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深入探究了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态势。通过对四川省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的系统梳理，结合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产业集聚影响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四川省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趋势，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几十年间呈现出的增长趋势，深化了对四川省产业发展状况的理解，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对推动四川省产业结构向更高级、更合理的方向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四川省；产业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测算分析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4（a）--05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衡量一个地区或行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在扣除资本和劳动等有形要素投入增长后，由技术进步、管理创新等因素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四川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其产业发展状况对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从产业发展角度探究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态势，对于揭示四川省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1 探究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态势的意义
四川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资源大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024年，四川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69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5.7%，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5位，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与活力。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2.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3%，三大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推动经济前行。在产业发展方面，六大优势产业、高技术制造业、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8.4%、10.2%，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无人机、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更是增长20%以上[1]。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核心指标，反映了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其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和规模效应等。在当前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评估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关键作用[2]。
2 四川省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四川省作为典型的农业大省，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三二”的特征，第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1952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为24.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4.5亿元，占比高达59.2%；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7亿元，占比14.9%；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4亿元，占比25.9%。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主要以传统的种植和养殖方式为主，生产效率较低，工业基础薄弱，主要集中在一些简单的农产品加工和手工业领域，服务业发展也相对滞后[3]。
随着国家“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推进，四川省迎来了工业发展的重要契机。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在四川布局了一系列重点工业项目，如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等，这些项目的建设为四川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三线建设”时期，大量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内迁到四川，进一步推动了四川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四川省的工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渐形成了以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等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到1978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到184.6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到34.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到42.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23.4%，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一三”。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就业和经济增长，也为后续的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4]。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这一时期，四川省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工业领域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加快。同时，服务业也开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传统服务业不断升级，新兴服务业如金融、旅游、信息服务等开始兴起。1991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016.3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到33.4%，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为37.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到29.6%，产业结构继续保持“二一三”的格局。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益。
进入21世纪，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四川省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四川省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了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同时，四川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产业方面，2003年英特尔公司签约落户成都，投资建设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带动戴尔、仁宝、联想、德州仪器、纬创等一大批全球电脑生产及研发知名企业布局成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到2010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7185.4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到14.4%，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到50.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35.1%，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特征。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崛起，成为推动四川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四川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四川省服务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6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达32934.5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服务业比重达47.3%，第二产业比重为40.8%，第一产业比重为11.9%。2024年，四川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697.0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进一步下降到10.5%，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为37.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到52.0%。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服务业内部，金融、科技服务、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 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
3.1 测算方法选择
本文选用索洛余值法对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索洛余值法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于1957年提出，其核心原理是基于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深入剖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的增加不仅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还受到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索洛余值法通过构建生产函数，将产出增长分解为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及无法被传统要素投入解释的“余值”部分，这个“余值”即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它涵盖了除资本和劳动之外所有能够促进产出增长的因素，包括技术创新、制度改进、规模经济等，索洛余值法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TFPa、b、α、c、β、d分别为增长率、产出增长率、资本产出弹性、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产出弹性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它们反映资本和劳动投入每变动1%时，产出相应变动的百分比。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假设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即α+β=1。这一假设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计算过程，同时也符合大多数经济生产活动的实际情况。如在四川省的制造业中，当资本投入增加10%，劳动投入增加10%时，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产出大致也会增加10%，而产出增长中超过这10%的部分，就可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来自于生产技术的改进、管理效率的提升等因素[5]。
选择索洛余值法进行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索洛余值法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和理论基础，它基于生产函数的分解，能够清晰地将经济增长的来源划分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部分，便于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在数据可得性方面，索洛余值法所需的数据相对容易获取。研究中，产出数据可通过四川省历年的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资本投入数据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存量等指标来获取，劳动投入数据则可通过就业人数等指标来确定。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所需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1991—2024年）》、四川省统计局官方网站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产出数据选用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91年为基期，利用四川省GDP平减指数对各年的名义GDP进行了平减，从而得到实际GDP。如2000年四川省名义GDP为3928.2亿元，当年的GDP平减指数为1.35（以1991年为1），则2000年以1991年价格计算的实际GDP为3928.2÷1.35≈2910.1亿元。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各年GDP数据的可比性，能够准确反映四川省经济产出的实际增长情况[6]。
资本投入数据采用资本存量来度量。由于四川省统计局并未直接公布资本存量数据，因此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计算思路为：
其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δ为资本折旧率，It为第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在估算过程中，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将资本折旧率δ设定为9.6%。基期资本存量K1991的估算以1991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10%作为基期资本存量。各年度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t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t，均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如1992年四川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485.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1.08（以1991年为1），1991年估算的资本存量为K1991，则1992年的资本存量表示为：
通过逐年计算，得到了1991—2024年四川省的资本存量数据。
劳动投入数据以四川省年末就业人员数来表示，该数据直接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确保了就业人员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避免了因统计口径变化导致的数据偏差。同时，对数据进行了仔细的核对和校验，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在完成数据收集后，对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数据清洗和异常值处理。通过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检查数据的取值范围、均值、标准差等统计量，识别出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并进行了相应处理。
3.3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
运用索洛余值法，基于前文处理后的1991—2024年四川省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数据，对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根据测算结果，1991—1993年，四川省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GDP增长率较高，分别为9.1%、12.8%和13.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5%、2.5%和1.9%。这一时期，四川省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在1992年，四川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18.6%，大量资金投入到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改善了投资环境，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入驻，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7]。
1994—1999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出现了连续的负值，分别为-0.3%、-0.6%、-0.5%、-0.2%、-0.7%和-0.8%。这一阶段，中国经济面临宏观经济调控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四川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以1998年为例，亚洲金融危机对四川省的出口企业造成了较大冲击，导致企业订单减少，生产规模缩小，生产效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至-0.7%。
2000—2007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四川省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逐渐回升，从2000年的-0.5%上升到2007年的0.7%。这一时期，四川省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了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再次出现负值，为-0.9%。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四川省的出口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市场需求萎缩，企业投资减少，生产效率下降。2009—2011年，随着国家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四川省经济逐渐复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有所回升，分别为0.2%、0.3%和0.2%。
2012—2019年，四川省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现出V型波动趋势，2012-2015年从-0.1%持续下滑至-0.6%，2016年至2019年又重新回升至-0.1%。这一时期，四川省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资源环境约束等挑战，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生产效率提升缓慢，而新兴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过尽管经济新常态下面临增长压力，但通过结构性改革已逐步改善生产效率。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至-1.0%，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冲击。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逐步恢复，2021—2024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有所回升，分别为0.1%、-0.6%、-0.3%和-0.2%。2021年，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四川省积极推动复工复产，经济迅速恢复，企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回升至0.1%。然而，2022年，由于疫情的反复及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四川省经济增长面临一定压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再次出现负值。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水平，将其与全国平均水平及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2010—2024年期间，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更为明显。2010年，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3%，全国平均水平为0.8%，江苏省为1.2%，广东省为1.0%，四川省与江苏、广东的差距分别达到0.9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这表明四川省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与经济发达省份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及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四川省下降幅度较大，达到-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以及江苏（-0.3%）、广东（-0.4%）等省份，说明四川省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2021—2024年，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及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2024年，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2%，全国平均水平为0.5%，江苏省为0.7%，广东省为0.6%，四川省与全国平均水平及江苏、广东的差距分别为0.7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这表明四川省在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需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及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8]。
3.4 产业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为了准确衡量四川省主要产业的集聚程度，本文运用区位熵和空间基尼系数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区位熵是一种衡量某一区域某产业在全国或更大区域中相对重要性的指标，它反映了该产业在区域内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LQ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区位熵，e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就业人数，ei表示i地区的总就业人数，Ej表示全国j产业的就业人数，E表示全国总就业人数。当LQijgt;1时，表明i地区j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当LQijlt;1时，则说明该产业在i地区的集聚程度较低。
空间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产业空间分布均衡程度的指标，它反映了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G表示空间基尼系数，si表示i地区j产业的产值占全国j产业总产值的比重，xi表示i地区的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空间基尼系数的值介于0-1之间，值越接近1，表明产业的集聚程度越高；值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越均匀，集聚程度越低。
基于《四川统计年鉴（1991—2024年）》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对四川省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主要产业的区位熵和空间基尼系数进行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区位熵测算结果来看，2024年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的区位熵达1.50，表明该产业在四川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产业集聚程度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四川省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布局，吸引了大量的电子信息企业集聚，如英特尔成都公司、京东方等。这些企业的集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提高了产业的集聚程度。装备制造产业的区位熵为1.35，也具有较高的集聚程度。在航空航天领域，成飞集团的发展带动了一批相关企业集聚，形成了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在能源装备领域，东方电气集团的发展也吸引了众多配套企业，促进了能源装备产业集聚。食品轻纺产业的区位熵为1.20，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在白酒、茶叶等领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如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白酒企业集聚，推动了白酒产业的发展[9]。
从空间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来看，电子信息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为0.35，表明该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较高，产业主要集中在成都等地区。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经济中心和科技中心，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人才资源和政策环境，吸引了大量的电子信息企业入驻，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装备制造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为0.30，产业集聚程度也相对较高，主要集中在成都、德阳等地。成都在航空航天装备、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德阳则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能源装备和重型机械装备产业链。食品轻纺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为0.25，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较低，但在一些特色领域仍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10]。
通过对四川省主要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可以看出四川省的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在集聚程度上相对较高，具有明显的产业集群优势；而食品轻纺、能源化工等产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产业集群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4 结语
综上所述，从产业发展角度探究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态势，对于揭示四川省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结果显示，四川省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几十年间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而且产业集聚对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发现能深化对四川省产业发展状况的理解，也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随着四川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继续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四川省应继续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政府应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集聚发展，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实现更加可持续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文艳.基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巴中市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绿色科技，2024，26（9）：274-278.
张凤鸣.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拉萨： 西藏大学，2024.
梁桂保，李美妮.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3）：65-76.
宋然.数字经济、创新要素集聚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D].昆明： 云南财经大学，2024.
贺刚，汪雨腈，匡后权.数字化组织对四川革命老区产业现代化的影响研究[J].时代经贸，2024，21（5）：176-179.
付正顺.成渝地区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研究[D].重庆： 重庆交通大学，2024.
戚书豪.云南省际电力足迹转移特征及工业产业结构对其的影响[D].昆明： 云南财经大学，2024.
贾璧宇.黄河流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D].太原： 山西财经大学，2024.
赵晨.空间距离在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调节效应讨论：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J].商业观察，2024，10 （18）：78-85.
张卓然.产业数字化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D].成都： 成都体育学院，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