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严 李芸嘉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海口 571127)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贸易形态，数字贸易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2011—2020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服务贸易总量由2011年的1648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2939.9美元，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不平衡，体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态势。作为我国最大自由贸易港的海南省，是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必将受到国际数字贸易的冲击。所以，研究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剖析影响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能够为探索制定提升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策略提供参考。
1 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现状海南省地处我国南端，秀丽的天然风光是海南省特有的自然禀赋，是全球游客向往的热带风光享受圣地。为充分发挥海南省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保证原生态旅游资源，海南省重点发展以旅游消费为中心的服务业。在海南省的三次产业中，第一二产业贡献率远低于第三产业；1988年建省以来，海南货物进出口贸易逐步增长，但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际贸易竞争力偏弱，如图1所示。
图1 海南货物进出口贸易
海南省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第一二产业，服务业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2015—2022年，海南省国际服务贸易总量呈上升趋势，但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并不高，除了2019年和2022年外的其他年份均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如图2所示。
图2 海南省服务进出口贸易
数字经济背景下，所有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磋商、数字化产品线上跨境交付、线上支付、线上完成国际贸易单据等数字化业务。目前，国际上仍没有统一口径进行数字贸易统计，各地区统计年鉴中没有单纯的数字贸易统计量，只能使用相关统计量给予替代。本文以货物贸易量和服务贸易量替代货物数字贸易量和服务数字贸易量。
由图1和图2可知，海南省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处于劣势，为了进一步剖析海南省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要素、探索培育海南省数字贸易竞争优势的可行策略，本文通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体系，基于2010—2021年海南省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测度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并以同样的综合测度体系测度浙江、广东及福建三省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与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作比较，找出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中的短板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探索提升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对策。
2 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目前，国际上对数字贸易的内涵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统一的统计口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经合组织及国际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采用的是宽口径统计，认为数字贸易为通过数字订购和数字支付开展的交易，包括跨境电商、数字交付及借助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在线交易和服务等。本文基于宽口径的定义及统计标准对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2.1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体系构建从本质上来看，数字贸易包含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数字化的贸易方式体现为数字对接、数字订购、数字交付及数字结算四大程序；数字化的贸易对象包含数据要素、数字内容及数字服务三大范畴。根据数字贸易的内涵，本文设计了数字贸易信息基础、数字贸易产业基础、数字贸易创新能力和数字贸易潜力4个一级指标，选择了11个二级指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体系(见表1)。
表1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体系
2.2 相关指标解析2.2.1 数字贸易信息基础
数字贸易信息基础，即互联网设施设备，是数据流通、数据交换的物质载体和必备条件。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相关的指标较多，但最能直接反映数字应用与数据传输相关的指标是互联网固定宽带用户量和移动网络用户量，两个指标反映了区域经济信息应用规模及互联网普及程度。
2.2.2 数字贸易产业基础
数字贸易产业基础反映了数字要素产业化的能力及产业发展中利用数字要素的能力。第一产业的农产品很难生成数字化产品，农产品加工过程中数字化应用归类到第二产业，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的数字化交易与数字服务应归类到第三产业。所以，本文选用第二产业贡献率和第三产业贡献率来反映数字贸易的产业基础。
2.2.3 数字贸易创新能力
数字贸易创新能力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孵化离不开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的投入，研发成果为专利审批数量，三者综合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水平。
2.2.4 数字贸易潜力
数字贸易潜力是体现数字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价格指数从国内需求角度给予数字贸易发展的支撑力，进出口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外部需求给予数字贸易发展的拉力。
2.3 测度方法学术界利用综合评价体系进行测度时，通常要对体系内的各指标参数进行赋权，赋权方式有主观和客观两种。主观赋权常用方法有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客观赋权常用方法有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四种方法各有长短、优劣。相对而言，熵值法更客观实用，运用熵值法在测出各指标权重的同时，还能得到用以判定数据离散程度的参数，为进一步分析综合测评体系中各指标的经济效用提供依据。
2.4 测度结果及其分析在使用熵值法测算前，先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同时为了保证不同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具备可比性，在测算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之前，将各指标原始值均对GDP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各经济指标均是与GDP相比的相对值，可以消除因经济体量大而带来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大的假命题的可能性。另外，测算出2010—2021年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中相关指标的熵值、差异系数及每个指标的权重。熵值越大，说明数据越混乱，携带的信息越少，权重也越小。因此，熵值与权重是反向的。
为了更好地体现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本文用同样的评价体系和方法测算了浙江、广东及福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对比中找到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中的弱项(见表2)。
根据熵值法测算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测评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由此测算出4个省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如表3所示。
表3 海南、浙江、广东和福建四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值
测度数据表明，海南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2010—2017年有下降趋势，自2018年后开始加速提升，与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相吻合。2014年之前，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4个省中相对最优，但浙江省自2015年往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提升较快，多数年份已超过1，且始终是4省中最高的，主要是由于浙江省经济基础好、对外贸易基数大，且二级指标中对外贸易的权重达15.1%。广东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从2016年开始加速上升，2017年反超海南，且增长速度是4省份中最快的，2021年已达到1.157，与浙江省仅差不到0.05。广东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之所以增速较快，主要原因是广东省吸引了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且该项的权重达到25.9%，其次是广东的专利审批数权重较高，达到15.2%。福建省的数字贸易在缓慢增长，目前在4省排位中处于低位。
2.5 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中的短板与浙江、广东两省相比，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的短板有以下几点。
2.5.1 数字贸易发展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方面
从相对量来看，海南与浙江和广东的差距不太明显，但从绝对量上来看差距较大，截至2022年底，广东累计建成5G基站21万个(新浪财经2022年11月29日)、浙江累计建成5G基站17.1万个(快资讯2023年2月26日)，而海南截至2023年6月5G基站累计建成2.25万个(海南日报2023年7月26日)。5G基站是5G网络的核心设备，提供无线覆盖、实现有线通信网络与无线终端之间的无线信号传输，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
2.5.2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方面
2021年，广东省拥有6家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居全国第一；2022年底，浙江省拥有28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2021年10月，海南省首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运行。工业互联网平台如同人体的神经系统，是面向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构建基于海量数据采集、汇聚、分析的服务体系，是支撑制造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高效配置的工业云平台。
2.5.3 数字贸易发展的创新能力方面
海南与浙江和广东的差距较大。浙江研发投入经费最低年份是海南的近46倍、研发人员最低年份是海南的近41倍、专利授权数最低年份是海南的近34倍；广东研发投入经费最低年份是海南的近82倍、研发人员最低年份是海南的近88倍、专利授权数最低年份是海南的近6.4倍。
2.5.4 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方面
浙江和广东两省对外贸易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量均优于海南。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浙江和广东两省都是对外经贸合作的排头兵，进出口贸易量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多，对外经贸合作经验丰富、渠道成熟，是发展数字贸易的优质基础。
3 结语综上分析，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正逐步提升，但与广东、浙江两省相比在数字贸易发展基础、创新能力、发展潜力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为提升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培育数字贸易竞争优势，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3.1 加快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是以通信网络为基础、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是保证数字要素顺畅、安全传输的基础架构，是工业互联网发挥其作用的前提，主要涉及5G、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及基于此类技术形成的数字平台。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高质量的数字化基础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信息化平台从事商务交易，有利于中小微企业从事跨境电商业务及信息化服务等，数字贸易市场更为活跃。
3.2 着力推进工业云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工业云服务平台，即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标识是工业互联网体系的“中枢神经”，是构建全要素、各环节信息互通的关键枢纽，提高产业跨地域、跨行业、跨企业的信息互联互通能力，帮助企业真正实现“标识赋能、万物智联”。政府牵头设计部署、积极推进基于海南特色产业和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工业云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海南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推动标识解析技术企业信息系统集成应用，大幅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时间成本，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海南省数字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
3.3 重点培育数字贸易创新力数字贸易创新力的关键是数字化科研人才。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规划，第一，应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利用自由贸易建设的相关政策引进科研人员；第二，高校及科研机构可利用国家社科基金及省社科基金支持进行数字技术研发及数字技术孵化，在科研中培育数字贸易科研人才；第三，地方高校应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特点，开设数字贸易及数字技术开发应用的相关专业，探索数字技术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科研型人才支撑。在做好数字贸易科研人才引进与培育的同时，应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及先进信息技术孵化的资金投入，助力数字技术研发及数字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转化与应用。
3.4 提升对外经贸合作水平3.4.1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对普通货物实行“一线放开、二线高效管住”的进出境管理制度，通过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动数据协同、简化和标准化，实现物流和监管等信息的全流程采集，以口岸管理部门的通关物流状态信息为基础，整合作业信息，形成完整的通关物流状态综合信息库，为企业提供全程数据服务，以便利化、数字化服务吸引更多的转口贸易。
3.4.2 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完善和提升海关监管、金融、物流等支持体系,培育对外贸易新业态，带动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及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3.4.3 促进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以“免税购、购全球”为抓手，打造旅游消费品牌，发展旅游服务业；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大力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和高端医疗服务，打造医疗产业平台高地，集聚服务要素，推动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服务业创新发展。
3.4.4 推进高质量的对外经贸合作
放宽外资市场准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引导优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信息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医疗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走高质量对外经贸合作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