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集群赋能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known 发布于 2025-07-23 阅读(295)

奚美君 陈乐

(1.西安财经大学 陕西西安 710100;2.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8)

改革开放40余年,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指向(任保平、文丰安,2018)。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科技集群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释高质量发展时提出“创新作为第一发展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时,指出“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然而,现阶段我国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的多数区域,其科技创新并未形成明显的集群,经济的高质量综合发展水平也偏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强调数量优先发展理念,忽视了发展质量。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我国针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东、中部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相关研究仍然缺乏(余凤鸣等,2012)。陕西地处西北,是我国“一带一路”向西发展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增长极,其中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也是我国最新批复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级城市群。然而,与东、中部区域相比,陕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而对于其中发展较好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其人口密度在全国19个城市群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姚世谋等,2016)。探讨陕西整体及其内部跨越政区边界的区域发展问题,特别是科技集群赋能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可为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及相关科技产业的空间规划提供参照。

1 科技集群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科技集群概念的提出源于传统产业集群理论,发展于王缉慈(2019)的创新空间学说,顺应于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王缉慈(2019)将创新集群定义为创新性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共同构成的一种合作网络。杜德斌(2015)强调了“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性,指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 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等方面。杜德斌和祝影(2022)进一步认为,科技创新应具备空间集聚、产业高端和文化包容的特征。结合国内产业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科技集群是指创新要素集聚、创新环境优良、科技产业先进、科技实力居于区域领导地位的城镇/市,是大区域新知识、新产品、新技术的高地和新兴产业的重要策源地。其中,创新人才和研发资本是核心要素,科技企业、大学等研究机构是主体要素,集聚状态是环境要素。

科技集群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运作模式包括“科技集群核心要素”“创新主体要素”和“创新环境要素”三大部分。第一,科技集群核心要素由“创新人才”和“研发资本”组成。创新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执行人,他们将直接参与新技术、新知识和新产品的创造环节,创新人才的集聚是实现科技集群的关键因素。研发资本投入的增加,促进了企业增加R&D投入,企业R&D投入的增加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第二,创新主体要素为“科技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和“政府”。其中,高科技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和实现者,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造者;大学和研究机构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单位,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知识源头;而政府为大学科研机构与科技企业的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第三,创新环境要素包括“产业集聚”“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科技集群多呈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集聚缩短了企业间的地理距离,降低了创新的成本,提高了技术人员间交流的频率,增加了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营商环境对科技创新集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良好的营商环境会降低企业的创新门槛;基础设施的发展为科技创新集群提供了生产、运输、交流等方面的基本保障。

2 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段,仍然选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维度(任保平、文丰安,2018),借鉴李梦欣和任保平(2018)及王欣亮等(2023)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二分类指标体系,结合苏丽敏和马翔文(2022)的三分类指标体系,构建2015—2020年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创新要素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协调要素包括城乡协调和产业协调;绿色要素包括资源消耗、污染减排和绿化建设;开放要素包括对外贸易和外资开放;共享要素包括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及其权重

本文进一步采用熵权法(宋明顺等,2015;吴志军和梁晴,2020)对各级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得出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应的权重,如表1所示。其中,对于一级指标,开放指标的权重最高,为0.421;而创新指标次之,为0.389;绿色指标的权重最少,仅为0.03。在二级指标中,创新成果的权重最高,为0.261,其中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的权重最高,达到0.104。

3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状3.1 陕西全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近年来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依据本文提出的指标体系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发现,2015—2020年,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已由0.087增长至0.126,年均增长率达7.69%。实质上,随着全省“一带一路”“四个全面”等政策的相继出台与实施,通过政策鼓励、区域资源禀赋等优势,陕西加快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内生经济发展,已基本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快速提升。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的新时期,我国多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已呈放缓趋势,然而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速明显。本文选取广东、江苏和浙江3个经济最发达省份,同样采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与测度方法,发现2015—2020年,这3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平均指数分别为0.495、0.37和0.285;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分别2%、2.52%和0.81%。对应地,虽然五年间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均值仅为0.099,但有明显提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69%。

针对我国的西北5省,无论是在发展程度还是增长率上,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图1所示,静态对比上,2015—2020年,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4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0537、0.0534、0.0394和0.0541,而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此期间均在0.08之上,近5年平均值为0.0991。动态增长率对比上,先发优势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仍较明显,处于头部的陕西没有因为经济基数过大而增速放缓。数据显示,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18%、7.55%、15.39%和4.97%,而陕西7.69%的年均增长率仍在西北5省处于第二位,其中青海省增长率过高的原因是其初期(2015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为0.025,仅为陕西初期的1/3。

图1 我国西北五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演变趋势

3.2 陕西省内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

进一步缩小研究尺度,选取跨度更长的时间段(2005—2020年),采用与省级指标基本一致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对比陕西关中地区自然地理差异较小的5个地级市,即西安、咸阳、宝鸡、渭南和铜川,分析控制地理差异时的陕西各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研究发现,2005—2020年在这一时间跨度更长的时间段内,陕西关中地区5个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基本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但空间差异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具体地,西安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远高于其他4个城市,其在2005—2020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5.03%;渭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15年间呈波动中稳步上升态势,年平均增长率为3.11%;然而与西安和渭南相反,宝鸡和咸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小幅度下降的态势,两者在15年间均降低了0.75%和2.61%;铜川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最低且降幅最大,2005—2018年其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每年降低4.41%。

综合而言,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近年来基本呈高速增长的趋势,且在西北5省中具有明显优势,其在增长率上也远高于我国其他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然而,较高的增速扩大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不均衡程度,表现为西安、渭南等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增长,而铜川、咸阳等城市下降。

4 科技集群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存在的问题4.1 创新要素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为了分析创新要素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大维度2015—2020年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指数,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创新要素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增长率均明显优于其他4个要素。

图2 陕西省高质量发展五大维度发展指数

静态对比上,2015—2020年,绿色、共享、开放和协调4大维度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0148、0.0216、0.0086和0.0098,而创新要素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均在0.03以上,近5年的平均值更是高达0.0443。动态比较上,创新要素的发展指数在5年间呈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1.95%,仅次于协调发展指数18.62%的年均增长率,然而协调发展指数在基期的发展指数仅为0.0064,低于创新维度发展指数的1/5。此外,绿色和开放发展指数呈下降趋势,两者在5年间分别下降了2.73%和3.96%,进一步凸显了创新要素对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较强的推动力。不仅如此,创新发展指数由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两大要素组成,而在基期(2015年)两者的发展指数相对接近,分别为0.0169和0.0172。然而,截至2020年创新产出发展指数已增长至0.0397,同期创新投入发展指数仅为0.0201,表明近年来陕西企业的专利申请和创新成果均有明显提升,然而科研人才、教育等成果转化的增速依然较缓。

4.2 科技集群助推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陕西紧跟《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方向,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的建设,在创新能力及创新收益方面均呈明显提升态势,创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愈发突出。然而,目前陕西仍未形成良性循环的科技创新中心。依据科技集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陕西在“科技集群核心要素”“创新主体要素”和“创新环境要素”三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足,仍未形成良性循环的科技创新中心。

其一,科技集群核心要素中的研发资本投入不足,创新成果无法与生产实际应用紧密结合。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为陕西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创新人才储备,然而受财政收入等方面因素的限制,陕西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研发投入普遍不足,基础研究的创新投入则更为匮乏;教育科技和经济的一强一弱形成了特有的“陕西现象”。其二,科技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产学研”良性合作机制仍未顺畅运行。众多高校为科技企业的研发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但大学科研机构的研发仍然偏向基础学科的探索,与企业亟需的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研发仍存在差别。在“产学研”发展的政策事实上,虽然陕西出台了《陕西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环节工作案》《陕西省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政策,但政府优惠支持政策的相互配套和具体操作层面的措施不完善(原长弘、张树满,2018)。其三,虽然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但是目前陕西的科创企业仍以大、中型企业为主,未形成中小企业为主的、灵活多样的“产业集群-营商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模式。

此外,陕西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极化现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不均衡性持续扩大。进一步统计县域尺度的经济水平发现,陕西关中地区的空间差异模式已由2000年初的“西安城六区的单极核增长”趋势发展至2020年的“西安-咸阳和宝鸡双极核增长”趋势,然而这一发展趋势导致陕西各地区的经济差异逐年增大。科技发展的空间极化现象更为严峻,大学、省级重点学校、人力资本等教育、科技资源已在西安高度集聚,同时这一集聚程度逐年扩大。虽然其他城市的产业园区也呈增长趋势,但园区产业的高重复性和低福利性导致这些地区的人才回流动力不足。

5 科技集群赋能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5.1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建立健全人才引进激励制度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陕西科研人才、教育等成果转化的增速依然较缓。为实现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再提升,需要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其一,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提高科技创新特别是生产应用方面科技创新的财政分配比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增设鼓励企业创新研发等的奖项,激励科技创新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比重。其二,提高人力资本整体素质,建立健全创新人才的引进与激励制度,切实解决人才引进后的基本生活问题,确保人才“愿意来、留得下”,鼓励企业与高校的人才合作交流,充分利用本省高素质人力资源。

5.2 构建“以大型企业为龙头,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集聚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本源联系(陈乐,2022),产业集群是集聚经济重要的空间表现形式,通过产业集群实现创新,不仅依靠大型企业的科研攻关,中小型企业灵活多样以实现知识溢出的特征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陕西中小型创新企业不足的特点,鼓励构建“以大型企业为龙头,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产业集群。因此,地方政府、发改委和产业规划实施部门在引进大型龙头企业的同时,调整招商引资方向,积极吸纳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型科创企业,实现产业集群的多方位创新途径。

5.3 提升“产学研”创新空间的深入融合

仅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而形成的低端产业集聚容易导致知识被锁定在特定领域的专业化陷阱,强调知识创新与产学研互动的产业集群空间更能在知识溢出的同时,实现创新环境的改善(王缉慈,2010)。因此,需要提升“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实现科技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产学研”良性合作机制,进而形成创新产业集群的孵化器,开启创新高度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态。地方政府可设立高校与当地企业的产学研融合项目,鼓励高校教师参与到地方企业的研发与生产过程中;高校科研部门需制定针对不同类别科学研究的扶持项目,提高应用型科学研究的扶持力度。

5.4 推进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

以县域为主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是改善陕西省内各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实现陕西“空间协同”的关键。在科技集群赋能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为县域内部生产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空间协同奠定了基础,还为各县域之间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域经济高效发展提供了思路。政府与规划实施部门制定地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的过程中,在充分考虑县情的基础上,关注陕西全域的空间协调发展,实现陕西全域的空间一体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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