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泰 孙仲伯
【摘要】平台型媒体是平台化进程中的重要表征，是承载与连接网络社会关系的必要介质，通过对技术、政治、资本与情感四个层面的发掘可以厘清平台型媒体权力控制的生成机制。其中，技术逻辑以平台媒介自有法则为依托，以媒介空间的关系再造为结果，对平台遮蔽与结域进行本体反思；政治逻辑主要体现在舆论话语引导、话语管控、公共话语空间的侵占等方面；资本逻辑主要表现为平台资本主义的信息霸权与数据垄断和对平台资本劳工的隐蔽剥削与具身异化；情感逻辑主要强调平台型媒体对网络社群情感的控制与操纵。发掘平台型媒体的权力控制诱因，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网络社会批判，增强了对施控主体的社会辨识度，为平台型媒体治理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平台型媒体；权力控制；数字剥削；情感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传播即权力，权力的大小体现在对信息传播的控制程度，谁控制了信息传播，谁就有可能控制思想[1]，而移动互联技术为平台型媒体赋能并冲击了既有传播权力，在去中心化的同时生成了一个新型利维坦。技术作为平台型媒体的物质座架，促逼现代社会环境实现平台型转化的同时也在解蔽自身控制，其并不完全以工具属性实现自身，而是在以非人行动者及诸多场域关系内完成控制性重构。以人为中心，探讨的则是对技术的控制，政治话语与资本权力成为实现平台技术祛蔽的深层诱因和整合平台型媒体的内在动力。本文从平台型媒体的概念演化及其控制性机理研究出发，认为在整个平台型媒体发展脉络中技术、政治、资本、情感四重权力主体相互交织、互为掣肘，导致了平台社会关系与行动纠缠的复杂局面。本文通过对其控制性发展与趋向进行理论反思，为应对平台型媒体的发展困境提供主体性经验与思考。
二、平台型媒体的概念意涵与控制性讨论
（一）平台型媒体的内涵释义
平台型媒体（Platisher）最早由乔纳森·格里克于2014年发表的《平台型媒体的崛起》一文中提出，是由Platform（平台商）和Publisher（出版商）两词合并而成。[2]喻国明进一步将其归纳为一个向所有内容和服务提供者开放的良性平台[3]。就平台型媒体的建设者而言，其自身是由媒介机构通过信息传播技术搭建的，供其向受众传递信息的一种媒介形式。[4]在此建设过程中，平台型媒体提供了一个信息和服务的交互空间。也即平台型媒体的概念是在平台化进程中媒介与人相互构建出来的，平台型媒体在锚定用户市场的同时也在以用户参与的方式将其进行生产的主体化。平台型媒体所强调的特质就在于技术赋能下行动者的数字化转换及其行动生成的可能性，这种生成本身正在打破网络化架构的界域范围。通过平台赋权，传者中心与受众中心的观点均需进行反思与批判，非线性权力控制关系和非结构化效能分布正在为平台型媒体丰富定义。沿袭此路径，平台型媒体就不单单以“平台■媒体”或媒体的平台式功用进行展开，而是在对媒介物、实践、情感、权限等一系列实存的空间性安排，是行动者营造平台想象的持续性尝试。
（二）平台型媒体的控制性讨论
对平台型媒体控制性讨论的必要性就在于厘清诸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在弥散的权力控制下进行主体性分类，平台型媒体权力控制的运作逻辑主要包括技术控制、政治控制、资本控制和情感控制四个维度（如图1所示）。媒介遮蔽可以从平台本体的不可见性和权力主体的操控性两个维度进行反思，研究核心就在于揭露空间拟像的虚伪性与澄清场域表征的可见性。在多维度主体控制下，权力的联结内嵌入社会网络系统中造就了行动纠缠之境况，这不仅衍射某种现实社会关系，还掺杂了平台乃至技术演替所赋予的自在逻辑。
三、物质化生产与空间再造：平台型媒体的技术控制逻辑
（一）物质性表征：作为数码物的媒体信息呈现
平台型媒体技术是以数码物为信息的显要表现，强调了平台媒介之于社会的架构重组与关系遮蔽。在平台型媒体信息传播过程中，话语内嵌在整个平台逻辑和体系之中，这并不以某种权力属性的、主观意志的因素来架构话语的逻辑和存有，而是首要切合作为数码物的实现方式，以电流与逻辑门、数字化、超文本标记、算法等形式最终成为一种屏幕上图像和文字的符号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信息以物质形式进行转换，平台控制以技术内控为基点，调节着包括文本、话语、人等一切场域要素的行动方向，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真理体[5]。所以，这里所要分析的控制问题并不就主体间性的再现与指涉关系进行展开，而要着重强调客体间性所前置存有的物质性法则。具体来说，接收端的屏幕情况、内存配置决定了内容符码将以何种形式展开，数码物的关联情况又决定了数据递归生产的增量。平台型媒体所报道的新闻之“新”仍是要围绕平台技术自身得以显现的，5G、大数据定向投送等技术的完备缩短了传导时间的长度，并在开放自身中架构了以动态排名为特征的呈现规则，这同样也是对物质性自身特质的反思。
（二）空间性再造：平台的技术生产与关系重构
平台型媒体的社会建构功能是通过数码物的关系形态得以显现的，对社会空间的不断平台化结域进而达到行动者的关系重构。平台型媒体的空间性控制是针对技术的物质化生产过程中媒介环境与媒介逻辑的建构，这要扭转既往针对“媒介—人的延伸”的论调，人同时可以成为媒介的延伸，尤其在作为数码物的前置条件下，人的数据化与网络化生存解构了传统社会的关系纽带。对节点化的人的控制转变为对数据的整合与排布，平台型媒体中的诸多数据无不基于一系列关系数据库或根据关系演算生成的，用户依托网络空间生成个人拟像并需要在超真实世界中不断完满数据化人格。所以，平台技术与人的控制问题可以从技术生产的自身进行发问，进而在生成的媒介环境中进行价值共创。通过算法技术，平台型媒体将乐于被人见的、可能被人见的和便于被人见的内容呈现在大众面前并以此建构世界的意义，它同时以这种方式隐匿自身存在。因此，媒介是一种不可见自身的方式来呈现可见的世界景观，以媒介形式的不可见性成为一种空间，其又在时间的压缩下不断扭曲。这种空间性控制是以平台遮蔽自身的生产关系为特征，在网络化生存中重构与重组社会关系。
四、话语重塑与界域调试：平台型媒体的政治控制逻辑
（一）话语重塑：舆论引导与社会治理的框架
话语合法性是政治权力彰显的首要表征，平台化进程下主流媒体的话语重塑是针对网络社会惯习与交往法则的语态转型，其目的仍是为了调和平台场域内的稳态关系。不难发现，媒介演进不断催生出与之适配的媒介话语，平台型媒体所呈现的话语内容以杂糅性为特征。以网络原住民为代表的数字主体更迭着流行文化，也构筑着亚文化圈层壁垒。随着平台辐射面的扩大，新晋网民延续了传统媒体话语表达范式与原住民话语表达形成冲突。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作为重构话语生态的一种行动现象，打破了既有话语圈层与审美区隔，但个体的经验与认知差异仍使得部分话语不能够完全实现“前喻”或“后喻”。此外，在全球政治危机与新冠疫情加持下，网络民粹主义和犬儒主义等形构了平台话语撕裂的格局，对理性的、中立的、客观的话语进行解构成为某种呼唤共鸣的方法论。平台型媒体的政治控制集中于对这些异化表达的统合，深入剖析话语背后的阶层裂痕，了解网民自我矮化与群体极化的社会诱因，将主流话语递归至人们的共同感之上。这种个体塑造并非以威权的、严肃的话语叙事为特征，而是强调民间的、趣味的行动表演。这种政治逻辑控制不同于硬性的、强烈的政治话语宣传，而在于以柔和的、贴近生活的方式抚慰现代性反叛和群体对立，在潜移默化的舆论导向中逐步提升平台社会治理效能，赋权平台型媒体社会治理长效化。
（二）界域调适：公共领域与威权空间的让渡
界域，作为承载话语叙事的生产空间，在政治向度以“民主—威权”之争为主要表征，界域调适即对各领域边界进行让渡，具体表现为公共领域与威权空间之间的让渡。平台型媒体在政治管控和话语引导下俨然成了调配空间属性的利器，为芜杂涌动的信息瀚海提供了耗散之可能。在资产阶级政权控制下，公共性并不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的而存在，而是依托公共话语来表露政治的合法性与政权的永续性。政治介入使得平台模糊了“公”与“私”的领域界限，破坏了媒介公共性。用户接触的是社交平台与政治通过议程设置形成的议题，他们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组织力、号召力将自身观点包装成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营造了一种虚假共识，这就导致公众事实接触囹圄至具有政治属性的平台呈现之中。所以，公众批判与反思并非就政治实体而言，而是基于政治人物或机构的平台呈现。公共领域的侵占还体现在平台对言论的把控中。平台生存与政治息息相关，为谋求生存空间，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屏蔽框架。大数据在检索到关键词后会对该条信息进行屏蔽处理，这就导致与政治有利的信息被平台无限放大，相反，不利的内容则会通过降低曝光度或屏蔽进行处理，难以形成真正的公共性。政治逻辑的自有法则对平台公共领域进行规训，平台也需要自身的政治化发展以完善合法性，这是就社会框架结构来判定的，但也难以把控政治在平台操纵的边界与权限。可以说政治价值观的无序扩散与反批判性管控为平台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趋势提供了指向与可能。
五、信息霸权与数字剥削：平台型媒体的资本控制逻辑
（一）平台资本主义的信息霸权与数据垄断
依托技术抓取与媒介监视形成的平台场域在形成之始便沾染了资本的影子，资本扩张需将平台内化为新的“殖民地”，从而形成一种新型商业模式与组织结构，即“平台资本主义”。尼克·斯尔尼塞克认为平台资本主义存在着隐性剥削、潜在操控和蚕食性垄断的特征[6]，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数字化转向的一个症候，同时也反映出平台自有的非平权机理与霸权可能。平台的数据来源主要依托于平台内各行动者的信息互动，这里不仅包括个体与个体的人际交往信息，也包括了组织与组织、技术生成与媒介反馈的互动联系。在此过程中，平台不断完善对于用户的信息画像，掌握着用户的数据印记。由于平台经济不受时空限制，用户倒逼内容增量生产，因此极易引发平台垄断，具体表现为算法控制、烧钱补贴、过度并购和强制“二选一”。作为媒介工具的算法同样带有其控制者意涵，就资本逻辑而言，其核心指向在于算法为控制者的商业盈利属性，平台使用者也因以默许这样一套法则。信息霸权与数据垄断使得市场份额集中于少数公司，资本介入在平台发展前期对其生态圈起到规制作用，但资本无序蔓延与扩张也使得平台出现了诸多如劣币驱逐良币、隐私泄露、抑制创新等伦理问题。
（二）平台资本劳工的隐蔽剥削与具身异化
在资本逻辑下，平台建构用户主体性身份的同时也在不断剥削使其转向为劳工，能动之“用”偏向于劳工之“被用”，具身异化已然重构了用户的社会关系。用户的劳工转向存在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平台的资本诱导阶段，其中依托内容的使用满足以及社会性关系维护，平台的用户导向聚集较多的消费者进而形成流量池；二是平台的剥削阶段，这种剥削不仅存在于平台对用户的直接剥削，还存在于用户自身的劳动剥削，表现出隐蔽性和自身异化特征。平台将劳动者与消费者相适配生成两种全新的劳动类型“零工”与“灵工”。数字零工通过灵活、弹性的特点聚拢了大量的非正式劳动者，这种不稳定的临时就业模式暗含着对工人权益的剥削，工人在管理制度的模糊性激励中迷失了自我，在自我满足情况下实现自我控制。数据占有量标志着该平台在业界的地位与能力，而作为数据生产者的用户又在生成新的数据商品，形成自我数据剥削。量化呈现与数据生成是用户具身异化呈现的关键，用户正在通过量化自我来进行体认。用户为了维系关系而进行的点赞、评论、转发实为一种劳动，这种劳动为平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数据。这种可以反复售卖且不会消亡的数据商品为平台带来了巨大利益，用户的劳工身份转变也促成整个平台生产闭环的价值剥削。
六、话语认同与情绪共振：平台型媒体的情感控制逻辑
（一）划定情感边界：平台型媒体的情感可供性与可控性
平台场域内情感边界的划定依托于数字技术控制下的情感逻辑，这种情感逻辑研究存在两个向度，一个是作为人们自有的和普遍的话语实践，另一个是媒介或他者控制下生成的、特殊的、具体的情感表达。就平台这一空间概念而言，情感宣泄与话语叙事建构了空间生产，是平台自我生成的显要表征。平台型媒体一方面聚拢与整合情感要素，使线下情感在线上呈现出变异趋向；另一方面又在通过搭建媒介情境创造新的情感空间。技术属性的深度嵌入使得观看的实践得以生成一系列能够进一步观照人的认知、情感的特殊效应，由此构成“情感可供”的重要线索。[7]“情感可控”转向则是在“情感可供”基础上夹杂了某种主体性思想，如果说政治与资本突出的是单向度的施控问题，那么情感控制则可以在意见回流中产生持续影响。算法的情感投射进一步强化用户与平台方之间的控制关系，技术的类人化趋向塑造着新的情感共振，这种情感仍可以被视作一种控制筹码。
（二）指明情感方向：平台型媒体的情感区隔与认同
划定情感边界的同时平台型媒体也在指明一种情感方向，这种情感方向需要兼顾媒介生产理念、政治话语格局与大众审美趋向，是情感边界外延的基础。总的来说，是在建立情感区隔中彰显情感方向的独特性，在情感认同中体认情感方向的合法性，平台型媒体通过建构情感区隔与认同不断扩容用户流量，利用用户共情能力建设网络社群共同体，从而达到对平台市场风向的长期、动态把控。在媒介平台化转型进程中，情感区隔以代际文化鸿沟、资本与审美文化区隔为表征，彰显出非均衡发展下平台接触的认知差异。这种区隔造就了亚文化领域及利基市场，同时也在实现社会情感认同的迭代。情感认同隶属于社会认同的一部分，是一种信息和情绪的传播过程。就内容而言，情感区隔并不以制造内容价值的对立作为传播过程的终点，在话语权力控制下，媒介载体变更并非所带来对传统话语范式的根本性革新，媒介反向融合[8]暗喻了平台内容生产的主流递归趋向。平台型媒体建立情感区隔的一个侧度是强化组织内情感认同，实现组织内部控制与群体制约。在消费主义逻辑下情感方向已然成为规制个体的实现取向，并反向影响着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从而实现平台场域内的人文主义妥协。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感并非能够代表人文主义所指涉的情感本体，而是一种由消费社会、威权社会所创造出来的情感表征，是作为“拟像”的存在。所以，无论是情感边界还是情感方向，所应关切的重点在于“谁去划定”“谁去指明”这一主体性问题。
七、总结与展望
不难发现，数字化技术再造和重构了组织体系[9]，平台各组织内关系仍顺延了线下控制模式，并依托技术赋能不断泛化权力边界与控制关系。本文从技术、政治、资本与情感四个维度阐释了平台型媒体的控制逻辑问题及衍生控制脉络。值得注意的是，与施控并举的脱控研究成为反思的另一向度。
平台何以脱控？这是针对控制性讨论所进行的下一发问。当把主体与权力关系联结在一起时，平台难以挣脱这一社会衍射。但主体何以不与权力产生关系？这是难以想象的问题。从福柯的规训社会到德勒兹的控制社会，以至数字时代仍在演绎着算法描摹人像的进路，这种描摹（或数字调节）是控制的另一种写照。液态、块茎式、杂糅的媒介版图暗喻了数字技术对传统强权控制的瓦解，而数字化集权又使人们在无限解域化和再结域过程中实现自我封闭。个体隔断与阶层区隔的养成不意味着绝对的失控，反而为消除与其利维坦抗衡之力量带来可能。情感本体或许可能成为一条脱控之路，这在于其自身无法完全被逻辑所诠释的特性。逻辑有着理性之隐喻，理性之隐喻是不能附加在感性上进行解构的，这种情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正是数字符码所攻克和博弈的对象，这是人与非人行动者的本质差别所在。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不确定性大环境中不断寻觅某种确定性出路，这就重蹈权力控制网络之中，在控制他物中实现自我控制。
[本文为2023年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河南形象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生成机理及治理研究”（232400410023）、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面上研究项目“基于产学研一体化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双创平台建设研究”（2020MSA23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卡斯特尔，曹书乐，吴璟薇，戴佳，卢嘉，金兼斌.网络社会与传播力[J].全球传媒学刊，2019（2）：74-92.
[2]杰罗姆.平台型新媒体（Platisher）是有效的商业模式吗？[J].中国传媒科技，2014（Z1）：71-75.
[3]喻国明，焦建，张鑫.“平台型媒体”的缘起、理论与操作关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6）：1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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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卫东.数字组织的概念、构成要素与元宇宙结构分析[J].中州学刊，2022（7）：157-165.
作者简介：陈文泰，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广告系主任，高级UI设计师，河南大学中部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开封 475001）；孙仲伯，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开封 475001）。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