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色信贷政策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必须深刻认识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机制。相关研究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已较为成熟， 但在微观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 回顾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历程， 辨析其环境规制和金融工具特征， 综述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包括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融资、 投资、 创新和环境治理行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最终探究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微观效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展望未来研究趋势。
【关键词】绿色信贷；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投融资；绿色创新；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 F832.4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0994（2025）02-0110-6
一、 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而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正处于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攻坚时期， 仍面临极端天气频发、 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极度紧缺等全球性问题， 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务之急。202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到2030年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和到2035年实现“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的远景目标。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需资金规模巨大， 仅靠财政资金难以为继， 迫切需要金融市场手段的大力支持。绿色金融作为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工具， 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绿色金融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和项目， 可以减少对高能耗、 高排放、 产能过剩等行业的资金供应， 促进产业结构加快绿色低碳转型（Li等，2018；Li等，2021；Feng等，2024）。
绿色信贷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中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发展最主要的金融市场手段（张明和陈骁，2024）。《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1》显示， 我国绿色信贷占整个绿色金融资金总额的90%以上。截至2023年年末， 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已达30.08万亿元， 同比增长36.5%， 存量规模高居全球第一。同时， 绿色信贷政策为我国实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金融政策上的有力支撑。202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 强调加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 认识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果并探究其影响机制， 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都十分关注的议题。
为探究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应， 学术界从宏观、 中观和微观层面围绕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在宏观层面， 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体现在提升节能减排成效、 促进产业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Tian等，2022；文书洋等，2022；Zheng等，2022）等方面。在中观层面， 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体现在对商业银行成本效率、 风险承担和经营绩效等方面的影响（何凌云等，2018；丁宁等，2020；Zhou等，2024）。随着绿色信贷政策体系的发展及绿色信贷产品和业务的丰富，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政策在微观层面的经济效应。最新的实证证据倾向于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但也有研究认为绿色信贷政策在污染企业和环保企业中存在政策分化效应。现有文献对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 并且关于其内在传导机制的探讨尚未形成体系。绿色信贷政策能否实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准确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以及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制定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优化资源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技术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动力， 环境责任履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其中， 绿色信贷政策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技术创新和提升环境责任履行功能分别体现在对企业融资、 投资、 创新和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上。那么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有效影响企业融资、 投资、 创新和环境治理行为？绿色信贷政策能否通过其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从实证和理论层面认识这些问题能够为绿色信贷政策在微观层面上的经济效果提供丰富的企业经验证据。
基于此，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 围绕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影响及其影响路径， 首先回顾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 然后分析和总结绿色信贷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 再进一步厘清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融资、 投资、 创新和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在其中的传导机制， 最终据此研究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二、 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
（一） 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历程
绿色信贷是我国绿色金融中起步最早、 发展最快、 政策体系最成熟的实践形式之一（马骏，2016）。随着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的发布， 我国绿色信贷政策逐步发展和完善。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是我国最早的绿色信贷相关政策性文件。此时， 绿色信贷政策处于萌芽阶段， 尚未得到环保部门和信贷机构的充分认识和主动响应（丁杰，2019）。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等发布的《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是我国绿色信贷政策体系正式开始构建的标志。该文件首次规定商业银行要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审批贷款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信贷控制。但该文件并未规定绿色信贷的具体执行方式， 而是强调以环保部门为主、 金融部门为辅的治理方式（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此时， 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处于探索阶段， 并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政策的落实缺乏监督、 评估和制约。
原银监会于2012年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 这是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首份规范性文件和纲领性文件（钱立华，2016）。该文件首次提出了绿色信贷三大框架体系， 包括环境社会风险管理、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银行自身环境足迹， 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官方指引性文件。此时， 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开始逐步落地。随着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等七部委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发展进入成熟期。该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信贷， 具体措施包括构建支持绿色信贷的政策体系、 推动银行业建立绿色评价机制等， 成功搭建起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框架（张明和陈骁，2024）。
（二） 绿色信贷政策的主要特征
绿色信贷政策将政府环境规制目标与金融市场运作有机结合， 通过环境规制和金融工具手段实现绿色转型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其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绿色信贷政策具有环境规制特征。我国传统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是政府机构， 主要措施包括“两控区”设置、 排污许可证制度等行政性手段（Zhao等，2015；盛丹和张国峰，2019）， 以及排污费征收、 排污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手段（齐绍洲等，2018）。与传统的环境规制不同的是， 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主体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置信贷环境准入门槛， 对企业节能减排、 污染治理等环境守法情况进行前端审核， 并将审核结果作为贷款审批依据（Li等，2022）。这对企业起到排放强度管制的作用， 并进一步使得无法达到环保要求的企业难以获得信贷融资。当然， 绿色信贷政策这一环境规制的最终目的不是阻止所有污染企业发展， 而是希望激发企业的内在治污减排动力， 使其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Hamamoto，2006）。
2. 绿色信贷政策具有金融工具特征。绿色信贷政策的金融工具特征体现在信贷资源分配功能。通过对污染企业和绿色企业实行差异化信贷， 绿色信贷政策引导资金从高能耗、 高污染领域流向绿色低碳领域。绿色信贷政策优先向节能环保等绿色企业提供绿色信贷额度和优惠信贷利率， 同时对高能耗、 高污染等污染企业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和更严格的环境信息披露（沈洪涛和马正彪，2014；蔡海静等，2019）。当前， 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绿色企业和污染企业的划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现有研究遵循两类分类标准： 一类是根据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强度划分为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陆菁等，2021）； 另一类是根据《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等配套政策文件划分绿色信贷限制和非限制企业、 重污染和非重污染企业、 污染和绿色企业等（丁杰，2019；王馨和王营，2021）。
三、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效果
在传统的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 常选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但该指标无法直接反映绿色信贷政策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系。现有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方法包括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魏敏和李书昊，2018；Xu等，2023）和采用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单一指标。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曾依赖于高能耗、 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Kadoshin等，2000）。因此， 现阶段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中国实现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Huang等，2019）。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产业升级效率和宏观经济表现的综合指标， 在微观层面可以用于衡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顾雪松等，2023）。Guo和Zhang（2023）发现， 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绿色信贷限制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并降低了代理成本， 从而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这意味着面对严格的融资条件， 污染企业更加注重资本的高效利用， 从而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Cui等，2022）。与之相反的是， 章尹赛楠等（2023）认为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后， 反而造成了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这是由于严苛的绿色信贷政策带来的融资约束迫使污染企业削减了研发投资， 导致低成本低质量的策略性绿色创新增多。虽然在短期内能帮助企业实现减排治污目标， 但长远来看并不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张红凤等，202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又多考虑了能源投入、 污染排放、 生态环境等因素， 用以衡量经济社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Shi和Li，2019；周晓辉等，202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含绿色效率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刘传江等，2022）。现有研究认为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包括： 一是通过环境规制要求企业减少污染排放， 从而提升了绿色效率（Zhao等，2022）； 二是通过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和绿色创新， 从而抑制了技术进步（惠献波，2022；Lv等，2023）。这意味着， 绿色信贷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在提升绿色效率的基础上切实推动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这样才能实现资源从高能耗、 高污染产业流向绿色、 低碳产业， 并最终实现企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
四、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作用机制
（一） 以企业融资为重要抓手
绿色信贷政策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直接体现在对企业融资的差异化影响上。融资是企业获取资金、 扩大生产、 进行研发和市场扩张的重要手段， 也是推动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因素。由于信贷、 债券、 商业信用和股权融资等构成了我国企业融资的核心途径， 学术界对绿色信贷政策如何通过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两个维度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这些融资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 以便更准确地对政策效果进行度量与评价。
《绿色信贷指引》等绿色信贷政策要求对污染项目和绿色项目提供差异化信贷额度， 这对企业债务融资规模产生显著影响。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首次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污染企业总资产中有息债务和长期负债规模显著缩小。细分债务融资类型后， 蔡海静等（2019）发现新增银行借款等信贷融资规模的缩减更明显， 特别是污染企业的长期借款规模显著缩小（丁杰，2019；Chai等，2022）。这是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政策导向下对污染企业的长期贷款处理更加谨慎， 以防范日渐增高的环境风险（Xu和Li，2020）。与之相对应的是， 绿色企业更契合绿色信贷政策的环保导向和要求， 因而短期和长期借款等信贷融资规模扩大（吴虹仪和殷德生，2021）。
绿色信贷政策下金融机构对企业环保守法和环境治理情况的审核向资本市场传递了对企业环境风险的重视， 可能会影响外部债权人提供债务资本的意愿、 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吴超鹏等，2012；蔡海静和周施，2022）， 从而造成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 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股权融资规模缩小（Lin和Pan，2023）。但事实上， 污染企业总资产中银行借款、 应付债券、 实收资本和资本供给的占比都显著提高了（黄海昕，2023）。根据替代性融资理论， 这可能是由于企业为维持正常经营主动寻求了其他可行的融资途径（Huang等，2023）。
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项目和绿色项目实行差异化信贷利率从而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具体表现为， 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提高， 绿色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连莉莉，2015；Liu等，2019）。虽然污染企业企图通过其他融资渠道来缓解绿色信贷政策施加的债务融资约束， 但因此付出了更高的融资成本（蔡海静和周施，2022；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
以上研究主要围绕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整体的一般影响展开。然而， 考虑到不同企业在所有制、 规模、 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 有必要从异质性角度讨论绿色信贷政策对不同特征主体的具体影响， 以更全面地评估政策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研究发现， 绿色信贷政策的融资约束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及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 所处地区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郭俊杰和方颖，2022；蔡海静等，2019；吴虹仪和殷德生，2021）， 而环境表现较好、 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高的企业更容易缓解融资约束（姚蕾和王延彦，2016；李万超等，2022）。
（二） 以企业投资为主要抓手
绿色信贷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另一体现是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绿色信贷政策的融资约束和环境管制下， 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将面临更大的环境风险， 从而会更加谨慎地进行投资， 确保投资项目符合绿色信贷要求以同时规避财务和环境风险（陆旸，2011）。学术界关于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两个方面。
关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最初聚焦于投资规模方面， 主要采用购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投资规模。苏冬蔚和连莉莉（2018）、 丁杰（2019）发现， 绿色信贷政策导致了污染企业投资规模大幅缩小， 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污染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一发现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落后产业淘汰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种抑制作用的传导路径可能来自融资约束和政府补贴两个渠道。张笑和胡金焱（2022）研究发现， 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污染企业的财务费用增加、 地方财政补贴减少， 最终造成投资规模显著缩小。这项研究揭示了金融市场手段和财政资金的协同效应可以更有效地限制企业的高能耗、 高污染投资。
随着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日益重视， 学术界更加关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学者们普遍使用Richardson预期投资模型来衡量企业投资效率， 并从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代理成本等渠道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一方面， 绿色信贷政策施加了严格的信贷融资约束， 企业不得不引进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 进而为获得更高的绿色声誉和竞争力积极提高投资效率（王艳丽等，2021）。另一方面， 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宁金辉等，2021）。这是由于绿色信贷政策强化了外部监督， 倒逼管理层充分利用企业内部资源积极提升投资效率。
此外， 梁毕明和徐晓东（2023）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动态效应。他们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当年及后一年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不明显， 但在这之后会呈现出长期的提升效应。
（三） 以企业创新为首要动力
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支持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现有文献（孙焱林和施博书，2019；Zhang等，2022；王丛和董芳麟，2023）认为，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绿色信贷政策一方面显著促进了非污染企业的研发投资（谢乔昕和张宇，2019）， 另一方面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研发投资（郑慧和张晓，2023）。前者可能是由于政府部门对非污染企业提供了更多补助而起到了调节作用（谢乔昕和张宇，2019）， 后者则可能来自绿色信贷政策削减污染企业信贷融资规模等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张超林和刘凤根，2023）。然而， 不同于以上针对《绿色信贷指引》绿色信贷政策的研究， 张媛媛等（2021）得出了具有争议的结论。他们发现，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报送绿色信贷统计表的通知》显著促进了污染企业的创新投入。这有助于区分不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的影响， 从而帮助政策制定者有针对性地实施更为精准的激励或约束措施。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绿色创新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引擎。绿色信贷政策已明确提出加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 并期望通过环境违规惩罚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He等，2019）。学者们从环境规制、 融资约束等外部因素和代理成本、 研发投资等内部因素入手研究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对企业施加外部环境规制和融资约束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 污染企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显著下降， 同时又因更多环境违规行为被罚款， 进而导致绿色专利申请量也明显减少（Hu等，2021；陆菁等，2021）。这意味着绿色信贷政策施加的环境规制过强， 使得污染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减排治污， 同时负担更重的环境违规成本， 而“无暇”进行技术创新。关于融资约束的作用， 杨柳勇和张泽野（2022）、 于波（2021）、 Lu等（2022）发现， 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缩减融资规模、 提高融资成本显著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特别是绿色发明专利申请。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 小规模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Yu等，2021；Lu等，2022）。这意味着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约束渠道抑制了企业绿色创新， 特别是降低了绿色创新质量。但是， 丁杰等（2022）认为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对绿色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绿色企业获得更大规模的信贷和商业信用融资， 企业因此具有充足的资金同时提升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这可能是由于绿色信贷政策的差异化信贷条件， 使得污染企业选择策略性绿色创新以应对严苛的融资约束， 支持绿色企业实现实质性绿色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绿色信贷政策的外部约束通过代理成本和研发投资等内部渠道进一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前后企业管理费用率的变化及其进一步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影响， 王馨和王营（2021）认为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显著促进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这种促进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绿色创新数量的提升， 而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并不明显。但是， 徐保昌等（2023）认为通过缩减研发投资， 绿色信贷政策减少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这种对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特别表现为绿色创新质量的下降（Hu等，2023）。这意味着绿色信贷政策没有真正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只是形成了一种数量上繁荣而质量上空洞的“绿色创新泡沫”（曹廷求等，2021）。与之对应的是， Wang和Li（2022）、 程振等（2022）认为，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风险承担水平等内部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这些研究为矫正“绿色创新泡沫”现象实现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实质性提升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此外， 张芳和于海婷（2023）研究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绿色创新呈现出差异化影响。她们发现， 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加大融资约束在企业全生命周期内抑制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在成长期和衰退期减少研发投资、 在成熟期降低投资效率进一步抑制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
（四） 以企业环境治理为基础保障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环境治理， 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体现在企业增加环境治理投入、 加强环境社会责任意识和提高环境治理绩效三个方面。实现这三个环境治理效果的前提条件是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企业施加了有效的融资约束（陈幸幸等，2019；Tian和Lin，2019）。首先， 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缩减信贷融资规模显著促进了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入（Ma等，2024）， 但是企业能够通过寻求债券、 股权和商业信用等替代性融资来冲淡这种促进效应（郭俊杰和方颖，2022）， 而经营业绩越差越能放大这种促进效应（李泽众，2023）。这是因为经营业绩较差的污染企业更需要通过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来缓解融资约束。其次，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提高信贷融资成本倒逼污染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占华，2021；斯丽娟和曹昊煜，2022）。这也意味着绿色信贷政策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的内生动力和外部响应， 促进了企业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行动。最后， 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胡轲心和李仲飞，2023）。
在融资约束有效的基础上， 绿色信贷政策显著刺激了企业绿色创新， 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和环境治理绩效（姜燕和秦淑悦，2022；王倩等，2023）。这种提升并不是来自简单粗暴的减产式环境治理， 而是绿色技术升级带来的实质性环境改善和环保意识觉醒。不同于以上绿色信贷政策的金融工具作用， Xing等（2021）、 陈琪和任笑颖（2023）、 宋跃刚和靳颂琳（2023）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环境合规成本， 使得企业不得不进行更多的环境治理投入和环境信息披露， 以获得更高的环境社会责任评分和环境治理绩效。甚至有企业为满足政策要求进行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 反而使得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所下降（刘程等，2022）。这种“无奈”式的环境治理行为对绿色信贷政策制定者是一个重要警示， 为其加强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五、 结论与展望
绿色信贷政策在我国绿色金融领域中起步最早、 规模最大、 发展最成熟。政府部门不断深化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通过更新产业指导目录和完善相关的信贷配套政策， 推动了绿色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序扩张。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绿色信贷市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也为绿色项目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资金支持， 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过程并厘清了绿色信贷政策的环境规制和金融工具特征， 然后总结述评了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的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涵盖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效果， 以及其中企业融资、 投资、 创新和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机制。目前，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效应机制包括融资约束效应、 环境规制效应、 创新补偿效应、 信号传递效应等方面， 但是现有研究关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果仍未在实证结论上达到一致。部分研究认为，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绿色企业绿色发展， 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 但部分研究认为， 绿色信贷政策在短期内对污染企业的约束过强从而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 导致污染企业的生产和技术研发活动萎缩， 在环境信息披露上选择“洗绿”手段（Xing等，2021）甚至最终退出市场， 这有违绿色信贷政策的初衷（陈琪和任笑颖，2023）。
目前有关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应的研究框架日渐成熟， 对绿色信贷政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是由于我国绿色信贷相关数据严重缺乏， 环境信息披露及共享不充分， 学术研究更多聚焦于经验总结和逻辑推演， 缺少数理量化模型研究。基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本文对未来研究展望如下：
一是构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体系。绿色信贷领域的理论支撑尚显不足， 这反映在基础概念、 研究目的、 理论框架和定量分析方法等方面缺少统一的标准， 导致了研究工作和成果的分散性， 进而导致对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的影响力有限。为了改进这一状况， 未来的研究工作应当以现实性问题为出发点， 构建基础性的理论模型， 并界定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核心领域。这将为学术探索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架构， 进而促进研究成果的产出和影响力的扩散。
二是构建全面的数据监测系统和信息共享平台。在确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 应着手发展一套系统的绿色信贷数据收集和共享机制。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可依据这一机制， 建立规范的信息统计和报告流程， 形成一个全面的数据统计和信息披露体系， 从而提高学术研究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和定量分析的准确性。具体来说， 可以通过加强对企业环境数据、 绿色项目详情以及绿色信贷产品信息的收集和公开， 来提升政策的透明度。这样的举措不仅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还能激发出更多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微观政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虽然监管机构为了监管评估的目的已经创建了一套针对政府机构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内部信息报告和评价指标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绿色信贷在中观层面的发展成果。然而， 银行尚未公开对企业发放的绿色信贷数据， 企业在环保项目和环境绩效等方面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尚不健全。这些因素导致学者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无法统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 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主观分歧。在未来， 随着理论框架的完善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 加强微观政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将水到渠成。一个全面、 科学、 有效的微观效应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中的具体作用， 从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市场响应的精准度。
四是加强国内外理论和实践对比研究。绿色信贷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并且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和完善。通过国际对比研究来学习其他国家在绿色信贷政策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能够为我国政策的制定和改进提供借鉴。但是单纯依据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来审视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不仅不能准确把握全球绿色金融政策的发展脉络， 也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因此， 在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时， 不仅需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进行时空上的客观考量， 更应关注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领域的实际情况， 以提升国际比较研究的现实关联度和操作性。与我国本土实践深度结合的国际比较研究更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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