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无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都大力开展新闻活动，试图通过办报纸这种形式，与持不同政见的报刊进行论战，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鼓吹政治改良或革命，以引导舆论。本文在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对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性报刊做出列举和分析，试图对当时的新闻思想做出归纳和评价，并评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辛亥革命；新闻思想；梁启超；资产阶级报刊
引 言
本文对“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间概念的界定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截止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自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开放“报禁”“言禁”后，民间自办报刊数量逐年增长。到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报刊数量进一步显著增加，而且出版地域从沿海、开放地区、大城市扩展到内地，乃至边疆偏远地区，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出现。这一时期，国内新闻界思想活跃，言论开放，各种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纷纷以办报为武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抢夺舆论阵地，大有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气势。通过他们的宣传及论战，国内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眼界大开，普通民众的思想也得到了启蒙。在这中间，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思想。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专章论述。书中将当时的新闻思想划分为两大派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并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一节中对二者的新闻思想分别做了归纳，指出二者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办报主张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主张更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因而成为主流。
资产阶级改良派有较多的报刊实践，创办报刊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式。梁启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界，乃至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严复、谭嗣同等人对改良派的新闻思想也有很大贡献。国内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近代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的研究中，关于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研究是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多。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对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做了总结，将梁启超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书中指出，梁启超认为报刊是社会的“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报刊的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梁启超对新闻业务改革进行过系统论述。此外，梁启超还提出全面的舆论观，归纳了办好报刊的四条标准，并论述了报刊“浸润”和“煽动”的宣传方法。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研究，则以对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研究居多。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追溯了孙中山新闻思想的哲学和政治学发端及其发展演变轨迹。作者指出，孙中山对报刊的认识最初是来自启蒙思想，甚至受到严复、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基本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而他后来被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党报思想”，则是在他领导“党报”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形成系统并逐渐严密起来的。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中指出，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是处在上升阶段的新兴阶级，办报是他们宣传政治主张、领导民主革命的重要手段。孙中山积极支持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并对革命派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在《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一文中，孙中山明确表达了他对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视：“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革命派的新闻实践主要是围绕着革命斗争开展的，他们明确表示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革命，因而其新闻思想也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
（一）改良派的报刊活动。早在1895年，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接着又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它们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党报刊的肇始。1896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改良派报刊。接着，改良派又相继创办了《知新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了《湘学报》，加上谭嗣同的《湘报》、严复的《国闻报》等等，各地相继创办了数十家报刊，这些报刊成为改良派在全国各地的舆论阵地，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出现。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是维新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1891年1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由梁启超主持，仿效西方大型综合刊物，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无所不包，其宗旨是培养民德、开发民智、造就新民。在国内，主要的改良派报刊有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以及1902年由英华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近代白话报刊最早也是由改良派创办，虽然只有五种（《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1]，但是这些白话报刊面向下层群众，打破了文言文对主流信息传播的垄断，扩大了变法运动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尝试，日后也被证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改良派的新闻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就已经趋于成熟，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主流。康有为在推行维新变法时，就已经对舆论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清政府要重视对民意的掌握，应设立专门的舆论采集机构；对于报纸的功能，康有为用“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十二个字做出了精辟而又全面的归纳。严复早年曾赴英国，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影响很大。回国后，他走上变法维新的道路，开办新式学堂、创办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是他救国图强的主要实践。在《〈国闻报〉缘起》中，严复将报纸的功能总结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实际上指的是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通畅的信息交换机制，但是中国不能做一个“遗世独立”的孤岛，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与各国并立之国”，因此应该“以通外情为急”。[2]了解了外国的情况，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并从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做法，以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谭嗣同指出，报纸是“开民智、兴民权”的重要手段，通过办报，可以直接向民众宣传民权思想；对于报纸的功能，谭嗣同认为报纸应为“民史”“民口”，即报纸要报道民众的活动，并且要反映民意，成为人民的喉舌。梁启超是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有了更全面、更直观的接触，加之不断的办报实践，他的新闻思想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总结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报刊功能方面。维新变法运动之前，梁启超将报纸比喻为耳目喉舌，认为报纸的作用是“去塞求通”。他将当时中国之所以国势衰弱、饱受列强欺凌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从内到外都处在一种闭塞的状态之中。在国内，统治阶级和国民之间相互隔膜，清政府不了解民情民意；在国际上，清王朝闭关自守，故步自封。要想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睁开眼睛去看，打开耳朵去听，张开嘴巴去说，学习西方，体察民情，只有内外都“通”，才能进步。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又提出报刊“两大天职”的观点，即报刊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梁启超首先肯定了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但是强调一定要对其加以监督，使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正确的行使，而报纸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是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有效工具。在传播智慧与教化民众方面，报纸的传播比办学堂要更快更广泛，从而能够对人民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那么报纸如何实现上述功能，即如何办好报纸呢？梁启超在《清议报》出版100期《祝辞》中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速而确。”这四条原则精练地概括出一份好报纸应该具有的要素，这些标准在今天仍然适用。
2.舆论建设方面。舆论建设问题是梁启超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3]，所以少数人的意见，不能称之为舆论，多数人持有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意见，也不是舆论。要建立健全的舆论，报纸要从自身、从新闻从业人员入手，必须做到以下五点，即梁启超所谓的报刊必须具备的“五本”：一是常识。报馆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丰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各个方面的知识都应具备，这些知识都是建设舆论的凭借。二是真诚。舆论是多数人公开发表的意见，而要将多数人集结起来，不是靠威逼利诱，而是要靠报纸的良知、信念使这种集结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达成。三是直道。建立积极的舆论就要求报纸具有坚定的立场，具有不畏强权的品质。四是公心。报纸判断是非善恶，不应出自自己的喜好做出主观的判断，而是应该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判断要出自公心。五是节制。报纸的传播范围越广，它所形成的舆论影响范围就越大，有时它会超过预计。所以对舆论的深度和广度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把握，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负面效果。
3.宣传策略方面。梁启超在其新闻宣传实践中，尤其注重宣传的策略，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个方面：一曰激发读者兴趣，切忌注射式宣传。二曰以自身的情感刺激读者的情感。三曰通俗，不能脱离读者实际太远。四曰抓主要矛盾，先主后从，纲举目张。五曰和风细雨，步步浸润。六曰虚实结合，主观见之客观。七曰立论务公平，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八曰分阶段，由近及远，自小而大。九曰持义至坚，锲而不舍。十曰察读者心理之微，攻暇不攻坚，使之移情于不觉。
在上述宣传策略中，梁启超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首先，从内容上，新闻宣传要抓住读者的兴趣，尽量使宣传的内容丰富多彩，并且多注意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这样才能使读者产生信任，接受宣传。其次，从语言上，宣传要通俗，充分考虑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因为宣传的对象是人民大众，必须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若夫妄谈学理，广列异闻，自耀其博，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此则操术最拙者也”[4]。报刊的宣传必须领先于大众，但是同大众的距离又不能太远，没有先进性就谈不上引导，距离太远又失去了报刊宣传的现实意义。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浸润”和“煽动”两种报刊宣传的方法。他肯定猛烈煽动的宣传方法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起到明显的效果，但“煽动所得为横溢之势力，故其弊之蔓延变幻，每为煽动之人所不及防；浸润所得为深造之势力，故其效之锡类溥施，亦每为浸润之人始愿不及”。慢慢浸润，潜移默化的宣传所取得的宣传效果更为持久，也更为深入人心。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
（一）革命派的报刊活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对当地的《隆记檀山新报》进行爱国救亡的改造，使其由华侨报纸转变成为宣传革命的报纸。190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这是革命派利用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革命宣传的开端。同时，《中国日报》社也是兴中会的起义联络机关。随后，郑贯公创办的《世界公益报》《有所谓报》等也在香港出版。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随后在东京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成为《民报》的主要任务。在国内，1901年清政府出台“新政”，对报纸、言论的管制有所松动，因而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开始由海外转向国内发展。1902年在上海创刊的《大陆》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在1902年逐渐成长为革命派在上海的言论机关。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其言论达到最为激烈的程度，最终因得罪清政府而被查封，并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明治维新后迅速走向强大之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向日本学习，纷纷赴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这些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报刊，宣传民主革命，使日本成为革命派在海外的重要舆论基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报刊主要由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著名的有湖南同乡会的《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等。同盟会成立后，留日学生出版的这一批革命报刊，绝大多数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在同盟会总会的组织下，在同盟会各省分会的直接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当中有一些实际上就是同盟会各地区分会的机关报。它们的编辑、撰稿和发行人，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或参加同盟会的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5]这些留日学生报刊在国内各地也设有发行机构，向国内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白话报刊由于用通俗的口头语言编写，文化水平有限的下层民众也能读懂，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革命派和改良派纷纷创办通俗白话报刊，白话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创办的白话报刊中，持革命立场的占了很大比例。革命派创办的白话报刊以《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为代表，它们面向社会基层的普通大众，开通了社会风气，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覆盖社会各个阶层，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扫盲”的作用。
（二）革命派的新闻思想
1.不讳言报纸的党派性，明确“党报”和“机关报”的称谓，认为报纸是宣传政治纲领的工具。同改良派一样，革命派也承认报纸具有党派性，但除自称“党报”外，革命派报纸还坦率地将自己称为“机关报”。
2.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思想，指出报纸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浙江潮》转引拿破仑“报馆一家，犹联队一军也”“有一反对之新闻史，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毛瑟枪殆有加焉”[5]403，这些观点都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中所流行。1905年8月，郑贯公在香港《有所谓报》上发表的《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中说：“报纸能宣布公理，激励人心，何异政令？报纸能声罪致讨，以儆效尤，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何异侦探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直斥其人，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诬讼冤，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战，何异军人？”[5]144从以上言论不难看出，革命派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公理正义、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政府丑恶，革命派报纸扮演的是社会的观察者、审判者、惩罚者等多重角色。
3.报纸是舆论和国民的代表，可以反映舆论、影响舆论、制造舆论。革命派创办的报纸，大多以“民”字命名，如“民报”“国民”“民呼”“民吁”“民立”“民声”等。他们甚至认为：“记者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而亦承认其为代表者。”[2]党报应该反映人民意愿、代表平民利益，是“社会公器”和“国民代表”。报纸是制造舆论最有力的武器，而政论文章则是报纸这一武器的“弹药”。
4.认为新闻界（报纸、记者）应该先知先觉，报纸有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报纸在传播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一直以来为革命派所重视，他们把“开民智”作为办报的一项宗旨和报刊的功能之一，希望通过报刊的宣传教化作用解放大众的思想，树立他们的自尊心，提升国民的公德和智慧，使他们脱离蒙昧无知的状态，从而对民主革命起到促进作用。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专章论述，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一节中指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二者的办报主张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梁启超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通过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实践，在早期维新派报刊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报刊功能、舆论建设、宣传策略等内容的比较系统的新闻观，奠定了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础。梁启超的新闻理论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理论之大成，在我国新闻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党报”观和报纸的战斗性等，也都对我国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第一个把西方对报纸耳目喉舌作用的比喻引入中国，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报纸对于国家和政党的作用，明晰了报纸的功能；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把自己的报纸称为“党报”和“机关报”，进一步明确了报纸的属性。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把各级党委所办的用以指导工作的报纸称为“党报”或“机关报”，依然强调这些“党报”或“机关报”的“喉舌”作用。这样的属性和作用还会长期或永远存在下去。
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提出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早年，梁启超提出报纸的作用是为皇帝“宣德达情”，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深入直观地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他联系自己的办报实践，结合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提出监督政府乃是报纸的天职这一观点，扭转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主张是全新的、进步的，这样的远见卓识超越了整个时代。但同时他也提出“积极舆论”的主张，指出监督政府并不是与政府作对，是给政府帮忙并不是添乱，表达了他对舆论监督的独特理解。这一观点在提倡民主型、服务型政府的今天，对媒体的监督职能和建设性监督来说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媒体具有监督职能，但怎样才能做到正确监督？对此，梁启超从提高新闻从业者自身素质的角度给予高度关注，这一点在当今仍然非常现实。新闻从业人员履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责时，尤其是独立负责地开展新闻批评时，由于知识的局限、法律观念的淡薄、方法的欠妥、一时的疏忽等原因，有可能出现一些“违规”现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约束，甚至可能导致舆论导向出现根本性错误。因此，媒体及从业人员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自身的文化知识、业务水平与道德修养的提高，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权，避免出现误用、滥用新闻舆论监督权的现象。
梁启超在舆论建设方面提出的“五本”说，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更具有针对性，因此也就更具现实意义。在常识方面，不少报道尤其是科技、医疗、健康等专业性报道中，因常识方面的错误，导致不少虚假报道和错误报道，误导了读者，在读者中造成了混乱，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他关于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的观点，对于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今天，我国新闻事业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多变的实践环境，而辛亥革命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我们的新闻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回顾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以史为镜，对于我们的新闻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吸取其积极合理的成分，发现并改正我们现在工作中的不足，澄清理论和观念上的误区，促进新闻学理论不断创新，新闻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兰.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J].中国出版，2011（19）.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
[4]梁启超.《国风报》叙例.
[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