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基于2011—2019年全国2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城市数字经济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两者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着降低了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其主要途径是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并通过优化市场匹配效率提高劳动力流动收益。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建立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作用主要在于打破了内陆偏远城市和经济落后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壁垒。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集聚和城市创新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数字经济进一步发挥熨平劳动力市场“丘壑”的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保障，建立开放包容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并推动城市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同时加大科技创新企业扶持力度，以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为抓手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数[JP3]字经济；劳动力市场分割；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城市创新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25（02）005412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地方保护和要素流动阻碍仍长期存在。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本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打破市场分割的着力点已经由商品深入到要素和资源市场层面，劳动力、土地、资本、数据和能源等要素的顺畅流动被更多关注；二是组织和保障实施的主体已经由省份向城市层面转进，城市政府和各类行政执法机构被视为此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打破不仅关乎劳动力要素本身的配置效率，更关乎其所承载的资本、数据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因此，打破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着力点。
所谓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原本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在外力影响下被划分为互相分离的不同区域，从而导致劳动力无法自由转移和流动的状态。从影响因素来看，造成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可归纳为两类。一是劳动力需求侧因素，即岗位供给方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当下，来自岗位供给侧的障碍主要是劳动力保障的滞后，包括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子女教育等配套措施无法跟进，很多城市的岗位需求仅限于劳动力本身[1]ADDINNE.Ref.{6923BC43-24C2-4802-9384-244E9944A5CA}，“只要能力不要负担”的思想阻碍了外来劳动力融入社会，这种阻力的形成既有用工方的责任，也有城市政府的监管问题。二是劳动力供给侧因素，即岗位需求方自身问题导致的劳动力流动阻碍。现阶段，劳动力供给侧的阻隔表现为就业信息差和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失衡。一方面，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缺少充足的就业信息[2]ADDINNE.Ref.{E8344CE5-3FB5-407D-A830-8F54B428D6A4}，增加了劳动力的融入成本。另一方面，很多劳动者教育水平较低，缺少岗位所需求的技能信息，而技能培训的机会成本很高，技能培训和岗位需求的错位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促进了更多新经济形式和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演变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对劳动力技能提出更多要求，如互联网使用等成为劳动者必须掌握的技能。同时，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爆炸也使劳动者必须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信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又带来了新的劳动力融入问题，进而可能加剧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另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为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术手段。在劳动力需求侧，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系统，劳动力获取保障将更加方便和快捷，城市政府将更加全面地掌握劳动力配套建设情况。在劳动力供给侧，数字经济带来的各种就业信息平台有助于劳动力更好地匹配合适的工作岗位，数字教育平台也能够帮助劳动者更好地学习相关劳动技能。由此能够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两侧“熨平”劳动力流动阻碍“丘壑”，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
综上所述，由于数字经济自身的复杂性，其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方向并不能简单确定，是加深了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鸿沟”还是熨平了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丘壑”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11—2019年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城市数字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相比于既有研究，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研究议题上，将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推进到要素和城市层面，更加符合本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和导向；二是研究方法上，基于价格法测度了全国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并结合多个层面的中观和微观数据库，测度方法相对科学合理，数据更加丰富；三是研究结论上，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给出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打破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畅通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文献综述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态不仅限制了劳动力资源高效配置，也影响了城市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涉及政策、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因素，而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劳动力市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劳动力流动与配置产生了深远影响。梳理既有文献，和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理论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3]ADDINNE.Ref.{AC8FAF6D-D170-4AD3-A521-FD88C2642186}。这一理论从劳动力市场异质性出发，认为存在“首要”和“次要”两种劳动力市场。“首要”劳动力市场内工资较高，晋升机会明确，工作稳定，“次要”市场则相反，两者相互分割互不流通。随后的理论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在“首要”劳动力市场中还存在一系列内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在组织内稳定晋升，不受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影响[4]ADDINNE.Ref.{45FE73C6-3098-46F5-988F-7861EF57E1C4}。以上两种理论研究都指出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化现象，即劳动力市场内部存在隐形“流动壁垒”[5]ADDINNE.Ref.{C068BC2A-0065-4549-B21C-FAA98275D9E6}。大量经验研究也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分割的形式包括户籍阻隔下的分割和产业间的市场分割等[67]ADDINNE.Ref.{9B5D8758-BD9E-4A7C-B8AF-354052C6AF5D}。针对此现象，不少学者将目光聚焦国内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机制，一部分学者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的技能异质性，即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影响，强调教育均等化对劳动力市场整合的作用[8]ADDINNE.Ref.{DF913676-0310-4E3D-9063-53B4A589872B}。部分学者则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社会性因素才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根源[9]ADDINNE.Ref.{9EA173F5-FE28-4E54-9218-D835B891236B}，从户籍限制到如今的社会保障分化[10]ADDINNE.Ref.{C096108A-82E0-4C12-9FBB-9298B0AC1FB4}，都对劳动力流动后的社会融入带来一定限制。
大量研究则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不仅对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还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和公平性构成挑战[11]ADDINNE.Ref.{1CAB7026-1AB5-44D0-BC2A-00215FDF3897}。首先，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导致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12]ADDINNE.Ref.{A81B57CD-BBEF-40EA-B53F-9E96D7259E03}。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性不足，难以实现最优配置。同时，由于不同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和机会存在显着差异，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如Piketty[13]ADDINNE.Ref.{CDE81FF7-F92F-4D01-BD94-FE17363603AB}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此外，劳动力市场分割还会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部分劳动力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制约了创新和生产力的提升[14]ADDINNE.Ref.{B0FB4EAF-E629-44CA-ACD7-02F13D6DC853}，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进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
（二）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影响
数字经济对要素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了极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要素流动规模和流动效率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经济拓展了市场边界，打破了地域限制，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传统的要素市场受到地理位置和信息获取渠道的限制，市场规模相对有限，而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15]ADDINNE.Ref.{4CDF157E-35C8-4BC1-A484-97B0A334DDCD}，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不再受到地域限制，如周世军等[16]ADDINNE.Ref.{C9C07DC8-4248-45F3-B7DF-F4FD555E26B3}指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对就业市场结构的影响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域流动。李钺霆等[17]ADDINNE.Ref.{F362B73F-9499-465D-AAC0-9ADFA1BF5C02}指出，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的户籍阻隔和地区差异，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劳动力的全国性流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还通过加速信息流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显着提升了要素流动的效率，提高了要素市场的透明度。Vitari等[18]ADDINNE.Ref.{53ECCBA2-0D9E-402A-8145-97E0DFDFE369}指出，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企业能够实时监控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从而更迅速地调整生产和投资决策，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王若男等[19]ADDINNE.Ref.{D9BC5B2A-E21B-48B9-A94B-E1D20126E2E2}也发现，信息技术的进步显着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已关注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并探讨了该现象造成的影响。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要素流动范围和强度不断提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快速推进，如何更好借助数字技术的红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当下亟待思考的问题。既有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微观机制研究较少，多数文献仅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讨论；第二，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维度的影响分析，较少综合考虑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成本和收益的双重作用。有鉴于此，本文进一步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收益两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原本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外力干预下无法自由流动的状态，即劳动者具有流动意愿却无法实现自由流动。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当劳动者认为流动收益高于流动成本时就会产生流动意愿，但是如果劳动力流动存在某些非市场性因素的阻碍，就会产生流动成本加价，如社会融入成本和信息成本等，此时即有流动意愿但无法流动的状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需要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非市场化成本，另一方面需要提升劳动力流动收益以补偿劳动力流动成本的非市场化加价。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重新定义了工作方式，也深刻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为此，本文将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分析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收益的影响
一方面，数字技术在提升就业匹配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高的匹配效率带来了更大的流动收益。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线招聘平台能够更精准地匹配求职者和招聘企业。通过对求职者的技能、经验和职业偏好进行分析，并结合企业的岗位需求，数字平台可以大幅度提高匹配的准确性和效率。这种精准匹配缩短了求职时间，增加了劳动力获得合适岗位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就业收益[20]ADDINNE.Ref.{72B24931-BE12-483E-B947-E2D3F82FC5EA}。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中，不仅提供了高薪酬的岗位，还带来了更多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些新型就业机会丰富了劳动力市场的岗位选择，使得劳动力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能力选择更加多元化和高收益的职业发展路径。此外，数字经济增强了劳动力的职业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数字化技能使得劳动力能够更快速地学习和适应新的工作要求，通过在线教育和职业培训平台，劳动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最新的知识和技能，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益[21]ADDINNE.Ref.{4E5EB493-1EC4-40CB-867C-F6E2C75C89E8}。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劳动力就业匹配效率、创造高附加值就业机会等途径，显着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潜在收益，从而有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为劳动力的职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机遇。
（二）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影响
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有效降低了劳动力的社会融入成本。在传统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流动往往面临着公共服务差别带来的挑战，如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和电子社保等服务逐渐普及，打破了地域限制，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更便捷、均等的公共服务。此外，电子社保系统的推广应用，使得劳动者能够便捷地查询和管理自己的社保信息，实现社保关系的无缝衔接。这些数字化公共服务的普及和提升，有效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社会融入成本，使其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从而减少了流动的阻力。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就业信息获取和处理成本。在传统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是劳动者和企业在进行职业选择和招聘时的主要障碍之一，双方均面临着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而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数字化智慧就业服务平台实现了企业和求职者的充分连接，通过数字赋能精准就业服务，实现了岗位“一码了然”、人才简历“一码直投”，市场服务精准撮合和个人服务精准触达，为劳动者提供了快速获取就业信息的途径。求职者可以通过就业服务平台快速浏览和申请全国各地的工作岗位，获取详细的岗位要求、薪酬待遇和公司评价等信息，减少了求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22]ADDINNE.Ref.{BAF38808-CD31-4BFD-A335-0B7BC1BC678A}。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数字经济在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途径是降低劳动力社会融入成本和提高就业市场信息透明度，从而降低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的流动阻碍。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测度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本文设定了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SEGit=α+β1DEit+[WTHX]X[WTBX]′itγ+λi+ξt+εit"[JY]"（1）
其中，下标"i、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SEG表示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核心解释变量DE代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WTHX]X[WTB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组成的矩阵，用于降低估计的内生性和提高估计效率；λ"为城市固定效应，用于吸收一切仅随城市变化但不随年份变化的变量；ξ"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于吸收仅随时间变化但不随城市变化的变量，比如某些年份发生的波及全国的事件；ε"为随机误差项，用于吸收各种随机性因素和测量误差等的影响。此外，为了降低可能的截面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文基于2011—2019年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两者的关系，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使用各省份和城市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补齐，个别数据使用线性插值法填补。此外，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省份层面的价格指数将部分变量的名义值调整为不变价，相关数据来自于2022年版《中国价格统计年鉴》，其余少量数据随文详细说明。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鉴既有研究的定义方法[23]ADDINNE.Ref.{C6EF471B-158C-49A5-AE4A-B67CD0D0B134}，本文构建了包含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水平两个维度，城市互联网普及率、数字经济相关从业人员人数占比、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产出、移动电话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五个方面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进行合成。其中，城市互联网普及率采用每百人互联网接入用户衡量，数字经济相关从业人员人数占比采用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衡量，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产出采用人均电信业务总量衡量，移动电话普及率采用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共同测算的数据[24]ADDINNE.Ref.{3F6E251D-0B7A-4094-8EEF-6977330C40FF}。
核心被解释变量：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既有研究对市场分割的测算大多使用“价格法”[25]ADDINNE.Ref.{C275F69B-D6D6-46EE-8CB5-90E626739CCF}，该方法假设在不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经济区域之间的要素或者商品价格应该是一致或者趋同变化的。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由于区域间贸易存在“冰山成本”，即便地区之间不存在市场分割，两地价格之比也不会完全等于1，而是在某一个区间内波动。据此，价格法使用地区之间的要素价格比变化的方差测度市场分割程度，如果价格变化的方差变小，说明市场分割程度在缩小。
首先，测度每个城市劳动力价格。本文使用各个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MPit）衡量劳动力价格，相比于使用地区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直接涉及不同地区的工资决定模式，并且避免了地区间工资在溢出效应下高于劳动生产率的现象，具体测算方法为：
MPit=βi×YitLit）[JY]"（2）
其中，下标i、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MP代表城市劳动力边际产出，β为城市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弹性，由技术中性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得到，Y和L分别表示产出和劳动。
其次，测算城市间价格之比的变化。具体的测算公式为：
ΔCijt=PitPjt-Pit-1Pjt-1[JY]（3）
其中，i、j分别代表不同城市，t代表时间和年份；ΔC代表城市间价格之比变化；P为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在本文中使用式（2）测度出的劳动力要素边际产出代替。
再次，剔除不同地区商品和要素的异质性因素，否则极有可能高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具体方式如下：
qijt=ΔCijt-ΔCt"[JY]（4）
其中，q为剔除异质性后的城市对相对价格变化值，ΔCt为全国所有城市对的平均相对价格变化。
最后，计算城市间相对价格波动的方差，即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SEGit=Varqijt[JY]（5）
其中，SEG即为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平均值的求法为城市i与全国所有城市按照地理距离计算的加权平均数，使用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劳动力流动范围的全国性特征以及随距离的缩减性。如果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减小，则该方差应该趋近0，因为其和全国所有城市的价格之比变化波动维持在一定范围内，反之，方差越大则市场分割程度越高。本文计算了2011—2019年全国270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共得到270×270×9个剔除异质性后的城市对相对价格变化值，计算得到270×9个劳动力市场分割水平值。
其他控制变量。为了降低估计的内生性，提升模型的估计效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教育和科技水平等方面选取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经济水平，以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用于控制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产业结构，使用产业结构综合指数衡量，即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2+第三产业比重×3；教育水平，使用当地政府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衡量，用于表示当地教育水平的固有差异；科技水平，使用当地政府科技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比衡量；道路密度，用于控制城市之间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人口密度，用于控制不同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异。以上变量在回归中均取对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已控制，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留存备索。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数字经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列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结果，第（2）～（4）列为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本文以第（4）列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的结果为准。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加入，数字经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系数逐渐负向显着，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数字经济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负，表明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着降低城市劳动力分割程度，起到“熨平丘壑”的作用。
此外，考虑中国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相比于普通城市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由此可能使得这些城市在政策条件、人才吸引力、产业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优势，本文剔除掉这些城市后仅使用普通地级市进行回归，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2第（5）列所示。回归结果仍然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负，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降低作用并不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干扰，本文基准回归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考虑到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问题，由此可能造成估计的内生性偏误，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处理。一方面，即便本文基准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系数显着为负，也不能轻易得出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因为有较大可能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更高的城市更倾向于发展数字经济以打破这种流动的阻碍，即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存在某些无法观测和衡量的因素同时影响了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比如城市的某些历史文化传统和地区观念等因素同时影响了数字经济水平和市场分割程度，即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OLS）法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参考既有研究[26]ADDINNE.Ref.{4BF3FA66-9B3B-4B04-B1D2-616D30E28132}，选取城市1984年邮电基础数据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一是城市1984年的邮电发展水平代表了当地通信技术的发展基础，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满足相关性条件；二是城市1984年的邮电发展水平不会直接影响样本期内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满足无关性条件。由于1984年城市历史邮电数据是截面数据，因此本文将之与时间虚拟变量交乘后形成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OLS回归的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其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的F值为76.93，大于经验值10，不可识别的检验的LM统计量为55.171，且在1%的水平下显着，表明工具变量有效；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的系数仍然在5%的水平下显着为负值，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着降低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这一结论相对稳健，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加入地方财政自足率。对本文结论一个可能的冲击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降低可能并非来自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是其他一些地方保护政策的消除等因素，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引入地方财政自足率作为额外的稳健性检验变量。地方财政自足率是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自主能力和经济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较高的财政自足率表明地方政府在财税收入上的独立性较强，可能会影响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对地方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影响。加入地方财政自足率的回归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仍然显着为负，这表明数字经济对减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在控制地方财政自足率后依然稳健。
加入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为了进一步排除其他可能的政策干扰，考虑到中国的政策制定模式，不同省份之间的政策执行存在差异。不同省份的不同年份会出台不同的具体政策，比如人才引进政策、住房补贴等。为此，本文将省份—时间层面的联合固定效应加入回归用于排除可能的其他政策的干扰，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3第（4）列所示。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负，并且和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差别不大，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的结论比较稳健，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着降低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
改变测度方法。本文基准回归中使用熵权法测度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但这种测度方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了避免来自测度方法的质疑，本文再次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一方法通过对原始多维指标进行线性变换，提取出少数几个主要的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解释原始数据中的大部分变异。具体来说，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构建协方差矩阵，并对其进行特征值分解，选择特征值较大的几个成分作为主要成分，每个主要成分是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主成分分析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减少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将原始多维指标转换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新变量，同时保留大部分原始信息。重新测度城市数字经济水平所使用的指标仍和基准模型的指标体系一致。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出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回归结果如表3第（5）列所示，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负，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比较稳健，数字经济水平提升能够显着降低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起到“熨平丘壑”的作用。
六、机制检验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劳动者有流动意愿但是却受限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自由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劳动力流动存在某些非市场化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一方面，数字经济降低了这些非市场化因素带来的流动成本加价，如社会融入和信息成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和带来了高附加值工作，从而抵消了额外的流动成本。为此，本文将数字经济降低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渠道总结为对劳动力流动收益的影响和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收益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说H1提出的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收益的影响，本文使用劳动力配置效率衡量劳动力流动收益。数字经济对劳动者收益的提升作用是通过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带来的，劳动者可以从事更适合自己的高附加值工作，从而提升流动收益。城市劳动力配置效率使用要素相对扭曲系数测度，这一系数使用劳动力的相对边际产出衡量劳动力配置效率，城市劳动力相对边际产出越高，则其配置效率越高，模型具体设定为：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收益的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第（1）（2）列所示。其中，第（1）列为使用OLS法得到的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着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第（2）列为使用1984年历史邮电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依然显着，表明识别有效，数字经济确实提升了劳动力的匹配效率，进而增加了流动收益，假说H1得到验证。
（二）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影响
时刻的人口自然增长率，PiT和Pit分别为i地区T年和t年的常住人口数，假定流动人口中的90%为适龄劳动力。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成本的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第（3）（4）列所示。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着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减少劳动力流动阻碍，并且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确实能够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假说H2得到验证。
七、进一步分析
（一）不同经济水平区域的差别
前文分析指出，造成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三类，即社会融入成本、地理阻隔和信息壁垒，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也不同。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主要是社会融入成本，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则主要是地理性阻隔和信息摩擦。为此，本文按照经济和地理条件将全部城市划归入沿海、内陆地区及四大经济区域。沿海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好，内陆城市则处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弱势地位。同样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相对较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信息也相对闭塞，是劳动力的迁出地。分组回归结果见表5，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在各个地区都为负，但在内陆城市以及西部和东北部城市更为显着，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在于打通了内陆相对偏远城市和经济基础较弱城市的壁垒，发挥了区域平衡的作用，支持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二）数实融合的力量：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因为工作岗位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优化都需要城市具有良好产业基础[30]ADDINNE.Ref.{750EA787-1904-4641-8876-EB61733C0239}。为此，本文使用城市产业集聚程度衡量城市产业基础，将城市产业集聚程度高于平均值的城市视为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否则视为产业集聚程度较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城市。按照城市产业集聚程度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6第（1）（2）列所示，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更加显着，在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城市则不显着。这表明产业集聚程度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一方面，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通常拥有更加完善和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数字经济在此类城市中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数字经济所涉及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通常在产业密集地区得到更好的应用和发展，这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劳动者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另一方面，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通常拥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数字经济所依赖的技术环境和设备条件在这些城市中更加发达和完善，能够更好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应用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此类城市也拥有更加健全的教育和科研体系，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推动劳动力职业技能教育，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流动。
（三）创新和“鸿沟”弥合：城市创新的调节力量
城市创新程度和数字经济作用的发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创新能力不同可导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的差异。创新程度较高的城市往往拥有更加发达的科研系统，产业结构更加丰富，创业环境活跃，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更加多元和广泛，其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更容易发挥。为此，本文使用城市专利发明授权量作为城市创新程度的衡量，将发明专利授权量处于前25%的城市视为创新程度较高的城市，否则视为创新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6第（3）（4）列，数字经济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作用在创新程度较高的城市更加显着，在创新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则不显着。城市创新程度在数字经济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能够帮助数字经济更好发挥“熨平丘壑”的作用。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构建高水平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为依托。为此，需要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打破市场分割的局面。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需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数字经济的出现为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数字经济打破了地理区域阻隔和信息壁垒，提升了劳动力技能匹配程度，加强了劳动力保障，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对劳动力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其对于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起到了“加深鸿沟”还是“熨平丘壑”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检验。为此，本文基于2011—2019年全国2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城市数字经济水平和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二者的关系。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整体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显着降低了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为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发挥了“熨平丘壑”的作用；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降低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收益和降低劳动力流动的社会性和信息性成本产生的；第三，不同经济区域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熨平”作用在于打破了内陆偏远地区和经济薄弱地区的壁垒；第四，产业集聚和创新程度的调节作用分析发现，两者在数字经济“熨平”劳动力流动丘壑的过程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在产业集聚程度和创新程度更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作用更容易发挥，表明数字经济和产业基础以及区域创新协调耦合发展的重要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促进数字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深度融合，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为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对劳动力统一大市场的作用，要加强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协会和企业合作。一方面，城市政府应帮助建立和监督完善数字化就业信息平台，提供更加精准和全面的就业信息，帮助求职者更快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应加大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应用研发和推广力度，推动企业更多地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招聘、面试、培训等活动，鼓励企业开展在线培训和远程办公，降低招聘和就业的时间和成本，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和就业。
第二，加强数字经济下的劳动力保障和技能提升，建立开放包容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城市政府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就业政策和培训计划，并通过数字技术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的应用，打造开放、灵活的学习平台，为劳动者提供持续学习和提升技能的机会。同时，可以通过数字化社会保障系统，提供更加全面和可靠的社会保障服务，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和权益。
第三，推动城市实数融合进程和鼓励创新，为数字经济“熨平丘壑”提供产业和创新支撑。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作用的发挥需要产业和创新的支撑。城市政府一方面要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创新，鼓励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和服务，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以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以此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创新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扶持，鼓励其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推动数字经济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和完善，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提供更多元化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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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静，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