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合作框架以来，双边经济合作持续推进，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贸易量稳步提升，主要集中在金属矿石、基础设施和机电领域。铜矿石作为制造业的基础，成为中国进口中东欧国家的重要商品之一，其贸易既有效填补了中国对铜矿石的大量需求，又能帮助中东欧国家继续发掘区域内的矿产资源，产生经济效益。随着全球ESG治理的提出以及中东欧部分国家入盟进程的开启，塞尔维亚与中国升级伙伴关系、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中国—中东欧国家铜矿贸易受到多重影响。改进引力模型发现，2019—2023年中国铜矿进口与中东欧国家铜矿产量等出口国因素存在显著相关性，建议加强矿业合作、优化政策支持、注重ESG治理，推动中东欧国家能源行业的发展与转型。
关键词：中东欧国家；“一带一路”；铜矿；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2；TF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2（a）--05
铜在电子电气、机械制造和能源设施等诸多传统和新兴领域广泛应用，其优异的延展性、导电性和导热性使得长期以来该金属的消费需求位居铁铝之后，稳居全球第三位，由此可见铜的需求量之大、地位之重。近年来，我国对铜矿石及其精矿的进口量稳步增加。据统计，2023年我国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达2754万吨，同比增加9.1%；进口总额为60108万美元，同比增长7.3%，显示出对进口资源的高度依赖。中东欧铜矿资源丰富，优势矿种如铜、锂、铬矿等有待进一步勘探开采。在中国—中东欧框架和各类经济合作政策支持下，金属矿砂矿石一直是中国同中东欧国家贸易的主要进口商品，很多企业以购买矿石和矿产的方式进行贸易。
学界有关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矿产合作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地缘政治视角。孙玉琴等（2017）在研究中国开拓中东欧市场时强调了中东欧在连接欧、亚洲的交流与合作中的纽带作用，同时中东欧作为中国加入欧盟市场的主要桥梁，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具有重大意义。宫高杰等（2021）表示，中国—中东欧的能源合作既深受美国和俄罗斯大国间博弈的影响，又需要考虑中东欧国家自身的地缘政治因素。张茜（2024）表示，西方的一些分析人士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中国在黑海和中东欧地区的能源项目可能增强这些地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中国。这一趋势可能帮助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获得优势，使中国获取更有利的能源资源和消费市场。第二类是投资评价视角。刘仁华（2018）从中东欧矿产资源产能合作选区、城镇化发展、劳动力供给等角度对中东欧国家矿业资源开发现状、贸易概况、投资环境进行了总结。陈赞旭等（2021）通过构建生态修复能力的矿山评估体系，发现与其他地区相比，中东欧国家生态修复能力差异较小，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生态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整体较高，具有很大优势。
归纳整理已有文献，在研究背景上，没有充分考虑到近年来部分中东欧国家重启入盟进程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现有文献没有聚焦最主要的贸易矿石种类，难以得出更具指导性的结论；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数据较为匮乏，多采用简单的数据可视化方式，对于矿石贸易缺乏量化的评估。本文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铜贸易现状出发，引入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铜贸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欧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出口国家的铜矿产量对中国进口中东欧地区的铜矿产量具有积极影响，人口、GDP、地理距离等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因素，本文对ESG对于铜矿贸易的影响给出了初步建议，矿业作为污染量最大的产业之一对环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1 中国—中东欧国家铜矿贸易现状
1.1 政策环境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能源矿业领域的合作受到广泛的政策保障和强有力的平台支持。2015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指出，以可持续方式加强在地质、采矿、空间规划、城镇化以及页岩气（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等领域合作。加强在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的高质量产能合作。2016年10月，中国—中东欧国家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此后简称“17+1”能源中心）成立。2018年，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上，通过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非亚纲要》和《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成果清单》。另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成功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工业园区、金融、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合作协议。2021年以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由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占较大比例，中东欧国家面临着能源转型的挑战，这也是欧盟能否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中东欧国家制定了各自的减排目标和能源转型计划，积极投资于氢能、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多家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中东欧国家的能源转型，包括中国新能源整车、锂电池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在该地区设立工厂。矿业行业需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经济复苏。通过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企业与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共享机制，重塑矿业企业形象，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体。
1.2 贸易规模
从需求上看，2022年度，我国进口实物达2531.8万吨（铜金属量约709万吨），同比增长8.1%，占全球进口总量的61.1%。精炼铜进口量达388.5万吨，占全球总进口量的40.8%。由此可见，中国铜矿贸易规模庞大，覆盖全球，需要拓展成本更低廉、政策更优惠的市场。考虑中东欧地区内部需求，2014—2019年，中东欧地区的能源消费增速经历了先升后降的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同时，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达13.1%，而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提升至20.5%。
从供应上看，我国的进口铜矿石主要来源于南美洲。智利的铜矿资源储量位居全球第一，也是全球最大的铜矿生产国，秘鲁也是铜矿石生产大国，其铜矿资源储量和铜矿产量均位列全球第三。2022年，我国从智利进口844.7万吨铜矿石，占我国进口铜矿石总量的三分之一，从秘鲁进口626.49万吨铜矿石，占我国进口铜矿石总量的约25%。秘鲁也是铜矿石生产大国，其铜矿资源储量和铜矿产量均位列全球第三。随着中东欧地区内部需求不断优化，矿业市场展现出较大潜力。2014—2019年，中东欧地区的能源生产总体呈下降趋势，能源进口比例增加约8%，2019年能源进口占比已超过40%。与此同时，能源生产结构不断优化，2019年可再生能源生产总量占比达24.2%，非化石能源生产总量的占比则提升至36.9%。2021—2023年，向出口铜矿石居前的是保加利亚，波兰、塞尔维亚紧随其后。这三个国家的断崖式领先得益于其境内蕴藏的丰富矿藏（梅杰丹佩克斑岩型Cu矿藏、维利基基利杰型斑岩型Cu矿藏、伯氏块状硫化物高硫液型Cu矿藏），更发达的冶炼业，以及中国公司带来的新技术。波黑、黑山、北马其顿等排名靠后的国家大多从巴尔干周边地区进口铜矿。
2022—2023年，中东欧各国出口总额较前一年均有小幅下降，其原因是铜价冲高后回落。在中国的带动下，全球精炼铜产量大幅增加，在传统制造业的拖累下，尽管新能源行业的高增长不断拉动，铜消费依然疲软，全球精炼铜供应过剩，导致铜价整体形成了震荡走低的趋势。
中东欧地区的成功案例为贸易打下坚实的基础。2014年，中国投资公司通过与黑山政府合作重启了位于波德戈里察的铝厂生产线，不仅恢复了铝产量，还提升了黑山在铝业的国际地位。2016年，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与波兰合作开发了莱格尼察的铜矿资源。该项目促进了波兰的矿产资源开采，并带动了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2018年，中国紫金矿业集团以14.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塞尔维亚博尔铜矿公司，大大增强了塞尔维亚的铜生产能力，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3 合作模式
1.3.1 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是指中国企业通过购买或投资当地的矿产资源项目，获取控制权或股权，从而实现直接管理和运营。这种模式不仅能够确保稳定的矿产资源供应，还使得中国企业可以优化生产流程，提升效率并降低成本。同时，通过技术和资金的注入，当地矿山的产能和环保水平也得以提升。
1.3.2 贸易与采购
纯贸易合作模式主要通过合同采购铜矿资源，不涉及股权投资或直接经营管理。中国企业根据市场需求，从中东欧国家进口铜矿产品。这种模式灵活性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随时调整采购量和供应链安排。截至2015年底，中国五矿集团通过直接采购从波兰购得的电解铜超81万吨，总金额约占中国从波兰进口总额的30%。2023年，中国五矿集团和波兰国家铜业公司签订了2024—2028年电解铜采购框架协议。
1.3.3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在国际矿业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和多重优势。引进和推广先进技术能够帮助合作方提升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尤其是在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和加工方面。技术合作能够促进环保技术的应用，帮助矿业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国际环境标准。技术合作不仅提升合作各方的市场竞争力，还加深国际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为全球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年，重庆市与匈牙利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备忘录，重点关注科技创新。这份协议强调了建立联合实验室以及在矿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促进双向技术转移和转化的目标。
中东欧国家在中国铜矿供应链中主要作为上游的资源供应商，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在全球铜产品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未来，通过更加紧密的技术和环保合作，中东欧国家在铜矿产业链中的角色进一步深化，形成更加稳定和多元的合作模式。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选取
新型贸易引力模型研究选取我国及中东欧地区代表性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选取中国与波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铜矿贸易数据等进行分析（见表1）。朱永光等（2017）的研究表明，矿产资源消耗受经济规模、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本文构建完善的贸易引力模型的指标，如市场结构（人口）和经济距离。在模型中，作为解释变量的是铜矿的进口数量，而作为虚拟变量的是铜矿的储量、产量以及出口国的人均消费量，即市场结构、经济距离、地理距离等。此外，欧盟还启动了《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该法案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动力电池供应链战略项目，并加强了对供应链的自主控制。2019年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明确了2050年前欧洲将成为全球首个“碳中和”地区的目标，这一目标决定了未来30年对关键矿物的需求。可见，进出口商品的关税和便利条件会受到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否是欧盟成员国的影响。
2.2 研究方法
2.2.1 改进引力模型
传统的引力模型根据简丁伯根的引力方程模型，考虑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地理距离等因素对贸易的影响。安德森等指出，简丁伯根的引力模型应纳入局部保护、市场效应的影响，因其只考虑了地理距离和经济规模所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影响，因此在原有的万有引力模型引入经济距离、资源储量、产业结构等数据构建引力模型。朱永光等（2017）认为，丁伯根建立的万有引力模型是由推力、拉力和阻力因素构成的引力模型的作用机制；石超等（2019）认为，引入GDP距离、是否沿海、是否临界等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设立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解释变量。本文旨在扩大引力模型的理论范围，探讨经济距离、进口国的铜矿可采储量、地理距离、产量、消费量、是否为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政策等变量影响中国进口中东欧国家铜矿的关键因素。
本文用y表示中国从中东欧国家进口的铜矿量，取对数计算。pop表示市场结构，用人口之比的对数来体现，比例小代表市场差距大，即贸易阻力小。gdp表示经济距离，做差取对数体现经济规模的差异，差距小则贸易阻力小。出口国铜矿产量c和地理距离d均取对数，分别衡量出口能力和贸易阻力。选取FTA为政策变量，与中国签订FTA为1，未签订为0。m表示是否为欧盟成员国，欧盟内部需求量越大，可出口量越少，0为是，1为不是。
引力模型引入所列变量的情况如下：
lny=β0+β1ln（pop）+β2ln（gdp）+β3ln（d）+β4ln（c）+FTA+m+εij
2.2.2 回归方程分析
将上述数据构建数据库，利用Stata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解释变量POP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符号不一致，即体现在人口比例上的市场差距与我国进口数量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系，而我国的进口数量与人口数量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P值为0.695，大于0.05，表明中国铜矿进口量与人口市场缺口关联度不大。中国较大的人口比例可能意味着出口国的整体采矿经济水平较低，从而增加贸易障碍，导致进口量减少。
解释变量GDP的指标为负值，与预期符号不符，而P值为0.014，大于0.05，表明缺口市场与我国进口关联度较小。王庆喜等通过引入经济距离指标，发现经济落差对贸易流量的作用是倒U型关系。经济差距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但超出这一范围就会产生抑制效应。这说明本文所选择的国家并不存在经济鸿沟能够推动贸易往来的范畴之内。
解释变量D的符号为正，表示两国地理位置的远近正相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体量。矿产品贸易与地理位置呈正U型关系，朱永光等（2017）表示，地理距离大，起初会造成较大的文化鸿沟和较高的运输费用，阻碍贸易往来，但到一定距离后，对矿产品贸易的冲击作用较小。在分析结果中，地理位置P值为97，大于0.05，相关符号为正，表明地理距离由负相关变为正相关，对中国铜进口影响较小。
解释变量C的标志为正，符合预期标志，说明人均铜矿产量的出口国与中国进口数量正相关。出口中国人的平均铜矿产量越高，意味着出口国的铜矿储量相对充足，可以在出口更多铜矿的同时满足本国需求，这与出口中国人的平均铜矿产量的引力模型理论解释一致。分析的P值为0，表明出口中国的铜矿平均产量对中国进口的影响非常显著。
解释变量FTA和M标志均为正数，显示FTA政策便利推动中国铜进口。但数值为0.94和0.068，均大于0.05，表明FTA政策与我国铜进口关联度较小，很可能是不同主体的政策叠加所致。欧盟推动中国铜进口，角色机制有待深入挖掘。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影响中国铜矿进口的因素，通过建立引力模型将影响因素分为不同种类，如出口国的一些影响因素，再如经济距离、贸易空间上的地理距离等。经过线性回归发现，2019—2023年，与中国进口中东欧铜矿存在相关性的是贸易空间上的间接影响因素——出口国影响因素（出口国铜矿产量）。其他变量如政策因素、GDP等相关性并不明显。据此，本文给出以下建议：
（1）继续深化合作。中东欧国家应积极与中国矿业企业加强合作，不仅引进和应用先进的采矿和选矿技术，提高矿石开采和处理的效率，增加铜矿产量，还可以在项目投融资、人员培训和技术研发方面拓展合作方式。此外，双方可以共同在矿产品加工、冶炼和深加工等领域进行更深入合作，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通过共同设立技术创新中心或实验室，推动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进一步提升矿业生产力。与此同时，应改善矿区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和水资源供应，以支持大规模开采活动。双方还应制定长期的矿产资源开发规划，避免过度开采，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2）优化投资环境。中东欧各国在经济方面情况各异，且市场规模较小，区域层面缺乏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目前，这17个国家尚未形成统一大市场，尽管市场准入规则如同欧盟一样严格。中国、欧盟与中东欧国家应推出更多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投资激励和合作机制等方面。现有的优惠政策包括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下的基础设施、能源、矿业的项目对接和信息共享，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融资支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特别设立的中东欧专项贷款，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
（3）关注能源转型。矿业作为众多工业的起点，需求量极大，又因其开采等过程产生大量污染，需要尤其关注ESG治理方面的措施。例如，可以采取的方案有加强环境监管，设立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监督机制，确保矿业项目在运营过程中遵守环保法规，减少污染排放；投资清洁技术和可持续采矿技术，减少矿业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如废水处理和矿山复垦。例如，中国企业在塞尔维亚的博尔铜矿项目中，引进了先进的废水处理系统和尾矿库管理技术。这些技术帮助项目减少了对周边水资源的污染，改善了矿区生态环境。社会责任方面，确保矿业项目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意见和需求，建立社区咨询委员会。匈牙利的中国矿业企业与当地社区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邀请社区代表参与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还通过设立社区发展基金，用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这些措施可以运用到新兴的锂矿开采工业之中，有助于推动中东欧地区能源行业的发展和转型。
（4）增强风险管理。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可能会受到其他大国和区域组织的影响。此外，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可能会引发欧盟的关注。双方应共同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应对市场波动、政策变化等不确定因素，保障合作的稳定性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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