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城市的周边传播功能及路径研究

known 发布于 2025-08-25 阅读(372)

摘要

当下我国正在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便利地建设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边境城市周边传播是其重要抓手和载体。它连接和融合了多种传播方式,具有周边传播的特点和优势。本文基于周边传播理论,就边境城市周边传播的功能,以及如何运用好多元主体进行圈层递进传播、共情传播、精准化差异化传播等路径作分析,以期为进一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参考。

关键词

边境城市 周边传播 传播功能 传播路径

周边传播理论是北京大学陆地教授首创。他认为,周边传播广义上是“任何人或事物或产业或机构在自己的周围或相关领域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 狭义上是指“一个国家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1]它是“信息或物品或人本身由发生点向周边的各个方向、由近及远不断扩散的过程”,可根据多元主体的传播能力,可粗可细,可远可近,可大可小。周边传播的内涵与外延极其丰富,陆地教授在周边传播理论中提到了“内、外周边,大、小周边,软、硬周边,远、近周边,自、他周边,空间、时间、事件周边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周边等定义。”他认为,周边传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多样性的主体、立体交叉性的渠道、直接可感性的效果、不可控性的内容以及不对称性的能量6个特点[2]。

构建与周边国家相互依存、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由于历史、人文和经济的地缘关系,我们与周边国家在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精神和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命运交织融合。因此,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最终的落脚点和抓手离不开各边境线上的边境城市。

与我国陆邻接壤的国家有14个,海上邻国有6个,其中朝鲜和越南既是我国陆地邻国,又是海上邻国。我国重点建设的边境城市总数有36个,边境城市在周边传播中,是前沿阵地,与周边国家交流交往中,有着口岸经济、城市公共外交和现代边防的独特价值与作用。边境城市作为独特的城市类型,其功能性质与内涵受到本国与周边国家国际关系的双重制约。边境城市作为一个独特的空间媒介,它既是两国间信息扩散、人员流动、货物交换、资金流通等的聚合通道,同时也是两地间政策沟通、人际交往、文化交流、经济互补等的传播实践,是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地方与全球互动连接的交汇点。

周边传播有中心对周边、周边对周边、周边对中心、中心对中心四种传播模式。边境城市的周边传播揭示了“周边——周边”的传播实践,同时也是“在周边传播”“从周边传播”和“向周边传播”模式的具体体现,它完全不同于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国家”与“中心——中心”的传播模式[3]。

边境城市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同时也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通道。边境城市的品牌形象传播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特点,本文以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试图分析边境城市在周边命运共同体塑造中的功能以及传播路径。

一、边境城市在周边传播中的功能

(一)边境城市是“在周边、从周边和向周边”传播模式的典型体现,具有周边传播的特点

通过边境城市开展周边传播,可以理解为周边传播的在地传播。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在2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分布着36个比较典型的边境城市,不同区域和地域的边境城市在口岸经济、文化交流交往以及边防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对外友好城市交流交往方面发挥着影响力和传播力。边境城市传播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安全、利益和文化等方面形成共同体,另一方面也要提升边境城市自身的品牌和形象,进而提升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十个年头,十年来,这一理念在“周边国家已经落地生根”。未来十年,在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该理念将会迎来一个“开花结果”的阶段。

边境城市周边传播其传播层次是层层递进的:以边境口岸为中心向边境两侧跨境经济合作区辐射的“小周边”传播,以边境城市为中心向边境两侧边境城市辐射的“中周边”传播和以“边境城市带”为中心向对象国辐射的“大周边”传播。边境城市周边传播具体到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周边传播,在空间和时间上表现出三个阶段的传播层次:向周边传播、在周边传播、从周边传播。边境城市周边传播无论是哪个层级,都符合由近及远、以近驭远、以边传边、层层递进的周边传播规律,边境城市周边传播的成功是我国实现有效的周边传播的第一步[4]。

边境城市大多居住着许多的少数民族甚至跨境民族,所以在传播对象上,首先要做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传播,其次要做好对周边地区边境城市的传播,再次要做好对周边文化的传播;在周边传播的内容上,首先要做好无(或弱)意识形态的经济传播,其次要做好弱意识形态的文化传播,再次要做好强意识形态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传播[5]。周边传播理论特别重视“边”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在边传边、在边言边,在边厚边。周边传播的策略应当有别于传统的以官方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策略,大力强化和充分发挥“三边”传播,即边媒(县市融媒体)、边关(口岸和边城)和边民的传播;突出边境地区民族、民间、民营传播的主体作用[6]。

边境城市周边传播具有周边传播的特点,即传播现象的普遍性、多元性、交叉性,国家、军队、地方政府、大众媒体、企业、商人、游客和百姓等皆可作为传播主体,传播渠道立体交叉,多种信息集聚,传播效果时空上直接可感并体现出城市发展能量的不对称。边境城市是“在周边、从周边和向周边”传播模式的典型体现,即首先要做好向我国国内周边地区民众的传播,其次是立足于我国的边境地区向周边国家的边缘进行传播,进而从周边国家出发向更广远的世界其他国家传播。

边境城市是地方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中心,政府官员、大众媒体、边防军队、外贸加工企业、游客以及边民通过城市将信息、人员、物品、资金进行集约和流动。它不仅是人员往来、货物流通的通道,也带动着周边城镇成为连接国家内外人口、物资、资金的节点和不同信息、文化交流融合的传播中心。边境城市相互距离近、联系广,传播渠道立体交叉,因此我国大多数边境城市会综合运用媒体传播、节庆传播、文艺传播、出版传播、口岸传播、展会传播、旅游传播等丰富形式进行。边境城市建筑是文化传播的载体,融入日常生活环境之中,使抽象观念形象视觉化,并进行隐性传播[7]。边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在周边传播的效果和能量对称上,会体现出可见、可感和不平衡。比如朝鲜的新义州和中国的丹东市、越南的芒市和中国的东兴市的城市建设,在周边传播上印证了“百闻不如一见”。由于边境城市传播主体多元和渠道交叉复杂,两国两地的传播机制不同,其传播的内容是很难控制的。

综上所述,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中,边境城市的形象传播是典型的周边传播。

(二)边境城市周边传播的优势在于连接和融合了多种传播方式

一是连接了内周边与外周边。内周边,就是一个机构、部落或者国家靠近边界的、与边界外侧部分相似的内部界限;而外周边,就是一个机构、部落或者国家边界外侧的、与内周边部分相似的外部界限[8]。目前,我国与周边国家建设多个区域联合体,如中俄经济走廊、中蒙经济走廊、中国——中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等。这些区域联合体的成立,就是内周边与外周边连接的体现。如中欧陆海班列和“一带一路”,把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内周边广西、云南、西藏和新疆等地,在内周边与外周边的融合上,直接对接“一带一路”、对内可以连通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等,对外连接中亚、中东和欧洲各国,即连接了内周边和外周边。2022年12月5日,“南凭”(南宁到崇左段)高铁开通,极大地推动边疆区域协同发展。今年以来,广西崇左市加快打造国内国外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利用区域优势,全力推动“一地六便利”,即一地是广西崇左市,六便利是“投资开放、贸易加工、运输往来、人员进出、跨境资金、旅游合作”。

边境城市周边传播还融合了自周边和他周边等多种传播方式。自周边传播方式是指边境城市在其城市周边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该传播活动的对象不特定,它的目的是打造自身品牌形象。他周边传播方式就是边境城市在他周边(对象国或地区)进行信息传播活动,既打造或型塑边境城市形象本身以及背后所代表的中国,也营造两国两地之间友好的印象或氛围,如中越之间举行边民山歌比赛和民俗节庆等。边境城市周边传播也是大周边与小周边、远周边和近周边等传播方式的体现。周边的“大”与“小”,前者指周边主体(一个物体、机构或者国家)的间接周边,也可称主观周边。一个物体的大周边,就是这个物体所能拥有的最大空间界限。后者则指周边主体(一个物体、个人、机构或者国家)的直接周边,也可称客观周边。一个物体的小周边,就是这个物体不被挤压的最小空间界限。一个机构的小周边,就是这个机构所在的占地面积的边界[9]。周边的“远”与“近”是一对相对概念,它不仅仅只是地理上的概念,同时也是情感上远近概念和文化上的概念,例如我国“九大名关”之一的“友谊关”的更名,就反映出中越关系情感上和文化交流交往上的变化。

二、边境城市周边传播的路径

(一)主体多元、内外分层: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可以使用圈层化的覆盖路径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我们只有影响周边,才能影响亚洲,继而影响世界。因此对外传播要首先做好中国周边地区的传播,然后再向周近地区、周远地区进行圈层式、渐进式、梯次性地传播[10]。其实现实当中,很多边境城市在周边传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曾总结了广西崇左市对外传播方面的七大品牌做法,撰写的调研报告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采纳和中央有关外事部门的认可。2019年12月至2024年10月,笔者与桂西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所成员、东南亚周边传播研究院团队成员一起跟随北京大学陆地教授前往广西边境城市凭祥以及各边境口岸开展中越边民交流现状与期望的调查。我们采取问卷、访谈两种调研方式。调查问卷采用越南语和中文,通过纸质和电子问卷面向越南边民发放问卷320份,回收293份,有效问卷290份,问卷回收率91.6%。此次调查对象主要是生活或者来自中越边境村镇、城市的越南边民。调研期间,调研组观察到边民的生产生活资料深受现代科技、信息文明的影响,作为传播主体的边民在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实现个体流动、信息流动和教育文化流动。政治交流方面,本次问卷调查对比可以发现,越南边民对中国和中国边民的好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越南国民,边境地区边民较为密切的交流能够有效拉近两国人民的关系。经济交流方面,越南边民认为政治交流是影响两国经济关系的主要因素,有利于强化中越两国经济关系的因素依次为人际交流、文化交流、政治信任、旅游、媒体传播,越南边民更乐于从人际交流和文化交流方面提升两国经济关系。文化交流方面,受访者认为最有效的中越文化交流形式依次为文化产品交流、机构交流、节庆活动、歌圩和走亲戚,最喜欢的文化交流形式依次包含节庆活动、影视剧、社交网络、流行音乐、对山歌。信息交流方面,受访者平常更关注本国信息,其次是国际信息。在所有的信息来源中,受访者最信任人际交流、广电媒介,其次是社交媒介、报刊和其他网络媒介。受访者平时接触的主要媒介是电视和新媒体,其次是报刊、广播,此外,受访者认为应主要通过人员交流和情感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其次为经济交往,媒介传播、人文交流。情感交流方面,中越跨境边民的情感传播主要以人际传播为依托,情感传播具有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地域倾向和民族倾向,相似的生活实践、强烈的族群认同和有利的经济依托是促进情感交流的重要因素。以上调查的情况分析反映出中越边境地区边民交流现状与传播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广西边境城市崇左市、凭祥市在对周边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传播的效果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在周边传播具体应用中,我们要利用好军队、地方政府、边境融媒、企业、商人、游客、跨境务工和边民等多元主体,采用圈层式层层递进的传播方式,做好周边传播。

(二)文化相近、民心相通:由于天然的文化相近、血缘相似、习俗相同、语言相通的历史和现实联系,采用共情传播路径

在边疆地区,边民跨境交流频繁,这些频繁而深入的民间交往对民心相通至关重要。如: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广西边境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用工需求迅速增长。广西崇左市与越南凉山、高平两省签署跨境劳务合作协议,双边跨境劳务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中越两国跨境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与越南相比,中国这边的生活条件好些,因此到中国的“越南媳妇”和越南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对越南媳妇来说,中国和越南都是自己的家乡,她们特别渴望中越一直能和平相处,这样她们的生活才有保障[11]。随着中国边境城市国内国外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的打造,届时中越两国边民和企业来往会更加密切,跨国婚姻也会越来越多,为语言互通和民心民意沟通创造更好地条件。同时,我们要鼓励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的扶贫故事、乡村振兴故事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要善于做到讲真实中国的故事。既可以讲边境村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绩,也可以谈建设中的不足,这样的故事才更容易引起共情,引起共鸣。

(三)精准施策、差异化传播:把准对象国受众脉搏,让中国故事走进对方心里

中国与周边 14个国家陆地接壤,这 14个国家中都有民族与我国边疆省份某个少数民族相对应。如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藏和尼泊尔、不丹,黑龙江与俄罗斯,吉林和朝鲜、中国内蒙古和蒙古,广西和越南,云南和缅甸、老挝,都有一个或多个民族跨国分布和居住生活的情况。在以上接壤的地方,分别分布着很多的边境城市,如新疆的喀什市、阿勒泰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博乐市、伊宁市等,西藏的亚东县和聂拉木县等,黑龙江的绥芬河市、穆棱市、同江市、黑河市等,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市和满洲里等,广西的东兴市、凭祥市、靖西市等,云南的瑞丽市、畹町市、景洪市等。因此,相对近距离,发挥好一省一城的价值和作用,可以通过各边疆省主流媒体与各边境城市主流媒体或县级融媒体合力对周边邻近国家,区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精准施策,在故事讲述和传播渠道上因国而异,实行差异化传播,实施一地一策的精准化战略,根据周边国家的具体国情讲故事,要把准对象国受众的脉搏,让中国故事走进对方的心里,这样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本文以边境城市的周边传播为切入点,探析了边境城市在周边传播中的特点、优势、功能以及路径。随着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再到“开花结果”,边境城市在周边传播的功能和价值将越发凸显,随着国内国外双循环市场便利地的打造,边境城市周边传播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还会继续扩大。因此,如何进一步挖掘边境城市周边传播的价值,探索边境城市周边传播实践方法,使边境城市成为周边传播的“战略依托带”和前沿阵地,在塑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仍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5][6]陆地.周边传播理论范式的建构和深化[J].当代传播,2021(3):28.

[2]陆地.周边传播及其五个向度[C].北京联合大学讲座分享.2022-11-31.

[3]高菲,孙延凤.周边传播的基本模式和案例分析[J].中国记者,2021(9):104.

[4]杨雪.中国边境口岸的周边传播研究:以广西边境口岸为例[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22-5-25:50.

[7]李庆春,卢燕丹.国家文化安全视阈下边境城市建筑文化发展策略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7(6):195.

[8][10]陆地.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J].当代传播,2017(5),4-9.

[9]陆 地,许可璞,陈 思.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周边传播理论研究系列之一[J].现代传播,2015(3):29.

[11]新华网.边民互动促民心相通:广西崇左促中越边境地区两国人民交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EB/OL].(2017-07-13)[2024-10-29].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13/c_1121314156.html.

基金项目:2023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周边传播视域下广西区域形象外宣翻译策略研究》(编号:2023KY0791)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唐顺姣,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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