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江苏省为例，深入探讨了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的耦合协调关系。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不仅集聚生产要素，优化生产组织，还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22年江苏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全面测度与分析。结果显示，江苏省内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子系统间的低水平相互制约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关键因素，且多数城市头部企业竞争力相较于城市经济发展存在明显滞后现象。基于此，本文结合江苏“1+3”重点功能区战略，提出培育和发展头部企业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江苏省城市经济与头部企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关键词：城市经济；头部企业；耦合协调；“1+3”重点功能区；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4（a）--04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间在基础设施、产业科创、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加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企业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载体，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力量主体，更是当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创新联合体。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头部企业在塑造国家竞争优势、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建设制造强国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学术界重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发展水平测度、经济联系、发展韧性等维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张震和刘雪梦，2019；蒋金亮等，2023；陈安平，2022），对头部企业的研究则肯定了其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产业集群创新、本地制造业成长的正外部性（庄宗武等，2024；叶振宇和庄宗武，2022；叶海景，2021）。然而，关于城市经济与头部企业互动发展的研究较少，聚焦省域发展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从互动机制上看，一方面，企业总部数量与城市多项属性呈正相关，总部经济可以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路径（潘峰华和杨博飞，2018；赵丽娜，2015）；另一方面，城市功能分工有助于促进区域内产业链完整和协同，提高企业供应链稳定性，拓展企业贸易网络（陈旭等，2024），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规模越大的文明城市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石大千等，2019）。江苏经济总量高，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苏州、南京在2023年全国GDP排名中位居前十，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2023年GDP均超过万亿，“万亿城”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同时，江苏市场主体数量位居全国前列，2023年末江苏实有市场主体1451.1万户，是我国首个在册个体工商户总量破千万的省份。恒力集团、盛虹集团、江苏沙钢集团等头部企业凭借强大的创新能力、生态主导能力、引领带动能力，对城市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因此，以江苏省为例，对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研究，既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也为江苏持续培育壮大头部企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23》、江苏省商务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江苏省企业联合会。借鉴已有研究，在城市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的选取上，构建三个二级评价指标和六个三级评价指标，分别为经济规模（GDP总量、实际使用外资）、经济效率（人均GDP、地均GDP）、经济成果分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头部企业竞争力衡量指标选取上，构建两个二级评价指标和九个三级评价指标，分别为头部企业数量（制造业百强数量、服务业百强数量、民营企业200强数量、上市公司数量、总部功能机构数量、国家级小巨人数量）、头部企业营业收入（制造业百强营业收入、服务业百强营业收入、民营企业200强营业收入）。指标权重均由熵值法计算得到。
2.2 研究方法
2.2.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其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各指标权重，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依据。借鉴阎东彬等（2023）的处理方法，用熵值法对江苏城市经济发展和头部企业竞争力进行评价，计算出的系统综合评价值记为U。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对两个及两个以上子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的反映。根据王淑佳等（2021）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给定n≥2个系统，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Ui表示系统评价值，采用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分布区间为[0，1]，数值越高，则系统发展水平越高，反之水平越低。耦合度C取值范围为[0，1]，C值越大，子系统间离散程度越小，相互影响越强，耦合度越高，反之子系统间耦合度越低。本文研究江苏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令n=2，耦合度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U1表示江苏城市经济发展子系统评价值，U2表示头部企业竞争力子系统评价值。借鉴生延超和钟志平（2009）的研究，U1gt;U2视为头部企业竞争力相对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U1lt;U2视为城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于头部企业竞争力，U1=U2视为两个子系统处于同一相对水平。
在此基础上，构建如下耦合协调度模型：
其中，T为综合评价指数，测度两个子系统的整体效益或发展水平。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中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两个子系统权重相等，即α1=α2=0.5。D为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借鉴已有研究，对耦合度等级划分为：[0.0，0.2），低度耦合；[0.2，0.4），较低耦合；[0.4，0.6），中度耦合；[0.6，0.8），较高耦合；[0.8，1.0]，高度耦合。对耦合协调度等级及类型划分为：[0.0，0.1），极度失调；[0.1，0.2），严重失调；[0.2，0.3），中度失调；[0.3，0.4），轻度失调；[0.4，0.5），濒临失调；[0.5，0.6），勉强协调；[0.6，0.7），初级协调；[0.7，0.8），中等协调；[0.8，0.9），良好协调；[0.9，1.0]，优质协调。
3 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模型设定及评价指标计算的子系统评价值、耦合度、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结果如表1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一是耦合协调度结果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全省13个设区市中，达到优质协调的城市有1个，为苏州；良好协调的有2个，为无锡、南京；常州为勉强协调，南通为濒临失调；镇江、泰州、扬州为轻度失调；徐州、盐城、连云港为中度失调；淮安、宿迁为严重失调。二是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低水平的相互制约是耦合协调度低的重要原因。典型的城市有徐州、盐城、连云港、淮安和宿迁，表现为耦合度较高而综合评价指数较低。三是大部分城市头部企业竞争力相对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淮安、扬州头部企业竞争力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的情况较为突出，连云港是唯一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头部企业竞争力的城市。
具体分析其原因发现，从省域层面来看，中国加入WTO快速提升了江苏对外开放水平，使得省内企业深度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这既有利于企业技术、资本的快速积累，也带来了企业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产业集中度长期较低的问题。江苏省委、省政府着力推动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打造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50条重点产业链。但在全球竞争加剧、逆全球化等背景下，江苏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的位势和能级还不够突出，产业“全而不强”“有产业没龙头”仍是各市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表现为大部分城市头部企业竞争力相对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
从市域层面来看，耦合协调度排名前八位的城市均为扬子江城市群成员。其中，苏州、无锡和南京作为苏锡常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要素集聚能力强、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且更好地承接了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的高水平良性互动走在前列；其余五市耦合协调度排名靠前，但相比前三城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排名靠后的淮安、宿迁是江淮生态经济区的主体城市，受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辐射程度较低，绿色产业体系尚不健全，经济水平与省内发达城市仍有差距；同时，头部企业竞争力不强，使得两个子系统在低水平上互相制约。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连云港及盐城作为沿海经济带组成城市腹地广阔，陆海联动、河海联通的优势明显，但区位特色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耦合协调度结果仍然偏低。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2022年江苏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耦合协调度测度结果表明：第一，耦合协调度结果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从“1+3”重点功能区视角出发，扬子江城市群成员耦合协调度平均较高，其中苏州达到优质协调，无锡、南京达到良好协调；其他板块城市耦合协调度提升空间较大。第二，子系统低水平相互制约是耦合协调度低的重要原因。第三，大部分城市头部企业竞争力相对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未来江苏要重视头部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抓住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机遇，培育更多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企业；要发挥不同功能区的特色优势，打破低水平制约循环，优化产业分工，加强跨区域协调联动；要优化企业培育发展的营商环境，推动上下游企业协调融通发展，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水平，最终实现省内城市经济发展与头部企业竞争力的高水平良性互动。
4.1 鼓励扬子江城市群打造头部企业培育发展的先行区
一是南京、苏州和无锡发挥区域产业基础、科创资源、人力资本优势，在头部企业培育发展上走在前列、做出示范。支持三市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开辟头部企业培育新赛道，加快应用场景牵引，加速新技术落地转化应用。二是深化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协同联动，加强扬子江城市群内部分工与协作。发挥南京科创圈、环太湖科创圈的辐射带动力，提高区域原始创新能力，为扬子江城市群头部企业培育提供创新动能。引导常州、南通、镇江、泰州、扬州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领域和环节培育发展头部企业，加强跨区域互补和延伸发展，提高一体化水平。三是进一步活跃扬子江城市群民营经济。发挥苏南地区民营企业活力强、动力足的优势，支持大型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做优做强民营头部企业，培育更多中小民营企业。四是支持具有产业竞争优势的企业积极调整边界决策，利用并购、重组等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引领产业集群式发展，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4.2 支持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济区与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发挥比较优势，寻求战略性突破，推动企业头部化跃升
一是沿海三市应发挥临海开放优势，培育壮大更多涉海头部企业，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支持在海上新能源、新型储能等领域率先布局，以大项目牵引大企业，打造沿海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推动临港产业向海洋领域延伸，在临港先进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等方面培育壮大头部企业，引领海洋产业集群发展。持续提升港口集团竞争力，完善以港口为综合枢纽的集疏运体系，创新港口服务新业态，打造“水运江苏”重点企业。连云港尤其要发挥好现有头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快补链、延链、强链，更好释放产业溢出效应。二是江淮生态经济区聚焦发展“绿色生产力”，推动生态经济化与产业绿色化发展。大力培育生态农业头部企业，推广种养循环模式，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化路径，开展近（零）碳园区的试点发展。三是徐州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高头部企业辐射带动力。提升国家工程机械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以头部企业为引领推动“智改数转”全覆盖，推动制造业转型发展。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培育更多头部企业，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赋能制造业发展。
4.3 加强跨区域协调联动，构筑承接产业、培育企业的梯度蓄水池
一是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优化全省生产力空间布局，有序承接上海产业转移，构建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依托省际跨区域合作园区，推动上海科研成果在江苏转化落地，畅通“转化—孵化—产业化”的发展路径。鼓励江苏企业积极参与长三角产业链联盟建设，加强跨区域融合发展，提升企业竞争力。二是拓展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交流合作路径。深化央地合作层次，推进中央和江苏地方国有资本协同布局，推动产业研发平台共建、技术联合攻关、人才交流互访。打造长三角—粤港澳（无锡）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区等跨区域交流合作平台，深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优势资源，加强科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为企业培育拓展新空间。三是提升省内南北共建园区的合作深度和广度。着眼于合作双方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互补情况，在更多体现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加强合作，协同开展招商引资。持续优化南北竞合关系，加强创新平台共建共享，支持建设“反向飞地”，增强江苏后发地区内生动力和企业培育动能。
4.4 强化企业发展的要素资源保障
一是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园区。围绕江苏重点布局的“10＋X”未来产业体系，根据各设区市现有产业基础，率先布局未来产业集聚区，加快高端生产要素集聚，增强未来产业头部企业培育动能。二是优化产业园区服务功能。加快高端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拓展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成长发展空间。搭建产才融合平台，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安居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健等全方位服务。积极组织产需对接，强化以商招商，推动形成以头部企业为主体、全链条企业集聚的产业集群生态圈。三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提供更多中长期资金支持，创新供应链金融支持模式。发挥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建立投资基金矩阵，发展更多耐心资本。四是强化人才和智力支持。以江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目标，加快引育一批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引领和带动头部企业发展。优化江苏高校学科建设，推动产教有效对接。重视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强涉海人才、农业科技人才等培育。
4.5 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
一是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环境。鼓励头部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构建协同创新联合体和稳定配套联合体，实现研发、制造与运维、数字化、知识产权等同步化发展。二是全面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进一步消除市场壁垒，提高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激发市场潜力。发挥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的载体作用，拓展信用惠民便企渠道，建立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奖惩机制。三是持续优化涉企服务。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规范涉企收费，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像托江苏12345“一企来”服务热线、“一企来办”企业综合服务新平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畅通政企常态化沟通渠道。四是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丰富监管工具，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新产业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
参考文献
张震，刘雪梦.新时代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J].经济问题探索.2019（6）：20-31+70.
蒋金亮，鲁嘉颐，戈大专，等.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3，32（1）：24-39.
陈安平.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J].世界经济，2022（1）：158-181.
庄宗武，叶振宇，张可云.产业链龙头企业、超大规模市场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J].经济学动态，2024（1）：54-73.
叶振宇，庄宗武.产业链龙头企业与本地制造业企业成长： 动力还是阻力[J].中国工业经济，2022（7）：141-158.
叶海景.龙头企业知识溢出、治理效应与产业集群创新绩效[J].治理研究，2021（2）：110-117.
潘峰华， 杨博飞.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 基于上市企业总部的研究[J].地理研究，2018，37（7）：1374-1376.
赵丽娜.总部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 以山东总部经济发展为例[J].理论学刊，2015（11）：61-67.
陈旭，纪展鹏，邢孝兵.城市价值链功能分工与企业创新： 来自企业专利的证据[J]世界经济，2024（3）：94-123.
石大千，胡可，陈佳.城市文明是否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环境规制与交易成本视角[J].产业经济研究，2019（6）：27-38.
阎东彬，赵宁宁，王蒙蒙.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的耦合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3（5）：70-78.
王淑佳，孔伟，任亮，等.国内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误区及修正[J].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3）： 793-810.
生延超，钟志平.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J]. 旅游学刊，2009，24（8）：2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