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军 班斓 袁晓玲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制约和影响着经济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是影响近期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口老龄化更是经济增长的阻碍，这些都倒逼着中国经济由资本、资源驱动的粗放式发展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发展转变。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老龄化的环境约束的六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基于1996—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联立方程的回归分析。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环境约束下，经济与环境也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中国经济转型，但没能倒逼中国经济完全转向创新驱动型，究其原因，一是环保资金利用效率极低，二是技术创新不足；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关键是提高环保投资效率，而不是加大环保投资力度。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倒逼机制；内生增长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8（04）-0113-11
一、引 言
当前中国经济不得不解决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使中国付出了惨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造成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影响和制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但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下行压力，“环境保护损坏经济发展”的担忧也在蔓延，环保部发布的报告认为，环境保护是影响近期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根本国情，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1]。中国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的时期，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不断加速，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在2050年达到35%～40%，老龄化程度最重的日本，其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甚至出现零增长，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必然会给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问题与挑战，成为中国经济的阻力。当前中国经济不得不解决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问题，这就倒逼着中国经济由资本、资源驱动的粗放式发展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发展转变。然而，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二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倒逼中国经济转型了吗？怎样才能加快这种倒逼转型？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中国经济，且对于设计合理的、立足于经济发展的人口与环境政策，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达成“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因而，本文基于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双重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老龄化与污染对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
[LM]
二、文献综述
由于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高污染时代与老龄化社会，并未像现阶段的中国一样陷入人口与环境的双重困境，很少有学者关注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而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献很多。
研究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卷帙浩繁，结论也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经济增长放缓，但其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缘由各不相同：De La Croix等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与抚养负担假说指出老龄化加剧使储蓄率下降，劳均资本会因此减少，从而对经济造成负影响[2]；Lee等则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降低人均资本而降低消费，进而拖累经济增长[3]；张本波则认为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劳动力短缺将制约经济增长[4]；彭希哲和胡湛则从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视角出发，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5]。此外诸多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人口老龄化的负影响，如Lindh和Malmberg运用OECD国家1950—1990年间的数据，郑伟林等基于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显着负影响[6-7]。
也有部分学者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InvertedU Shape Relationship），如An和Jeon、刘小勇[8-9]，但是对于人口老龄化加速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转折点的认识却各不相同。少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却有不同认识：Mason和Ronald提出理性人在意识到人口老龄化时“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成为“第二人口红利”的源泉，促进经济增长，蔡昉也认同这一观点，试图寻找中国的“第二人口红利”[10-11]；Prettner、蒯鹏州和张丽丽则更强调人力资本积累能够缓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12-13]；王亚章则基于中国现实，提出了隔代抚养机制避免了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14]。
总结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结论差异很大，可能是负效应、倒U型、不确定型以及正影响等多种，其原因一是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从储蓄、投资、消费、劳动力、人力资本、健康需求、养老机制等等出发，二是研究的方法不同，有实证研究、系统分析，并运用索洛增长模型、世代交替（Overlapping Generation，OLG）模型、一般均衡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等等[15-16]。
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资源环境的有限性，经济理论随之开始演变，环境污染及资源作为投入要素被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一是将污染纳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如Chichilinsky[17]；二是将污染纳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如Grimaud和Rouge、范庆泉等[18-19]。环境约束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严格的环境标准对长期经济持续增长有积极意义，且环境约束下最优污染控制需的稳态经济增长率要低于无环境约束情景。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不仅是理论热点，更是经验分析的重点领域，自Grossman和Kureger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说开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以验证EKC是否存在。现有研究结果得出的EKC形状差异很大，但基本上是U型、倒U型、N型、倒N型和同步增长五种关系[20]。表1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五种基本关系及其理论解释[21-25]。甚至有少数学者认为是∽型关系[26]。EKC实证结果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采用指标的差异，如工业三废、SO2、NOx、TSP等指标都曾被采用。
现有文献都关注于人口总量、人口增速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何一农、胡适耕建立了环境污染、内生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型，求解了人口、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均衡条件[27]；赵志威和吴铁雄利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人口素质的提高能推动经济增长，而环境的恶化会阻碍经济增长[28]。此外，少数学者讨论了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如王芳和周兴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曲线为倒U形[29]。很少有学者关注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仅有穆怀中和张梦遥全面考察了老龄化对EKC的静态与动态影响，发现老龄化推迟了EKC的拐点，且同等经济水平下，老龄化越高，环境污染则越严重[30]
总结现有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分别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各自结论都不统一，而且几乎没有基于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双重约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然而中国现实却是陷入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困境，建立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双重约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因而将二者纳入到一个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下，试图寻找更符合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解释老龄化与污染中国对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应该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还比较罕见。
相较于OLG模型、索洛增长模型、生命周期模型等模型而言，内生增长模型可以将老龄化从消费、人力资本、劳动等角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且环境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力也相较于其他新古典环境增长模型有所提高。而代际模型相较于内生增长模型的局限性在于只能研究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的深入影响，并不能全面的从消费、人力资本、劳动等角度研究老龄化的经济增长影响，也很难探讨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深远影响，故本文是从内生增长角度出发。因而，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老龄化纳入环境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建立一个包含老龄化的环境约束六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据此探讨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对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
本文建立的包含老龄化的环境约束六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相较于现有研究，有以下两点改进：一是本文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影响消费、人力资本、劳动的本质，全面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复杂影响，引入医疗卫生部门、老龄化的消费与储蓄效应及包含医疗卫生水平的效用函数，建立了包含老龄化的环境约束六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二是已有文献多忽略环保投资与环境制度，本文在这里引入环保投资以衡量政府环境监管的资本投入程度，引入环保投资的效率系数以衡量环境制度的严格程度，从而全面地研究政府对环境污染的资本与制度管理带来的环境改善。
三、包含老龄化的环境约束内生增长模型
（一）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老龄化从消费、人力资本、劳动等角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复杂影响。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老龄化加剧会降低社会总储蓄水平，挤占消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多从生命周期假说或抚养负担假说出发，指出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只消费不储蓄；相反地，有些学者却认为存在“第二人口红利”，老龄化加剧使得社会总储蓄水平上升，这是由于人们“未雨绸缪”的心理，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来应对老龄化。本文基于标准消费人建立了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模型，探究老龄化对消费影响的本质，将两种对立观点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下。
假定总人口为N，劳动人口为L，不考虑少儿人口，老年人口为（N-L），则老龄化水平为η=（N-L）/N，其中0<η<1。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假设劳动人口平均消费水平就是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c0，老年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是标准消费的φ（φ>0）倍，且C0=c0N表示无老年人口的总消费水平，则包含老年人口的总消费水平为：
（二）老龄化与污染对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
首先，老龄化会拖累经济增长。尽管从上述模型及其分析来看，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但由于模型中的参数健康需求系数既定的假设在现实社会并不成立，放宽这一假定，就会得到人口老龄化对最优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人口老龄化越严重，人们越偏好健康，则有
υ/η>0，即健康需求系数随老龄化水平加剧而增大，进一步地，根据式（7）及gY>0可得
gY/υ<0，从而有
gY/η=（gY/υ）·（υ/η）<0，这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越严重，人们越偏好健康，健康需求系数越大，从而使得人们对医疗资源的偏好越大，进而督促政府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最终社会资源更多地向医疗资源倾斜，挤占教育、环保等其他支出，拖累经济增长。
其次，环境污染会制约经济增长。由于经济增长会产生污染，付出一定的环境代价，影响社会的总福利效用，环境保护与治理必不可少。显而易见，环境严格可持续的必要条件gE=gY>μ>0，要比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gY>0，更为严格。也就是说，环境污染制约着经济增长，只有维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才有改善环境的可能。此外，
gE/b>gY/b>0，这表明提高环保投资效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质量，且改善效应大于增长效应。环保部预测中国“十三五计划”期间总环保投资为17万亿，这一数字在“九五”期间仅为0.36万亿元。这些都表明人们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倒逼着政府进行环境保护与投资。尽管有学者研究表明污染治理投入加大有利于经济转向不依赖环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31]。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庞大的环保投资尚未带来了损坏经济发展而不是环境质量改善的预期，这与以往环保投资效率不高密不可分。本文研究表明，提高环保投资效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即便不加大环保投资力度，一旦效率提高，必将事半功倍，既改善环境更促进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损坏经济发展”的担忧将不攻自破。
再次，内生模型的真谛就是技术和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根据式（7）及gY>0，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与投入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知识老化速度及贴现率对最优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分别为：
gY/δA>0，gY/HA>0，gY/δH>0，gY/σ<0，gY/ρ<0。σ、ρ是外生的参数，不易改变，可见只有提高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或人力资本投入或是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才可以提高最优经济增速。提高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研发部门，而无论是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增加还是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都是为了生产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以获得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抵消其他生产要素的规模效益递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综上，技术创新是突破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关键。技术创新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或从某种程度上替代劳动力，突破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短缺制约，如自动售货机的使用、大型机械设备的应用。再有，老龄化带来的消费负影响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得到一定缓解，由于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使人们出于“未雨绸缪”的思想驱使增加储蓄，并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将储蓄用于提高自身或者家庭成员的技能水平，而不是抚养后代，人力资本因教育及技术培训等增加而累积，从而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创新，使经济增长，人们的消费也随之提升，缓解了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此外，技术创新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环保设备，如循环利用技术与设备，使得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污染物“变废为宝”，经济增长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减少，进而改善环保投资的利用效率，提高最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增长不再受环境污染制约。
总之，在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下，老龄化也倒逼着人力资本的累积，从而倒逼着技术创新，实现经济转型；同时人们对于美好环境的追求，倒逼着进行环境保护与投资改善，从而倒逼着技术向清洁技术转型，最终倒逼着经济由资本、资源驱动的粗放式发展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发展转变。
五、老龄化与污染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
研究复杂的经济系统问题，联立方程模型相较于其他计量模型而言，更有优势，可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到的结果与现实更为贴近。本文在包含老龄化的环境约束内生增长模型及老龄化与污染对经济转型倒逼机制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了老龄化倒逼人力资本积累的方程、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的方程及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程的联立模型，并基于1996—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而结合现实回答老龄化与污染是否倒逼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如何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
（一）模型构建
老龄化倒逼人力资本积累的方程。以往研究表明，老龄化η是人力资本累积的动机，此外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更看重于自身或家庭成员技能水平及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而易见，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大小会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则将教育投入EDU、人均收入PY作为控制变量，构建的老龄化倒逼人力资本积累的方程为：
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的方程。由包含老龄化的环境约束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知，环保投资及其效率的提高均会改善环境质量，减少环境污染。此外，根据EKC假说，经济增长也会对环境污染产生一定影响，且这种影响很有可能是倒U型的。因而，本文认为环保投资φK、环保投资的利用效率b及人均收入PY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则构建的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的方程为：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6—2015为样本区间，样本截面为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略去数据不全的西藏，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并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与处理，得到联立方程模型的变量数据。
（1）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人力资本，单位为年，并基于李秀敏的方法估算了1996—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老龄化水平η用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征；教育投入EDU采用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人均收入PY及其平方项PY2，以2000年为基期对人均GDP进行了平减处理，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
（2）环境污染及其影响因素。已有文献采用等一个或数个指标代表环境污染，使得EKC研究结果大相径庭，本文采用工业三废、SO2、NOx、PM10等6个常用指标，并运用纵横向档次拉开法，将环境污染这一复杂过程的多项影响因子进行综合，得到一个更为准确和客观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以代表环境污染状况R；环保投资φK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表征，这里φK是沿用理论模型的写法，实际与资本存量无关；环保投资效率b则运用能源利用效率来表征，即GDP与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用一单位能源创造的GDP越大，对环保投资的利用效率越高。
（3）经济增长及其投入要素。经济增长Y用GDP表示，与人均GDP一样，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为了数据的一致与连贯，劳动投入采用各省市2015年统计年鉴中的从业人员数；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则采用单豪杰（2008）的永续盘存法，并选择更符合中国快速发展现实的10.96%的折旧率，折算成以2000年不变价表示的实际值。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人力资本存量、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既为解释变量又为被解释变量，因而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以单方程形式回归得到的估计无法衡量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会损失变量之间的相关信息，且估计量有偏、非一致。而间接最小二乘法（Indirect Least Squares，I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s，TSLS）是适合联立方程回归的新方法。而ILS估计存在联立方程的识别问题，2SLS能估计过度识别的模型，更省去利用参数关系体系求解结构参数的麻烦。加权最小二乘法，可以通过对原模型进行加权，以消除异方差，得到一个不存在异方差的模型，并基于该模型运用OLS进行参数估计。考虑到各省份的数据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性，本文运用加权两阶段最小二乘法（Weighted Two Stage Least Squares，WTSLS）估计联立方程模型，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除了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方程的环保投资效率项系数ψ2、人均收入PY及其二次项PY2不显着，其他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着；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方程的调整可决系数（Adjusted R2，简称调整R2）较低，其他两个方程的调整R2比较高，综上，总体回归结果良好。
进一步地，将1996—2015年分为第九个五年计划（简称“九五”）至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简称“十二五”）四个阶段，分析老龄化水平、环境污染指数及经济增长趋势，并基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回归方程，计算1996—2015年TFP及人力资本、劳动、资本存量及环境污染等投入要素的贡献率，其结果如表3所示。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联立方程与经济增长贡献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具体来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方程的R2极高，超过0.96，表明该方程回归结果良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的判断方程R2接近0.75，表明该方程回归结果较好；此外，环保投资项系数与环保投资效率系数不显着，其余所有回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着，表明各项变量设定基本是合理的。类似地，计算1996—2015年TFP及人力资本、劳动、资本存量及环境污染等投入要素的贡献率及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基本没有任何变化。
（1）老龄化倒逼人力资本积累方程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确实可以倒逼人力资本积累。在推动人力资本积累的三个因素中，人均收入的系数最大为0.52，表明人均收入提高是推动人力资本的主要动因；老龄化水平的系数虽为正，但相较于人均收入的系数较低，仅为0.07；教育支出的系数也不高，仅为0.07，表明教育支出的提高也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总之，在人均收入推动人力资本积累的大前提下，中国近些年通过教育投入和老龄化倒逼的共同作用，提升了人力资本存量。由表3可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αgH/gY在波动下降，这表明人口老龄化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但是却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再有，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这说明尽管人口老龄化已经倒逼人力资本积累，并带动经济增长，但由于人们对研发和创新的重视不够，人力资本优势未能转化为技术优势，导致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投入人力资本都较低，技术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倒逼中国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此外，老龄化倒逼人力资本积累方程调整R2为0.70，不是特别高，表明仍有重要的积累人力资本动机未发现，这是本文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程结果与表3表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为负，贡献率也均为负，但是很小，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JX-*4]χ[JX*4]gR/gY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简称“十一五”）之前不断上升，但从十一五之后开始下降，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这说明尽管环境污染问题依旧严峻，但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摆脱了对环境的依赖，这得益于政府的主动调控，十一五计划中设置了中约束性污染指标，并强调环境污染治理，弥补以前的“生态成本”。这表明，十一五计划中设置了中约束性污染指标，使得十一五之后环境污染加重程度较轻，环境污染对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污染加重能够加快经济增长摆脱对环境资源依赖的步伐。在这之后，如果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从而倒逼环境污染减少，不仅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会促进经济增长，这与理论模型的结论一致。
表3表明，TFP贡献率虽为负，但在波动上升，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已经开始转型，但目前仍旧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还未转变为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发展方式。对比表4表明，尽管人口老龄化已经倒逼人力资本积累，但人们对研发和创新的重视不够，导致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投入人力资本都较低，技术创新不足，却仍无法倒逼中国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此外，资本存量及劳动回归系数依次为1.44、0.67与0.4，表明三者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在80%左右；其次是劳动，贡献率均基本维持在10%左右。
（3）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方程结果表明，环保投资系数为1.25，环保投资并不能倒逼污染减少，甚至环保投资力度加大会加剧环境污染。过去十年间，在政策驱动下，环境污染治理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市政公用领域，而产生污染物多的工业领域却严重投入不足，而公用领域会出现相关配套建设不足的情况，导致环保设施使用率很低。环保资金利用效率极低，巨额的环保投资投入不能倒逼污染减少。而环保投资效率系数为负，表明提高环保投资效率能够有效减少环境污染，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理论模型的结论，提高环保投资效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即便不加大环保投资力度，一旦效率提高，必将事半功倍，利用不高的环保投资就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本文在考察环境污染对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得到这个结果更为准确，真实反映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方程的PY项系数ψ3>0，其二次项系数ψ4<0，但均不显着，这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倒U型关系，但不显着，拐点为PY=-ψ3/（2ψ4）=5.99万元/人，目前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外，其余省份均为越过这一临界值，大部分发达省份所有年份都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端，即环境污染将随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根据表4，如果不考虑老龄化，人均GDP的转折临界点为PY=-ψ3/（2ψ4）=0.42万元/人，除了如云南、宁夏、青海，其早期年份未越过这一临界值，大部分发达省份所有年份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端，即环境污染将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因而，人口老龄化推迟了倒U型曲线拐点的到来。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曲线形状可能存在区域差异，才使得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显着。而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方程总体的调整R2仅为0.46，可能是由于仍有重要的减少中国污染排放的因素或阻碍障碍环保投资效率发挥作用的因素未被发现。
综上，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中国经济转型，但没能倒逼中国经济完全转向创新驱动型，其原因有二：一是环保资金利用效率极低，巨额的环保投资投入不能倒逼污染减少，从而不能倒逼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二是人们对研发和创新的重视不够，导致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投入人力资本都较低，技术创新不足，尽管人口老龄化已经倒逼人力资本积累，却仍无法倒逼中国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Romer（1990）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老龄化的消费与储蓄效应，引入医疗卫生与环境部门，构建了一个包含老龄化的环境约束的六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据此探讨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对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老龄化倒逼人力资本积累的方程、环保投资倒逼污染减少的方程及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程的联立模型，并基于1996—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而结合现实回答老龄化与污染是否倒逼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如何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1）理论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约束下，经济增长存在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必要条件为
（2）理论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是突破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关键。技术创新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或从某种程度上替代劳动力，突破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短缺制约，且人口老龄化通过倒逼人力资本累积，从而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创新，使经济增长，缓解了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此外，技术创新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环保设备，如循环利用技术与设备，使得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污染物“变废为宝”，经济增长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减少，进而改善环保投资的利用效率，提高最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增长不再受环境污染制约。
（3）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表明，提高环保投资效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即便不加大环保投资力度，一旦效率提高，必将事半功倍，利用不高的环保投资就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既改善环境更促进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损坏经济发展”的担忧将不攻自破。
（4）实证研究表明，老龄化与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中国经济转型，但没能倒逼中国经济完全转向创新驱动型，其原因有二：一是环保资金利用效率极低，巨额的环保投资投入不能倒逼污染减少，从而不能倒逼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二是人们对研发和创新的重视不够，导致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投入人力资本都较低，技术创新不足，尽管人口老龄化已经倒逼人力资本积累，却仍无法倒逼中国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5）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倒U型关系，但不显着，拐点为PY=-ψ3/（2ψ4）=5.99万元/人，大部分发达省份所有年份都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端，即环境污染将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人口老龄化推迟了倒U型曲线拐点的到来。
总之，老龄化与污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经济转型是由于：一方面，在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的当今，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故中国政府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减少污染排放，而在现有的增长方式下，“环境保护损坏经济发展”的担忧也在蔓延，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再依靠资源消耗，必须寻求转型；另一方面，老龄化问题逐渐严重，也会使人们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从而加快中国经济摆脱对资源消耗依赖的步伐，减少环境污染问题，促使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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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校对： 李斌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