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探究

张凌舒 崔冀娜(通讯作者)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青海西宁 810016)

产业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实体经济的主要承载者。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升级作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可以更好促进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提升产业链附加值，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进而形成高端产业集群，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西部地区面积广阔，是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区，近年来形成了以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及加工为主的产业体系,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1]。但由于技术水平等条件的限制，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较低,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因此，科学测度、评价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于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主要从产业转型升级内涵，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测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研究。吴崇伯(1988)首先定义产业升级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2]；刘志彪(2010)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包含制造业和城市化的升级两个方面[3]。基于以上研究，定义产业转型升级为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端化发展，提高整体的劳动生产效率的过程。在升级水平测度方面，学界通常采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More值等方式进行测度。部分学者采用上述方法对特定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测度[4-6]，一些学者以区域或特殊类型地区为研究对象，测度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7-8]。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从社会需求、科技进步、制度安排、人力资本、对外贸易投资、技术创新等多个角度出发分析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9-12]。

现有文献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测速与影响因素探究已十分丰富，但综合来看，缺乏针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西部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其区域发展既有相同点又存在异质性，故对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2006—2020年相关数据，测度、评价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状况,针对西部地区发展状况选取指标建立模型分析影响产业升级水平的因素，以期为推动西部地区产业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区、市)，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的实施和对西部地区的重视程度加深，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较大提升。图1展示了西部地区2006—2020年三大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动趋势，可以看出2006—2013年一二产业比重较为接近，2014年以来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上升。目前，西部地区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格局，与全国的产业格局类似。

图1 2006—2020年西部地区三大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趋势

然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我国东、中部地区并不一致。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起步晚、速度慢、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升级通常依靠将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原始要素优势转化成社会生产力，与东部地区依托高新技术等发展路径具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从升级方向、升级速率、升级水平三个角度具体测度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状况。

产业结构超前系数能够测度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向，其测度结果反映某一产业增长相对于经济系统增长的超前程度，可直观地观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向。计算公式为：

式(1)中：Fi为超前系数；Ai代表产业i在报告期产值比例与基期产值比例之比；Ri为同期经济系统平均增长率。计算公式为。其中，GDPt表示报告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0表示基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本文选取我国西部11个省份2006—2020年相关数据(由于西藏自治区部分数据无法获得，故在本次研究中剔除)，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官网。测度结果如表1所示，同时将时间段划分为T1、T2、T3，T1=2006—2014年，T2=2015—2020年，T3=2006—2020年。

表1 西部地区各省份产业超前系数

根据表1测度结果，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发展整体落后，超前系数均低于1；第三产业超前系数大于1，说明其发展相对较好。分时段而言，第二产业T1超前系数较低，但T2超前系数有所上升，说明第一产业在近年来发展增速，而第二产业T1超前系数高于T2，说明第二产业在近年来的发展放缓。第三产业在这两个时间段均大于1且差别并不明显，说明其发展在各时期都相对超前。超前系数所表明的三大产业发展状况与前文折线图的趋势相符。

本文采用More值测定产业结构升级速率。More值测度依据向量空间的不同夹角将m个产业构建为m维向量，将不同时期两组向量之间夹角的余弦值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变动速率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式(2)中：M为More结构变化值，是两组向量夹角a的余弦值cos(a)；ωi0为基期第i产业所占比例；ωit为报告期第i产业所占比例；m为产业个数。本文将测算的M值换算成矢量夹角值a进行观测以便更直观地表明升级速率，换算公式为a=arccos (M)。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西部地区各省份产业More值

西部地区2006—2020年产业升级速率整体较快，为11.132度，但地区间差异较大。其中，广西、四川、甘肃、新疆升级速率较快，而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升级速率较慢。此外，我国西部地区各时期转型升级速率不均衡，T1升级速率高于T2，说明近年来我国产业升级速率放缓。具体来看，内蒙古、贵州、云南、宁夏、新疆T2的升级速率低于T1，而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的升级速率在近年来有所提高。

本文采用各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各省份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式(3)中，TS代表产业高度化水平，3Y、2Y分别代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测度结果绘制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图2 2006—2020年西部地区各省份产业高度化水平变化趋势

2006—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产业高度化水平整体有明显提升，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较大。各地区产业高度化水平虽有波动，但整体都呈现提升的趋势。广西、甘肃等省份产业高度化水平呈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青海省产业高度化水平提升不明显，原因可能是其地理位置和生态战略重要地位导致工业发展较为缓慢，故其产业高度化水平提升缓慢。

在前文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参考过往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水平、创新水平为解释变量，具体变量说明如下：

(1)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产业结构升级越重视，越有利于提升地区产业结构水平。本文以各省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2)政府干预程度(GOV)：一国或地区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获取财政收入，而后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影响社会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分配，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本文以各省财政支出占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

(3)对外开放水平(ET)：对外开放水平是影响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通过影响市场结构、供需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机制，推动地区产业升级。本文选取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当年生产总值比重衡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

(4)创新水平(TP)：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技术变化一方面能够推动产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能够提升产业组织管理水平，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选取各省R&D经费支出与各省当年生产总值之比作为衡量各省创新水平的指标。

据此，本文构建基础回归模型如下：

式(4)中，TSit为i省份第t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a为常数项；PGDP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经济发展水平；GOV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政府干预程度；ET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对外开放水平；TP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创新水平；β、γ、δ、ε分别为回归系数；θit为误差项。

本文选取2006—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共165个样本量的面板数据。为保证研究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连续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本文采用Stata17.0软件进行回归估计，首先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显示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本文综合统计学F检验、LM检验及Hausman检验进行模型统计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表3 模型统计学检验结果

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水平、创新水平为解释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中，除地区创新水平外，其余各项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说明如下：

(1)经济发展水平：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0.081，说明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2)政府干预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376，表明财政支持对促进产业转型具有正面作用。

(3)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0.696，说明对外开放通过改变当地市场结构、供求结构、进出口结构等机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此外，对外开放还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产业链向高端转移，也促进了产业升级。

(4)创新水平：在本次检验中，创新水平对产业高度化的影响未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不大，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国西部地区R&D经费投入偏低且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起到的推动力较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应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本文综合测度西部地区11个省份2006—2020年产业升级状况，从升级方向、升级速率、升级水平三维角度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状况进行递进式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1)从产业结构升级方向来看，2006—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主要向第三产业转型。整体而言，多数省份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发展超前。分时段而言，西部地区在近年来第一产业发展提速，第二产业发展在近年来发展放缓。第三产业在测度的各阶段都受到重视。

(2)从产业结构升级速率来看，西部地区各省份2006—2020年产业升级速率较快，但地区差异较大。其中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升级速率较慢。此外，各时期升级速率具有不均衡性。

(3)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来看，2006—2020年西部地区产业高度化水平整体有明显提升，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较大。各地区产业高度化水平虽有波动，但整体呈现提升的趋势。

(4)从产业升级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水平对我国西部地区产业升级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创新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干预越强、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越高。而目前科技创新对推动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明显，科技创新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结合近年来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实际状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坚持创新导向，将创新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加强产业技术联合攻关，注重产学研协同。健全创新创业保障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反对守成的创新文化。

(2)优化产业结构，以自身优势产业为引领，实现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产业的协调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拓展数字经济新空间，不断形成新增长点、新动能。

(3)强化人才支撑，积极引进相关产业人才，大力优化人才环境，出台优惠政策，优化人才结构，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