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构建亚洲现代性的电影类型

杨会军 黄河科技学院

新世纪后，亚洲电影以民族风貌逐渐摆脱了好莱坞式大片的神话模式，为世界电影乃至世界文化贡献了多样性、地域性的文化图景。“亚洲”开始以崭新风貌——作为一种族群风貌出现在世界电影格局中，为世界电影拓宽了新的作者、技术、类型。

但作为世界电影学术的重要分支，无论是关于亚洲电影的历史书写还是当代亚洲电影的评论，亚洲明显处在缺席和失语的地位——在欧美学者占据世界电影学术主流的格局之中，东方失语是一种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历史显现。亚洲本土学者周安华提出当代亚洲电影的发展是一种“高类型电影”美学，所以对于亚洲新世纪电影美学与现代性这一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回到现代性进程与类型电影文化议题关系之中，试图从类型批评视野来审视亚洲电影类型特征，考察现代性和类型主体的建构。

在欧洲电影批评的视野中，一般认为“现代性”是西方工业革命产物，指启蒙时代以来社会[1]。该词肇事于西方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人文启蒙学者对文明进程反思和审视而形成的批判术语。而在现代性审美理念里，现代艺术起源于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现代性艺术认为艺术无法与资本兼容，由于欧洲先锋艺术电影继承了这种批判态度，因此欧洲先锋艺术被命名为现代性电影的滥觞。这种以欧洲现代性精神为主的文化模式里涌现了伯格曼、基耶洛耶夫斯基、费里尼等电影导演与相应作品。这些电影关注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展现批判资本主义对异化、物化、隔离等主题。但是根据安德鲁·萨瑞斯、托马斯·沙茨等美国电影学者眼里，世界电影发展中也出现了好莱坞式的现代性电影模式[2]。

在欧洲电影以精英的风貌涌现出作者论的时候，艺术电影作者的精神导师和批评家巴赞已经在向门徒暗示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成功与电影制片厂之间的关系，指出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电影特质，当法国影评者将作为作者的导演和作为匠人的导演区分开来、赋予杰出导演的作者地位时，美国影评人安德鲁·萨瑞斯写出《1962年作者理论笔记》，确认美国类型电影的艺术性和类型电影作者的地位，类型导演由此成为演员一样明星。当西方宏大理论调动文化理论资源如符号学、意识形态、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来探讨资本文化意识形态的类型电影的与权力关系的时候，美国本土学者托马斯·沙茨开始有感于西方学者对美国电影的误读，建立了一个生产—消费过程为核心的批评和理论框架来揭示好莱坞电影流行的普遍规律。托马斯·沙茨将文化议题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解释了现代性进程与类型电影创作和发展的渊源，并认为好莱坞不同类型代表不同文化议题，文化议题来源于现实冲突与社会问题，而现实冲突的变化来源于美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

因此与欧洲批判审美取向不同，好莱坞类型电影模式的现代性文化取向主要在于通过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性而彰显正面性，或者说是直接彰显人类现代进程中的积极影响。

亚洲电影史上现代性与类型的关系也符合以上世界电影的发展潮流。一种是亚洲新浪潮之后至九十年代前后的亚洲电影创作，这些电影出现在新浪潮完成度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包括日本、中国香港，艺术家包括日本今村昌平、韩国金基德，中国香港王家卫，也包中国开放初期的大陆第六代导演贾樟柯。这些电影深受欧洲现代性思潮影响，被冠以艺术片的先锋身份，在本文上构成了各个地区现代化进程症候的重要写照。在欧洲样式现代性潮流中，中国台湾电影现象非常有代表性模式。20 世纪70年代后，中国台湾电影为了鼓励艺术创作，出台了国家艺术基金策略来辅助本土作者，涌现出了侯孝贤、杨德昌等一批世界级的现代性作者。这些艺术作者在西方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使得中国台湾从世界电影的边缘走向世界电影中心，但当这些作品和作者在面对西方大片和类型电影之时，却不得面对本土市场失灵的尴尬。

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亚洲各国在经济上采取了保守主义，各国政府此时开始意识到作为对抗好莱坞电影的亚洲本土电影，在文化认同和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于是纷纷制定文化政策来壮大本土电影产业和民族电影类型形成，从而反击好莱坞全球化策略带给本土电影压力。在此背景下，90年代后亚洲电影在资本、权力的合谋文化政策之下，在与好莱坞东方主义他塑对抗之下，亚洲较为发达的电影国家开始纷纷发展商业大片制作美学，例如泰国鬼片《娜娜》、华语片《英雄》。这些电影融汇东方美学与现代电影语言，提升了亚洲各国民族电影生产力，只是在进行民族身份表达和本土文化形象塑造时，由于失去现代性价值观和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这些影片类型和创作者无法摆脱民族寓言和宏大历史话语的叙事策略，始终徘徊在亚洲地理景观、女性身体、历史民俗、动作招数的文化符号与电影类型中，最终导致湮灭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之中，给民族电影造成话语危机。

新世纪前后，亚洲电影作者纷纷关注民族进程中的现代性文化议题。例如吴宇森、成龙的电影中的殖民主义与中国香港身份、李安父亲三部曲中的离散与文化冲突、伊朗电影儿童片中父权与丧失与贫穷身份、印度《我的名字叫汗》宗教与反恐、日本《小偷家族》组合家庭与底层社会。这些作者抛弃了西方殖民视野中的他者的立场，一方面主动回应时代变各对现代性文化的需求，高扬本民族文化中传统文化伦理中与资本文化中的启蒙主义所宣扬、理性、科学、自由等现代性精神取向将目光透视与当下，另一方面积极面对本土与全球电影市场，摆脱好莱坞大片模式，利用更具跨地性的类型策略，产生出新的类型电影品种和类型作者。

从上述表述，我们看到新世纪以后的电影在亚洲现代性变革之下经历了从大片向本土类型的转变，在本土类型表达上，也聚焦了更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议题。

正如杜赞奇教授在其着作《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中的观点，亚洲虽然面临上述着与西方共同的现代性进程、共同的文化议题，但亚洲由于本土文化传统不同，在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道路和文化议题方面给出了亚洲的答案[3]。

亚洲属于现代化后发区并发展极不平衡，80年代后尤其是中印两国崛起，亚洲现代性进程才逐渐引起西方瞩目，各国现代性主体意识进一步高涨，现代性进程中凸显的文化议题也被放大：如国家机器与人权问题、职业分工与异化问题、全球化进程与文化传统问题。这种逻辑在电影创作领域表现在：这些文化议题带动制片厂类型电影对话机制运转，而一批新生代电影作者则主动回应时代变革的呼声，将现代性价值取向与东方传统美学转化到当下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中，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给文化议题以价值观上回应，另一方面直接促进21 世纪以来制亚洲新电影类型的生产，对上述文化议题进行想象解决，探索出极具亚洲特色的类型片：如韩国—政治惊悚片；印度体育片；日本职人电影；中国国家使命大片现代性电影类型。这些类型为亚洲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了公民、体育、职业、国家等现代性文化身份标签，构成亚洲现代性电影的重要面孔与类型。

好莱坞类型电影的现代性审美方式的革新主要通过吸收好莱坞体制之外的世界现代性的电影艺术作者，或者合并美国本土独立作者而实现现代性审美的革新，如1966-1976年好莱坞通过对欧洲电影文化潮流和作者的引进拉开了好莱坞向现代类型变化：有展现无意义死亡的黑色电影、宣扬反叛的公路片、彰显现代科技负面影响的科幻片，乃至今天出现的关于现代文明终结的末日电影。与好莱坞、欧洲不同，21 世纪以来亚洲现代电影类型的共同文化取向是一种“通俗现代性”审美。“通俗现代性”这一词来源于对西方学者汉森“白话现代主义”超越，是对亚洲现代性类型电影经验的总结，包括电影形式和精神，正是“通俗现代性”电影构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美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