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随着媒介的演化，微信、短视频、微博等热闹繁荣的社交连接体验背后，是人们内心更加深沉的孤独感。这与雪莉·特克尔（SherryTurkle）在《群体性孤独》中的提到的观点一致，她认为，虚拟社交中人们更多关注技术而非他人，难以建立深度情感连接[1。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碎片化特性，使得人们在享受快速信息交换便利的同时，也失去了深入思考和情感交流的机会。因此，尽管社交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连接方式，它也可能成为个体孤独感的来源。
王敏芝教授的专着《“云交往”：数字时代的交往与文化》于2024年由出版社出版。本书打破传播学、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壁垒，建构起“技术一主体一文化”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7个章节：云交往的主体婵变、云交往的现实困境、云交往的技术迷思、云交往的社会规制、云交往的文化张力、云交往的公共旨归等。
本文围绕《“云交往”：数字时代的交往与文化》一书中关于数字媒介技术如何重塑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核心问题，从“连接但孤独的自我”这一矛盾体验出发，探讨云端交往中个体既高度互联又深陷情感孤岛的双重困境。分别从媒介依赖、社会交往以及联结主义这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数字时代的生存困境及突围路径。
一、媒介依赖中技术赋能的异化
媒介依赖理论重点讨论人们如何通过大众媒体获取外界信息，进而对自身观念与行动产生影响。数字媒介技术通过“可及性”“即时性”与“存储性”等技术，看似会无限放大我们的社交能力和获得信息的能力，本质上是一场由技术驱动的社交革命，实则暗藏赋能即异化的深层逻辑，而媒介依赖作为这场革命的底层逻辑，已经悄悄改变了人和技术的权力关系。当社交媒介已经从赋能工具异化为生存必需品的时候，技术对交往的赋能便开始走向异化，这种异化并非传统劳动异化的简单延伸，而是表现为技术逻辑对主体意识、社会关系乃至情感需求的系统性重构。在高密度连接的背后，蕴藏着主体存在的空心化与情感体验的荒漠化。
（一）技术驯服化：从“使用工具的在线自由”到“被工具定义的社交囚禁”
身处这样一个舆论场之中，算法推送、即刻反馈让我们成为数字劳工。我们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屈从于平台规则。例如：微信好友聊天窗口的红点时刻都在召唤着我们“立刻回复”；即时回复的压力导致消息已读不回被视为社交失礼，用户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作息以适应永远在线的社交节奏；短视频的“无限下滑”机制通过无尽的下拉交互设计和精准的算法推送，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时间黑洞”，使个体陷人无意识的信息消费循环。技术设计的“低门槛连接”虽然看似赋予了用户自由，实际上却编织了一张隐形的囚禁网络。
媒体依赖的另一表征是持续连接，这种连接是对人类注意力的严重侵蚀。用户在随时在线的压力下陷入数字戒断焦虑，因担心社交隔阂而频繁更新动态，这种技术依赖导致社交倦怠。在书中作者认为这种过度联结与社交倦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计算机焦虑、信息焦虑和技术焦虑。“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不会减轻孤独感，反而会加重孤独感”2，这正是媒体依赖所导致的“连接但孤独”的悖论。技术构建了永不下线的社交环境，却在碎片化的互动中让真正的情感共鸣失效。用户仿佛置身于数据洪流中，通过持续的在线连接寻求安全感的“数字浮士德”，在众多的浅层次联系中丧失建立深厚情感联系的能力。媒介依赖构建出的现实反而是连接越密集，心灵越荒芜的生存困境。
（二）情感投射化：从“数据化表演”到“社交媒介的角色蜕变”
“中国网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动机，已从早期的信息获取、社交联络等工具性需求，逐渐演变为构建社会资本、获取身份认同的存在性需求一这种需求通过社交货币的积累、自我形象的可控化表演得以实现。”3微信不只是通讯的传播手段，还是数字符号的职场认同；抖音不再是简单消遣娱乐的应用程序，而是一个可视化的自我表达舞台；朋友圈是精雕细琢的个人形象馆，点赞数则成为情感价值的量化表征；主播用激发用户行为的互动话术来取得打赏，并以算法为媒将这些感情连接变成自己资产的增值收益，社交媒体成了人们不同区位坐标下的“元宇宙”。就像书中的“换装与表演：建构新主体”一节提到，在“云交往”的技术空间中，“我”呈现出面具般的各种角色，在社交媒体的传播空间里，网民体验的是虚拟社群的交流狂欢。网络世界中的互动是虚拟的，人们通过“符号”形式进行非面对面的交流。然而“面对面交谈其实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4却在生活中变得极其奢侈。
二、社会交往中的“数字茧房”与“联结主义”
数字时代的“云交往”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密集的连接网络，短视频日均播放量破亿、微信好友动辄数千、社交平台实时更新全球动态。然而当技术承诺的信息自由在算法过滤中异化为认知视野窄化，当过度联结将社交转化为数据洪流中的疲于奔命，人类正陷入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所言的“交往理性崩塌”即表面的连接密度与深层的情感疏离形成尖锐悖论，社交媒介从共识建构的桥梁沦为孤独的加速器。
（一）认知视野窄化：从“信息自由”到“算法牢笼”
技术赋能的另一层面是剥夺认知的自由，平台将用户困于“垂直孤岛”，通过算法过滤和分区机制，系统性地弱化了用户跨圈对话的可能性，采取兴趣推荐和同类内容聚合的方式将同质群体聚合起来，这种技术赋能形成了交往的信息茧房，使个体陷入垂直群聚的孤岛。算法通过从用户行为到偏好强化的闭环，使个体主动屏蔽异质信息。平台通过用户画像、浏览历史构建“过滤泡”，将信息获取窄化为“兴趣同温层”内的循环。例如喜欢财经内容的用户，很难看到人文社科课题，关注娱乐的群体对严肃报道自动过滤，这种信息偏食导致真实的他者被算法模拟的数据他者所代替。这种把社交变成同类聚会的禁锢部落化生存算法，正在为每个使用者筑造专属的信息牢笼。
（二）联结表象化：从“强连接”到\"弱关系”的悖论
作为生物主体的“人”、作为技术中介的“云（算法平台）、成为数字投射的“影”（虚拟化身），共同组成了数字时代的“人-云－影”三重结构。在联结主义理论意义上呈现出来的社交网络形式打破了原有的社交时空限制，却在技术编织的联结网络中催生了“强连接表象”与“弱关系本质”的深层悖论：当人类社交行为被转化为算法可计算的节点连接，情感深度被数据权重消解，技术加速了社交的频率，却稀释了情感的温度。这种联结的幻象恰巧印证了雪莉·特克尔（SherryTurkle）在《群体性孤独》中的观点：技术制造的“弱连接”网络看似扩大社交范围，实则使个体陷入“群体性孤立”一与无数人相连，却与所有人疏离。“我们期待他人的关注，却害怕真正的亲密”“手机和网络世界并不是可以逃离的另一个瓦尔登湖”[5]。本质是数字社交中联结形式与情感本质的分裂。当个体通过“影”（虚拟化身）与“云”（算法平台）建立连接，真实的“人”（生物主体）却退去了。例如：青少年在社交软件上维系着数百个好友，却在现实中丧失了社交能力，中年人在工作群中保持秒回人设，但却漠视家人的需要，这种分身可以被视为“仅仅存在于语言和行动中的无实体的身份”，而身份背后的“群体性孤立”现象，正是联结主义网络中弱关系过载导致强关系坍缩的必然结果。
三、突围路径
数字时代的“云交往”困境，本质是技术逻辑与社会价值断裂的现代性危机。在面对连接与孤独共存的困境方面，书中从技术伦理、社会规制、文化张力和公共旨归等多维度寻找通往交往理性的道路。通过伦理校准技术方向、制度约束资本权力、空间营造良好生态、文化激活主体能动性的四方协同，才能在“高度连接”与“深度孤独”的悖论中前行，让云端不仅是数据的相遇，更是人们心灵与精神的碰撞。正如本书所启示：技术的终点不应是“赛博人”的诞生，而应是“人”在数字文明中的重新觉醒。
（一）重塑云交往伦理准则，筑牢价值根基
在云交往的语境下，算法的不透明性引发了平台霸权和信息垄断问题，导致我们每个人都似乎被“困于信息茧房之中”，难以接触到多元化的信息和观点。人们的情感数据，这些本应属于个人隐私范畴的信息，却变成了资本所凯的对象，被用于进一步加强这种信息的控制和垄断。
实现推荐算法的透明化。倡导公开算法推荐逻辑、数据过滤规则以及用户的画像等机制；赋予用户数据修改和删减数据的权利；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防止数据乱象；开发反信息茧房浏览插件，增强主体认识多样性，强制标记同质化内容并推送异质信息，推动云交往从“数据剥削”走向“透明协商”。
为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伦理的协调并进，构建明确的伦理规范体系，以明确界定各方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行为界限，不仅有助于维护个人隐私权益，还能预防和降低技术滥用可能引发的风险。基于此，构建一个包含多方责任共担的伦理共同体显得尤为关键。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讨论平台，深入探讨并解决隐私保护、算法偏见等核心问题，以确保技术革新与社会伦理的均衡发展。
（二）完善规制体系，强化制度保障
首先，强化行业自身的治理能力。积极鼓励成立云交往行业协会，制定与之相关的自律规范，规范涵盖隐私保护、算法规范等重要领域。为了确保规范能切实得到遵守可施行奖惩机制，对于违反规定的平台采取相应的管理举措。通过激励和惩罚相结合的机制，对引导整个行业朝着健康且自治的方向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了让用户权益得到有效保障，需加快在相关领域推进立法的进程。明确网络平台在数据隐私保护、防止市场出现垄断等方面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确保网络平台在处理用户数据时能够依照严格的规范来进行操作。既能够对用户的隐私权起到维护的作用，又能够推动市场的公平竞争，为用户和网络平台构建健康且和谐的关系。
第三，提升公民数字素养水平。开展数字素养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公众“媒介批判能力”，让公众具备对于媒体信息的分析以及判断能力；培养公众识别信息操纵、抵制情感剥削的理性思维方式，确保个体在云交往过程当中能够保持自身的主体性，不被外界的信息影响，摆脱盲目跟风以及被动接受的不利局面。通过行业、法律、教育这三个方面协同发力，达成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制约效果，最终构建起一个权责分明、公平且有秩序的云交往生态环境。
（三）重构媒介空间，营造良好交往生态
首先，优化媒介空间功能。借助技术策划公益接力、文化直播等活动，激活情感动员，用短视频互动唤起文化共鸣，打破圈层隔阂；加强议程设置，引导用户聚焦公共议题，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将虚拟讨论转化为现实行动，补偿虚拟连接中缺失的情感，重建真实信任纽带。
其次，促进媒介空间多元化发展。鼓励小众化、垂直化平台创新发展，为特定群体提供深度交流空间；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搭建既有专业性又具有互动性的社交平台，丰富云交往的内容和质量，最终实现公共空间更新换代和主体文化身份重构。
（四）唤醒主体意识，激发个体行动自觉
在数字时代的社交狂欢中，个人要警惕在数字时代无界限的社交狂欢中迷失自我。亟须唤醒主体意识，重建真实交往。“网络现实不能等同于真正的现实，人们仍需要具身的交往行为与真实共在的情感体验，仍需要重拾交谈。”[7]
“互联网和数字媒体以最普通和最显着的方式将人们连接起来，让人们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和共性，并且相互联系。”[8重建真实联结的首要任务是在地化的实践，在享受线上世界便捷的同时通过线下活动重建身体在场这一基本公共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线上线下均衡发展，将虚拟社交转化为实际社会行动，赋予交往真实价值。
书中指出：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基于网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虚拟社区，经常被指斥造就了“网络孤独症”。看似热情投人的互联网生活，实际上使得“网络个人主义”盛行。“网络孤独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虚拟他者的依恋和现实人际关系的淡漠[9。引导公众反思技术依赖，借助公益广告、社交媒体话题（如“放下手机一小时”），抵制“技术加速”对深度交往的消解，真正成为掌控技术、保持清醒的交往主体。
结语
微信中不停闪烁的小红点已成为日常焦虑的触发点；短视频平台的自动播放机制，持续地将“下一个”内容串联起来；微博热搜榜不断重塑公共讨论的边界。人类彼此交流的方式，正在从实体参与的线下场景变为数字共享的云端存在。理想的生活设计展示在朋友圈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假礼物铺天盖地；人们在算法编织的兴趣部落中寻找精神归宿。而当我们关闭一切社交应用后，感受到的却是更深的寂寞和孤独。
该书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数字时代最迷人却也最刺眼的光斑。深人探讨了“云交往”如何将人类推向“超连接的孤独”这一现象，并且细腻地揭示了在算法的裂隙中潜藏的希望之光。在云端相遇，在数据中孤独，技术终非宿命，如何在连接中守护人性的温度，才是“云交往”时代的根本之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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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研.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孤独感的调查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7：33-35.
[3]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4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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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玛丽·吉科.超连接：互联网、数字媒体和技术一社会生活M].黄雅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6.
[9]蒋建国.网络化生存、网络孤独症蔓延与心理危机［J].探索与争鸣，2013（10）：8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