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而城市发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核心城市群的现代化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本文结合城市特征与内涵价值构建了城市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12—2022年长三角中心27市的城市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水平，研究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2012—2022年长三角中心城市群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存在显著地区差距。回归结果显示，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关键词：城市现代化；高水平对外开放；长三角城市；耦合协调度；现代化测度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2（a）--05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核心城市群的现代化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一方面，可通过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全球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来；另一方面，更好提升现有内外部资源要素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协同水平，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要素空间。因此，在区域现代化和区域对外开放背景下，研究如何测度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如何量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研究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做了科学阐释，学界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颇丰。较多学者从“中国式”的本质和特色进行解读，根据当代社会发展规律与价值需求提取现代化新内涵[1]。关于对“中国式”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指的是基于中国自己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进行战略安排与发展[2]；也有一部分学者抓住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指出共同富裕才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显著性标志[3]。
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理解，学界近几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深入剖析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学者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但也有共通之处，主要着眼点在于对“高水平”的理解上。有的学者在对外开放内涵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内涵，进而得到高水平对外开放[4]。有的学者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对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三方面做出理论阐述，剖析高水平对外开放究竟“高”在哪里[5]。而有的学者则选择从驱动要素、效率与安全、制度型开放三个角度深入理解高水平对外开放[6]。
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影响现代化发展的研究，学术界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部分学者偏向于从研究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延伸至高水平对外开放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作用路径[7]；二是部分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内涵出发，探究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式现代化某一特征或某一维度的推动作用[8]；三是截至目前，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有关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证研究却收获甚少，目前关于这两者的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地级市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少。
本文以长三角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长三角中心27市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两者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不仅能提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城市现代化的测度思路，还能明确影响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并对其现代化建设提出针对性建议。
3 指标体系构建与指数测度
3.1 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三角中心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2012—2022年长三角中心城市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影响关系。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长三角中心区域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统计和社会发展公报》，部分投资与贸易数据来源于相应地级市商务局与海关局。对于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充。
3.2 测度方法
3.2.1 熵权法
①数据预处理
对正向指标归一化处理，如式（1）所示：
对负向指标归一化处理，如式（2）所示：
其中，i代表年份，j代表各指标，max{xj}、min{xj}表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②计算第i年第j项指标的比重，如式（3）所示：
③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如式（4）所示：
④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如式（5）所示：
⑤计算综合得分。如式（6）所示：
3.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一般而言，k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协调模型计算时，先用式（7）计算出耦合度C，再用式（8）计算出协调度T，最后利用式（9）计算出整体耦合协调度得分D，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Uk表示耦合对象，C代表耦合对象之间的耦合度，T表示耦合对象之间的协调度，D表示经耦合协调模型拟合后的指数。在计算协调度T时，wd代表各耦合对象的权重，和为1。计算过程中的二维耦合和三维耦合依次按照公式（7）至（9）进行。
3.3 指标体系构建与指数测度
3.3.1 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本文结合城市特征，从人口现代化、共同富裕层、精神文明层、生态现代化四个一级维度来测度中国城市现代化水平，且细分为11个子维度和36个三级指标。中国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根据上文指标体系与方法，测算得到2012—2022年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现代化综合指数。从整体来看，长三角中心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数在这11年间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城市现代化水平从2012年的0.732上升至2022年的0.812，增长率为1.04%，说明长三角中心27市现代化发展态势整体良好。从各城市增长情况来看，各市增长率均为正，说明各市现代化水平测度指数均处于总体上升趋势，城市内部现代化发展较好。从城市现代化指数均值来看，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在长三角现代化进程中持续领跑，其指数均值都超过0.84，现代化水平较高。城市间的现代化水平存在差距，但随着年份增长，城市间现代化水平差距不断缩小，样本期间内均值最高的上海市与均值最低的滁州市现代化综合指数相差0.167，城市间现代化综合指数差距从2012年的0.175缩减到2022年的0.152。
3.3.2 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本文从经济开放结果的角度选择指标，将高水平对外开放划分为三个维度，包括投资维度、贸易维度、基础设施维度，总计8个指标，均为正效应指标。具体指标内容如表2所示。
根据上文指标体系与方法，测算得到2012—2022年长三角中心城市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综合指数。从整体上看，高水平对外开放综合指数在此期间呈现上升趋势，增长率为3.31%，发展态势整体良好。从各城市看，除上海外，其他城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综合指数稍低，但各市增长率均为正，说明各市高水平对外开放测度指数均处于总体上升趋势。从均值看，上海在长三角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持续领跑，其指数均值超过0.85，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其他城市总体均值较低，城市间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差距明显。
4 实证研究
4.1 变量选取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数（UM），核心解释变量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综合指数（HLO）。对长三角城市现代化发展有影响的因素较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客观性，为了更有说服力地开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分析，现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GDP作为代理变量；政府支持（GOV），以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支持的代理变量[9]；金融环境（FIN），采用年末金融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作为金融环境的代理变量；人力资本水平（HCL），采用普通高校在校人数/年末总人口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10]。
4.2 模型构建
为验证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的直接影响。基准回归方程如式（10）所示。
UMit=α1+α2HLOit+∑αkXit+μi+vt+εt（10）
其中，i为长三角中心27个城市，t为不同年份，UMit为各城市各年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数，HLOit为各城市各年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综合指数，Xit为控制变量，待估系数α2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待估系数αk是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进一步地，用μi控制各地区的固定效应，vt控制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4.3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中p值等于0.000远小于0.1可知，应当选择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3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表3第（1）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时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的回归结果，第（2）列至（5）列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综合五个回归模型结果来看，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初步说明了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城市现代化发展。根据第（5）列的回归系数可知，高水平对外开放每增加1%，会推动城市现代化水平提高0.142个百分点。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模型的拟合优度随之上升，这说明控制变量选取准确且有效。
4.4 稳健性检验
上海作为直辖市，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与经济引擎，上海市的经济社会繁荣程度显著领先于其他长三角城市。南京、杭州、合肥作为三大省会城市，同样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经济社会基础与科学技术发展较为领先。以上四个城市的数据可能会使高水平对外开放增长效应不一致，因此将其剔除后再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中的第（1）列和第（2）列所示，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实证结果的合理性。
4.5 内生性检验
根据豪斯曼检验的p值小于0.01可知，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胡艺（2019）等的研究，根据各城市到沿海港口的最近距离构造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进行内生性检验[11]。地理距离对于时间变化而言是固定不变的量，因此不适用于面板数据模型[12]，本文引入水运货运量，将水运货运量与地级市到沿海港口最近距离相乘，得到两者的交互项，即水运运输成本（TC）。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展示一阶段回归结果，说明水运运输成本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且第一阶段F统计量为79.85，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则说明水运运输成本（TC）满足工具变量选择的基本条件。第（2）列为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2—2022年长三角中心27市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式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内涵为起点，构建中国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长三角中心城市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分析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2012—2022年长三角中心城市群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水平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各城市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均处于总体上升趋势。分地区看，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始终处于长三角现代化发展中的领先地位。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程度遥遥领先其他城市，苏州、南京、宁波、杭州跟随其后。
第二，高水平对外开放能显著促进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根据回归结果可知，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每上升1%，则会推动城市现代化水平提高0.142个百分点。
5.2 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指标体系，助力现代化评价。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适时测度和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水平和阶段特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学术界在评价指标构建思路和指标选取上观点不完全统一，指标体系会随着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而调整，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合理且适用性强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本文结合城市特征，从人口现代化、共同富裕、精神文明现代化、生态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五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以期对现代化评价体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第二，对标领先城市，挖掘潜力型城市。苏州、无锡、合肥、宁波、舟山等城市现代化排名均在长三角中心27市中的前10名，属于长三角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潜力城市。滁州、安庆、宣城、池州、盐城、泰州现代化排名均位于20名之后，属于现代化发展较为滞后的城市，但其现代化增速较快。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始终处于长三角现代化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其他各城市应把领先城市作为现代化发展示范，在参考现代化测度结果的基础上，积极对标领先城市，借鉴现代化水平较高城市的发展政策，客观对比分析与领先城市的差距，对自身城市发展进行查漏补缺，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困难，逐步改善城市的发展结构与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第三，发挥区域示范，引领全国现代化。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最重要的交汇点，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长三角作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区域，承担着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战略使命，发挥长三角的区域示范作用，应以长三角中心城市群为典范，总结优秀经验，推广全国，以推动全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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