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 平顶山学院政法学院
关于魏源的生平与着述，前贤多有阐述，兹不赘述。关于魏源的历史发展学说(历史观或历史哲学)，学界尚未论及；至于他的历史编纂理论，学界大多集中于史书体例等方面。关于《海国图志》和《元史新编》的编撰方法，已经有人写过，因此本文不再述及。本文析论魏源历史学说，从狭义史学体系出发，以求教与方家。
一、魏源历史发展学说《春秋公羊传》说，孔子写《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董仲舒发挥了这一学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东汉何休明确提出“三世”的概念，衰世——升平——太平。清嘉庆、道光年间，“公羊”学说重新兴起，清代经学家刘逢禄等人重新阐发“公羊”学的“张三世”等等，魏源师从刘氏，着重阐发“公羊”学的变易的主张。而在其诸多史论中，则包含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诸多思想。
(一)存在决定意识魏源分析历史上的“无为”政治，提出“时不同，无为亦不同”[1]p258；另外又说“出林不得直趋，行险不得履绳，势使然也。”[1]p17
在《默狐下·治篇五》中集中阐发天地人物变而治也要变，“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所以后来车战变为骑战，井田变为阡陌，封建变为郡县；因此“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者日变而又不可复者也”所以不能“诬古”与“诬今”，“古乃有古，执古以绳斤，是谓诬今；执今以律古，是谓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租、庸、调变为两税法，两税法变为条编，因此“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因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善治民者不泥法”[1]p47-49。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主张回复“周礼”，遵守统治者的意愿，恪守祖制；后来董仲舒提出因革改制，但是儒家关于改革、顺应发展的思想没有得到贯彻；倒是法家看到社会在发展，主张因革变法，顺应历史潮流。魏源能够坚持天地人物变而治也要变，并且在鸦片战争以前提出来，是很大胆而且超越时贤的。
(二)历史发展主体论善、恶皆是人性，“善固性也，恶固不可不谓性”[1]p317。孟子主张人性善，片面强调教化，并占据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荀子主张人性恶，强调用礼法来限制约束人的行为；后来告子提出善恶混。今天在我们看来，应该理论上承认人性善恶混，用道德和法律、教育和惩戒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
人有“六根”就有六欲，“众生无不有六根，有六根即有六尘之人。是以目欲及天下之色，耳欲及天下之音，舌欲及天下之味，鼻欲及天下之香，身欲及天下之细滑之处，心欲及天下快意之法”；得到“六欲”又会为形役之累，“其求而得之者，为天下福报，不知天福享尽之易堕也。其次为人道，人道终身为形骸妻子所役，苦乐相半，且富贵溺人三途也，在家之难如此。”[1]p249
应该说，魏源关于历史发展主体论中对于人性的探讨是相当深刻的，人身欲壑难填，苦乐各半，后来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强调人生进化是善恶并进、苦乐并进，这是得到佛家的启发；无怪乎魏源老年时出家。
(三)历史发展模式论魏源认为，“一生变，变生化，化生无穷”[1]p26。古与今是有联系的，“今必本夫古”[1]p156，他通过需要变法来阐述“变化”的道理，“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1]p432
分析事物要寻找原因，“必知弊之所由”[1]p442，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弊不同，防弊亦不同”[1]p439。
另外，魏源富含辩证法思想。“有以兼听而得，有以兼听而失；有以独断而成，有以独断而败”[1]p52。“动极必静，上极必下，耀极必晦”[1]p256。“弊乎利乎，相倚伏乎？”[1]p438“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1]p18。
魏源能看到社会历史是联系、变化、发展的、辩证的，这很不容易；当然，《易经》包含着联系、发展、变化的道理，《道德经》充满辩证法思想，然而，在僵化的清末王朝末期，魏源能保持清醒，确实难得。
而且，在历史发展动力论方面，魏源表达过“人定胜天”[1]p21的思想；甚至说“国以一人兴，一人亡”[1]p58，但是同时又说“倾厦非一木之支也，决河非捧土之障也”[1]p56。
二、历史编纂理论(一)史学目的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作为清末着名的今文经学家，遵从“微言大义”的治学旨趣，主张“经世致用”。早在《圣武记》中就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后又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提出“转外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2]。关于魏源的史学目的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说的很明白：“曰：彼以中土谈西洋，此则以西洋谈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p207那幺这个“长技”指的是什幺呢？1842年12月在《海国图志》50 卷本指的是“洋炮”；伴随认识的加深，在1847 增补60 卷本《海国图志》扩展到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造和使用，在1852年增补100 卷本《海国图志》中增加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初期民主政体包括联邦制和议会制等[2]。
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代，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有其积极意义，而且在魏源这里没有“体用”之分，随后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众所周知，中西文化交流旨在相互学习促进发展，《三国演义》传入欧洲，西方人发明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天演论》的翻译和《国富论》的翻译，我们经过努力取得独立和富强。今天我们看中西文化交流，更多的是学习西方而不是“制夷”。
(二)史学性质论：经为“诗文之汇选”和“本朝前之文献”对于古圣“六经”或“十三经”，“经”被看着至高无上的“道”，是不能动摇的道德准则，而魏源对于“经”进行新的阐释，“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以经书为治术”，“经”作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准则；他又说：“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制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3]
另外，魏源将“经”说成是文献汇编，“六经”之中，《易》、《礼》、《春秋》为周公、孔子制作，《诗》是撰辑有韵之文，《书》是撰辑当时制诰章奏载记之文，《礼记》是撰辑学士大夫考证议论之文，“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后世道之为经，在当日夫子自视，亦一代诗文之汇选，本朝前之文献而已。”[1]p228
宋代适和明代王阳明提出“五经皆史”，清代章学诚明确提出“六经皆史”，到“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经”的神圣地位一落千丈。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进步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在变化，社会意识(道德)也必然随之改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儒家文化牢笼千古，当然由于当权者的强迫，但是前喻文化对于后喻文化的桎梏，伴随西方普世价值的输入，“经”必然会被淘汰，我们不能迷信古人。况且儒家仅仅以道德来衡量和看待世界，以现代学术分科而论，一定是以偏概全，而且，道德教育不是万能的。
(三)写作论魏源除去撰写长篇《圣武记》和《元史新编》外，还有大量史论、碑传、序、记和叙等。他讲求“史例”，反对为人人立传，应别有选择；讲求“史法”，主张“剪择”和详略得当[1]p221-222。主张秉笔直书，反对“阴蓄”，私有所好不行，回护同乡不行。反对“伪撰”与“增窜”，批评《明史稿》“曲笔深讳”[1]p222-224。
魏源多次提出写史需要“左图右史”，沿用古史撰写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附有很多地图，在介绍洋炮、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器械时，关于制造和使用方法，有很多插图，以便了解、仿造和使用。
在《皇朝经世文编序》中提出“五例”，即“审取”、“广存”、“条理”、“编校”和“未刻”；并说要学会变通，“宜各通其便，不可谓一可类推也。”[1]p158-160
肯定《春秋》“笔法”，“称某臣弑其君，罪在臣；不书何人弑而书通国弑其君者，罪在君；罪在君，人人得而诛之。”[1]p216-217但是，魏源同时又叹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历史真相会被淹没不彰。
批评纪晓岚因不喜宋儒，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多所发挥”[1]p217；批评杨用修回护同乡，“桑梓之重如山”；批评动辄“赝其书，臆其事，鼓噪后生，诡误来学”[1]p219-221。反对“入主出奴”[1]p259。批评戴震剽窃赵一清《水经注》和他人成果[1]p224-226。
在《元史新编…凡例》中，魏源提出《元史》12 项不足并改进其中11 项，这12 项不足分别是“元史本纪之弊”、“何以知边徼之情形”、“元代臣僚则名字侏俪、文武错杂，自非以事叙人，何由一目了然”、“列传其疏冘重复，而其在臣数篇又讳其所短，与他传抵牾”、“列传有当补者、有不当补者”、“元代功臣多与宋金史出入，元末遗老降臣多与明史出入，亦有宋元明三史皆不载而其人实足廉顽立”、“至其表志之谬陋更有出情理外者”、“元代人名重复冘俚，本无定字，亦由修史者不谙翻译、不定体例所致”、“元经史大典100 卷，文宗天历所修……而顺帝一代事实徒抄吏牍、毫无剪裁”、“元承辽金入中原，从无变制之事……故其官服制度亦无可考”、“诸史皆以表志列本纪之后列传之前”。
(四)史料论魏源擅长考证，做五篇专文，《孟子年表考》。书写自己在考二戴礼记时有三大遗憾，“去所不当去”、“复佚于后世”和“沿流昧源，积非成是”[1]p121-122。在讲《书古微》写作目的时说：“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提出“五不信”，并于校经有四得，“补亡”、“正伪”、“稽地”和“象天”[1]p109-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