此迸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服务贸易多次作为区域贸易协定(RTA)的重要议题,迄今为止,已向WTO同步了服务贸易领域的193个RTA。另外,服务贸易同样在我国签署的19个自贸协定(FTA)中作为重要内容。我国服务企业借力GATS和FTA,在国际市场逐步获得更多的关注与发展机遇。此外,我国的服务领域对外投资也在国际化进程中得到增长。即使在疫情背景下我国投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八成左右外国投资集中在服务产业,主要分布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其次,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2022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同比增长3%,达32.7万亿美元,同期,中国以9.6%的增速位列首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说明,目前服务业的贸易成本居于三大产业之首。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如大数据、搜索引擎等,大幅提高了服务企业参与全球贸易中信息传递的效率与质量,还可以通过信息流、资金流与货物流的完美融合降低运营成本,为服务贸易的全球流动提供了可能。WTO的研究显示,低政策壁垒、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三者的完美融合使全球服务贸易成本在2000—2017年内下降了9.1%。

最后,持续扩张的商业存在为我国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服务贸易依托商业存在方式——通过在东道国建立的分支机构向本地或其他地区提供服务,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在效用提升效应的作用下,跨国公司作为重要的服务提供者与引领者,近年来涌入中国并设立大量分支机构,有效填补了国内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在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引进的先进技术与服务理念为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高质量技术与人才,促使我国服务业不断靠近全球领先水平,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增长点。2020年6月,我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关于金融领域准入的负面清单已清零。2021年8月,海南自贸港首张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正式落地,随着服务业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与深化以及配套的政策支持,未来会有更多外资进入我国金融、环境等现代服务业领域。这一系列的举措让我国形成了更加开放、更加规范的服务业发展新生态,实现弯道超车。

3.2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我国服务贸易的不平衡性表明整体的服务贸易能力稍显不足。我国服务贸易长期以来都处于逆差状态,2012—2019年,我国对世界服务进口增长的贡献率逾15%,这揭示了我国在服务需求与供给上短期难以弥补的巨大缺口。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虽然在不断缩减,但在疫情形势逐渐好转的背景下,作为服务贸易主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业正逐渐恢复生机。2023年1—2月,我国旅行服务贸易进口同比增长41.8%,服务贸易进出口平衡状态恐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服务贸易与货物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也值得关注。2022年,全球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值为0.28,而同期中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值为0.14,表明相对全球水平,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与全球水平尚存一定差距。

第二,较低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约了制造企业在价值链中的攀升,进而抑制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服务化能提升竞争优势,是影响一国贸易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当前,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然而,我国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0%左右,相较发达经济体50%以上的占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并且,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投入目前来自境外公司。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全力从制造业大国与服务贸易大国向制造业强国与服务贸易强国发展,在此过程中,强化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联性、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效融合发展亟须得到重视与解决。另外,我国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中还存在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障碍,如市场化程度低、制造业观念转变滞后、关联产业协同缺乏机制支持等。

第三,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提出了更高标准。2021年12月,中国与67个WTO成员共同发表《关于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的宣言》,多边下的服务贸易“国内新规”达成新共识,决定于一年内完成准备工作。这意味着我国必须在短期内形成更具透明性与客观性的标准规范,以推动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另外,为了全面落地RCEP下服务贸易领域的负面清单开放,我们需要快速在更大范围推动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但是,我国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为0.214,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还远高于越南等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多个新议题对我国贸易发展形成挤压态势,抬高了我国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门槛。对标国际高标准的服务贸易改革,我国任重道远。

4 “双循环”背景下服务贸易开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4.1 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第一,挖掘并强化服务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近年来,我国运输与信息产业高速发展,在运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存在比较优势,面对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我国在以上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待提升。因此,相关政府与企业应敏捷洞察市场变化趋势并提前预警相应风险,进而扩大自身的比较优势。第二,培育薄弱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优势。例如,我国的知识产权申请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知识产权使用费占服务贸易出口的比例显著低于同期的日韩两国。因此,我国需要推动知识产权转型升级,以发挥数年来积累的知识产权数量优势。第三,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例如,依托数字技术,金融业和保险业可以创新产品,优化智能服务,提升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并发展金融科技、数字支付等数字新业态;文化和娱乐行业可以打造数字化文娱产品,助力传统文创产业打入国际市场;医疗行业应借助数字医疗拓展医疗服务领域的新业态,向患者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与一体化智能健康管理。

4.2 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

第一,深化中日韩三国的服务贸易合作。目前,服务贸易发展呈区域化态势,深化三国服务贸易合作,是三国携手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选择,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区域合作活力与发展潜力。第二,主动对标国际规则。在促进国内服务贸易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推动国内监管更好适应国际规则,进而为对标国际高水平服务贸易规则、深化国际合作打下基础。第三,扩大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考虑到各国的服务贸易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在国际合作中应通过细化具体合作内容等方式建立差异化的服务贸易合作机制,促进包容性发展。同时应依托RCEP,强化与伙伴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数字化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寻求积极灵活的服务贸易治理方式以适应技术创新带来的贸易变革。同时,国内各城市应最大程度地利用国际合作优势,与国外友好城市结成互补的服务贸易伙伴关系,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4.3 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积极推进国内法律体系改革

服务贸易的全面开放需要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较为薄弱。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发展较晚,其框架处于雏形阶段,存在的问题较多,在部分新兴领域上甚至处于空白状态,难以适应新时代服务贸易的需求,这意味着服务贸易开放的进程受到更多约束。因此,推进我国法律体系改革是提高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关键任务。我国需要在立足服务贸易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上与GATS、GATT等国际高水平服务贸易规范相接轨,最后形成一门独立、完整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尽可能通过立法的方式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同时缓和开放过程中的外来冲击。特别地,由于服务贸易部门繁多,应按照我国承诺的对外开放部门的优先级,加速配套法律的制定与颁布。

4.4 统筹开放与安全,积极预警开放的同时可能带来的风险扩大问题

海外经济体对我国关键领域的控制或垄断,威胁着我国的独立自主,影响着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在服务贸易开放过程中必须筑好安全屏障,始终把安全问题放在首位。一方面,服务贸易各领域的自由化进程应循序渐进、分级推进。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不宜放开,以维护国家安全与根本利益;对监管要求较高但安全保障基础较好的领域可逐步放开,如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对资金、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较大的领域应加大开放力度;对医疗、娱乐等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领域应谨慎放开,坚持开放下限。另一方面,应着重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监管效率。一是要推进规则的具体化和透明化,加强管理;二是要简政放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开放性、灵活性和自主性;三是要创新监管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和大数据推进监管的智能化,推动国家监管规则的现代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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