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运用NCA和fsQCA方法，选取36个典型案例城市研究，分析了数字营商环境各要素与新质生产力的组态关系。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匹配的数字营商环境，并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优化路径和方案。数字资源环境、数字市场环境、数字政务环境和数字法治环境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了两种高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组态路径：一是以数字资源为中心的政务、法治融合型；二是数字市场环境—政务—法治协同驱动型。同时，针对非高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出了优化建议。研究强调，要根据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地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建议包括优化数字资源环境、数字市场环境、数字政务环境和数字法治环境，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营商环境；优化；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法治环境；NCA方法；fsQCA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2（b）--04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为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明确了发展方向、提供了遵循。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与之匹配的数字营商环境相适应。营商环境是解放生产力、提升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数字营商环境是传统营商环境与数字要素的融合。区域间数字营商环境要素不尽相同，存在着产业模式、地理环境等特殊性和差异性，照搬照抄他人经验是不可取的。因此，激活当地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匹配的数字营商环境，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优化路径和方案。由此可见，如何将数字营商环境的特征明晰并持续放大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总结出经验是当下重中之重，尤其是数字营商环境的要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其现状和空间分布特征是什么、数字营商环境如何优化等问题都亟待思考和解答。
2 理论框架
2.1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是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力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并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先进、绿色、创新驱动型和高质量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各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来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强调从经济、科技、教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赋能。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发展的迭代，是在传统生产力中融入了新技术后的一次飞跃。这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数字技术的融合所形成的数字营商环境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研究尚在探讨中。
2.2 数字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于2001年提出了营商环境的概念，主要围绕着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改进、营商环境与科技创新水平、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行为、数字营商环境指标等方面展开。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的关键载体，数字营商环境是传统营商环境基础上产生的新型营商环境，契合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时代需求。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做必要条件关系分析，利用必要条件分析数字营商环境各要素与形成高新质生产力、非高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然后，本文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处理多种并发因果关系问题，通过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通过案例间的比较，找出条件组态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突破传统统计方法的假设逻辑，全面看待多个原因对结果的复杂影响，认为要素的不同组合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没有控制变量的要求。鉴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样本数量要求灵活性高的特性，本文最终选取36个案例城市进行研究，属于小样本量研究，旨在分析各城市的数字营商环境要素组合对形成高新质生产力或非高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
3.2 变量定义和校准
3.2.1 结果变量
新质生产力是指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大方面。利用熵权-TOPSIS方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测度，产生值域为[0，1]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数值越接近1，说明该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越高。
3.2.2 前因条件
数字营商环境分为4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数字资源环境、数字市场环境、数字政务环境、数字法治环境。每个一级指标下设多个二级指标，共14个二级指标。在无量纲化处理时采用效用值法，效用值规定的值域为[0，100]，数值越接近100，说明该项数字营商环境的评价越高。
3.2.3 变量校准
本文采用常规变量转变为0～1的模糊变量进行校准。同时，分别将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25%、50%、75%设定为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的三个校准点，如表1所示。非高新质生产力的校准通过取高新质生产力的非集实现。
3.3 样本数据来源和选择
本文中数字营商环境、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原始数据来自EPS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商标局等。其中，新质生产力数据来自卢江、郭子昂（2024）的研究，数字营商环境数据来自《数字经济营商环境评估报告》《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将上述数据匹配并筛选，最终确定了36个城市案例作为研究样本。
4 数据分析
4.1 必要条件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展示了结果变量的前因条件必要性的一致性结果，其中一致性指数均小于0.9，说明不存在产生高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数字营商环境条件，如表2所示。
4.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4.2.1 形成高新质生产力的组态路径
本文先将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其中设定原始一致性为0.8，同时PRI一致性为0.70，以及设置案例频数为1。通过标准分析，产生中间解和简单解。基于两个解的对比，识别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组态数据结果分析如表3所示，得出2个形成高新质生产力的组态路径和2个形成非高新质生产力的组态路径。分别用G1和G2标识形成高新质生产力的组态两条路径，用FG1和FG2标识形成非高新质生产力的组态两条路径。
（1）数字资源为中心的政务、法治融合型
高新质生产力组态G1之所以能形成高新质生产力，是以高数字资源环境为核心存在条件，以高数字法治环境和高数字政务环境为边缘存在条件。组态G1说明：数字资源条件优越的地区，政府主要通过提升数字公共服务、人力资源等环境要素，兼顾提高数字政府服务效率，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进而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符合G1组态的典型城市代表有北京、杭州、上海、济南、宁波。以宁波为例，数字营商环境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宁波作为计划单列市，数字营商环境各方面都处于全省前列。截至2023年，宁波拥有104家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破百的城市。2024年，制定印发《宁波市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行动方案》。同年，宁波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正式运行，整合了60个涉企服务平台和220项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事项。这些数据表明，宁波在数字资源环境、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等方面具有良好表现，符合“数字资源为中心的政务、法治融合型”的典型特征。
（2）数字市场环境-政务-法治协同驱动型
高新质生产力组态G2显示了另一种能形成高新质生产力的数字营商环境情境，即以高数字市场环境、高数字政务环境和高数字法治环境为核心存在条件的数字营商环境。G2组态说明：在数字资源环境不显著的城市，主要以良好的数字市场环境、高数字政务环境和高数字法治环境为依托，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处于高新质生产力组态G2的典型案例城市有厦门、深圳、重庆。2024年，深圳先后出台了《深圳市2024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等文件，从市场主体、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多方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4.2.2 产生非高新质生产力的组态路径
本文利用fsQCA检验，发现产生非高新质生产力的组态有2个。非高新质生产力组态FG1显示，在缺乏高数字资源环境和高数字政务环境下，会导致非高新质生产力的产生。非高新质生产力组态FG2显示，缺乏高数字资源环境、高数字市场环境以及高数字法治环境，会导致产生非高的新质生产力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种组态都出现了高数字资源环境作为核心缺失条件的情况，进一步说明了数字资源要素的重要性，即缺少良好的数字资源环境，往往会导致非高新质生产力的产生。
5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数字营商环境优化建议
总体而言，要因地制宜协调城市数字营商环境要素，协同形成新质生产力。各城市应根据自身数字营商环境特色，结合本土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优势，协调数字资源环境要素、数字市场环境要素、数字法治环境要素和数字政务环境要素的关系。数字资源环境要素较有优势的区域，应选择整合并加强数字法治环境和数字政务环境，以“走数字资源为中心的政务、法治融合型”为发展策略。数字资源环境要素尚在发展的区域，应在政府和法治主导下，扎实做好数字营商环境，提升当地数字公共服务价值，走“数字市场环境-政务-法治协同驱动型”的策略。
5.1 数字资源环境的优化建议
重视数字资源环境要素对形成高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作用。第一，无论选择何种组态路径，都需要重视数字资源环境的基础作用，尤其是非高新质生产力的地区，应考虑数字环境资源的乘数效应，优先加强当地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力资源水平。第二，持续部署先进信息设施的建设和运行，降低中小企业的数字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利用地域性先进数字基础设施吸引企业，进一步带动当地资源要素需求，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输和交易成本。第三，注重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持续加强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保障，满足人民生活和发展的需求，间接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强城市与周边区域的数字资源要素联动，形成区域数字资源服务的联合优势，尤其提升交通运输、数字贸易往来的便捷性，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发展。第四，持续提升数字人力资源质量和水平，积极开展新质生产力人才储备和开发。做到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完善数字人才教育体系，大力鼓励并发展全阶段数字产业教育，引入优质师资，从而有效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需求，为共同富裕提供人才保障。第五，持续做好本地院校的数字化发展建设，以产学研融合为导向，不断推动综合数字应用能力的培养，尤其要重视数字素养的培养，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实践教学模式，鼓励开展各类赛事，加深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5.2 数字市场环境的优化建议
加强数字市场环境要素对形成高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第一，进一步降低企业数字化服务准入门槛。营造与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数字服务准入机制，防范潜在风险。设置科学、合理、合法、合规的数字经济领域准入要求，强化准入机制审查，避免垄断和保护主义的出现。第二，进一步规范数字平台的服务行为和管理行为。加强对数字平台企业的监督管理，引导其降低对中小企业的不合理综合收费，引导其向中小企业提供数据支持。第三，挖掘本土文化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因素，弘扬和激发企业家精神。良好的数字市场环境离不开敢拼敢闯的企业家精神。要营造适合激发和唤醒企业家精神的文化环境，开展企业成长经验、企业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等主题宣传。倾力打造尊重创新、尊重创造、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第四，支持并推动企业持续性创业，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能力。完善政策扶持机制，鼓励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研发人员引进，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5.3 数字政务环境的优化建议
强调数字政务环境要素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引导作用。第一，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能力，持续优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中小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第二，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效率，简化线上线下登记流程，利用数字平台改革传统登记方式，打通数字平台壁垒，优化数字政务平台效率。加强告知承诺制工作监督，提升监管效率。第三，进一步减少中小企业线上线下办事难度，定期开展政企座谈会，倾听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和需求，优化线下办证流程，减少线上办证材料，进一步完善政府数字化建设。
5.4 数字法治环境的优化建议
规范数字法治环境要素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影响。第一，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健全各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强化和完善经济、网络、数据、信息等安全法律法规。进一步保障中小企业的数据隐私和商业机密的安全性，尤其要重视并保障企业数据信息的核心竞争优势。第二，积极推进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促进数字安全技术创新和应用落地，增强国家网络信息安全能力。同时，进一步完善企业和个人信息保护安全机制，强化企业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意识，健全企业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和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监管和保护。第三，进一步加强对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保护措施，尤其对数字经济领域。同时，进一步降低监督和维护数字知识产权的成本，加快司法数字化转型改革。第四，进一步强化对恶意软件的监管和治理。通过不断迭代技术，加强对恶意软件的监测和及时治理，引导企业合法守规经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第五，进一步打击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严厉打击互联网金融诈骗，从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坚持统筹治理、数字治理，提升执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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