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为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开辟了新的突破口。本文基于2010—2022年10个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RCEP国家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其中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更明显；RCEP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和人口规模显著推动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而各国的教育水平和地理距离则对其产生了抑制作用；RCEP成员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自身的技术进步，进而间接带动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关键词：RCEP；数字经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介效应；科技赋能；异质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6.12；F74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4（b）--04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模式，重塑了全球产业格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为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和贸易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跨境业务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营造了更为有利的政策环境。
出口技术复杂度是评判国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所处地位的战略标尺，其数值动态直接反映了一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竞争优势与技术话语权。当前，中国在产业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关键技术、人才交流等方面仍面临发达国家的封锁和限制。随着RCEP的生效实施，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中国将有更多的目标市场来出口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更多的平台参与国际间的产业交流合作，以及更多机会融入区域内高端产业链，这为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带来新的突破口。
在此背景下，系统探究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于中国更好地利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多项研究表明，RCEP国家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出口额、出口效率、跨境电商等贸易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王海梅（2022）研究发现，贸易伙伴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长10%，可以促进双边进出口贸易额增长1.8%[1]；胡艳丽等（2024）研究发现，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促进我国出口效率提升，其中数字经济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提升的拉动作用更强[2]；侯杰（2023）等提出，数字技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贸易效率，促进了RCEP成员国与我国的跨境电商贸易往来[3]。
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国内视角。胡颖等（2024）指出，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三个作用渠道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4]。潘爽等（2024）认为，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5]。
尽管当前文献均未直接探讨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但已有研究表明，贸易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姜峰等（2021）发现“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中国进口贸易成本及中国进口产品交易价格，进而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6]。张佳萌（2023）指出，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贸易成本，并提高了中国的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7]。
综上，当前研究证实了RCEP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正向作用，但尚未深入解析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亦缺乏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本国出口结构升级的系统性论证，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拓展空间。
2 影响机制分析
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伴随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而RCEP国家的技术进步则通过“技术合作-标准互认-技术竞争”路径来推动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2.1 技术合作
RCEP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数字平台，这些平台为中国与RCEP国家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便捷渠道。随着跨境电商平台、数字贸易平台等的兴起，中国企业能够更轻松地与RCEP国家的合作伙伴开展技术研发合作，这对于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中日韩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联合研发项目为例，这些合作项目整合了各方的技术优势和资源，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交流与共享。在合作过程中，中国企业能够接触到国际先进的技术理念与研发方法，通过学习和吸收，实现自身技术的突破。这种技术突破进而推动了中国高端制造业（如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的发展，也提升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2.2 标准互认
RCEP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伴随当地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数字技术的升级。这种技术进步使当地市场准入标准不断提高，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倒逼中国企业提高产品技术水平。具体来说，RCEP国家市场标准的提高，促使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改进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提高产品竞争力，还推动中国产业数字化升级与技术进步。从长远来看，这种市场标准倒逼机制，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提升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2.3 技术竞争
RCEP各国数字技术的进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在数字消费领域，区域内企业围绕有限市场份额展开激烈竞争，倒逼中国企业加速技术升级进程。以京东方为例，面对韩国在OLED面板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京东方在2023年加大了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增长25%。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京东方的柔性屏产品对东盟出口的技术复杂度指数超过韩国同类产品0.12个点。这种技术竞争压力驱动中国企业加大研发强度，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进而与其他成员国竞争市场份额。在竞争过程中，中国企业不仅提升了自身技术水平，还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蒋殿春、张庆昌（2011）的研究[8]，构建如下贸易引力模型：
lnEXPYijt=β0+β1lnDIGjt+β2lnGDPjt+β3lnPOPjt+β4lnOPENjt+β5lnEDUjt+β6lnDISjt+φi+μt+εit（1）
式（1）中：EXPYijt代表t期中国对j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DIGjt代表t年j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GDPjt、POPjt、OPENjt、EDUjt、DISjt为控制变量；φ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固定效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β0为常数项；β1～β6是各变量的估计系数。
3.2 变量选取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10—2022年10个RCEP成员国作为面板数据，样本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和新西兰。各变量的数据均来自WDI、UN Comtrade、UNCTAD和CEPII。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本文借鉴Hausmann（2007）的方法[9]，收集2010—2022年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包括每个样本国9类产品（SITC标准）的出口额、总出口额与人均GDP，计算中国对RCEP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首先计算出全球范围内每一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PRODYi），计算公式如下：
式（2）（3）中：Xij是j国的产品i对全世界的出口额，Xj是j国对全世界的产品总出口额，Xiw是产品i的全球总出口额，Xw是所有产品的全球总出口额，Yj是j国的人均GDP。
计算中国每年对每个RCEP成员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k）：
式（4）中：Xik是中国对RCEP成员国k国的i产品的出口额，Xk是中国对RCEP成员国k的所有产品出口总额。
3.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RCEP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基于客观性、层次性与可操作性原则，本文整合多项权威数据，构建包含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测算指标权重，计算出2010—2022年10个样本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3.2.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1）RCEP国家经济发展水平（GDP），一国GDP增长伴随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激发了对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需求；（2）RCEP国家人口数量（POP），一国的人口规模越大，其消费需求就越多，从而促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3）RCEP国家贸易开放度（OPEN），用一国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表示；（4）RCEP国家教育水平（EDU），用高等教育入学率表示；（5）样本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DIS），借鉴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的研究，用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与当年国际平均油价的乘积来表示[8]。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
在F检验与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对面板数据进行OLS回归与固定效应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DIG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呈显著正向作用。从控制变量来看，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开放度和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地理距离系数为负，与预期相符。教育水平系数为负，与预期不符，可能是由于样本国家中教育投入未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导致结果为负。
4.2 内生性检验
为避免内生性问题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用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的滞后一期（L.DIG）作为工具变量。从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DIG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且系数为正，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即便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RCEP国家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仍显著为正。
4.3 稳健性检验
为保障回归结果的精准性，本文采用两种稳健性检验方法：第一，缩窄样本区间，选取2012—2022年样本再次回归。第二，运用缩尾法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在检验结果中，DIG的系数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无论是对时间进行缩减处理还是缩尾处理，回归结果都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4.4 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RCEP成员国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采用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显示，RCEP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向其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也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但从系数大小来看，明显发达国家的DIG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发展中国家的DIG系数在5%的水平为正。
这可能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需求端和技术端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发达国家相较发展中国家，拥有成熟的数字消费市场，且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等基础设施完善，消费者对智能化、定制化产品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等领域技术领先，与中国企业的合作直接推动中国实现技术突破。同时，发达国家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也迫使中国企业加大数字化投入以满足要求。
4.5 检验机制
为了进一步验证RCEP国家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4）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经典方法[10]，选取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发布的前沿技术成熟度指数（FTRI）来衡量RCEP国家技术水平，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水平在RCEP国家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中的作用机制。机制检验结果显示，DIG、FTRI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RCEP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
5 结语
本文以2010—2022年10个RCEP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第二，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相较发展中国家更强，这可能是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需求端、技术合作和竞争压力方面的差异。第三，RCEP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和人口规模显著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各国教育水平和中国与样本国的地理距离抑制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第四，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自身技术进步，间接驱动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反映了技术溢出与协同创新的关键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实施差异化区域合作策略。针对发达国家，深化技术协同机制，利用其高标准市场倒逼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合作。针对发展中国家，协助其完善数字支付、物流体系，培育中高端产品需求市场，逐步提升技术合作深度。
（2）优化产品出口结构。加大研发投入与政策扶持，对于人工智能、5G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且关键的领域，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补贴等措施，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3）推动数字协同治理。积极联合RCEP成员国制定统一且完善的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依托RCEP平台，积极推动数字税、跨境数据流动等重要议题，制定公平透明的数字贸易规则，反对技术保护主义。在保障数据主权的前提下，促进区域内数据资源共享与技术协同，营造公平、有序的区域数字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王海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进出口贸易和贸易效率的影响： 基于江苏与RCEP协议国的数据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22（3）： 145-153.
胡艳丽，郭琛，陈军.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J].江汉论坛，2024（5）： 28-37.
候杰，介颖.RCEP成员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研究[J].价格月刊，2023（10）： 77-84.
胡颖，李维.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利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国家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J].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2024.
潘爽，唐绅峰，叶德珠，等.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24，35（2）： 15-30.
姜峰，段云鹏.数字“一带一路”能否推动中国贸易地位提升： 基于进口依存度、技术附加值、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视角[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1（2）： 77-93.
张佳萌.RCEP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2023.
蒋殿春，张庆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J].世界经济，2011，34（5）：26-41.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12）：1-25.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 614-620.
许宪春，张美慧.数字经济增加值测算问题研究综述[J].计量经济学报，2022，2（1）： 19-31.
郭琛，陈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 价格月刊， 2023（4）： 49-55.
韦倩青，刘玲玲.RCEP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4（5）： 149-153.
郭霞萍.RCEP成员国数字贸易发展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效应[J].商业经济研究，2024（15）： 137-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