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楠 方雪琴
【摘要】现阶段，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在大规模减贫的同时，脱贫人口的返贫风险也开始显现。如何激发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从根源上实现脱贫不返贫，直接关涉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巩固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媒介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载体，农村地区媒介素养的提升不仅可助力贫困人口在现代信息平台的信息获取能力，还能发挥信息“扶志”作用，为减贫提供不竭动力。从政府、媒体、农民个体、社会组织与个人四个角度探讨农村地区媒介素养提升的路径和方法，以期为农村地区的信息脱贫提供多样化视角，助力脱贫成果的巩固。
【关键词】信息减贫；脱贫攻坚；农村媒介素养
在多维扶贫的视角下，信息减贫聚焦“数字鸿沟”和贫困地区的信息能力与媒介利用能力，期望借助新媒体带来的信息普惠，缩小贫困与非贫困地区间信息拥有量的差距，弥补信息两极分化对社会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但信息的供给再充分、信息基础设施再健全，如果农民不知道怎么利用，信息就发挥不了作用，信息贫困和“信息鸿沟”现象将始终存在[1]。可见，从信息减贫的内因来说，农村地区媒介素养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助力贫困人口在现代信息平台的信息获取能力，还能发挥信息“扶志”作用，潜移默化地激发贫困地区的脱贫主动性，触发贫困人口可接受的新信息传播方式，开拓致富增收信息的渠道，助力产业扶贫，为减贫提供不竭动力。
一、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增加媒介信息接触机会
（一）改善农村传播基础设施，保证信息接触
传播基础设施作为农村接触和使用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提升农村媒介素养的首要条件，也是助力信息脱贫的第一步。在“村村通”“网络扶贫”“数字乡村”战略等政策的扶持下，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村的广播电视覆盖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率、农村光纤覆盖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我国农村地区的整体互联网普及率与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2]，而早在2019年，英国农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9%，日本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则为91.4%。[3]可见，在数字化和智能化农业的驱动下，我国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传播网络的建设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只有信息基础设施和传播网络有了更大的改善，才能平衡农村地区的信息生态，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信息接触机遇。
（二）补贴信息终端设备和使用成本，优化信息使用
由于经济条件、认知水平等因素，农村地区的信息终端占有率与城市依旧具有较大的差距。随着移动媒体时代的来临，手机上网终端不仅关系农民信息接触的基本条件，还将影响其日常的出行、消费及就医。因此，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其他媒介接触终端设备的补贴外，应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地区智能手机终端普及的重视，利用“家电下乡”类似的政策，对农村地区的智能手机销售实行限价或者补贴政策，以政策倾斜的方式促进农村移动媒体终端的占有率。与此同时，媒介使用成本是制约农民上网的重要原因。他们手机上网时主要的阻力仍为“流量不敢乱用，流量费太贵”。目前，尽管移动运营商已推出“数字乡村套餐”等特色产品，但其营销色彩远大于实用价值。专门针对农村地区居民的媒介使用或信息使用价格优惠政策有望出台，可以较大程度上减弱农民在媒介接触使用时经济因素的影响，提高农民的媒介接触水平和使用水平。
（三）借助数字红利，助力农民增收
首先，整合市场资源，探索农村扶贫新模式。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媒介环境和本地优势，整合现有市场资源，将电商等第三方平台渗透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数字农业管控等生产环节，实现企业平台和农产品的深度合作，开创农村电商扶贫的新模式。目前阿里巴巴打造的“未来农场”管理系统和“盒马村”模式，京东正在探索的“京东农场”，拼多多培育的“多多农园”，都是较为成功的企业合作式电商模式。
其次，利用“电商+直播”，建立特色农村电商品牌。直播电商通过直播让消费者直接看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和工艺，因门槛低、真实感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各农村地区可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商模式。同时，电商直播还将为农村人口的自主创业提供重要契机，通过优秀村直播的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进电商直播，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实现脱贫致富。
再次，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实现产业增收。农村地区拥有与城市不同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还保留有区别于城市地区的风俗传统等文化资源，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如果各地能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将是低投入高回报的一项产业。通过科技赋能、文旅结合、文创研发、工艺升级、包装优化等方式，加速乡村特色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群体的素质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于长期持续增加村民的收入和推进农村城镇化十分有利。
二、媒体：发挥优势，助推农村媒介素养提升
（一）提高传播内容质量，净化信息环境
自媒体时代，不良信息、虚假信息增大了农民群体在信息化社会生存的难度，他们想要高质量接触并参与媒介，将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和思考成本。由于大众传媒的社会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大众传媒作为某些“稀缺”公共传播资源的受托使用者，必须担负起对社会和公众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下，媒体作为农民群体了解世界的窗口，其媒介信息的选择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的行为。因此，媒体应加强自我约束，通过信息的选择、筛选加工，将事实真相展示于传播内容中，以身作则地起到示范作用，通过传播环境的净化，降低农村地区信息接触和使用的难度，使其将更多的精力专注在与自身相关的使用性信息中，提高信息利用的质量。
（二）巧用人才优势，开展线上线下培训
目前尽管手机、网络等新媒介在农村迅速发展，但仍有部分农民未学会合理利用这些媒体，新媒体利用率仍较低。在媒介素养教育培训实施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可以与媒体联合，开展线上或者线下公益课程和讲座，并聘请媒介或学界的优秀人才定期下乡进行专题性短期培训，根据农民群体的具体需求，进行新媒体传播技术培训，让更多的农民个体参与新媒体内容的使用和生产，享受数字经济的红利。目前，不少媒体平台都推出了针对农民群体的培训或孵化项目。
（三）借助县级融媒体中心，发挥媒介素养教育作用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一环，是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信息传播的有效抓手。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框架已经成型，不少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拥有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平台，还与时俱进在学习强国、抖音、快手等平台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加上融媒体中心在当地的地缘，使其在基层信息传播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发挥“新闻+服务”的功能，以融媒体传播矩阵为依托，关注农村地区的真实需求，加大对农传播和对农服务的力度，充分贴近农民、服务农民，保障传递的信息中有足够满足农民群体需求的涉农信息；另外，作为媒体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利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宣传优势，靶向性地在全媒体矩阵中融入媒介信息识别、使用及反馈能力系列培训，最大限度节省媒介素养及信息素养教育的成本，进而为农村地区居民的信息接触和媒介使用带来正面影响。
三、农民个体：转变观念，加速媒介素养觉醒
（一）借助意见领袖，加速媒介信息使用能力培养
在“网络扶贫”和“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民群体的媒介接触条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其在媒介信息的筛选、甄别、使用上仍有较大的困难。不少农民个体并未意识到自身媒介生存环境的复杂性，对媒介信息有较高的信任度，因而对传播的虚假、低俗类信息的防备较低。与此同时，农民群体的社交网络高度重叠，不良信息一经社群或朋友圈传播就会达到几何级的扩散，加速了农民群体信息环境的恶化，从而影响了后期的媒介使用行为。农村地区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传统农业时代农村的意见领袖在目前依旧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村干部或人际关系中的活跃者作为农村的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对村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随着“90后”和大学生村官等“新农人”的回归，一部分农村先行者已经通过信息使用和传播享受到了新媒体的红利，在满足心理和精神需求的同时，改善了生活条件。因此，可以充分发挥农村意见领袖尤其是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农村“新农人”的作用，利用他们在农村的影响力，促进农民的信息使用和培训，让先行者带动落后者，让媒介信息更好地为生活和增收助力。
（二）走出意识误区，提高媒介参与积极性与质量
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下，尽管农村地区的居民媒介使用和媒介参与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但受生活环境、文化水平和固有思维的影响，不少农民认为自己生活在农村，在能力和见地上与城市居民有明显的差别，因而鲜少利用媒介发声，更别提通过媒介信息来改善生活或创收。农民个体应克服农村弱势的思维定式，意识到媒介信息的接近权、使用权、传播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可喜的是，在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其中，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农村题材已占据半壁江山，但大量原生态、生活化的短视频亟待实现从审美低俗到质量取胜的转变。因此，在媒介信息使用和生产的过程中，应充分意识到农村群体或个人在信息传播中应履行的公民责任，将高质量媒介使用和信息生产作为自己的目标，避免生产和传播低趣味、恶趣味的信息。优质的乡村信息，不仅能契合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发展新兴产业，还能提高媒介参与的质量，甚至能提升农村地区的群体形象。
（三）提高保护意识，实现与子女的共同进步
媒介社会生态环境理论指出，公众正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各种不同的信息和产品，并通过传播活动及生活环境给媒体使用者带来影响。[4]家庭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媒介基础重要的空间环境，因而不少学者呼吁，在学校教育的同时，家庭教育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实现亲子间媒介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交流，进而达到提高媒介素养的效果。农村地区家长应配合学校和社会，充当未成年子女的向导，指导其树立正确的媒介观，督促其媒介使用习惯，并在与媒介接触的沟通中，实现双方媒介素养提升上的互帮互助。亲子交流和家庭活动在消除“代际知沟”的同时，也可促进媒介素养知沟的消融。
四、其他社会团体与个人：形成合力，推进媒介素养教育
（一）依托高等院校，推动农村地区媒介素养提升
从北京、广州、杭州各地的媒介素养实践来看，“以研促训”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媒介素养实践起到了促进作用。以科研作为推手，不仅可引发政府、学术层面对媒介素养实践的关注，还能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目前，应用型科研项目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黄山学院的何村教授和浙江传媒学院的宋红岩教授已经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印证了以项目带动农村媒介素养提升的可行性。未来，可以借助田野调查、调研活动发动高校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性，以应用型科研项目为抓手，将高校的科学研究和农村基层的媒介素养教育链接起来，为农村地区的媒介素养提升提供实用经验。
（二）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媒介素养公益活动
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团体和个人的优势，使其参与进媒介素养公益活动也是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法宝。在当前社会，社会团体和名人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应该为当前国家和社会的热点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明星等社会名人在社会上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利用其在信息传播中的名人效应，使其参与到农村媒介素养教育的宣传中来。如利用明星主播的直播团队优势，录制商业直播类培训课程，对农村地区的电商直播进行专业技术指导。同时，利用偶像明星的人气，请明星代言媒介素养或发动话题倡议多位明星转发，扩大媒介素养教育宣传的力度。此外，还可以利用社会企业的资金、技术或人才优势，使其深度参与进农村媒介素养实践活动中，如快手APP联合各组织开展的面向三农从业者的“绿领公益大课堂”，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方式，助力“新农人”实现乡村振兴。未来，可以更深层地挖掘各类社会企业的优势，为农村媒介素养的提升服务。
总的来说，农村地区的媒介素养提升需要政府、媒体、农民个体、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团结协作。只有在多方关注与努力下形成合力，才能发挥媒介素养在“扶志”与“扶智”中的潜在作用，激发农村地区致富的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信息减贫语境下河南脱贫地区信息素养提升研究”（2021BXW0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治理视域下可沟通乡村建设研究”（20BXW08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丁建军，赵奇钊.农村信息贫困的成因与减贫对策：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4（2）：75-78.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0-2-25.
[3]数智驱动乡村振兴[EB/OL].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2029938.
[4]李紫砚.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短视频传播研究：以网络短视频“抖音”平台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1（8）：31-32.
（尹晓楠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在读博士；方雪琴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