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作为对历史上不平等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反思，逐渐成为描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在全球舞台上角色与地位的重要术语[1]。这些国家曾长期处于全球权力体系的边缘，但如今，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正蓬勃发展，成为重塑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同年11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G20峰会，不仅是中国和非洲等“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体现，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日益增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显着标志。
然而，在全球信息传播的格局中，“全球南方”的可见性问题依然突出。媒介霸权作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手段，长期以来使得“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中处于失语状态，其声音和影响力被边缘化。这种不平等的信息流动和话语权倾斜，不仅加剧了南北之间的信息鸿沟，也影响着“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能见度和参与性。首先，从“全球南方”的现实背景出发，可见性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构建和政策倡导。在全球公共领域中，可见性是获取变革机会的重要考量，它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也是“全球南方”获取公正的现实途径[2]。其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我们需要对全球公共领域的技术建构进行反思和完善，以确保“全球南方”的可见性需求得到满足。最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全球南方”的参与和贡献对于实现全球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提升可见性，“全球南方”可以更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和包容的国际秩序。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全球南方”在媒介霸权视角下的可见性问题，分析其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挑战，并基于媒介行动主义视角探索提升“全球南方”可见性的策略和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全球南方”概念的理解，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当下，这一研究对于促进“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与合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全球南方”概念的缘起
“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源于对历史上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反思。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探讨意大利南北经济差异的文章“论南方问题”中首次提及“南方”这一概念，随后，“全球南方”常被用来描述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影响下发展滞后的国家和地区[3]。美国政治活动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Oglesby）于1969年首次使用“全球南方”一词，他认为越南战争是“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历史的高潮”，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汇聚、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4]。由此可见“全球南方”的提出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德国政治家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在20世纪80年代用“勃兰特线”（BrandtLine）来划分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仅赋予了“北方”与“南方”全球经济维度的含义，更是通过直观的方式展现了其地理形态分布，引发了极大的关注[5]。事实上，“全球南方”最大的两个国家- 一一中国和印度完全位于北半球，因此而言，这一概念体现了国家之间地缘政治和经济共性的混合6]。
“全球南方”继承了“第三世界”（ThirdWorld）的概念，不仅描述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差异，还揭示了这种差异背后的历史和结构性原因[7]。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全球南方”一词开始流行，它超越了传统的“第三世界”政治内涵，被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和国内政治因素[8]。然而，“全球南方”一词由于其范围的广泛性目前也面临诸多争议和挑战，无论是在概念本身、民族身份的定义还是其参与国际事务的实际有效性方面。例如，亚洲的持续崛起导致了“全球南方”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显着差异，这种现象被称为“南南差异”。这种宽泛的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发展中国家在国情、发展模式和对外战略上的差异性，使得人们难以清晰识别和理解各国之间的具体差异，从而影响了对这些国家之间多样性和发展路径的深人认识[9。因此，在探讨“全球南方”问题时，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到其复杂性和不断演变的特点。
（二）媒介霸权成为重塑殖民主义的可能性
“媒介霸权”（Mediahegemony）又称“文化霸权”（Culturehegemony），最早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一书中提出。文化霸权作为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概念[10]，强调统治阶级的领导方式不再是通过暴力手段，而是通过道德和知识的方式来积极引导社会，即实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来实现霸权和统治的目的。统治阶级往往通过宣称这是一种自然化的、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一致性的方式与被统治者达成共识[11]。在这个过程中，霸权的形成并非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被更新、生产、修正、协商与抗争的过程[12]。媒介霸权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其影响力和表现形式将更加复杂且多样化。
媒介霸权既是一种经济霸权，也是一种政治霸权，同时还是一种规范、扭曲和构建了主体心理和行为的文化霸权。当下，以数字技术为主导地位的数字帝国主义正不断崛起。数字帝国主义依托于数字技术，通过技术霸权的方式增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操控方式，使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资本垄断变得更加隐秘，进一步诱发了全球风险[13]。尤其是美国，其利用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身原则和意志的战略行为以维持或增强国家的全球霸权地位[14]。以南非为例，迈克尔·克威特（MichaelKwet）指出，美国跨国公司在数字生态系统的架构层面行使帝国控制，进而产生相关形式的统治，以形成一种全球监视资本主义系统[15]。可以说，“数字殖民主义”是新时代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地区国家进行干预和殖民掠夺的新形式，符合原始资本积累的特征[16]。
数字技术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已成为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剩余价值、巩固霸权地位的关键手段[17]。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宣扬数字自由和民主对边缘国家进行剥削和“软殖民”，试图用“技术合理”转化为“政治合理”来粉饰技术霸权的隐秘性而造成的全球利益格局不平衡的加剧。有学者指出ChatGPT的广泛应用在带来社会领域和应用场景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意识形态安全、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政治和社会风险[18]。在国际政治中，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技术优势来加剧各国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技术壁垒以此实现全新的政治霸权统治形式，进行政治博弈、干涉他国内政，通过技术依附实现政治依附，巩固其强权政治地位[19]。美国的涉华舆论就继承了东方主义的叙事传统，塑造了一个集权统治、人权争议严重、对西方世界构成挑战和威胁的中国形象[20]。这种话语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加深了西方乃至全球媒体对中国的成见，而且受到“文化圈群”结构的影响，使得某些国家的媒介霸权能够将其话语和影响力扩展至全球范围。
（三）“全球南方”的媒介可见性需求
可见性（Visibility）最初由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DanielDayan）提出，可见性不仅限于媒介，而是扩展成为社会个体的一种基本权利，包括被看见的权利、决定如何被看见的权利、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21]。换言之，当个体获得一定规模的注意力时，即产生了可见性。“全球南方”的发展脉络与帝国主义的摧残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密切相关，而且在当代，殖民主义的“遗产”仍在试图将全球南方边缘化，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21。现如今，文化影响力的扩张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征服或暴力的“野蛮”统治，成为强国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23]。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产品的作用已成为构建隐性影响力的关键要素，这也通常与“媒介帝国主义”（MediaImperialism）的概念紧密相关[24]。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自己表现为“全球警察”，使得“全球南方”在全球权力体系中常处于失权者与失语者状态。因此，寻求减轻压迫和寻求发展的机会，争取可见性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也成了“全球南方”国家获取变革机会的重要考量。
我国学界大多将可见性归纳为媒体议程设置的“能见度”与受众的“关注度”，并承袭了福柯的批判路径，认为可见性是媒体掌控者践行权力的关键工具[25]。可见性具备公共属性，即被他人看见是构成公共生活的前提[26]，不可见性将意味着社会承认被剥夺[27]。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从某种程度来说在国际场域中仍是“沉默的大多数”[28]，需要平台和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得尤为迫切。尼日利亚国防部长阿布巴卡尔曾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我不仅带来了尼日利亚的观点，也带来了非洲的声音”[29]。有学者指出，“全球南方”的自主性价值在于其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旧世界秩序等级制特征下依附状态的反抗，并追求独立自主的愿景[30。因此，在数字时代抓住媒介转型的重要契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降低对西方媒介的依附，提高自主媒介效能，成为“全球南方”的媒介可见性需求之一。
结合上述讨论，本研究将“全球南方”的媒介可见性需求界定为“全球南方”国家及地区在国际媒体景观和全球传播架构中争取增强其关注度与代表性的迫切要求。这一需求反映了“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寻求提升其媒介表现和话语权力的集体努力，旨在缩小与西方强国在信息传播和文化代表性方面的差距。
三、隐秘压迫的现实图景：媒介霸权与“全球南方”的依附关系
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限制，其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持续发展动力的同时，还可以转嫁自身即将面临的社会风险，致使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和被剥削的地位[31]。当前，“全球南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日益显着，特别是在数字控制领域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渗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本质揭示了双方之间权力分布的不均衡状态。
（一）信息控制与数据垄断的幽暗面
1.信息不对称与全球话语权的倾斜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信息控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显着的信息不对称与全球话语权的倾斜现象，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32]。其通过掌控国际组织、设定全球规则以及主导舆论，构建了一个符合其利益和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抑制了“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和利益，使得“全球南方”的合理诉求在全球治理的决策过程中容易被忽视或置于边缘。例如，在俄乌冲突中，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和片面解读，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对事件认知的偏差。这种现象是信息不对称和全球话语权不平衡的典型例证。它不仅加剧了俄乌双方的对立态势，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广泛质疑；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性产生负面影响。
2.数据资源：新时代的“石油”与控制力
数据资源被称为新时代的“石油”，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优化社会治理的核心资源，其控制力更是国际竞争的重要体现[33]。媒介霸权国家通过控制关键数据资源，能微妙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决策与政策制定。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资源的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能力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掌握关键数据资源的国家或企业，不仅能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还能在必要时通过数据资源的控制来实施战略威慢[34]。美国对TikTok 的打压事件，进一步映射出数据资源在国际竞争中的分量。TikTok作为一个拥有庞大用户数据的社交平台，对于洞察用户行为和预测市场动向具有巨天的价值。美国政府担心这些关键数据资源被其他国家掌握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从而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来限制TikTok在美国的发展。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数据资源，平衡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的关系，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数据主权和公平竞争，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35]。
3.脆弱性根源：技术滞后与数字鸿沟
在当今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技术优势与信息传播的鸿沟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媒介霸权国家凭借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构建了强大的传播平台，如美国的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和X。它们与美国政府的权力相互调适，试图构建一个由少数巨型公司统治的私有帝国的数字封建主义世界，进而塑造国际公众舆论，影响全球议程的设定[36]。现阶段，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但全球南北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甚至有扩大的趋势。高昂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设备成本、电力供应的不稳定性，以及监管限制和采纳障碍，都阻碍了这些国家的技术发展，加剧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发展滞后与国际结构性不公，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在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时，常常展现出较为显着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源自两大方面：一是“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及技术革新上的滞后，这无疑削弱了它们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二是当前国际秩序中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以及资源分配与环境问题上的不公[37]。
（二）文化渗透：“全球南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影响
1.文化产品与全球价值观的传播
媒介霸权国家利用电影、音乐、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巧妙地将自身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融人其中，利用全球化的传播网络，将这些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各地。以美国流媒体巨头Netflix为例，近年来，它推出的《王冠》《怪奇物语》等原创剧集和电影，不仅以其精湛的制作和引人人胜的剧情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更在无形中传递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全球南方”
国家，年轻观众是这些外来文化产品的主要受众群体。这些文化产品所蕴含的价值导向与意识形态倾向往往会被更为显性的娱乐元素与艺术美感所遮蔽，对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社会行为和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38]。与此同时，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文化和价值观构成了冲击与挑战，给“南方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稳定性带来潜在的威胁[39]。
2.新闻媒体塑造的政治经济理念
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体在全球信息传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常通过全球传播网络向“全球南方”国家传递所谓的“普世价值”，如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等[40]。这些理念看似中立和普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往往被用作评判“全球南方”国家政治经济实践的标准。例如，美国在报道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经常强调私有化、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并批评当地政府的干预政策。这种报道方式不仅塑造了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看法，也对接受其新闻服务的国家产生了政策导向上的影响，成为推动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理念变革的重要力量。此外，西方媒体还具备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其新闻报道往往具有选择性和倾向性，并以此塑造特定的舆论氛围，进而影响“全球南方”的政策制定和公众意识形态[41]。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可能会因此丧失自主发展的机遇与空间。
3．民主、人权议题与政治变革的催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中，民主、人权议题与政治变革的催化往往扮演着一个复杂且微妙的角色。媒介霸权国家常以民主和人权为由，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批评和干预，从而推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政治变革。以缅甸为例，在2021年军政府接管政权后，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迅速对缅甸局势进行了深度报道和评论，通过强调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观，为缅甸反对派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缅甸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和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然而，民主和人权议题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作一种政治工具，其产生的影响并非总是积极和正面的[42]。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干预可能破坏了全球南方的政治生态和治理体系，导致政治动荡危机和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这种干预也可能削弱了全球南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四、“全球南方”的抵抗策略：基于媒介行动主义的视角
媒介行动主义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通过媒介和传播技术进行社会动员、政治参与和文化抵抗的策略，其核心在于利用媒介作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如反核、反战、民权和学生运动等[43]。媒介行动主义通过创建主流媒介或独立媒介，将媒介转化为维护权益和社会倡导的工具，从而为社会变革提供支持系统[44]。结合上文论述所潜在的“全球南方”可见性的风险，本研究基于媒介行动主义视角，认为增强“全球南方”地区的媒介自主权、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效能及加强“全球南方”媒体的建设，有利于实现“全球南方”的意识觉醒、能力建设和民众赋权，进而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并催化社会良性变革，成为“全球南方”抵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媒介自主权
媒介自主权（Mediaautonomy），也称为媒体自主性，指媒介机构在运营和信息传播过程中，依据法律、经济和社会环境，所享有的相对独立的决策和行动能力。这一概念涵盖了媒介机构在内容选择、报道方式、经营策略以及社会角色等多方面的自主权利[45]。受历史、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媒介自主权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增强全球南方地区的媒介自主权，不仅有助于提升媒介机构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还能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和社会进步。
建立信息对称与话语权平衡。“全球南方”需要积极寻求通过发展本土媒体力量与对媒介资源的掌控和有效利用来打破信息不对称和话语权倾斜。例如，巴西近年来不仅加大了对本土新闻媒体的扶持力度，还积极推动国际媒体合作，与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国家共同建立媒体交流平台，分享信息资源和传播经验。信息对称与话语权平衡的构建，体现了对信息传播权力的再分配，对于促进全球信息传播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自主与意识形态抵抗。文化自主性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群体在文化领域内保持独立性和自我决定的能力[46]，而意识形态抵抗则是指在面对外来文化影响时，保持和弘扬本王文化价值和思想的过程。文化自主性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文学作品和教育体系中，还体现在媒体传播、网络空间和日常生活中。自主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保障，也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外来意识形态的抵抗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它并不是封闭和排外的，而是开放和包容的，它鼓励文化交流与对话，同时坚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和核心价值[47]。
媒介教育与受众引导。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南方”媒体面临着来自西方媒体的竞争和压力。“全球南方”国家媒体需要进一步通过媒介教育，提升受众的信息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减少因为被动接受媒体信息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48]。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媒体还需要加强对受众的关注与引导。媒体是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通过关注受众的需求和关切，引导受众理性思考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媒体可以推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
（二）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效能
国际传播效能综合评估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信息的能力、效率、成效和收益，它反映了本国信息在国际公共舆论中的普及程度、可见度和影响力[49]。其核心评估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信息能否触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受众（传播范围的广泛性，确保信息被“听到”）；信息内容是否易于理解和接受（传播内容的吸引力，确保信息被“理解”）；以及信息传播的影响力（传播效果的深度，确保信息被“接受”）。
缩小技术鸿沟与提升传播能力。“全球南方”需要加大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培养本土技术人才来缩小与媒介霸权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南非近年来不断加大对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投人，提升了网络速度和普及率。就我国而言，近几年通过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利用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实现精准传播和有效连接方面不断发力。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特点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和内容，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国际化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这也体现了中国通过媒介手段进行信息传播和影响力扩散的实践。
建立“全球南方”媒体联盟。为了共同应对媒介霸权国家的压迫与挑战，“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需要建立媒体联盟，通过媒体联盟进行资源整合和利益共享的行动，增强国际舞台影响力。例如，非洲视频媒体联盟（ALU）作为中非媒体合作的新机制和新平台，通过“融媒体定制化服务平台（AMSP）”等创新方式，聚合了更多国际媒体资源。通过联合报道重大新闻事件，南方媒体能够提供更加多元和平衡的视角，以此打破媒介霸权国家单一的、片面的叙事模式，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的到达率、能见度和影响力，为构建更加公正、客观的国际传播秩序作出积极贡献。
（三）加强“全球南方”媒体的建设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媒体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全球南方”媒体的建设不仅是为了提升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为了在全球话语体系中争取更大的能见度和话语权。从媒介行动主义的视角出发，意味着“全球南方”媒体机构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变革和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去，通过报道与媒体影响力来推动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
推动媒体行业的创新与改革。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更是塑造公众意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南北发展鸿沟日益扩大的宏观背景下，“全球南方”媒体的数字化进程问题愈发显得突出且亟待解决。因此，推动“全球南方”媒体行业的创新与改革，不仅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例如，肯尼亚的《每日国家报》（DailyNation）通过建立在线平台、开发移动应用程序、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和X，该报与读者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增强了新闻的互动性和参与感；印度媒体构建了多语种服务频道矩阵，其中NDTV 24x7 提供英语新闻，NDTVHindi专注于印地语新闻。此外，NDTV通过其网站和移动应用，使海外印度人也能及时获取家乡新闻，满足了不同语言背景受众的需求。全球南方的媒体机构必须适应这种变化，通过技术创新、行业革新来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质量，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见度。
加强媒体人才培养与建立媒体自律与监管机制。由于历史、经济和教育等因素，“全球南方”国家的媒体人才往往面临资源匮乏、专业培训不足等问题，导致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时缺乏深度和准确性。为媒体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可以提升他们的报道能力、批判性思维和伦理意识[50]。例如，肯尼亚的媒体机构与国际组织合作，通过提供奖学金和实习机会，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工作者。其次，建立媒体自律与监管机制是确保媒体质量与公信力的关键。“全球南方”媒体在追求新闻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假新闻、偏见报道和商业利益驱动等问题。如南非的独立传媒监管局（ICASA），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监督媒体行为，确保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同时符合公共利益和道德标准。这种通过自律与监管机制维护媒体行业健康发展的行动，是媒介行动主义中通过媒介手段进行行业规范和治理的深化体现。
结语
本研究对“全球南方”在媒介霸权视角下的可见性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揭示了“全球南方”在全球信息传播格局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研究指出，尽管“全球南方”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了显着进步，但在国际传播中仍不同程度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导致其声音和影响力被进一步边缘化，呈现出“中心一去中心一再中心”的权力分配格局，媒介霸权有可能使得“全球南方”重新面临殖民主义的问题和风险。为提升“全球南方”的可见性，研究从媒介行动主义视角出发，提出了增强媒介自主权、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和加强媒体建设这三方面策略来抵抗媒介霸权，进而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多元世界需要多元的声音，国际社会并不是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就可以代表的，国际舆论也并不只有CNN和BBC。”[51值得思考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南方”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且多样。体现在：一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后殖民主义时期遗留的问题，如帝国主义侵犯、冲突以及作为全球供应链底层的资源过度开采等，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公、贫困以及与环境、健康相关的问题不应忽视；二是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和人口迁移变得更加普遍，自南向北或自北向南的流动所造成的新一轮压榨与剥削使得“全球南方”的概念也应扩容，其界限划分不能仅限于地理上的南与北、经济上的发达与不发达，还应关照微观个体，即挖掘发达国家境内隐藏的苦难与不公也应成为“全球南方”的应有之义；三是“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南南差异”可能引发新的内部矛盾和资源竞争，同时它们也面临着被西方国家利用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风险。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未来学界需要继续挖掘和深究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Sud N，Samp;nchez-Ancochea D.Southern discomfort：Interrogating the Category of the Global South[J].Development and Change，2022（6）：1123-1150.
[2]周如南，吴德异．“全球南方”的可见性需求：一个“全球公共领域”的思考[J].南方传媒研究，2024（5）：43-53.
[3]NourDados，Raewyn Connell.TheGlobal South[J].Contexts，2012（1）：12-13.
[4]Ozurumba E I.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North and South Divide[J]. Port Harcourt Journal OfHistoryamp;Diplomatic Studies，2024（1）：443-456.
[5]Brandt W.The East-West Problem as Seen from Berlin[J].International Affairs（Royal Institute of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1958，34（3）：297-304.
[6]如何理解“全球南方”[N].学习时报，2023-7-31（4）.
[7]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2）：4-37，156.
[8]Marcin Wojciech Solarz.Third World：the 6Oth Anniversary of a Concept that Changed History[J].Third World Quarterly，2012（9）：1561-1573.
[9]徐秀军，常方煜．“全球南方”重塑国际传播格局[J].对外传播，2024（10）：23-26.
[10]王凤才.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辨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34-42.
[11][美]约翰·费斯克.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22.
[12]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108-114.
[13]郑冬芳，秦婷.数字帝国主义技术霸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理论学刊，2022（3）：95-104.
[14]李盛竹.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战略研究：基于新“政治—技术霸权”背景[J].国际经贸探索，2010（7）：50-55.
[15]Kwet M.Digital Colonialism：US Empire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J].Race amp; class，2019（4）：3-26.
[16]卢凌宇，宋博文．“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J].外国语文，2024（2）：146-157.
[17]朱晓庆，蔡丽华.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态、机制与应对[J].科学社会主义，2024（5）：117-126.
[18]张夏恒.ChatGPT的政治社会动能、风险及防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3）：5-12.
[19]魏莹，欧阳彬.元宇宙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防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20）：17-20.
[20]龚为纲，朱萌，张赛，等.媒介霸权、文化圈群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以舆情大数据GDELT中的涉华舆情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9（5）：138-164，245.
[21]Daniel Dayan.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 Visibility：Visibility Seekers and Media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3（1）：137-153.
[22]阚静文，刘赞，陶方伟.标准之墙规则之链谎言之刃[N].新华每日电讯，2024-09-24（7）.
[23]金民卿.西方文化渗透的程式与路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105-110.
[24]陆地，孙延凤.媒介帝国主义的特征与影响[J].新闻爱好者，2022（4）：4-10
[25]胡翼青，王沐之.作为媒介性的可见性：对可见性问题的本体论探讨[J].新闻记者，2022（4）：8-19.
[26]陆新蕾，单培培．可见与不可见：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身体叙事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2（11）：42-50.
[27]Brighenti A.Visibility：A Categor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J].Current Sociology，2007（3）：323-342.
[28]刘海霞.世界格局重构下发展中国家的角色转变、历史定位与模式调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2）：99-103.
[29]香山论坛：倾听不同的声音[EB/OL]. （2023-12-5）[2025-1-8].https：//cn.chinausfocus. com/peace-security/20231205/43053.html.
[30]李嘉伟．“全球南方”概念的规范价值及其限度分析[J].国际论坛，2024（3）：119-137，159-160.
[31]刘勇，王怀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探索，2019（2）：32-40.
[32]陈正良，周婕，李包庚．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J].浙江社会科学，2014（7）：78-83，158.
[33]钟伟.警惕数据寡头终极垄断[J].新金融，2020（1）：14-18.
[34]杜雁芸.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主权问题研究[J].国际观察，2016（3）：1-14.
[35]张晓娟，王文强，唐长乐.中美政府数据开放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政策法规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6（1）：38-43.
[36]王文.Web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6）：61-72.
[37]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4（2）：1-23，165.
[38]杨章文.网络泛娱乐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及其“解蔽”[J].探索，2020（5）：181-192.
[39]苏国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上）[J].国外社会科学，2003（3）：2-12.
[40]欧阳宏生，梁英.混合与重构：媒介文化的“球土化”[J].现代传播，2005（2）：6-9.
[41]李希光，BradThompson，于家娣，等.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0（1）：15-25.
[42]潘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4）：36-48.
[43]陈雨，冯锐.媒介行动能力：媒介如何促成公益诉讼：基于32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J].传媒观察，2024（8）：48-62.
[44]王满满．互联网视阈下的公共事件行动 者[J].新闻爱好者，2015（4）：55-58.
[45]丁柏钰.新闻传媒：特殊的执政资源[]江海学刊，2007（1）：185-191，239.
[46]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学习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一些体会[J].社会学研究，2006（2）：1-12，243.
[47]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J].道德与文明，2011（4）：18-23.
[48]秦国民，曲翊佼.数字化场域中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新样态及纠治策略[J].新闻爱好者，2024（4）：56-59.
[49]方江山．着力提高学习实效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J].新闻战线，2023（15）：4-9.
[50]王宁，俞国良．中国主流媒体记者心理健康与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6）：104-115.
[51]寿慧生.美国正在失去全球南方[EB/OL]. （2024-6-18）[2025-1-8].https：//cn.chinausfocus.com/ foreign-policy/20240618/4329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