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坤 张小古 周衍达 冯家昕 夏祥超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流通产业作为产业门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系中要素流动的重要依托和支撑，因其特殊的产业运行模式和盈利方式，其管理和运营对数字化的敏感程度更为明显，但该类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是否受到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没有清晰的结论。本文基于流通类企业的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旨在探讨数字化程度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机理，研究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的边界效应。基于肖红军等(2021)研究样本的选取，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流通产业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进行相关研究。研究表明：(1)流通产业中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2)流通产业中，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在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作用中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数字化赋能不仅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化转型还对流通企业的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并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 引言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企业进行数字经济、数字营销、数字管理、数字产业的多方位数字化建设，使得研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影响日益成为关注热点。就微观角度而言，企业个体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通过镶嵌、转型、引入等方式进行数字技术营销与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地实现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企业盈利的目标。无论是传统制造流通产业，还是以互联网为平台进行产业行为的企业，都在寻求恰当的数字化转型，试图抓住数字时代带来的技术机遇，将数字化技术与创新产业链深度结合，使企业可以创造更多的产业价值与积极效应。就宏观角度而言，全球数字化趋势已十分明显，企业在数字化时代可以实现跨区域、跨时段、跨空间交易，同样对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打造更强韧的数字化产业链，才能在数字化时代实现产业的规模报酬和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给。
1.2 国内外研究回顾早在18世纪中后期英国首次工业革命之时，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度已有充分发展，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仍未产生，当时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局限于企业自身的道德行为之中。古典市场经济思想指出，整个社会的市场可以最好地确定其需求，一旦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来创造社会需求的商品和劳务，并以人们乐于支付的价钱出售它，他们就尽到了自身的基本职责。18世纪末期，英国企业的社会利益观念出现了微妙的转变，体现在小企业的所有者开始积极捐助国家、教会及穷人。进入19世纪之后，两次工业革命使得世界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企业数量和规模都获得了很大的成长。然而，当时人们对企业的公司职责观是抱消极态度的，很多公司未积极履行公司职责，反而对和公司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雇员等极尽盘剥，以期迅速成为市场竞争的领导者，这些随着企业的大力发展带来了很多消极效果。与此同时，19世纪中后期，企业管理体系逐渐完善，劳动者群体维护公司权益的要求不断提高，加之当时先后通过《反托拉斯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以期控制企业不良行为，客观上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出现逐渐成为历史必然。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现代社会，企业价值不仅包括企业的资产价值和市场价值，还包括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本文对企业数字化程度进行分析研究，了解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进一步揭开企业数字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关系。鉴于此，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流通行业的公司为样本数据，基于文本数据挖掘和数据库数据，对企业进行数字化程度测算(肖红军等，2021)，进一步打开企业数字化驱动社会责任的价值驱动和权变条件。相较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有：基于文本数据挖掘和数据库数据分析，在理论层面，通过数据间的拟合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大样本微观检验对企业数字化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进行科学分析，为进一步进行两者关系的数据分析奠定了数据基础。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1 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数字化是企业使用数字技术并整合数字化营销、大数据、云平台等，改变并扩展自己的战略选择，推动企业的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改造，并逐渐从销售数字化扩张到生产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等，实现企业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的全过程数字化。目前，我国不少的中小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商业电子化技术对品牌经营、产品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并意在推进其数字化改造进程。而对于企业目前的数字化改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出了明晰的概念，所谓数字化改造是指企业通过新型技术，形成大数据的收集、储存、管理与传递的闭环，从而打通企业在各个层次和不同产业系统之间的数字化壁垒，进一步提高整个产业系统的运营效能，形成完整的大数据企业系统。同时，根据埃森哲和华为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数字化转型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信息与通信科技为主要推动力，并以信息为基础元素，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生产制造自动化、服务销售精准化、生产经营管理电子化、社会治理自动化，孕育若干新行业、新业态、新动能，从而达到由技术创新所带动的生产高质量化及跨行业的共同发展目标。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为企业及其职工负法律责任的同时，履行企业对消费者、社会服务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应职责。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突破过去将效益当作唯一目标的思想，突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自身利益追求的同时，重视企业对环境保护、消费者、社会服务的贡献。具体而言，可以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分为文化建设、发展慈善事业、保护环境多个方面，其所承担的职责帮助人们缓解就业困难，既有利于维护资源与环境平衡，又有利于减小贫富差距，从而有利于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要致力于鼓励和推动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数字化对企业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可以覆盖企业行为的各个方面，达到更加方便、快捷、全面的监督管理效果。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内部信息披露程度的提高及管理效率的加强，均有助于加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并可通过内部激励来激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的管理手段进行赋能，通过更加科学的管理手段，监督企业各个部门，更细化地将社会责任的履行科学分配，从而更加有效地完成企业的社会责任。数字化信息技术通过大数据、云平台计算、物联网获得更为全面的社会问题相关数据，快速捕捉社会痛点，并结合企业自身信息进行分析，有效利用企业资源，发挥企业能力优势，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合理性。
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开放、共创、共享式的思想，使得本应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赚钱机器”有了更加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进而在企业的战略决策方面更加考虑到大众的利益和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原因是数字化转型使其覆盖到企业的组织管理、利益相关管理等方面，数字技术的众多普惠特征能够让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中来(郭海和杨主恩，2021)，企业的决策从单方判断变成多方积极对话的结果。研究表明，企业将基于利益相关方的数字参与机制主动构建一个具有浓厚集体主义思想的数字社区，这种社区强调以其自身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群体福祉和他人福利，从而将企业战略导向不断向社会责任方面引导。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企业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2.2 信息透明度对企业数字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调节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的主要作用机制源于企业数字化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披露，抑制内部机会主义倾向。现代公司体系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公司的多级代理关系及逐渐扁平化的管理，使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成为监管不完善、利益不相同的公司内部的突出问题。由于存在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大股东或公司高层可能倾向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企业利益最大化，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损失，并在信息披露不完善时有动机对企业的盈余信息进行控制和调整，实施伪造社会责任行为，以得到利益相关方的支持(肖红军等，2013)。问题出现的关键原因在于企业的信息披露体系不完善，企业管理层与利益相关方之间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企业逐步实现数字化的条件下，数字化带来更近距离的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交流，使管理体系、监督体系、服务体系更加自动、透明。数字化强大的渗透性使企业的信息披露体系更加健全，提高企业内部的集体主义倾向，抑制机会主义倾向。数字化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谈判和签约成本、执行合约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各部门效率，与利益相关方建立更完全的信息交换体系，进行更有效积极的沟通，强化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信息透明空间(赵蓓等，2015)，最终通过信息共享、企业透明度的提高创造出更多的经济、社会综合价值。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信息透明度在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上有正向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3.1 样本数据考虑到被评估公司的社会责任程度具有连续性，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的年报中有关数字化资料挖掘的关键词内容，本文样本主要选取对象为2016—2019年的流通行业上市公司，具体包括零售行业、物流行业和餐饮行业，行业类型的划分标准参照同花顺行业板块。主要的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是基于python文本挖掘的企业数字化相关语义词频词库对所选取样本公司年报进行挖掘，形成企业数字化相关文本词频度量的相关数据；主要的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来自和讯网搜集整理。企业财务和公司治理等控制变量主要来自同花顺iFind数据库。借鉴现有同类相关研究的经验，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甄别，关键区别是剔除了金融和保险行业样本、剔除曾被标注 ST或PT的样本、剔除了相关变量缺失(考虑到补缺可能带来结果的相关性、趋同性)的样本，同时剔除了一些因为缺少相关数据而无法进行定量研究的样本，最终得到共计333个公司作为本研究年度样本观察值的面板数据。
3.2 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本文主要参考阳镇等(2021)和肖红军等(2021)采用第三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和讯网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反映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可以有效避免对单一基于企业财务层面的评价方法的内生化弊端，且可以有效避免对单一采用企业公益捐赠方法加以评价的指标单一性问题和过度显性化的弊病。
(2)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DT)。鉴于学界对企业数字化还没有比较广泛一致的概念，在此情况下，目前对企业数字化的程度主要是从企业数字化投入及基于小样本的文本挖掘关键词量词频的方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肖红军等，2021)。本文确定数字化相关词库，其中包括127个关键词，通过python技术对上市公司2016—2019年的年报进行抓取，以公司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即频率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DT)。
(3)调节变量：企业信息透明度(Own)。本文参照辛清泉等(2014)所给出的三种能够对企业透明度做出评价的因素之一，国有企业因其公司属性及内在利益，通常会受到较强的政治影响。同时，管理层在对企业治理上的可操纵性，相比其他公司较低，对企业形象及其内部治理上的把控也会比较严格，所以企业透明度比较高。而根据公司的企业属性评价企业透明度，则国有企业取1，而非国有企业则为0。
(4)控制变量：本文参考肖红军等(2021)的相关研究结果，考虑到公司规模和公司性质对模型的影响，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等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3.3 模型设定本文设定模型(1)、模型(2)，分别用于检验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和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4 实证结果与解释4.1 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DT)的均值为9.33，方差为10.65，说明流通产业中不同上市公司的企业数字化程度具有较大差异性，存在少量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也存在部分企业尚未开展数字化转型(见图1)。
图1 企业数字化程度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流通产业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均值为5.52，方差为3.83，说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虽存在较大差异，但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见图2)。
图2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描述性统计
4.2 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检验估计得到的模型为：
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检验基于模型(1)设定，使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H1进行实证检验，即考察企业数字化(DT)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从而验证假设H1是否成立。由表2可知，企业数字化(DT)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影响系数为0.068676，表明数字化词频占比每提高1，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平均提高0.068676。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p值为0.0012，通过了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这表明，数字化可以撬动公司通过更为生动灵敏的信息手段，完成对利益相关方价值主张和需求的有效捕捉，形成与利益相关方利益交流和利益互惠的透明空间，增加利益关联方公司经营决策的动态性，从而给利益相关者带来更多综合利益。所以，本文研究假设H1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
表2 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基础回归结果
4.3 信息透明度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检验估计得到的模型为：
为检验研究假设，针对研究假设H2，即企业信息透明度在企业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正向调节效应，本文基于模型(2)予以检验。由表3可知，信息透明度在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交互项(DT*Own)系数为0.186，并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设H2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表3 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5.1 研究结论本文以流通行业中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考肖红军等(2021)使用大数据文本挖掘数字化相关文本测度企业数字化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以流通行业为代表的企业中，数字化程度会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其有较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化加强企业内部信息管理与披露，信息传递更快捷，并可通过增强内部激励机制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能力，提高管理效率，防止企业伪社会责任的出现，促进企业更有效、更积极地履行其社会责任。第二，内部信息透明度的变化是企业数字化影响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在机理(肖红军等，2021)，由此本文分析内部信息透明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参考辛清泉等(2014)对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的判断依据，本文采用样本中企业的国有和非国有特征带来的信息披露明显差异作为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强弱的判断依据。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对企业数字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较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信息透明度的强弱会显著改变企业数字化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能力。
5.2 企业管理与政府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和政府政策有两点建议：
第一，企业管理方面，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并结合自身能力的强弱，有针对性地逐步将数字化运用到管理经营的各个层面。研究结论显示，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在该作用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作为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中小非国有企业，自身透明度较低，更应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利用新的数字技术，搭建全新的数字平台，借鉴先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学习先进企业数字化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应对不确定需求和多样化需求的能力，在生产、销售、服务、监督各个环节运用数字技术，使数据可视化，更加易于监督管控和环节治理。
第二，政府政策方面，应不断更新有利于企业数字化发展转型的制度与政策方案，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适时、合理、恰当的宏观政策框架，为企业数字化发展保驾护航。所制定的产业政策应不断向数字化创新方向改进，全力推动企业数字化建设。一方面，政府应最大化利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的更加完整的信息披露，更加合理地制定产业政策，推动不同产业合理化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作用给了政府社会责任治理方面的启示，推动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完善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监督职能，进一步提高政府社会责任治理效率，使数字赋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