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薛涛以及与她相关的巴蜀物质文化能够被理解，被镌刻，被铭记，被传承，谢天开教授坚守了上述四方面的平衡，使得《薛涛传》在文学价值、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等方面都恰到好处，有望在延续巴蜀文化记忆和增强人民对巴蜀文化的自信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效。
蝉声起，夏正浓。聒噪的蝉鸣和酷热的天气总是难免让人心情躁动难安，但唐代奇女子薛涛却咏蝉到：“露涤清音远，风吹数叶齐。声声似相接，各在一枝栖。”她从蝉鸣中感悟到的是蝉对生命的热爱和独立的精神。对于这样一位思维活跃、才华横溢，但正史中又着墨不多的女诗人，如何以传记的形式来讲述她扑朔迷离的生平，揭示她矛盾纠缠的心理，塑造她美而不俗的形象呢？2023年5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的《薛涛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尽管李白说“美人如花隔云端”，但谢天开教授不仅让薛涛从高高的云端走下来，还款步走入到了读者的心间。笔者认为这本传记中的薛涛形象之所以能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在于，作者在创作中很好地在“高雅与通俗”“真实与虚构”“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生活史与心灵史”四个方面保持了张力与平衡。
“高雅与通俗”的平衡主要体现在著作的遣词行文上。在开篇介绍薛涛童年的生活环境时，作者写到：“初春，成都薛家院子，青瓦粉墙，素雅如画。院子天井中一棵梧桐树，有些年深了，树干斑驳，树叶浓密。梧桐树下一老一小，闲坐在成都的春风里……”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天府之国的写意画。在描述剑南西川节度署的赏荷诗会时，作者以对偶、重复和叠韵交错出现，写到：“摩诃池边，娇荷清风阵阵，夏荷清香，成都的夏夜。摩诃池中，画舫灯笼串串，乐声隐隐，夏夜的成都。”这是以工笔的技法为读者描绘诗会的雅致与欢乐。谢天开教授极力追求语言典雅之美。同时，为保人物鲜活，他也汇以了活泼俏皮的方言和俚语。比如，作者在写到薛涛初遇元稹时的心情时是“心跳如兔子乱窜”，在听了元稹的长安乡音时，感觉是“如羽毛轻拂，痒酥酥的”。又如，作者写元稹在听了薛涛的戏谑后心里想的是“厉害了我的涛姊！”简言之，谢天开教授很好地在典雅的文学表达和富有生活气息的俗语中找到了平衡，这使得整本传记的环境描写如诗如画，人物形象立体真实。
“真实与虚构”的平衡主要体现在作者在运用史料和发挥想象两方面都做到恰到好处。冯至在他的《杜甫传》中强调：“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由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 冯至的观点在中国的传统传记作家中非常有代表性：“阙如”不是缺憾，反倒是美德。而西方传记作家却并不排斥文学想象。伍尔芙把“真实”形容成某种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个性”则是某种彩虹般变幻不定的东西，成功的传记就是“花岗岩与彩虹的永恒姻缘”。谢天开教授的《薛涛传》融汇中西，博采众长：他并不排斥想象，但他的想象并非像小说家那样天马行空，却是基于史料，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达到平衡。比如，对于薛涛的父亲为何要从西安举家迁到成都，历史上并无文献记载。但谢天开教授结合《减京畿官员制》和《减京兆尹已下俸钱制》等史料，从当时唐朝政府的俸禄是薄京官而厚外官，推测出薛郧率家入蜀的原因是基于“兵戈初止，长安米贵；岁月静好，成都天府”的比较。他对薛涛家世的记载没有采用“阙如”的手法，而是发挥了想象，但这一想象因有史料支撑，因而并不流于荒诞，而是在真实与虚构的张力中寻到了平衡，既不泥古死板，也不乖谬夸张。
“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之间的平衡主要体现在作者兼顾了对唐代社会大开大阖的介绍与对薛涛个人沉浮辗转的细腻书写。雷颐认为宏大叙事将会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私人叙事，而私人叙事则可以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宏大叙事。正因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对于看重历史叙述和记忆功能的传记创作而言尤其重要。传记写作中的宏大叙事展示的是整个森林，它是传主这棵小树生存的环境与依托，对于解释传主的心理发展和人生抉择至关重要，但是一味的宏大叙事则会模糊焦点导致传主形象不明，难以令读者与之产生共情；私人叙事聚焦于传主这一棵树的生长，讲究对传主生活细节的精雕细刻，但是一味的私人叙事则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挖掘出时代和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和转变的重要影响。宏大叙事固有所长，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却往往是一桩桩细琐之事。因此，谢天开教授既以新历史主义的手法，将薛涛还原在唐朝政治风云和剑南西川文化中心的漩涡中，也擘肌分理地探寻了薛涛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事件中的斗争、挣扎、顺应和超脱。作者先以广角镜头摄影一般的宏大叙事手法介绍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诗坛境况，王昌龄、萧颖士、储光羲、王维、李白、高适、岑参、杜甫等的离世和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段文昌、柳宗元、贾岛等人的出生皆在作者笔下一掠而过，继而以微距摄影一般的私人微观叙事手法讲述薛涛作为女诗人在中唐诗坛留下的风采。比如，作者详细地书写了她如何以《十离诗》唤醒韦皋的怜惜之情，如何巧妙地应对元稹的考验，写出妙趣横生的《四友赞》，等等。因为有了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的结合，面与点的兼顾，作者提出的“（薛涛）以她的诗歌与彩笺，联系了中唐与晚唐的诗坛”的观点便自然水到渠成，深入人心。
“生活史与心灵史”的平衡主要体现在作者将对薛涛人生际遇的介绍和对其心态变化的揣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就“生活史”而言，作者主要以事业和感情两条线介绍了薛涛在诗歌、书法、造纸等领域的成就以及她与韦皋、武元衡、元稹等人的情感纠葛。但是，无论是介绍其事业发展还是情感纠葛，作者都密切关注了薛涛作为一介女流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对女性身份、女性处境、女性地位等问题的思考。比如，作者写到薛涛在被韦皋请奏试校书郎时，她一想到此事，“便陶醉，口角抿笑，心兔狂跳”；当得知试校书郎梦碎时，她“感到剑南西川节度署所有人的目光，都箭射于她，让她的心口隐痛，让她的背脊发冷”；在被罚赴松州时，她更是感到万念俱灰，思忖到“自己好不容易当上了剑南西川节度署的地方校书，却前程忽然挫断，做大唐女校书的梦破碎了……薛涛竟埋怨自己是女儿身了。”最后，在目睹了嘉州弥勒石像，感受到神启之光后，作者又写到“薛涛心中沉积的郁闷一扫而光，试校书郎的美梦不做也罢，天地宽广得很，她通透了。”从种种细节来看，作者为薛涛立传的雄心不仅仅旨在展现唐朝巴蜀社会的广阔画卷或薛涛作为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和“蜀中才妇”波澜起伏的人生，他的雄心还体现在刻画人物的深度和精度上。易言之，《薛涛传》是一部薛涛的生活史，一部唐代巴蜀的社会史，也是一部古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个体生命在其中不过是易被湮没的浪花一朵。阿斯曼指出，“记忆术属于学习的范畴，回忆文化则属于计划和希翼的范畴，后者有助于社会意义和时间界域的构建。”从他对记忆的研究可知，只有在不断的“指涉过去”时，“记忆”才能得以诞生。而就文学创作而言，指涉过去，产生记忆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传记书写。因此，兼具文学性与历史性的传记总是被人们用来塑造文化记忆，传承民族文化，与“时间”和“遗忘”战斗。为了薛涛以及与她相关的巴蜀物质文化能够被理解，被镌刻，被铭记，被传承，谢天开教授坚守了上述四方面的平衡，使得《薛涛传》在文学价值、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等方面都恰到好处，有望在延续巴蜀文化记忆和增强人民对巴蜀文化的自信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