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今，数字经济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来源。本文基于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转型加快，数字产业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区域间发展水平呈现聚类特征，区域差异呈现一定的扩张趋势；不同区域在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维度上的表现也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本文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提升区域协同发展质量的相关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熵权TOPSIS法；区域差异；区域发展；科技赋能
中图分类号：F49；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5（a）--04
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已全面迈进以数字经济为重要增长引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42.8%，同比名义增长7.39%。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数字经济与产业的领先者，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与突破，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刘军等（2020）、王立新等（2023）、孙未未等（2023）研究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现象，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是我国数字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杨勇等（2024）在测度2015—2020年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发现区域不平衡程度呈降低趋势，但区域间不平衡程度上升，其中数字产业化不平衡程度最高。刘军等（2020）提出，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外贸依存度、政府干预度、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工资水平是影响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杨路（2024）对2013—2022年苏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水平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高志刚等（2024）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和区域异质性。此外，从数字经济水平时空演进的角度，方玉霞（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性，而且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财政支出水平的提升和贸易开放度的扩大均有利于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孙未未等探究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和时空演进趋势，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受相邻省域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较为显著，高水平类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低水平和中水平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拉动效果。汤佳慧等（2024）对长三角地区2014—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空间论证，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有明显的区域性和经济发展聚集性，产业数字化聚集性较高，泰尔指数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差异大于地区内差异。
目前，虽然已有大量学者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和时空差异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然而针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分析，进一步考查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特征与趋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为扎实推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2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梳理学者相关研究，在遵循指标可行性、真实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共构建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聚集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应用创新四个维度，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稳固支柱和前置条件，以域名数（X1）、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X2）、移动电话普及率（X3）、长途光缆线路长度（X4）指标反映；数字产业化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活力，可通过电信业务总量（X5）、邮政业务总量（X6）、软件业务收入（X7）、信息技术服务收入（X8）、电子商务交易额（X9）指标反映；产业数字化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10）、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比例（X11）、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X12）指标反映；数字应用创新借助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amp;D经费（X13）、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X14）、技术市场交易额（X15）指标来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上述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属性，能够精准量化数字经济各维度发展情况，清晰把握数字经济走向，为长江经济带各主体提供清晰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2.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2.3 研究方法
熵权法是基于指标统计数据中的信息量决定权重的方法，熵值能够体现其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TOPSIS 法主要是根据原始数据构成的矩阵，计算目标解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从而反映评估对象的优劣程度。熵权TOPSIS法是熵权法与TOPSIS法的结合，通过熵权法确定权重、TOPSIS法进行排序，得出更准确客观的评价结果。以下是详细的测算过程：
2.3.1 计算熵权
（1）为保证数据口径的统一性和可比性，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1）中：x0表示j地区i指标的原始值。由于所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而且为了标准化后的数据有存在的数学意义，本文对标准化后的数据整体加上0.0001。
（2）计算各指标在各样本中的比重pij：
（3）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ej：
式（4）中：kgt;0，m为评价个体总数，0≤ej≤1。
（4）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j：
（5）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wj：
式（6）中：n表示评价指标。指标中熵值ej越小，权重wj越大，在评价结果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越大；反之，越小。
2.3.2 计算贴近度
贴近度Fi的大小反映了各指标的综合得分，进而说明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1）构建赋权规范化矩阵：
式（7）中：wj代表权重，yij代表标准化后的数据。
（2）计算积极理想解和消极理想解：
（3）计算距离：
（4）计算贴近度：
2.3.3 结果分析
通过测算发现，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158、0.537、0.054、0.251，表明数字产业化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贡献最大。数字产业化包含数字产品制造业、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核心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可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并为数字经济其他领域供应产品和服务。数字应用创新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次之，产业数字化的贡献最小。从二级指标来看，邮政业务总量（X6）、软件业务收入（X7）、信息技术服务收入（X8）三个指标的权重较大（gt;0.1），分别呈现出0.118、0.111、0.140的权重值。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X2）、移动电话普及率（X3）、长途光缆线路长度（X4）等指数权重依次为0.046、0.026、0.036，均处于0.05以下的较低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小。
从最终贴近度结果来看，2011—2022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均值从0.057增至0.311，年均增幅达445.6%，在2020年达到峰值后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动趋势。各省市的得分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0.393）、浙江（0.335）、上海（0.285）、四川（0.2）、湖北（0.171）、安徽（0.132）、湖南（0.127）、重庆（0.099）、云南（0.093）、贵州（0.088）、江西（0.08）。此外，从标准差结果看，虽然2013年和2016年标准差略有下降，但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增大，空间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明显。
3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比较
3.1 聚类分析
本文利用SPSS27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划分为三类。其中，江苏、浙江为第一类，上海、四川、湖北为第二类，安徽、湖南、重庆、云南、贵州、江西为第三类。
首先，江浙地区领先优势显著。江浙两省经济基础扎实、产业体系成熟，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了根基。江苏省实体经济雄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发展迅猛，有力支撑了数字经济，如苏州工业园区积极发展数字化，致力于打造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2023年浙江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4.33万亿元，占GDP比重的52.5%，浙江正全力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兴战略性产业集群和数字产业集群。江浙两省依托长期积累的扎实经济基础及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筑牢了坚实根基。
沪川鄂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紧随江浙。上海以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和集成电路、信息技术服务等产业为支柱，通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政务服务数字化场景应用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四川成都作为西部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军者，凭借良好政策环境和人才资源，吸引了大量数字经济企业，推动数字产业呈现多元化发展。湖北“光芯屏端网”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数字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沪川鄂地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轨道上各施所长，基于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通过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与策略，逐步构建起具有显著区域特性与竞争优势的数字经济发展范式。
此外，其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增速显著提升。这些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数字治理和数字人才培育方面潜力较大。虽然数字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先进地区相比仍存在差距，但近年来在国家支持和各省市的重视下增速明显加快。例如，随着“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2024年贵州发放首批“贵州算力券”，发挥区域算力规模效应，推动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算力资源的高效利用，推动算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为贵州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促使数字经济取得新突破。
3.2 具体维度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应用创新四个维度进行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浙江、江苏和四川的网络基础设施表现出高渗透率，名列前三；数字产业化方面，通信技术产业相对发达的江苏、浙江和上海表现出明显优势；产业数字化方面，浙江、上海和安徽分别位于前三名；数字应用创新方面，江苏、浙江和上海因其技术创新水平和数字人力资源优势而稳居前三名（表1）。
4 政策建议
4.1 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优势，推动数字产业创新
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先进地区的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加快数字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以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潜能与价值。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战略领域，其独特的产业根基和丰富的资源禀赋，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孕育与蓬勃发展构筑了优越的条件。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深入挖掘自身优势资源，精确定位、着力培养并发展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差异化和特色化的发展路径。例如，重庆构建柑橘产业大数据平台，通过收集柑橘种植区域的土壤、气候、病虫害等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为橘农提供精准的种植指导。同时，该平台还整合了柑橘加工、销售企业的信息，实现了柑橘产业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的数据共享和协同，推动农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各地区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特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能够激发数字产业创新活力，更有利于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4.2 加快建设数字新基建，强化数字人才培养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基础设施和人才支持。落后地区通过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对数字经济的吸收能力，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充分发挥“东数西算”工程影响力，带动数据中心上下游产业发展。同时，通过优化教育资源，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企业为院校提供实践平台和项目案例，院校为企业定向培养数字经济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此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也有助于培养和吸引数字人才，通过构建诸如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多元化创业载体，为创业主体提供全方位、综合性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集成政策咨询、资源对接、技术支持等功能模块，降低创业门槛与风险，形成对数字人才的磁吸效应。
4.3 建立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缩小地区差距
加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加速构建具有创新性、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数字产业生态体系。政府可通过制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吸引先进地区数字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促进地区间科研院所与高校进一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技术交流，促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进而推动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升交通一体化水平，打破市场壁垒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如建设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加强上海对长江以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协同发展。推动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的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强区域间的数据流通与业务协同，形成协同发展效应。
4.4 强化数据治理与安全保护
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优化数字治理环境，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政府可通过健全数字经济治理政策法规体系，持续优化治理规则体系，加速推动关于平台运营、数据管理、算法应用等方面的制度规范相继颁布并切实落地实施，明确界定市场行为中合法与违法的清晰界限。推进数据治理以保障数据准确和完整，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规建设，加强对数据收集、储存、使用等环节的监管，从而保障企业和个人的数据安全和隐私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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