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基础的新闻公开性改革对苏联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客观分析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会发现这一改革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新闻公开性改革在改革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使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加强；冲击着苏联的僵化体制，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有助于促进政治改革。不少研究把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闻公开性改革视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严格地说，是新闻公开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新闻公开性本身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新闻媒体；新闻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上任时期，苏联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局势。他重新思考内政外交政策，形成一套“新思维”，决定实施改革，其中“公开性”成为改革的关键词。戈尔巴乔夫在新闻领域推行以“公开性”为旗帜的新闻改革，对苏联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新闻公开性改革的必要性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此时的苏联内外交困，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长期奉行的军备竞赛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苏联被西方人讽刺为“有庞大军队的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苏联领导人频繁更迭，党内生活腐败、管理僵化，社会发展困难重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困境使改革变得十分迫切。
政治方面，自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长期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将这股不正之风发挥到了顶峰，他独揽党、政、军大权，大搞个人崇拜，任人唯亲，精心搭建自己的权力体系。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着苏联社会的正常发展，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泛滥。
经济方面，由于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农业和轻工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苏联军事开支费用庞大，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也无法真正弄清，据估算，苏联70%的经济都在以某种方式服务于军工业，戈尔巴乔夫抱怨道：“我们搞出来的坦克比人还多。”[1]1975年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不断下降。“社会总产值1976～1980年降到4.2%，1981～1985年降为3.6%，国民收入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降为5.7%，下半期降为4.3%，1981～1984年降为3.5%。”[2]特权阶层的特殊消费以及大量黑市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1983年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落后于美国，1985年日本经济呈现出超越苏联的发展势头。
文化方面，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文化体制使苏联文化事业遭受重创。苏联在文化领域设立禁区，实行严格审查，知识分子学术自治机构被取消，科学院等一些原本独立的机构也被收归为国家机构。此外，苏联政府还利用丰厚的物质报酬拉拢“自由派”知识分子。文化发展变得停滞和僵化，这导致人们思想守旧，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泛滥。
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就采取一连串措施调整经济。比如，制定“加速”战略，精简各部门人员，但收效甚微，一年后经济状况依然没有好转，很多措施在实施中遇到阻碍。
初期经济改革的失败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体制中的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发展，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依然不顺利，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对领导干部实行差额选举，但他发现“新上来的干部依然背着过去的包袱，除少数人外，多数人在工作中仍然沿用旧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3]
高度的文化专制进一步阻碍着改革的进行。文化专制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高度僵化的政体和政党崇拜、领袖崇拜等。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热衷于利用个人崇拜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苏联的民主政治遭到极大破坏。
种种挫折使戈尔巴乔夫看到小修小补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办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体制”。[4]
面对上层的重重阻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迫切需要下层民众的支持，而这就必须公开信息使民众认识到真实的社会现状和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在“缺乏公开性的情况下，我们对某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不仅普通人，就连一些负责人也是如此”。[5]63正如郝伯特分析的那样：“在那没有坦率和公开讨论的场合中，受压制的人民将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并安于贫困潦倒；而没有人民的支持，坦率和公开讨论的局面绝不可能形成。”[6]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放松对新闻媒体的管控，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和沟通，使民众获得表达言论的平台，这对长期受压抑的民众具有很大吸引力。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最初的内涵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公开性”具体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公开化和政治决策过程公开化；第二，执行政策过程公开化，党和政府要真实、及时地公布情况，揭露和批评社会上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和不正之风；第三，最大限度地扩大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鼓励人民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7]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作用，新闻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既提供纷繁复杂的信息，也使民众的观点、意见等得以传播、沟通，新闻媒体是发扬公开性的重要阵地。
戈尔巴乔夫试图从舆论上打开改革之门，对新闻公开性改革给予厚望。“公开性是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构的活动进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5]90
二、推行新闻公开性改革的价值与意义
新闻媒体是扩大公开性最有力的工具。在改革初期，新闻公开性改革也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新闻公开性使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加强。苏联长期奉行高度集权的新闻发展模式，媒体从属于各级党政机关部门，作为国家权力工具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发号施令，而几乎没有舆论监督功能。这个新闻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其后历届苏联政府基本沿用这个体制。苏联的新闻媒体言论高度统一，政府处于报刊的监督范围之外。
舆论监督本就是新闻媒体的功能之一，赋予新闻媒体监督职能，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新闻公开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谈到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时，他认为舆论工具应当“成为民主监督的保障，监督决议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然后监督这些决议的完成情况”。[8]
“公开性”中的新闻媒体打破封闭的现状，媒体公开报道苏共中央的重大党政活动，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领导人与外国政要会晤、答记者问等。报刊、电台、电视台就政治、经济问题组织公开讨论，有的报刊还安排领导人与普通民众在媒体上对话，或者开通热线电话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苏维埃文化报》等报刊还开辟“直言”专栏，专门刊载群众言论。政府和媒体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苏共二十七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等都得到了公开报道，会议的时间、地点、要审议的问题也提前公布出来。
一些事关重大的事件也被及时报道。过去一些被视为“家丑”的事件得到充分报道，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黑海沉船事件、哈萨克学生闹事等都得以见报。
其次，新闻公开性冲击着僵化体制，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体制下的腐败得以长期存在。列宁曾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但是自斯大林加强集权统治以后，党内腐败越发严重，僵化的体制加剧了贪腐现象的恶化。党—国精英垄断政治、经济等权力，尽情享受垄断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
新闻报道的深入不断冲击着僵化的体制。报纸公开批评体制内的灰暗状况，比如，1987年5月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停止迫害》，谈论专制的领导方法对发展的危害；媒体对特权阶层的批评也越发激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取消了一些特供餐厅，降低了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补助规格。
不仅是政治体制，新闻业自身体制的僵化也得到改善。媒体自主权不断扩大，新闻报道从内容到文风都更加自由，新闻报道范围不断扩大，新闻业的发展显出勃勃生机。
新闻媒体的公开性改革在打击腐败问题上也发挥了积极功效。一些早就存在的社会问题不断被曝光，如官员腐败、黑市交易、贪污腐败、妇女卖淫等。新闻报道不断揭露社会腐败阴暗面，既监督反腐治理，又给反腐提供证据。
再次，新闻公开性有利于促进苏共政治改革。在苏联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政治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所在。政治改革既是社会矛盾和问题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政治改革就是在不变革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对现有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的自我调整、完善和革新，其目的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
新闻自由化的发展对推动政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1987年11月20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会议闭幕词中说：“现阶段舆论工具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它应该促进民主化进程，提出与经济改革有关的问题，要像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那样站在前列，帮助解决新任务。报刊材料应更内行、更深刻、更具有分析性。”[9]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得到改革。斯大林式的僵化教条思想长期居于苏联主流意识形态，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新闻公开性的带动下，新闻媒体不断宣传新思想、介绍西方先进的管理体制。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他们的思想极大冲击着固有的意识形态，从前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学说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其次，民主化改革进一步发展。苏联报刊大量刊登不同政见的文章，对时政弊病表达不同观点，比如呼吁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呼吁成立新的政治组织以制衡共产党的权力；取消官僚阶层的特权，废除他们的特殊消费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苏联的民主化改革进程。
三、是因为新闻公开性改革还是改革走形？——苏共亡党的传媒因素探究
自苏联解体以来，围绕苏联解体的话题就从未间断。在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之中，公开性改革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新闻公开性改革，这一苏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改革，何以竟直接抑或间接地促使了苏联的解体？这一旨在改良体制、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何以迫使苏联改革落魄走形直至不可收拾之地步？
仔细梳理新闻公开性改革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是新闻公开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新闻公开性本身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新闻公开性的推行措施都是着力于如何加强“公开”，而对于公开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对不足，相关法律措施也不完善。随着新闻法的颁布，苏共彻底丧失了媒体领导权，媒体被不同派别和势力团体把控，他们利用公开性发表煽动言论，最终使新闻公开性发展到无法控制之境地，苏共大厦随之倾塌。大体上，新闻公开性改革走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政策的多变性导致新闻媒体无所适从。由于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并不清晰，在解除了长期的压抑控制后，苏联社会开始热衷于自我揭露，无视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这给以后人们全盘否定苏联体制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本人摇摆不定的改革态度，也导致后来新闻自由化的发展离预期目标越来越远。
第二，新闻媒体报道质量低下。一些报刊打着公开性的幌子，制造耸人听闻的报道、荒唐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造谣、诽谤来吸引读者，新闻自由化逐渐成为他们任意妄为的借口。学者伊萨克·J·塔拉索罗 （Isaac J.Tarasulo）认为，苏联新闻报道内容和方法的不足是导致新闻公开性局面混乱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新闻记者只是表达对事件的看法和立场，而鲜少对事件本身进行报道，这使大量级别很低的观点充斥报端。[10]
第三，改革缺乏一套适合的新闻学理论。据留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吴非从该校新闻系教授普罗霍罗夫处了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马列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学者们并不赞同戈尔巴乔夫简化马列主义的新闻观，即新闻报道以戏剧化手法呈现，吸引读者不断关注报道内容的刺激性，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和公正性被忽视。[11]政府依然习惯用20世纪50年代的管理办法去解决新闻自由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四，戈尔巴乔夫本人犹豫而多变的个性导致新闻公开性改革方向的不明确。曾任《真理报》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认为戈氏的主要缺点是：不坚定，模棱两可。“戈尔巴乔夫想把不可调和的东西——把左派、民主派与右派、保守派——调和起来。”[12]他对不同派别的态度也阴晴不定，让人捉摸不透。戈氏自己的思想也随着改革进程而发生改变。“最初他强调：不允许利用公开化反对社会主义。1988年，他退了一步，主张毫无限制的公开化。到了后来，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这样，戈氏的新思维把人们引导到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上。”[13]
第五，新闻法的颁布使苏共彻底丧失对舆论工具的控制权。1990年6月，《苏联出版和其他大众传媒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公民创办报刊的权利。新闻法颁布后的短短两个月，苏联境内涌现出700多家新的报刊，其中不乏一些反对党创办的报刊，他们利用媒体发表各种反共言论，攻击谩骂，造谣诽谤，无所不用其极，加上西方一些新闻媒体对苏联的强大宣传攻势，苏联社会出现信仰危机，政治、经济也处于极度混乱状态。
改革带来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有掌握在那些善于利用它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人手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新闻公开性改革也是如此，对于善于思考、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来说，它是一笔财富，然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新闻公开性使媒体成为他们反政府、制造社会矛盾的工具，并最终走向与预期目标相反的罪恶道路。
改革是一场破旧立新的过程，“破”与“立”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协调改革中的思想交锋、矛盾冲突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对于过去，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一味肯定，而应根据改革需求进行扬弃。没有一个成熟的“立”的规范，新闻自由化的发展与其初衷渐行渐远，改革也最终走入末路。
也许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新闻公开性改革的反省更让人深思，在1995年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充分肯定了公开性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总结的教训让人深思——必须掌握好分寸，他认为，“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1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自由化与苏共亡党关系研究》（11BXW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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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举玺.论“公开性”对苏共新闻事业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2（11上）：4.
[8]1987年5月答意共《团结报》问.转引自：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108.
[9]付显明.1987年苏联新闻界活动纪事[J].国际新闻界.1988（2）：11.
[10]IsaacJ.Tarasulo.Perils of Perestroika.Viewpoints from the Soviet Press，1989-1991.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1991.
[11]吴非，胡逢瑛.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29.
[12][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M].贾泽林，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5：193.
[13]叶永烈.一个红色帝国的消亡——从苏维埃到俄罗斯[J].时代文学，2002（2）：20.
[14][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精选本）[M].述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54.
（张举玺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河南大学传媒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立芳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新闻学硕士生）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