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怡斐 尤文静
【摘要】农村青少年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主体和最活跃的力量。以“三重勾连”理论为研究框架，分析农村青少年移动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情境的勾连发现，智能手机作为农村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实现信息技术的物理连接；作为符号文本的消费，实现学习、娱乐和社交的内容连接；作为空间场景的构建，实现自我、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连接。在多重勾连中青少年完成自我身份认知与社会化建构，进而借助媒介空间资源反哺现实空间建设。
【关键词】移动媒介实践；“三重勾连”；社会化；农村青少年
数字乡村建设以具有现代意识和善用数字技术等素质的人才队伍建设为“引擎”，需要村干部、返乡青年等多元主体投入到乡村建设浪潮中去。农村青少年作为“数字原住民”和“搜索一代”，具有“身体”和“精神”的在场性优势，是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主体和最为活跃的力量。“在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媒体技术为乡村传播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无限可能和契机。”［1］智能手机作为首要上网设备，在未来乡村建设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意义非凡。着眼于农村青少年及其日常生活情境理解移动媒介实践对社会化的影响，关乎青少年健康成长，也关乎乡村振兴。
一、“三重勾连”与社会化视角下的农村青少年
媒介使用
社会化是个人形成个性和自我、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2］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都是影响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在技术与生活深度嵌套的媒介化社会，青少年紧握手机穿梭在“数字丛林”进行“数字化生存”。手机凭借其渗透性挤压传统社会化渠道，开辟社会化新路径，影响青少年知识学习、情感交流、价值观树立等，手机在农村青少年社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
媒介使用偏差导致青少年社会化紊乱失序，注意力涣散、学习倦怠、行为拖延。在城乡二元结构和网络亚文化的双重影响下，青少年猎色、暴力等网络越轨行为严重。［3］青少年因网络成瘾诱发心理疾病和病态人格，出现自我伤害等问题行为和恶性事故。在手机的反向驯化中，青少年社会化问题丛生。
社会化核心问题是探讨人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及其影响机制。［4］自电视兴起，媒介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持续深入。网络时代社会化范式转型，传统社会化的“实体流程”让渡于“虚拟现实”。［5］新媒体影响青少年的学习、消费、人际交往，以及政治、道德、性别的社会化。［6］智媒时代，手机建构新媒介环境，研究移动媒介实践与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化是对现实的观照。媒介在不同情境中对不同群体具有复杂意义，要将媒介实践置于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语境中予以观照。［7］青少年的社会化是在日常生活和媒介濡染中完成，要坚持实践主体及其日常生活和媒介技术的互构逻辑，深入生活情境窥见农村青少年移动媒介实践对社会化的影响。哈特曼提出“三重勾连”理论，他认为不仅要考察媒介作为物品和文本被消费的功能属性，更要考虑媒介使用情境。［8］“三重勾连”理论从日常生活情境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重维度的分析框架，使我们可以较好地洞察移动媒介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形塑作用。
二、农村青少年移动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情境的“三重勾连”：以豫中X村为例
笔者从2021年至2022年深入河南省中部X村进行调查研究。该村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特色农业，是乡村振兴建设中的一个缩影。笔者采用目的性抽样及滚雪球抽样法，对长期在该村生活的32位12到18岁的初、高中生开展半结构式访谈，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中探究青少年的移动媒介实践。
（一）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第一层勾连：信息技术的物理连接
手机是获取互联网力量的关键，受访者全部拥有专属手机。他们从小学开始“传承”家人的淘汰机，并在机械故障、性能难满足需求时要求购买新机。镇上手机店微信群发布“学生机降价百元”的广告，优惠的价格及赠送电话卡和流量等促销活动，让父母较易答应青少年的购机请求。他们还以攒压岁钱、打零工等方式自行购买新机。物品经济性使手机成为弥散于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农村父母媒介干预动机单一，青少年在学习后可畅通无阻地体验手机衍生的媒介化场景，实现瞬时卷入、跨时空、强频率、多连接的社会互动。可供性不仅可以理解为技术特性，而且是平台与用户的互动。［9］手机满足青少年的特定需求，如在疫情中完成居家学习任务，与外出务工的父母交流。受访者YY（高中）谈道：“我每天要用手机上网课、传体温、定位置和运动打卡。”手机是青少年的图书馆、游戏厅、电影院……传播可供性使手机成为青少年的枕边物。
（二）作为文本消费的第二层勾连：知识、娱乐和社交的内容连接
1.作为知识的文本：文化资本的补充
城乡间社会资源、学校教育、家庭惯习等差异使农村青少年在文化资本代际传承中处于弱势，媒介资源的充沛性使其获得家庭濡化和学校教育外的广泛内容。“先赋性动力”和“道德化思维”［10］敦促他们用手机汲取下沉资源。受访者RJH（高中）说：“我学过城里同学购买的付费网课，也看过免费网课，我不想像父母在砖厂下力。”青少年用手机听名师讲课，刷海量题目，获得学习方法和心理教育，并尝试自主规划人生。受访者YYW（中职）依托短视频博主的职业解读，在中考落榜后选择某中职学校的形象设计专业就读。
2.作为娱乐的文本：兴趣爱好的替代
慢节奏的乡村戏曲和功能缺失的农家书屋难获青少年的青睐，他们面临文化荒漠化和兴趣匮乏的窘境。以村子为圆心的游戏场景变迁，手机成为其娱乐玩伴和精神抚育者。游戏重叠的界面使青少年通往更深处的虚拟空间，语音连麦协同作战，找回与朋友在一起的连接感。青少年用时间驯化算法，短视频给予其“精神按摩”，替代和培育缺失的兴趣爱好。
3.作为社交的文本：强弱关系的织综
关系的创建和维持是人类的基本动机。［11］手机是青少年“熟人社会”的延伸和与“陌生人社会”连接的纽带。强化强关系，扩充弱关系，青少年通过网游与朋友“并肩作战”强化感情，通过这一趣缘结交新友。记录重要节点，分享点滴日常，短视频是青少年强弱关系织综和虚实关系融合的展演平台。青少年在视频评论区为朋友应援，强连接的朋友点赞评论强化认同，引流弱连接同学以及陌生人关注。在线交流的自我披露和交浅言深激发青少年的表达欲，他们在情感共鸣中彼此施化。
（三）作为空间场景的第三层勾连：自我、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连接
1.自我空间：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移动媒介的去驯化
追求身份认同是青少年生活的核心，频繁更新的个性签名和社交动态，融合文案、滤镜及音乐的自拍视频都是青少年获得自我认同的方式。他们将点赞和评论量作为衡量社会认同的重要指标，并根据反馈结果重塑自我。他们在社会互动中凸显个性，建构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想象，在超越血缘、地缘的虚拟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中获取情感支持。
在手机中建构逃避父母管制的虚拟空间，青少年极易被技术反向驯化。兴趣缺失、社交匮乏、升学压力、亲子矛盾等问题使他们在现实中抽离，在虚拟世界寻找刺激，获得麻醉直至沉沦。他们在频繁失控和反思中对媒介进行去驯化。
2.家庭空间：教化权力的消解与公共空间的延伸
当下青少年凭借媒介技术中的强者地位消解传统教化权力、权威和等级观念。农村家庭多采用重言传、轻身教、重批评、轻陪伴的唠叨式规劝和限制性媒介干预措施，部分叛逆的青少年在手机争夺战中以离家出走、逃学辍学、自残等方式对抗监管。另外，代际反哺实现媒介教育双向社会化，弥合代际鸿沟和文化隔阂。青少年在数字生活服务等复杂操作中反哺父母，帮助祖父辈突围“数字孤岛”。祖父辈在土味视频中流连忘返，在对口型的表演中如痴如醉，重塑家庭文化。
客厅作为家庭公共空间，成员常出现“在场”的“缺场”行为。面对逃往卧室躲避被凝视的孩子，父母利用手机发号施令，实现“中介化在场”的规训，转发教育类视频，以期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此外，手机将社会公共话题引入家庭，网络新梗活跃氛围，远方的亲人通过视频连接实现家庭聚会中的“在场”和漂泊中的心灵回归。青少年的媒介实践强化家庭成员共时空连接，完成家庭公共空间的延伸。
3.公共空间：村庄“饭市”的“离场”与公共事务的“在线”
青少年在超市等活跃的乡村“饭市”中踪影消匿，不再就国家政策、家长里短参与讨论。他们并非对社会焦点和公序良俗漠不关心，而是通过手机获知信息构建社会图景，在线参与村庄治理。在郑州“7·20”特大暴雨中，受访者YXB（中职）通过抖音得知镇养老院被淹后，号召堂兄弟们救灾。疫情防控期间，村委会动员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青少年们自主建群创建在线文档登记信息，轮流值班，井然有序，参与人数达百人。青少年在短视频中获知新闻资讯，在热搜榜中讨论社会事件，他们活跃在公共舆论平台开展话语表达，价值观逐渐理性。受访者ZSB（高中）谈道：“我在抖音或浏览器刷到新闻后会去微博找官方公告确认真实性，去知乎翻专业分析帖。”
三、从“三重勾连”看移动媒介实践对农村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
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与乡村振兴双向驱动，他们在媒介空间中完成社会化建构，并反哺现实空间建设，传递现代性思维观念，在反向社会化中，从一代代生力军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一）移动媒介实践在农村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移动媒介实践物理连接赋权青少年获取信息资源。手机使信息技术在青少年手掌方寸间运用，缩小直至消除城乡间数字接入沟。青少年不再囿于环境限制，超越身份弱势获取知识技能和社会支持，实现视野的广阔化。这成为对城乡间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差异化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有效弥补，是农村青少年建构社会化的资本，有助于其现代性的培育。
移动媒介实践内容连接内化青少年价值观念。媒介平权化演绎缩小横亘在城乡间的知识沟，青少年在媒介实践中感知城乡差异，抓住机遇成就多样未来成为共识。他们用手机形塑思维观念，完善性情人格。他们超越父辈眼界，产生角色期待和职业向往，进而超越父母阶层实现向上流动。他们在可感的虚拟世界体味角色身份，在虚实融合的社会关系网中兼容并包。
移动媒介实践关系连接建构青少年行动规范和行动者网络。青少年置身于自我、家庭和公共空间的不同社会关系网中，多元异质行动主体建立现实和虚拟行动者网络，实现青少年行为规范的社会化。在自我空间，政策、技术、媒介等关键角色发起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和城乡身份平齐化的行动者网络，青少年在协同参与中赋权自我，构建身份认同。在家庭空间，代际间通过手机完成双向社会化发展，重塑家庭文化，多元行动者推动家庭公共空间的再生产。在公共空间，青少年对乡土的依恋激发其参与村庄治理的自主意识，在舆论平台讨论社会事务，在传播仪式中共享爱国信仰，在社会征召、动员时挺身而出，将内化于心的精神转化为爱国行动。
（二）对乡村场域中青少年移动媒介实践的思考
青少年在媒介实践中赋权自我，但缺乏利用手机系统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惯习，信息的饱足感并非都能转化为竞争力进而形成“上升阶梯”。部分青少年在手机反向驯化中遮蔽效能，在媒介沉沦的边缘挣扎。他们在短视频图像域中“出场”，但局限于自我世界和流行文化，缺乏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和乡土情感的表达，在推动城乡文化融合中缺位。他们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担当，却未被赋予协商者的身份，长期缺乏社会支持和引导，无法持续聚焦农村现实问题，乃至在离开故土后彻底放弃介入村庄事务及在乡村振兴中应扮演的角色。
农村青少年的媒介实践不是悬浮于空中，而是处于乡村内部的自我、家庭、公共空间等不同场域。提高青少年媒介实践能力不是素养知识“漫灌”，而要在情境中“浸润”，优化乡村结构，在乡村场域内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如共建村庄公共空间，建立村庄家长学校，建构乡土文化认同等。在乡村场域的参与式发展中提高青少年移动媒介实践能力，真正打通媒介素养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让农村青少年成为具有强烈乡土情感与现代意识的新主体，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研究”（21&ZD319）；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主题案例“新媒体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研究”（ZT-22104591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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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怡斐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生；尤文静为浙江传媒学院讲师，博士）
编校：赵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