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红军
刘爷爷和王婆婆冬天要到儿子家过冬。他们一般在深秋或初冬启程，走后楼顶的花草就拜托给我照料。昙花栽种在他们家楼顶的一个大花盆里。
刘爷爷是我大学毕业刚到单位时的领导，大名刘尚乐，时任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四川分会秘书长。有他本人在场，我们都规规矩矩叫他刘主任。本人不在时则称老刘，有时候还得直呼其名，以便和别的老刘相区别。刘爷爷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在我们这代人的孩子出生后他获得的一个更高级别的称谓。
刘爷爷生于1931年8月，湖北钟祥人，1947年漯河解放时参加中原野战军四纵10旅，1949年在粤桂边战役中立大功一次，1951在昆明立大功一次，1953年调13军政治部干部处，1961年底任干部处副处长，1969年调13军37师110团任副政委，1969到四川省委支左，任四川省委政治工作组组织副组长，兼三处处长。后回部队，1981年转业到四川省文联，先后在文联办公室和民协工作。
部队驻扎云南的时候，刘爷爷邂逅了弥勒县姑娘小王，并结为伉俪，养育有一双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儿女。小王姑娘现在已经是婆婆级别，我们都叫她王嬢。1986年7月，我到文联报道时没见到刘主任。其时，作为全国十大艺术集成志书之一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普查搜集。后来听早我一步到协会工作的同事们说，我报道时刘主任正带领他们在甘孜、阿坝采录民歌，搜集故事。很快，我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过马边、平武、松潘、红原等诸多地方采风。和刘主任共事的五六年间，他一直保持着部队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光荣传统，跟他一起去出差，基本上都是乘坐火车、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到川西高原藏羌地区去采风，同事们还和他一起搭顺风车，坐手扶拖拉机。20世纪80年代，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不是每家招待所的客房里都配得有，晚上闲聊时，他不止一次跟我讲过去打仗的事情。我好奇他是否亲手消灭过敌人，而他对这个问题总是不正面回答。他说，打仗才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呢，电影是编的，那是艺术创作。
1992年，单位拆旧房盖了一栋宿舍，已经退休的刘爷爷终于分到一套紧凑的四居室，不过是在七楼，再上面就是楼顶了。也正是得这楼顶之利，他和王娘才有了后来建设屋顶花园的场地。六十出头的刘爷爷和王娘并没有把爬七楼视作畏途，新家吸引着他们，就如辛勤的蜜蜂一般在楼道里进进出出，脚底下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就在这种美好的憧憬中，一盆盆花草伴随着汗水滴落，有些是同花盆一起，有些则盆是盆，苗是苗先后上了楼，最终按照主人的旨意在楼顶的四周占好位，扎下根。进门的一个大盆里栽种的是一株黄角兰，手腕粗细，虽还没能枝繁叶茂，但开起花来一点也不含糊。从五月起在长达半年的花期里，它让经过楼顶的风也充满了馨香。昙花种在金银花棚下的一个大陶盆里，蓬蓬勃勃一大笼，新长出的叶片都快够着花棚了。有阳光的日子，光线透过金银花的藤叶，撒在昙花油绿的叶片上，让人的心也跟着亮堂。
在帮刘爷爷照料楼顶的花草之前，我对昙花的了解仅限于“昙花一现”这个成语。昙花长什么样？一现到底有多久？则是相当模糊。但对生长于云南的王娘和曾在云南战斗生活过的刘爷爷来说，昙花就像牧人心中的格桑花、马兰花，播在小园里，开在心田中。我曾留心观察过两位老人所种植的花、草、树，除了已经写到的黄角兰、昙花、金银花外，还有铁树三五株，银杏、广玉兰各一株，大多带有彩云之南的印记。
此前，王娘已多次邀我们上楼去观赏昙花开放，由于要等，怕时间久了影响他们休息，一直没去。后来上楼去浇水，见有花蕾萌出，心里就莫名的充满了期待。在错过好几次昙花开放后，终于有一次机会，亲眼目睹昙花开放。那年雨水丰沛，昙花枝叶长势喜人，头批花蕾萌发后我初略数了一下，竟有二三十个之多。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打开楼顶的房门，金银花棚下的景象着实让人吃惊，只见蓬勃的昙花枝叶上缀满了花朵，这些花正处在不同的开放阶段，有五六朵处于盛开的巅峰，有七八朵正在走向灿烂，大部分则激情渐退，欲语含羞。花香在楼顶弥漫，与门口的黄角兰联袂，让楼顶氤氲一片。现在回想昙花绽放的那一刻，花瓣洁白、花丝玲珑剔透、花药鹅黄、花蕊纤毫毕现，纯洁无瑕，真的是世间大美。
在侍弄楼顶花草的同时，刘爷爷的艺术园也笔耕不辍，他与人合作，写作并出版了《悬挂在冰峰雪岭上的马道》《战将楚大明》等书籍。楼顶的昙花现已被我分种移栽，在我现在的屋顶，在老家夹江，年年花开不断。花种生根的地方，亦或是下一个轮回的春天。
（作者为刘尚乐下属、同事、晚辈，四川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