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尔计量经济史探析

贺一帆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1964年福格尔《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学论文集》与《苦难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相继出版，标志着“历史计量学”研究范式的诞生[1]。福格尔作为芝加哥学派第三代成员，继承了该学派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他创造性地将计量学运用到经济史研究，实现了古典经济学原理同统计推断理论的有效结合。

福格尔《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奠定了历史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该着援引反事实假设法来计算现实与虚拟两种铁路条件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差，籍此来确认铁路运输的社会节约量。他先期预设1890年美国广泛使用运河运输来替代铁路，在这一框架下可按照“W＝Q·（MCy-MC）r+Q·IN”来估计铁路所创的社会节约量，其中Q为铁路实际承运的货物吨/公里数，MCy和MCr分别表示运河与铁路运输每吨/公里的边际成本，IN为运河运输每吨公里的额外费用。在假设运河和铁路边际成本不变的前提下，福格尔得出1890年美国铁路运送农产品的社会节约量为2.14亿美元，这意味着铁路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尽管铁路对经济增长还存有间接或派生影响[2]。顺次推延，即使没有铁路，美国的工业增长也不会因此解构，这显然有悖于罗斯托经济起飞论，因为在他看来，铁路主导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相反，福格尔认为工业的高速发展并非全伏脉于铁路，那些旨在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革新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美国经济的起飞时期，福格尔梳理得出1859年铁路采购设备和材料的所有费用只占当年美国全部制造业产值的3.9%，这一比例很难就断论铁路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铁路之于钢铁消费对工业增长作用不大。

在运用“反事实假设”的过程中存有不少难点。若要对美国1890年有无铁路的交通成本做比较分析，现存铁路数据虽然难觅但毕竟还有线索可得，而铁路不存在的数据的确无从发现，以致无法计算社会节约量。为了解决数据的缺失问题，福格尔引入新的数学工具——线性规划，它是在线性约束条件下探究线性目标函数极值问题的一种数学理论和方法，其步骤可分为三步，首先根据影响所欲达就目的来寻找决策变量，而后考虑决策变量和欲实现目的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目标函数，最终由决策变量所受的限制条件来确定决策变量所要满足的约束条件[3]。使用线性规划可以减少具体过程中的数据使用量，但它并非完全取代数据。福格尔采取经济学模型来拟合与近似观察，他将数据分为四组：货运量、需求量、铁路运输价格和水路运输价格。在计算过程中，藉以线性规划可减少数据的非完整性对结果真实程度的损害，通过估算真实的平均价格，福格尔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平均实际比率的估值

从表1可知，铁路运输每吨货物比水运作为唯一运输方式的均价要高出三倍之多。福格尔随之又引入抽样统计方法，分别计算不同农产品在825条线路中的运输里程。估计运输单价、运输里程和运输重量，从而得出区域间的社会节约量，又侧面传递了铁路消费并非国民经济发展决定力量的观点。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有关黑人奴隶制的研究，其所采取的思路类似于其对铁路的探究。他们接受了康拉德和迈耶等人发掘美国南部奴隶制经济效益问题的大部分观点，进而拓深研究。福格尔研究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奴隶主赚取奴隶市场的利润不大，约占10%，其在男奴或女奴的收益上相差无几，即便是不同地区出入亦不明显，因为奴隶主的利润更多源自奴隶的农业生产。当时南方种植园已推广规模化生产，这一生产所带来细致的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旨在增效的生产方式有细致且科学的劳动分工，新机器的发明改善了劳动分工，更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

一般来说，奴隶主是非理性的投资者，奴隶制经济投资回报率低。然而，福格尔的研究却截然有别，在他看来，直至19世纪初，棉花一直为美国南部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位列第二，其中东乔治亚与南卡罗来那就以盛产棉花闻名。然而在接下来的30年里，棉花种植产量已增长十倍。因时际会，南方种植园主必须听命于市场需要来调整生产结构，只有保持敏锐的市场嗅觉，其利益方能立于不败之地[4]。随后，福格尔通过大量数据和统计分析，印证棉花产业在美国南方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若将南北战争前美国南北方的经济数据与世界其他地区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当时南方经济状况并非处在崩溃的边缘，颇具吊诡的是，它经济基础强大，调整能力突出。其对奴隶劳动者个人的微观研究亦可印证这一命题，福格尔通过采集大量种植园的数据，从两个角度切入，一是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一是通过营养摄入指标来还原种植园奴隶的生活状况，研究数据显示，奴隶的这两项指标都不低于北方自由人[5]。藉此，我们可定论南方奴隶制的瓦解并非在于其经济低效，很大层面上缘于南北战争本身。

伟大需要人懂，由于其说对传统观念的解构色彩，福格尔历来饱受争议。真理越辩越明，学界对福格尔学说的接受亦褒贬不一，褒奖者充分肯定其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但也有一批学者则对其历史研究方法持谨慎、甚至是批判的态度。

回到历史的现场，不少学者认同福格尔研究方法的开拓价值，普泛认同他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路径，在铁路研究表现尤为突出。在《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论文集》一书中，他采用“反事实假设”方法来开展研究，即为一有力的注脚。计量史学视野下的“反事实假设”有三个必要前提：一则利用原有的交通基础设施；二则尚没修建联合太平洋铁路；三则全国已建好几条宽阔的运河。只有上述三条件均可实现的前提下，再将其与现实的交通条件对比分析[6]。除此之外，“间接度量”也是福格尔史学研究方法一大亮点，约翰·J.马登颔首称赞福格尔的历史研究法，他认为福格尔能巧妙地驾驭自我所有研究，从而提炼观点，惠泽后学。这种旨在实现计量方法与历史研究结合的探索是一类有益的尝试，为直面与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一种足可借鉴的视角，全面而细致。威廉·G.惠特尼（WilliamG.Whitney）认为福格尔有效实现了“反事实假设”和“间接度量方法”的结合，高度体认计量史学方法的开拓价值与实践品格，断论该方法为经济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与前相对，也有部分学者究持批判态度。B.R.米切尔（B.R.Mitchell）对福格尔学说持温和的批判态度，在其视域里，虽无法否定该作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但该作毕竟是一部经验主义作品，因为它涵盖了诸多主观性之见。藉此，单向度地放大计量史学的影响、或者过于推崇均十分危险。JR.曼德勒（JR.Mandle）认为解释边界模糊是福格尔理论的一大硬伤，如果市场可以保证持续运行，那么现代化就触手可及，而从市场的角度来观，长期增长与繁荣均无法彻底保证。不少史家都发现了计量史学方法的不成熟性，其某些研究方法甚至不太科学。无独有偶，约翰·麦克·马努斯（John Mc Manus）认为福格尔计量经济史学长处在于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但其作钩沉奴隶制运行机制模糊不清，较少正面触及奴隶主所面对的选择。

他山之石可以理清研究的方向，评价研究方法的存在价值而后借鉴沿袭，素为国外经济学界对待福格尔的通用操作。福格尔史学研究方法自有一条毁誉夹杂的接受现实，赞美者认为其法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藩篱，提供了切合实践的新途径[7]。而贬抑者则直面福格尔历史研究法的适用性基础，他们认为尚不能定论计量与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就已经跟历史研究法有效结合，这仍有待时间的检测。

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计量史学方法在助推历史学研究方面，的确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但不可由此来漠视该法运用过程中的所存问题。诚然，计量史学方法已经被某些学人放大，甚而被推至钩沉历史学法则或规律的高度。毋庸置疑，计量史学方法在甄别单项史实层面，作用突出；也为挖掘隐含的某一函数关系或理论模式，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但绝不可以偏概全，只凭某一计量结果就断论历史演进全貌及其内在机制。易言之，计量结果最多只能为重构历史大厦提供某些部件而已，且为藉以计量方法而制作的某些部件，绝非全部的部件，遑论大厦本身。

丰实可靠的材料往往是立论的基础，福格尔计算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经济数据，多基于奴隶制之于奴隶主获取重利的单向对应，并由此来断论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却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奴隶制对北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严重损伤，更没关注国人痛恨奴隶制人文立场。缘于对研究对象的偏爱，计量史学方法片面夸大了计量证据的客观作用，他们认为数学工具（包括计算机这类的工具）本身就具备消解主观性的功能，亦即只要恰当地使用计量方法，其结论自然客观而科学[8]。照实说来，人是数学工具的支配主体，而非工具的奴隶。在开展研究之前，学人往往按照其期待视野去选择合适的数学工具，藉以所收集的数据运算。运算结果并非总是吻合原初期待，一旦出入较大，势必迫使学人不断更改先期预设，直至二者吻合为止。单就此点而论，计量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主观任意性。不过它所起的作用仍滞于传统史实考据法的范围，多限于在单项史料的是非真伪甄别上，而非阐释计量结果来避免主观任意性[9]。

不规避矛盾与缺陷，学术就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尽管计量史学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却无法否定其对于经济史研究的借鉴价值。我国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教授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通货膨胀危机时就使用量化方法，他通过大量数据支撑和模型的搭建，发掘危机中农业农村和合作社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数理统计方法亦被我国经济史学者广泛使用，根据统计数据进行数量运算，对历史现象间的关系作数量分析。在这一方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先生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她运用计量史学方法钩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在具象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作用时，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地方档案中1949—1953年间的有关统计数字，逐一计算中国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农具耕畜数量、播种面积、灌溉面积、化肥用量、面积产量、出口商品构成等数值，绘制了13张数量表格，直观而有力地阐明土地改革对中国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10-11]。总的来说，国内使用计量经济史学研究范式的学者尚不多见，究其原因，国内绝大多数具有经济学和计量统计学背景的学人不太关注历史学领域，以致包括福格尔学说等在内的计量经济学对我国学界影响还不太明显。是因难能、所以可贵，计量经济史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可烛照我国传统史学的定性论断，阐幽发微，勇敢地质疑那些定性论，充实论据，而后加以修正，提出富有前瞻色彩的新见。凡此种种，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借鉴，计量经济史学对我国经济学发展均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