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片与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理论、方法、个案

□易 耕

宽泛的新闻史至少包含新闻的历史、新闻事业的历史及用新闻史料构建的历史。新闻事业的历史重在新闻业态，如新闻界人物的事迹、报馆电台通讯社的兴衰等。新闻的历史、用新闻史料构建的历史将在后文提到。

方汉奇先生在成为新闻史学家之前，曾花费不少时间和金钱用于集报，所以集报界后来认可他作为“大王”。方先生的治学道路开始于集报且有较深的集报痕迹，所以他的卡片主要是新闻事业的历史。方先生曾说过，卡片之于《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短时间付梓是功不可没的。考察这些卡片的制作思路，不是为了专研某个话题，也不是为了分析某种业务，而是鸟瞰式地踩点，形成覆盖报人活动轨迹、报馆开闭线索、报纸主要内容的一张大网并通过它网罗新闻事业的点滴，进而勾勒新闻事业与社会发展的粗线条。

每个阶段的学者都有那个时段的主要任务。集报式卡片与粗线条对应，旨在解决学科初年的编纂问题，其历史使命总体而言已经完成。如果继续沿用此思路解决学科逐渐成熟所主要面临的实证问题，难免陷入裹步不前的恶性循环。新闻史学界多次讨论、众说纷纭，其实根本症结在史学理论和史料学，落到操作层面是卡片方法的刷新。所以，下个阶段与卡片方法有关的学术理路、操作可能、边界风险，是尤为重要的理论话题。

无论是西方的兰克史学，还是中国的“帝王将相家谱”，传统史学往往集中笔墨于关键事件的叙事和关键人物的描述，形成政治史统领的旧史学范式。作为对其扬弃的20世纪以来的新史学，一是将历史观察由短暂的事件延展到更长的时间，二是更重视全社会全人类的整体历史。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按此逻辑，涌现了许多反映欧洲历史的畅销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衍生了很多流派。改革开放以来，由“文化热”而形成文化史开始，灾荒史、妇女史、秘密社会史、医疗卫生史等专门史研究领域不断开掘，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不少新维度。它们与传统政治史相对，往往可以统称为社会文化史。

中国近代史的社会文化转向，带来史料需求的革新。以对报刊史料需求度最高的概念史为例，近代以来国人的观念变化巨大，与之相应在文字书写和口语表达上有了更为常见的表征。“她”和“的地得”字的规范化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推广，“西医院”的认知与接纳……可以说每个带有“洋”字的词汇背后，就是一部缩小的社会文化史。而研究它们的史料，绝大部分出自近代报刊，因为新史学的原则可归纳为时间的“长时段”和人物的“整体史”，而报刊史料无疑符合它们。从《上海新报》开始，《申报》《沪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人民日报》绵延至今，可谓长；以“百科全书”号称的《申报》及很多报纸，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可谓广。此外，还有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报纸，虽不长不广，但开风气之先，亦有益于新史学范式的研究。

集报式卡片对应着新闻事业的历史，专题式卡片对应着用新闻史料构建的历史。集报式卡片虽泛泛而谈，但脱不开对新闻事业的聚焦；专题式卡片虽针对性凸显，但往往聚焦点不在新闻事业。不少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报刊史料仅是其史料中的局部，恐怕不能算新闻史。还有一些大报与重大事件结合且看起来像新闻史的研究，由于缺少媒介视角的长时段和整体观照，存在对报刊史料肢解或断章取义，也不是新闻史的本意。新闻史宽广的存在价值不仅是困守书斋的历史研究，更是服务新闻教育和实践的执业培训。用新闻史料构建的历史一旦跑题，反倒会削弱新闻史本身的学科存在感及学科定位。就此角度论，专题式卡片哪怕再好，也只能是新闻史学成熟路上的一个过渡，并不能像集报式卡片那样作为阶段方法。

超越集报式卡片，接纳专题式卡片，创新形成中国新闻史学以综合式卡片为代表的史料学及方法，或将成为这一学科的突破点。有两点是比较明确的，一是新闻史学要按照史学的路子来走，建立比较规范的专题研究方法，这与上文提及的专题式卡片并不矛盾。二是在以专题为统领爬梳史料过程中的特殊学科兼顾。关于第一点，甘惜分先生做过有关的思辨及判断；关于第二点，王中先生及其弟子的研究能给我们启迪。

新闻何以成史？与新闻定义的扑朔迷离却又无人不晓类似，新闻与历史的关系也是“行易知难”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可时间不能作为区分此二概念的本质属性，它们既像一语双关的互文，又如逻辑缠绕的反复，是不能在逻辑上自洽与互洽进而彻底厘清的。哪怕它们是吊诡却被人们习惯的语义错误，按错归错的逻辑，能与新闻学瓜葛最近的学科门类应该是史学，又怎么会是文学呢？其实，此问题早已被甘惜分先生意识到并较为周详地探讨了。甘先生在《新闻学与历史学》［1］中，从新闻与历史、历史理论与新闻理论、新闻记者与历史学家、对新闻教育的几点建议四个方面，行云流水地得出了在新闻教育中强化历史教育甚至将新闻学归入史学门类的结论。目前新闻教育之变化与甘先生的建议越来越远，但新闻史是能做成一股清泉的。落实到卡片上，就是接纳专题式卡片，学习社会文化史范式，通过第一手材料、朴学、实学来铸牢根基。

除了新闻事业的历史和用新闻史料构建的历史，新闻史更是新闻本身的历史，对应到卡片就是新闻的本体属性。关于这一点，王中先生通过对《民呼日报》的研究做了很好的尝试。他从报纸的历史、宗旨及特色、宣传纲领、宣传方法和策略、业务实践五个板块，纵横交错地织就对一份报纸的新闻学品知。［2］时隔多年，这种建立在史料学“笨功夫”基础上的报史描述框架仍有借鉴价值。王中先生的弟子李良荣将第五板块业务实践中的文字体裁（另两个是通讯工作和编辑工作）加以拓展，写成了《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王中先生敏锐地捕捉到新闻史研究新路径的端倪，但它们显然离不开“冷板凳”，更离不开新闻史料的积累。落实到卡片有两点，一是在专题式卡片中增加新闻学维度，这既与新闻业务历史研究相关，也呼应了史学界的“语言学转向”，更部分地解决了甘先生提及的新闻学隶属于文学门类的尴尬。二是制作专门的新闻学历史卡片，可以参考王中先生的研究。如果说专题式卡片侧重于内容研究，那么以上这两点就比较侧重文本分析。总之，综合式卡片或许是个集合概念，是通过前述卡片类型的融合交织来服务研究主题的。在未来，它或将成为打通新闻史与周边史学的关键史料学方法。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或可称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记忆、历史、史学都越发多地打上数字化的烙印。从史学典籍的电子化保存到“计量史学”，再到基于文字识别技术的全文数据库。新技术不断刷新史料的认知方式、史学的操作方法甚至历史哲学的思维高度。最显而易见的进步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皓首穷经、青灯古卷、钩沉探微的艰苦爬梳或可通过数字化的储存和搜索功能而倚马可待，从而理应节省更多时间来求索与升华。另一方面，伴随着年鉴派新史学的新陈代谢，数字化时代史料的普及性和易用性让历史研究的参与者更为广泛并走向民间。“公众史学”“口述历史”与“自媒体”实乃时光差异造成的硬币两面，其背后大众参与的逻辑理路是接近的，也是新闻学与历史学理论相通的一个佐证。类似由数字化技术带来的进步还有不少，技术进步本身没有问题。

数字化技术有局限性，重点表现在搜索功能作用有限，以及无法代替人脑逻辑思维。以全文数字化的新闻史料为例，它固然可以通过搜索“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来获得人物媒介形象等专题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如果面对近代军事新闻舆论、医疗卫生思想观念等话题，恐怕列出再多的关键词也无济于事，还得依靠人脑肉眼的原始方法。用“断章取义”的新闻史料来构建历史尚且不能全靠搜索，更遑论完整准确地呈现报史了。譬如即便把《申报》全文数字化了，仅靠搞个“词云”又能概括出来什么呢？恐怕用《申报索引》的思路即“框架理论”给新闻贴标签都比全文搜索来得更有用。再者，不论数字化技术有无用处或有多大用处，最终的思维与表达需要人来找逻辑。基于此，卡片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它超越了屏幕的束缚，像扑克或麻将牌那样给研究者带来了更多更方便的排列组合的可能。

卡片方法的背后是新闻史学乃至新闻学的定位与学风。就定位而言，新闻史学虽然是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但理论和方法与史学接近且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与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迥异。而新闻学不论属于文学或史学门类，都是人文的而不是社会科学的模型或计算那一套。因为技术而偏离新闻学的人学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学风而言，无论文理医工，优秀的科研成果表现为对过往的凝练和对未来的启示。之于历史研究，就是在大量碎片的荒原上建起叙事与描述的宫殿，而卡片就是一砖一瓦。历史研究本质上是手工打磨的个性化作品，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更没有什么流水生产线。数字化时代的“搜”和“算”一旦被用作功利化的快速堆砌，反倒会有南辕北辙的负面影响，造成研究的空洞与同质化。

历史研究浓厚的人文色彩决定了它的个性化，而卡片作为史学方法的关键尤难捉摸。究其原因，并非有什么“独门秘籍”，而是“智者见智”的悟性和“聪明人下笨功夫”的恒心，怎样都离不开大量时间积累。卡片的门槛体现在它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做什么、怎么做、做好了怎么用，全靠自己揣摩，点滴进步，逐渐开悟。方先生的卡片是从曹聚仁先生那里学会的。方先生谈论卡片方法不多。结合方先生所谈及观摩他的部分卡片，他的卡片原则大致有：使用7.5厘米宽12.5厘米长的卡片而不用更大的一款；单面书写，如文字过多则宁可加纸条延长并在写好后折回卡片大小也不得写在背面；保证单张卡片内容属性的独立，尽量不出现“参见”“转引”等字样。

数字化方法如果用得好，非但与卡片方法不矛盾，反而更有如虎添翼的效果，目前至少能体现在节约卡片制作时间，以及某些新闻舆论文本分析的快速到位。搜索后打印并粘贴及折叠好，显然能省去手抄卡片的时间。史学研究中能够“合并同类项”的重复史料，放在新闻业务史研究中，可以通过赋予它们不同的属性或维度来开展以文本分析为代表的多元化研究。将数字化方法的初筛和人脑肉眼方法的精读结合起来，应该能用在一些特定的新闻舆论研究上。当然，节约时间和快速到位本身也是双刃剑，捷径是不是真正的捷径，只有交给时间来判断。

以下浅谈三例建立在卡片方法基础上的新闻舆论史个案研究。卡片上的内容即史料全部经由人工挑选，没有使用且恐怕也无法使用搜索来得到。制作卡片时，对于较长的文字如社论，使用电子版打印后，裁剪、折叠、粘贴。较之于做卡片，更难的是找寻卡片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延伸，构建对历史的独特观察。所以做卡片和用卡片只是开始，如何用好卡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几年，研究疫情的历史很有现实意义。灾荒疫病虽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少见，但近代史尤其是近代的社会文化史则是深耕疫情史研究的丰沃土壤。疫情到来时的科学、伪科学、反科学伴随着新闻传播而具有观念祛昧与民智开启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标本价值。疫情带来的涉及政府、社会、民间、个体的许多新事物与新情况从被疑惧到被接纳再到被适应，新闻传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跨越时光，媒介也因为报道和评论疫情及疫情的由来与应对，留下了回到历史情境的尤其是民间视角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据初步统计，《申报》《新闻报》《沪报》三报在甲午乙未两年涉及疫情的新闻和评论共887条。将这些涉及疫情的新闻和评论做成卡片，有两大好处：一是快速实现类目建构，二是帮助找到精彩话题。关于类目建构，从内容研究来说，天花、霍乱、鼠疫等传染病有不同的发病报道、疫源思考和疫情应对；从文本分析来说，疫情新闻的版面、标题、叙事结构、病症描写、病人背景等很多细节精妙地呈现出新闻业务的用心与奥义。通过卡片整理碎片，仅仅是新闻史研究的初阶，因为分门别类虽然板正了史料、厘清了头绪，但思想性和启迪性不够。只有通过在卡片中游走穿插，才能触类旁通地窥得有趣的研究话题：较早被中国人接纳的“牛痘”的宣传、中西医抗疫的辩论、用于疫情感染者家室细节与发病症状描绘的与“阅微草堂笔记”“聊斋”或话本小说类似的文体，等等。长时段的整体历史的全貌、细致入微的新闻舆论工作经验等，卡片方法均丰富了对其研究的体验。

社会文化史学界有一种“再造病人”的提法，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医疗观念有过巨大的变迁。具体而言，古代中国人对求医问药有着长久形成的执着，望闻问切等诊疗方式及中医背后的东方哲学认知，组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且在面对西医时并不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医疗文化体系。譬如，按白色的传统文化符号就可想而知，百余年前的中国人初次面对西医院这种满是白色服装的准封闭场院是多么排斥。可也就百余年的时间，人们习惯了西式婚纱与中式红盖头的自由选择，同样也接纳了西医。不论是婚俗还是医疗，从新闻史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思想的快速嬗变一定伴随着以大众传播为主的各种传播活动。宽泛地说，《申报》《新闻报》《沪报》这些有着洋人老板背景却又是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对于宣传以西医为代表的西学肯定是不遗余力的。具体而言，考虑到甲午战争和1894年香港鼠疫这两大突发事件的显著性，如果将甲午乙未两年有关医疗的新闻和评论找出来并制成卡片，或能看出这些报纸将西医渗透给中国人的蛛丝马迹。

以甲午战争造成的外伤病人增多为代表的日常外伤救治报道，一直是《申报》《新闻报》《沪报》三报宣传西医的主阵地。把这类新闻放到一起看，它们在文本上常有以固定模式为代表的一些框架结构。一般而言，常是住在某地的某人不慎受了某外伤，幸而被送到常写明地址的“仁济医院”或“同仁医院”得到救治。对于受伤惨状的铺陈描写自然是为了博得眼球，地址的多次出现更佐证了它们作为软广告的可能，新闻的结尾不乏喟叹、惊奇、推崇的文言收尾词……语言文字层面的背后是对症下药的精确考虑，即选择中医最欠缺的外科手术领域来证明西医的先进。另一方面，鼠疫也加速了当时国人对医疗制度和卫生观念的反思，这些报刊中的社论常用对比来凸显西方的先进。在医疗制度方面称赞西方的“医院医船”［3］，且《万国公报》竟刊登了北洋西医学堂的学规［4］。在卫生观念方面，《申报》有社论通过中西比较，指出了四点不同(考虑语义连贯不加句读)：“街道必取夫宽阔平坦俾往来者咸有履道坦坦之乐较中国之街路窄狭两旁更设地摊动辄阻碍者不同道途污秽之物每日必饬人役扫除洁净便溺皆有一定之所不得任意污秽较中国铺户居民随地倾弃垃圾粪秽狼藉无人过问者不同所用打扫人役确遵定章核实办理不敢稍逾时刻较中国之清洁局有名无实者不同遇有疾疫不特各人自谋医治自为保卫地方官府尤必代为之计使合境之人同登仁寿而后已较中国之施医设局任人自便来者听之不来勿强者不同。”[5]总之，宣传西医是这些报纸医疗新闻舆论引导的主要方面。据初步统计：甲午乙未两年《申报》有关医疗的115条新闻中，有64条关于西医，26条社论中有22条关于西医。

在史学界有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和中法战争时期《申报》和战态度等非常接近新闻史的研究，而专研新闻史的学者未能产出类似作品的原因可能是角度问题或方法问题。角度问题即新闻史研究不能满足于集报式卡片带来的对新闻事业史的泛泛而谈而应转为以专题式卡片为过渡的综合式卡片带来的长时段和整体史研究。张之洞和中法战争分别作为人物和事件的代表，值得新闻史开展研究。一方面，如此级别个案的报刊史料是非常丰富的；另一方面，研究成果既能填补史学界的空白，又能反观媒介与社会相融相生的发展轨迹，即打通了“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方法问题即基于当前新闻史学科成熟度的考量，研究报刊对整个中法战争这样级别的历史事件的反映，哪怕是一份报纸也显得题目过于宏大、史料过于庞杂，或将导致难以精深透细的困局。因而对以重大突发事件为例的新闻舆论历史研究，还应选择事发较快但影响重大且新闻史料较多的事件为宜。

在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战争比中法战争影响更为深远。甲午战争时期的新闻舆论研究并不充分，与报刊、日记、诗歌、书信等新史学对应的新史料的丰富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其研究难度较大。丰岛海战作为甲午第一战，以其战争导火线的军事影响、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军击沉的外交影响、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的庙堂政治与民间传闻双重影响，成为甲午战史上仅次于马关条约、黄海海战、北洋覆没的重大历史事件。丰岛海战持续时间不长，但媒介史料却不少。据初步统计，与丰岛海战有关的新闻和评论，《申报》《新闻报》《沪报》三报共180条，其中《申报》72条、《新闻报》49条、《沪报》59条。卡片用于找线索是事半功倍的。例如关于假新闻，《申报》将“济远”谬为“致远”共计五次。再如关于新闻史上著名的“有闻必录”，闻、传、传闻、虚传、据云、据言、风闻等词经常出现，据初步统计有20条。三如新闻写作的春秋笔法，称中国牺牲将士为“义魄忠魂”［6］，称日本伤亡人员为“滞魄残魂”［7］，对日本使用“倭人”“倭船”“倭官”等词汇的新闻有2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