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园园 薛希萌 柯 迪
1（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太原 030006）2（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太原 030006）3（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300300）
引 言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提出的“绿色” 新发展理念， 国务院发改委提出积极培育绿色产业， 加快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 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 在“双碳” 目标的战略背景下， 资源型企业面临着资源匮乏、 产品竞争不足的困境， 绿色转型是其走出逆境的必然选择。 然而， 现阶段我国的绿色转型技术还在起步期， 再加之资源型企业技术基础薄弱、 研发动力不足， 严重制约了绿色转型的进程。 因此， 探索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 保障绿色转型的顺利推进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现有文献主要从环境规制［1，2］、 创新机制［3，4］、政府治理能力［5］、 数字技术［6］等单一因素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行为的作用机制展开研究， 而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是多层次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7］，既有研究关于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差异化因素分析还处于“黑箱” 状态。 绿色转型并非单纯地发展绿色， 而是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绿色发展新格局。 TOE 理论将技术、 组织、 环境3 个层面考虑在内， 从整体视角解析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复杂因果关系， 提出了驱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差异化路径， 有效诠释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全过程。 然而， 现有研究还未从TOE 理论视角解读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转型路径。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基于TOE 理论框架，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 探讨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机制。 总体而言， 本文试图解答以下问题： 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要素有哪些？ 促成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有哪些？ 制约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有哪些？ 各个路径之间存在何种区别？
以往文献多从单一视角讨论某种因素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尚未形成一致结论。 本文引入TOE 模型， 从技术、 组织、 环境三重视角探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理， 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 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先前研究多依据因果对应的思维运用传统的回归方法进行验证， 无法解释复杂因子间的关系。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fsQCA），基于非对称思维解释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 探析了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多条路径； 既往定量研究大多集中于大样本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缺乏针对性。 本文选用fsQCA 方法， 综合考虑定性与定量研究， 并结合企业案例进行前因组态分析， 为驱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证据。
1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1.1 TOE 理论TOE 框架最早在1990 年由Tornatizky 和Fleischer 共同提出， 是技术运用情境下的一种综合分析框架［8］。 具体来讲， T、 O、 E 分别代表技术、组织、 环境3 个维度。 其中， 技术条件指的是企业现有的技术能力、 资源以及尚未被企业应用的创新技术［9］； 组织条件主要涉及组织氛围、 组织结构及组织内部可利用的相关资源、 管理结构特征、 制度安排等方面［8，10］； 环境条件包括组织所处的宏观环境、 行业竞争环境、 政府的政策管制等［11，12］。 作为一个具备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框架，TOE 随着研究情景、 研究领域的差异性不断被研究者赋予新的内涵［13］。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是企业在外部环境因素的驱使下， 对企业资源进行创新性整合， 以探索适合企业绿色技术发展的路径，其作为多种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适合运用TOE 框架探究。 因此， 基于TOE 理论模型， 企业的技术运用能力、 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外部环境的压制均可能成为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效果的关键因素。
1.2 TOE 框架中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1.2.1 技术因素
TOE 框架最早被用来解释企业的技术应用行为。 基于资源基础观视角， 企业拥有的技术资源储备是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基础， 但从资源型企业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性来看， 企业利用现有技术创造资源、 创新资源、 整合资源对企业实现绿色转型至关重要。 企业绿色创新技术的投入与研发为资源型企业创造了新的绿色资源体系， 是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性因素［14］。 而技术整合作为创新性技术的延伸［6］， 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保障。 因此， 本文以创新能力、 整合能力作为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技术条件。
绿色创新能力指企业使用环保技术开发或改进产品以减少环境污染、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能力［15］， 是资源型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升级的源动力。 现有文献大多证实了绿色创新能力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直接或间接效应。 绿色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程度。 从创新成果来看， 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 通过绿色技术的研发扩大了企业的绿色产品产出［14］， 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助力企业绿色转型； 从消费者视角来看， “绿色消费” 意识促使企业打造绿色品牌［16］， 激励企业研发更多的绿色创新型产品，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目标［17］， 驱动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从供应链视角来看， 绿色技术的落地，有效优化了企业的外部供应链及运作流程［18］， 帮助企业实现生产、 供应链、 销售等环节的绿色化发展， 进而促进资源型企业高效绿色转型。 另外，绿色创新能力通过影响资源型企业的环境绩效作用于企业绿色转型。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资源型企业在环保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企业通过改进自身绿色创新能力， 实现产品、 工艺等方面的优化升级［19］， 解决了资源型企业资源枯竭的困境， 企业的环境效益显着， 进而加快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进程。
整合能力指企业高效整合内外部技术资源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资源型企业自主创新水平较低， 相对来讲， 实施技术整合较为合适［6］。（1） 资源型企业通过对不同技术与资源的重新组合， 优化了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 加速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6］， 为企业绿色升级夯实基础； （2）各类技术之间的交互作用， 缩减了资源型企业的创新成本， 实现资源利用价值最大化， 转换成本的简化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带来较大的利润空间； （3） 资源型企业通过对技术、 资源的更新与整合， 筑牢了与研发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根基［20］，有利于绿色专利的研发， 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创造先决条件。
1.2.2 组织因素
TOE 强调组织可利用的资源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资源作为资源型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来源［21］，在企业绿色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肖静等［22］的研究证实了政府支持这一战略资源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吴建祖和范会玲［7］发现企业的外部环境、 政府政策制度及内部资源均会对绿色转型产生作用。 柏群和杨云［23］认为企业可利用的冗余资源影响了其绿色转型效果。 通过整合上述研究，本文参考吴建祖和范会玲［7］的研究结论， 将政府补贴、 组织冗余作为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组织条件。
政府补贴指政府机关或国家公共机构通过项目资助、 税收优惠、 绿色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措施扶持企业的绿色转型行为［24］。 就促进作用而言， 政府补贴为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注入足够的资金［25，26］，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致使绿色转型乏力的困境［27］，降低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潜在资金风险， 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打造良好的优势。就抑制作用而言， 政府机构会制定严密的监管体系考核企业绿色转型补贴的使用情况［28］， 企业为获取长期政府扶持， 会浪费过多的时间、 资源在政府考核上， 忽略实质性的创新行为［29］， 进一步弱化资源型企业创新基础， 进而阻碍企业绿色转型。 就不确定性而言， 政府的资金支持因企业规模的差异化对资源型企业的绿色治理效率产生不确定性［30］，模糊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边界条件。
基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滞后性， 企业很难获取外界信息以支撑其绿色创新， 但若能高效利用现有资源， 那么可以通过资源利用率的优化实现绿色转型［22］。 因而， 组织冗余作为一种资源储备， 可以为企业绿色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就高管绿色认知方面来讲， 丰富的冗余资源打破了资源型企业的资源束缚， 再加之双碳目标的战略驱动，高管对于企业的绿色技术探索意识逐渐强烈［31］，提升了管理层战略决策的能动性， 有利于创新性试验的进行［32］，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行动得以落地实施。 就环境效益来讲， 组织冗余通过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了资源型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力［22］，缓和了资源型企业污染排放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矛盾， 为企业绿色转型争取了有利机会。
1.2.3 环境因素
组织的战略决策受到外界各种环境的影响，TOE 关注外部的环境变化及政策压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于克信等［24］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行为分析定位于制度层面， 认为政府的环保政策会规范企业的绿色行为。 肖静等［22］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及环境制度约束通过作用于企业创新行为来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意愿。 孙兰［33］的研究证实了企业绿色转型受到同行业竞争者、 消费者需求及政府政策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 结合资源型企业风险抵御能力不足及环境负外部性特征， 本文借鉴肖静等［22］的研究， 以市场竞争、 环境规制作为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外部环境条件。
市场竞争是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从产品同质化角度而言， 资源型企业通常会出现产品被其他企业模仿的问题， 为确保自身的竞争优势， 企业会加大创新投资， 先进的绿色技术开发变革资源型企业传统低效率的生产模式，激发企业数字低碳的生产理念， 助推企业绿色转型。 从生产角度而言， 激烈的市场竞争影响了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 创新难度加大，企业也面临着融资困境［34］， 从而阻碍了资源型企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从企业发展长期性而言，恶性竞争致使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21］， 缺乏风险抵御能力的资源型企业为了生存会缩减研发投入，进而阻碍了企业绿色转型。 从政府政策方面而言，激烈的竞争促使更多企业作出绿色技术升级的决策， 使得政府部门制定更高的环境标准， 强制企业采用绿色技术［31］， 资源型企业为了规避政府强制性规定而产生的高成本， 会积极主动进行绿色转型。 总而言之， 市场竞争会影响资源型企业的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指政府部门颁布一系列法规、 政策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35］。 现有研究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还未形成统一结论。 从积极性来看， 资源型企业环境破坏力较强， 环境规制通过制定排放标准、 污染物超标处罚等制度督促资源型企业加强生态治理［36］， 倒逼其绿色转型。从阻抑性来看， 绿色转型对资源型企业来说是一个新领域， 企业需要承担的资金、 风险大， 环境规制进一步加重企业成本负担［37］， 遏制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意愿。 从不确定性来看， 虽然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资源型企业的环境治理效能， 但是也增加了企业的排污成本， 对研发资金产生“挤占效应”［38］， 抵消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 从“U” 型论来看，环境规制初期， 资源型企业过多重视环保投入导致创新资源不足［39］， 抑制企业绿色转型， 当环境规制到达一定的拐点之后， 资源型企业为了占据竞争优势， 绿色技术创新的意识逐渐显现［2］， 为企业绿色转型做准备。
综合上述文献梳理， 在TOE 理论框架的指导下， 结合资源型企业的特征， 得到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6 个子条件。 既有文献虽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但其仅仅聚焦于因果对称的思维探讨某一单一要素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 忽略了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受到多层次因素共同影响的理论结果， 从而导致研究结论与实践不匹配。 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以布尔运算法为基础［40］， 通过多案例横向分析， 探究了造成结果的重要因子间的前因组合［41］。 基于此， 本文选用fsQCA 方法， 从组态视角进一步分析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多元化要素。 采用fsQCA 方法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 是多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相比于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 fsQCA 更注重分析复杂因果关系间的组合效应［42］； （2）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 不同的前因条件对绿色转型的影响具有深度及广度上的区别， fsQCA 可以有效解释因果关系的不对称性。 另外， TOE 框架常被用于技术应用、 技术扩散等领域的研究［43］， 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匹配度较高， 采用fsQCA 方法并与TOE 理论模型相结合探究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组合路径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资源型企业是指以开发、 加工能源及矿产等自然资源为主， 并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完成生产的企业［44］。 依据资源型企业的定义， 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本文界定的资源型企业为开采洗选业、 初级加工业， 具体行业代码包括B06、 B07、B08、 B09、 B10、 C25、 C26、 C30、 C31、 C32、C33、 D44。
根据上述分类标准， 本文以2021 年资源型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并进行如下筛选： （1） 剔除ST、*ST 处于非正常状态的企业； （2） 删除环保投入数据缺失的企业。 最终得到117 家资源型上市企业的样本观测值。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2.2 变量测量（1） 结果变量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GP）。 借鉴杨志安和杨枫［45］的研究， 以企业研究当年申请的绿色专利／（研究当年所有专利申请数量＋1）来衡量。
（2） 前因条件
技术因素： 创新能力（GI）， 参照王馨和王营［46］的研究， 用企业当年绿色专利申请量衡量；整合能力（RDP）， 参考王锋正等［6］的研究， 以样本企业内部研发人员所占比重来测量。
组织因素： 政府补贴（Sub）， 依据何凌云等［47］的研究成果， 以样本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政府补助” 科目来衡量； 组织冗余（OS）， 参照吴建祖和范会玲［7］的研究成果， 选取更能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速动比率” 指标进行测量。
环境因素： 市场竞争（PCM）， 采用张楠等［48］的做法， 以勒纳指数来测量； 环境规制（ERI），参考于克信等［24］的做法， 用样本企业环保投入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计算。
3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3.1 变量的校准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参考Garcia－Castro 和Francoeur［49］的做法， 以1 个结果变量和6 个前因变量的上四分位数（25%）、上下四分位数中间值（50%）、 下四分位数（75%）作为校准点， 将原始数据转换为0 ～1 的模糊隶属值， 其校准结果分别对应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与完全隶属。 所有变量的校准锚点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的校准锚点
3.2 各前因变量的必要性分析在对条件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之前， 需要对单一变量是否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进行检测［13］。 若一致性高于0.9， 则表明该条件变量为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 高／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必要性检测结果见表2。
表2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检测
从必要性检测结果来看， 环境规制与弱环境规制的一致性均为1， 表明环境规制作为单个变量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解释力较弱， 需要与其他条件共同作用于企业绿色转型。 除环境规制之外的其余条件变量一致性均未达到0.9， 未构成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 进而说明探究多个因素组合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路径是十分必要的。
3.3 组态分析组态分析揭示了多个前因条件组合构成结果的充分性［50］。本文借鉴彭永涛和侯彦超［51］的做法，将案例频数设置为1， 一致性阈值选定为0.8，PRI 阈值设定为0.75。 从表3 的组态结果来看， 有5 条驱动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组态路径（S1、S2、 S3、 S4、 S5）， 其一致性水平分别为0.921、0.929、 0.936、 0.966、 0.938， 总体一致性达到0.923， 均远大于0.8， 表明5 条路径均构成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充分条件； 解的覆盖率为0.608， 高于0.5， 意味着这5 条路径能够有效解释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制。 同时， 结果显示， 导致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组态路径有5 条（NS1、 NS2、 NS3、 NS4、 NS5）， 其总体一致为0.902， 解的覆盖度达到0.593， 对于产生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表3 产生高／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组态
（1） 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驱动路径分析
路径1： 技术驱动式绿色转型（GI*RDP*～Sub）。 从S1 来看， 即便在政府补贴不存在的情况下， 只要资源型企业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核心条件）以及整合能力（核心条件）， 就会产生良好的绿色转型效果。 这一类型的资源型企业在没有外界扶持的情境下， 为了弥补自身创新水平、技术能力的局限以及对生态的破坏力， 企业会加强绿色专利的研发， 并通过提高内部研发人员占比以实现内外技术的有效整合， 催生绿色转型新动能。 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 企业积极响应“绿色、 环保” 理念，全面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强绿色节能技术、能源利用技术的研发与改造， 并构建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 激发员工创新潜力， 壮大其绿色发展新势能。
路径2： 资源导向－创新能力协同式绿色转型（GI*～Sub*OS）。 从S2 来看， 在没有政府扶持的情况下， 资源型企业较高的创新能力（核心条件）、 充沛的组织冗余（核心条件）能够产生高绿色转型成果。 这一类型的资源型企业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以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为企业资源获取困难提供了缓冲剂。 同时， 足够的冗余资源为企业绿色专利的研发提供了保障， 挖掘企业的创新能力， 助力其绿色转型。 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北新建材， 在企业以往的建筑材料装修过程中会由于资源浪费产生过多的建筑垃圾，并且品质难以保证。 针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北新内部的研发团队攻克技术难关， 自主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石膏板）， 该材料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节能保温， 并解决了资源消耗严重的难题， 为企业绿色革新蓄力。
路径3： 环境规范－创新能力联动式绿色转型（GI*～PCM*ERI）。 从S3 来看， 在市场竞争缓和的情况下，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核心条件）、企业高程度的创新能力（核心条件）能够确保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高成效。 这一类型的资源型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较小， 政府环境规制的硬性处罚制度激发企业的创新潜力， 倒逼企业绿色转型。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三峡能源。 2021 年， 三峡能源积极响应“双碳” 目标号召， 及时抓住战略机遇， 追踪前沿技术， 不断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分布式光伏、 分散式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践行了企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的使命。
路径4： 政府扶持－创新能力拉动式绿色转型（GI*～RDP*Sub*～PCM）。 从S4 来看， 当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小且整合能力有所欠缺时，政府补贴（边缘条件）与企业创新能力（核心条件）的高效联动， 能够产生高绿色转型效果。 这一类型的资源型企业在外部环境较为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技术更新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但是， 技术水平的不足削弱了其绿色变革的意愿， 政府的扶持政策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企业的绿色创新意识逐渐崛起， 增强了绿色转型的动力。 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中国石油， 多年来， 中国石油一直致力于打造“绿色低碳能源生态圈”。政府的财政拨款、 税收返还等优惠政策给中国石油绿色转型带来了足够的底气， 中国石油以“能源安全＋绿色低碳” 的责任担当， 全面贯彻“科技创新”、 “绿色制造”、 “低碳产出” 三步走战略部署，赋能“绿水青山， 美丽中国” 的全面建设。
路径5： 制度保障－多要素复合带动式绿色转型（GI*RDP*OS*ERI）。 从S5 来看， 当环境规制较为严格时（核心条件）， 资源型企业突出的创新能力（核心条件）、 高效的整合能力（核心条件）以及丰富的组织冗余（核心条件）能够促进高绿色转型成果的产生。 这一类型的资源型企业在政府环境政策的督促下， 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 企业内外部资源的高效整合、 雄厚的资源储备增强了企业变革的信心， 使得企业在绿色转型中占据先机。 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金钼股份。2021 年， 金钼股份颁布了生态保护政策， 树立绿色发展意识， 加强“三废” 的排放治理。 与此同时， 金堆城钼矿、 汝阳东沟钼矿的开采权为企业储备了丰富的矿山资源， 企业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加速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整合资源优势， 实现采矿废石的循环使用， 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2） 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驱动路径分析
NS1（～GI*～OS*～PCM）组态路径表明， 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中， 资源型企业创新能力的缺失以及组织冗余资源的匮乏， 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绿色转型效率的提升。 NS2（～GI*～RDP*Sub）组态路径表明， 在资源型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整合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即使政府的扶持政策（核心条件）向其倾斜， 也不利于企业绿色转型效果的提升。 NS3（～GI*Sub*ERI）组态路径表明， 即便是政府资金补助（核心条件）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但在环境制度（核心条件）的重压之下， 企业若丧失创新能力， 绿色转型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 NS4（～GI*RDP*～Sub*～OS）组态路径表明， 倘若资源型企业创新能力不够、 政府补贴不到位、 组织资源储量不足， 即便是具备较强的整合实力（核心条件）， 也不会产生高绿色转型效果。 NS5（～GI*～RDP*OS*ERI）组态路径表明， 在政府环境制度的督促下（核心条件）， 即使资源型企业冗余资源充足（核心条件）， 但创新能力不足以及整合能力缺失也会导致企业绿色转型效果的下降。
4 研究结论、 启示与展望4.1 研究结论本文构建TOE 模型， 基于组态视角， 从技术（创新能力、 整合能力）、 组织（政府补贴、 组织冗余）、 环境（市场竞争、 环境规制）3 个层面对117 家资源型上市企业的绿色转型驱动机制进行探讨。 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受到多重并发因素的共同作用， 体现了“殊途同归不同路” 的特点。
（2） 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路径有5 条， 分别为技术驱动式绿色转型、 资源导向－创新能力协同式绿色转型、 环境规范－创新能力联动式绿色转型、 政府扶持－创新能力拉动式绿色转型、 制度保障－多要素复合带动式绿色转型。其中， 绿色创新能力是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必不可少的要素。
（3） 导致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有5 条， 其中， 绿色创新能力不足是导致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因素。
（4） 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驱动机制与非高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驱动机制呈现非对称性。 通过路径对比来看， 绿色创新能力的高低与否是决定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是否会取得高成效的核心要素。
4.2 实践意义本文基于TOE 理论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关系的研究， 启发资源型企业要注重多重因素的协同联动效应，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绿色转型路径。 本文得出以下实践启示： （1）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 技术因素作为主导， 能够为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有利条件。 S1、 S2显示在政府扶持力度欠缺的情况下， 资源型企业通过技术能力的培养， 能够有效带动绿色转型。因此， 资源型企业应保持绿色发展、 节约资源的意识， 通过内部研发人员体系的优化达到技术整合的目的， 并注重培育员工绿色技术的学习意愿，赋能企业绿色创新以带动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2） S2 显示绿色创新能力与组织冗余二者的耦合作用促进了高效率的绿色转型。 资源型企业在加快绿色专利研发的同时应注重资源的合理分配以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3） S3 显示绿色创新能力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 产生了良好的绿色转型效果。 这可能意味着绿色转型对资源型企业的环保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环境制度规范企业的创新行为， 要求企业加强环境治理能力， 通过绿色专利的研发提高企业环保技术， 有效解决资源型企业环境污染严峻的问题， 确保企业绿色转型有序推进； （4） S4 中， 政府补贴作为边缘条件， 在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中起辅助作用， 政府应重视对资源型企业绿色研发项目的帮扶， 同时， 企业要及时关注政策变动， 利用相关资源积极争取资金扶持项目， 为企业绿色专利的开发汲取足够的资金， 增强其绿色转型的动力； （5） S5 显示技术、组织、 环境三轮驱动， 能够高效推动绿色转型。因此， 基于共生逻辑， 培养技术研发与整合的能力， 提高组织资源的合理配置， 发挥环境规制的最大约束作用等， 更有利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1） 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是持续动态变化的过程， 本文所采用的fsQCA 研究方法对于时序性、动态性的考量不到位，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fsQCA与传统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 从时间角度进一步探讨技术、 组织、 环境与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
（2） 本文基于TOE 框架， 仅探讨了技术、 组织、 环境3 个层次的6 个前因变量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路径， 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还有很多， 未来研究可以就更广泛的因素全面分析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的不同路径。
（3） 本文仅仅关注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机理， 得出的结论普适性不高， 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其他不同的行业， 进一步探索促进各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组态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