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烨琳 张君安
【摘要】社会信心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居民对于各级政府能够战胜疫情的主观看法和心理预期，社会信心的强弱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疫情防控的效果。基于123932份网络问卷调查数据，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对媒介使用类型进行类型化分析，并通过建立广义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媒介使用时间和媒介使用类型对于社会信心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媒介使用时间显著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心；不同媒介类型对社会信心产生了多重效果，官方媒介和社交媒介的使用对于社会信心具有正向作用，而多元媒介的使用则有一定的负向影响。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应当继续发挥官方媒介和社交媒介的正向影响，积极应对多元媒介使用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各种媒介疫情信息传播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信心在凝聚社会力量、同心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社会信心；媒介使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19年12月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不仅应当注重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等有形手段，更应充分重视建设积极的社会心态这一无形手段，有效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妥善引导社会心态朝着有利于疫情防控的方向发展。［1］可以说，社会信心是疫情期间社会心态的最直接反映，社会信心的强弱不仅能够反映当前民众对于抗疫工作的评价，也会影响下一阶段疫情防控的效果。只有增强社会信心才能真正凝聚社会力量、同心抗击疫情。
社会信心是以居民对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的评价为基础的，而这些社会评价则以疫情信息为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专家Sylvie Briand指出，伴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是“信息疫情”的出现，“信息疫情”是指过多的无法判断真伪的信息会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源。［2］媒体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途径更为复杂，信息体量更加庞大，信息主体与客体更加多元化，使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信息疫情现象更为突出。本文使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获得的大规模网络调查数据，分析疫情期间居民媒介使用的情况，并考察媒介使用对于居民社会信心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社会信心：走出危机的关键所在
社会信心是人们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宏观层面以及个体收入、工作等微观方面的主观感受进行综合判断后得出的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法和预期。［3］褚松燕认为，社会信心不仅是人们的主观心理表征，而且会引导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4］孙立平在对金融危机的社会后果进行分析后指出，社会信心的不足成为经济风险发生和扩大的助推器，当一个国家或社会遭遇经济危机时，重建民众社会信心成为走出危机的关键所在。［5］特定时段、特定群体的行为预期和社会信心状况会对其行为产生关键影响，进而对社会的发展形成积极或消极的后果。可以说，提振社会信心关乎疫情防控的成败，更成为个体积极配合突发疫情防控的动机。
（二）媒介使用与社会政治态度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已经成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形成政治认知的重要来源，［6］而且对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会产生重要影响。但当前媒介使用与政治态度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形成了媒体抑郁论、良性循环论、效果有限论等几种主要观点。为了突破这一研究困境，有学者建议从微观层面入手，深入精细考察媒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什么样的受众产生什么样的效果。［7］
媒介使用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领域，经历从次要地位到研究中心的过程，媒介使用的测量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丰富和精进，但测量指标离不开媒介使用时间、空间和媒介形式三种基本类型。［8］囿于调查数据所限，本研究主要关注媒介使用时间和形式这两个因素。
国内外学者关于媒介使用时间对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仍存在争议。Gerbner等的涵化研究认为收看电视的时间越长，对社会现实的观念就越容易受到所看内容的影响，当形形色色的暴力内容充斥荧屏，越是电视的忠诚收视者，就越容易形成“世界充满了暴力与恐惧”的观念，进而会影响他们的社会信任。［9］Feldman通过对日本民众的研究发现，使用各种类型媒介的频率越高，越能提升其对政府机构和政治系统的信任。［10］但是，Wilkins等人对香港民众的媒介使用和政治不信任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发现，民众经常收看电视，将会降低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因为香港的电视会播出针对中央政府的负面报道，影响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可。［11］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网络使用时间越长的受访者，对政府官员的信任评价越负面。［12］
媒介类型的划分对于研究民众社会政治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媒介类型对社会政治态度具有不同影响。学者往往根据信息发布的主体和表现形式对媒介进行类型化分析。胡荣等人发现，新兴媒体显著地降低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而传统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能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张洪忠等人发现，官方账号和个人账号的信任度都对网民的社会信心具有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但是官方账号信任度的中介效应高于个人账号信任度，也就是我国媒体的“喉舌”功能已经从传统媒体覆盖到整个社交媒体。［13］薛可等发现，官方媒介政治信息接触对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产生正面作用，会促进其社会满意度、政府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权威认同水平的提升，弱化其不平等意识；非官方媒介政治信息接触对政治态度造成负面影响［14］。
当前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媒介使用对社会信心的研究较少，魏娜等人的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信息发布的质量、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资源感知质量、对疫情的关注程度及关注核心都显著影响公众的抗疫信心。［15］郑湛等人的研究表明，舆论引导作为信息管理的部分起到了重要的抗疫支撑作用。［16］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抗击疫情：上海市民生活调查”，该调查于2020年2月9日至2月14日开展，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澎湃研究所联合开展，问卷通过互联网平台发放，样本覆盖上海市16个区的146086位市民。由于部分缺失值的影响，本研究仅基于123932个样本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择与操作化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社会信心，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居民对于各级政府能够战胜疫情的主观看法和心理预期，包括居民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控制疫情的信心，具体操作化为“您对中国能有效控制此次疫情的信心程度？”和“您对上海能有效控制此次疫情的信心程度”，选项包括“完全没信心”“不太有信心”“一般”“比较有信心”和“非常有信心”，分别赋值为1—5。
2.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媒介使用，包括媒介使用时间和媒介使用类型两个指标。此外考虑到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可能对疫情期间居民社会信心的影响，本研究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①媒介使用时间。通过询问被访者“过去3天，您每天约花费多少时间关注与疫情相关的信息”来进行测量。将“1小时以内”和“1—2小时”归类为“低媒介使用时间”，将“2—4小时”、“4—8小时”和“8小时以上”归类为“高媒介使用时间”。
②媒介使用类型。媒介使用类型通过询问被访者“您主要通过哪些信息源来获取疫情相关的信息”来进行测量，选项包括“中央媒体及其网络平台”“地方媒体及其网络平台”“境内社交媒体或自媒体”“境内商业媒体”“境外媒体”。使用K-means聚类方法来构建分类标准，将个体归类到不同的媒介使用类型。
我们从指定的两个集群对五项信息源开始做聚类分析，然后逐渐增加集群的数量，并最终将其聚类成四类媒介使用类型（见表1）：“限制媒介”类型、“社交媒介”类型、“官方媒介”类型以及“多元媒介”类型。聚类依据是，第一类媒介使用类型中，个人使用各类媒介获取疫情信息的百分比都很低，因此命名为“限制媒介”类型，占总样本的14.08%。第二类媒介使用类型中，个人主要通过各类社交媒体获取疫情信息，包括境内社交媒体和境外社交媒体，而地方媒体的百分比较低，因此被命名为“社交媒介”类型，占总样本的8.27%。第三类媒介使用类型中，个人主要依靠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等官方媒介获取信息，因此被命名为“官方媒介”类型，占总样本的57.63%。第四类媒介使用类型中，个人使用各类媒介的可能性都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因此被命名为“多元媒介”类型，占总样本的20.02%。
本研究的因变量社会信心是一个定序变量，目前常用的做法是建立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但是其前提是平行线检验不显著，本研究的相关数据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在本研究中主要使用广义定序逻辑斯蒂回归进行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地方政府社会信心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2显示，媒介使用时间对于地方政府社会信心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各组的优势比都小于1，说明受访者媒介使用时间越长，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就越弱。在第一组的比较中，与低媒介使用时间的受访者相比，高媒介使用时间的受访者选择“不太有信心”+“一般”+“比较有信心”+“非常有信心”的可能性比选择“完全没信心”的可能性低了55.9%。
媒介使用类型对地方政府社会信心的影响存在差异。首先，官方媒介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受访者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与限制媒介类型的受访者相比，官方媒介类型的受访者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更强，具有统计显著性。其次，社交媒介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前三组的优势比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只有最后一组没有统计显著性。最后，多元媒介的使用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例如第三组的比较中，与限制媒介类型的受访者相比，多元媒介类型的受访者选择“比较有信心”+“非常有信心”的可能性比选择“完全没信心”+“不太有信心”+“一般”的可能性低了6.9%。
（二）中央政府社会信心的影响因素分析
媒介使用时间会显著降低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各组的优势比都小于1，说明受访者媒介使用时间越长，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越弱。以第一组为例，与低媒介使用时间的受访者相比，高媒介使用时间的受访者选择“不太有信心”+“一般”+“比较有信心”+“非常有信心”的可能性比选择“完全没信心”的可能性低了50.2%。
在媒介使用类型方面，社交媒介和官方媒介均显著提升了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与限制媒介类型的受访者相比，社交媒介类型和官方媒介类型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更强。同时，多元媒介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前三组的优势比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只有最后一组没有统计显著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网络问卷调查数据，比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居民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并考察了媒介使用对于居民社会信心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居民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居民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已有研究表明，当下中国人的总体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17］。而本研究发现居民的社会信心也呈现出“央强地弱”的特征，居民对于中央政府抗击疫情的信心要明显高于地方政府。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情境下，公众对于政府的概念主要包括现实中的政府和想象中的政府。［18］人们愿意对遥远的、难以接触的中央政府更具信心，而对触手可及的、经常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却缺乏信心。此外，疫情的发展情况也直接影响了居民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统计数据显示，从2020年2月8日至2月14日，上海的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在全国除湖北地区外处于较高水平，这可能直接影响了居民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
其次，媒介使用时间显著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心。高媒介使用时间的居民不管是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都显著低于低媒介使用时间的居民，这可能与“信息过载”有关。信息过载是指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足以应付庞大的信息处理需求时所处的一种状态。［19］大量研究表明，信息过载会让用户产生认知负担，遭遇情感障碍，经历信息过载时用户更容易有压力，对事情的发展感到力不从心、不知所措，有时还会产生困惑与自我怀疑，从而影响生理和心理健康。［20］疫情期间，“越刷越焦虑”“越刷越伤心”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信息过载直接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表现，而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信息过载还进一步影响了居民对于政府抗击疫情的社会信心。
最后，不同媒介类型对社会信心产生了多重效果。官方媒介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官方媒介作为政府进行政治信息传播与扩散的主阵地，重视喉舌模式和干预模式，疫情信息以正面宣传为主，从而对居民的社会信心产生正面促进作用。社交媒介也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社会信心。已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既能促进网民的政治参与度、政治知识、公民凝聚力、社会信任和政府公信力，也在调动网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新兴媒介已经成为维护现行政治、社会制度的工具。［21］而本研究的相关结论进一步证明，社交媒介的使用对于居民提振社会信心具有正向作用。多元媒介的使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但是却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这可能与境内商业媒体和境外媒体的使用有关。由于缺乏严格的信息把关制度，或者是为了博取眼球，提高点击量，追逐商业利润，部分自媒体、商业媒体或境外媒体挑战与质疑官方媒介，甚至发布负面、虚假新闻，使得使用者对政府抗疫行为产生负面评价，进而影响了社会信心。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应当继续发挥官方媒介和社交媒介的正向影响，积极应对多元媒介使用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各种媒介疫情信息传播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信心在凝聚社会力量、同心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包容性发展视角下超大城市来华外国人融入模式及对策研究”（编号：2019ESH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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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烨琳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君安为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讲师）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