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新疆农贸出口效率的影响研究

known 发布于 2025-08-07 阅读(301)

摘 要: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产业与应用及数字创新要素环境三个一级指标构建评价体系,系统测度中国新疆及周边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本文结合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新疆2011—2020年的农产品出口面板数据,围绕中国新疆周边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新疆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本研究不仅为研究贸易国数字经济影响农贸出口效率提供了思路,还进一步立足数字经济建设提升新疆出口质量和优化新疆出口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启示。

关键词:数字经济;中国新疆周边国家;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农贸出口效率;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5)04(b)--04

1 引言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对国际贸易的市场格局和生产组织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2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指出数字技术使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并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与交流方式。《“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指出“数字贸易”与“数字强贸”均是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均证实了本国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出口成本和阻碍的积极作用,但鲜有关注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同八个国家接壤, 拥有15个陆路口岸和3个航空口岸, 同新疆周边国家贸易交流频繁,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为加强中国新疆同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探索中国新疆周边国家数字经济水平同新疆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国家电信联盟编制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就绪度是目前比较权威且能全面反映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标,但考虑到其时间覆盖局限性,范鑫(2020)、沈开艳(2018)等以IDI和NRI指数为基础,根据指标可得性,从基础设施、应用水平和使用水平三方面构建评价体系。

关于贸易效率的测度,包括传统引力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Armstrong (2007)传统的引力模型分析各种因素对贸易增长的影响主要是平均影响,无法量化“人为因素”的贸易阻碍,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可以克服这一缺陷。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引入非效率项,将“人为影响”引入非效率项模型中,更加符合实际。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贸易效率的影响,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非效率模型中,若数字经济能够有效减少贸易阻碍,则对贸易效率具有促进作用。Freund and Weinhold(2004)、Chaney(2011)证实了互联网或ICT能够有效减少贸易中相关搜寻和匹配成本。国内学者施炳展(2016)、孙浦阳,张靖佳,姜小雨(2017)、盛丹,包群,王永进(2011)等均证实互联网或ICT对贸易效率的正效应。此外,张洪胜,潘钢健(2021)提出跨境电商平台可以通过整合物流提供优质低廉的服务,有效降低贸易成本;施炳展,游安南(2021)数字化政府将会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贸易便利化推动双边贸易;金祥义,张文菲(2022)从微观角度指出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出口倾向。因此,综合现有理论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贸易效率的影响渠道主要包括信息搜寻成本、制度成本、贸易企业的融资约束、物流成本等。

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本文结合现有关于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研究,遵循指标体系系统性、国际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动态化等原则,参考张伯超和沈开艳(2018)、姜峰(2021)等的研究成果,设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与应用和数字创新要素环境三个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为数字经济基础(百人移动手机用户、百人固定电话用户、家庭网络接入率、互联网使用率)、数字产业发展与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出口占比、高科技出口)和数字创新要素环境(高等院校入学率、中学入学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DT)。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和国际电信联盟。各指标权重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赋权重,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区间为1~7。

4 计量研究模型

4.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目前,学者所采用的引力模型主要分为传统引力模型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传统的引力模型由于没有考虑“人为阻碍”,对贸易效率的测算存在缺陷。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通过引入非效率项来解决传统引力模型的缺陷。因此,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将贸易额当作经济规模、人口和地理距离等影响因素的产出,因此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可表示如下:

Tijt=f(Xijt, β)exp(νijt)exp(-μijt),μijt≥0(1)

lnTijt=lnf(Xijt, β)+νijt-μijt, μijt≥0(2)

式(1)中:Tijt代表两国在t时刻的实际农产品贸易额,Xijt包括GDP、人口等,表示影响贸易额的经济因素变量。vij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μijt指关税、海关效率等人为阻碍因素,一般服从截尾正态分布。

T*ijt=f(Xijt, β)exp(νijt)(3)

式(3)中:T*ijt表示贸易潜力,表示在无贸易摩擦的理想状态下,两国所能达到的最优贸易量,即前沿水平的贸易量,此时贸易非效率不产生作用,即没有人为因素的贸易阻碍。

式(4)中:TEijt表示贸易效率,在理想状态下,不存在人为阻碍,即μijt=0时,贸易效率则1, 两国贸易量达到前沿水平;现实情况中,人为阻碍大于0,当非效率项μijt趋于无限大,则TEijt趋于0,即实际贸易量越加小于前沿水平的贸易量。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为时变和时不变两种模型,主要取决于贸易非效率项μijt是否会随时间而变化。具体如下:

μijt={exp[-η(t-T)]}μij(5)

式(5)中,待回归估计参数η的数值决定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是否具有时变性。在时不变模型中,η=0,则μijt;在时变模型中,当ηgt;0时,说明贸易阻碍随着时间变小,贸易环境逐渐改善,即非效率项μijt递减,贸易效率TEijt递增;当ηlt;0时,说明贸易阻碍随时间变大,贸易环境恶化,即μijt随时间递增,贸易效率递减。

4.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具体设定

本文借鉴Armstrong(2007)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变量设定思路,并将地理距离、经济规模、语言及是否接壤等选择短时间内保持不变的客观因素作为核心变量;将关税水平、贸易协定和制度环境等人为因素作为估计贸易效率影响因素时。具体表达式如下:

lnEXPijt=c0+β1lnGDPit+β2lnGDPjt+β3lnPOPit+β4lnPOPjt+β5lndij+β6landjt+vijt-μijt(6)

μijt=α0+δ1Digitaljt+δ2sufjt+δ3tarijt+δ4transjt+δ5tfjt+δ6 ftajt(7)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jt)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上文测算所得。本文中中国新疆与西部周边贸易伙伴国的农产品出口量(EXPijt)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贸易方式选择一般贸易方式;西部周边贸易伙伴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口(POP)、清关效率(sufjt)、加权平均关税(tarijt)和贸易运输基础设施水平(transjt)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与周边贸易伙伴国(首都)双边地理距离(dij)数据来自CEPII的Cravity数据库;虚拟变量贸易协定(ftajt)、是否为内陆国(landjt)分别表示中国与周边贸易伙伴国是否拥有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疆周边贸易伙伴国是否为内陆国,数据均由笔者自行整理获得,最终来源分别为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和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国别报告。

5 实证结果分析与检验

通过广义似然比法来确定是否存在贸易非效率项,从而检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适用性。模型检验中均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适用且非效率项随时间而改变,引入内陆国虚拟变量。

随机前沿函数中,中国新疆GDP显著为正、说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中国新疆向周边国家的出口,中国新疆周边国家GDP不显著,对出口效率没有明显影响。中国新疆人口显著为负,说明中国新疆人口的提高会造成需求的提高,为满足自我供给从而降低出口。中国新疆周边国家人口系数不显著,对中国新疆出口贸易没有较大影响。地理距离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弱化了地理阻碍的影响,同时促使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物流,反而促进了贸易效率提升。是否内陆国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中国新疆地处亚洲中心,没有海运条件,会更频繁地与内陆国家进行贸易。伽玛值为0.99且显著接近1,说明模型具有合理性。η值显著,模型具有时变性。

非效率项模型中,DT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从而提高贸易效率。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参与了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信息化和数字化物流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够有效监控和预测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将物流成本降至最低;《2022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指出,电子政务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政府效率提高上,提高海关等政府部门的效率,降低贸易相关成本;张洪胜,潘钢健(2021)提出,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使各国市场组成一个整体,弱化了地理阻碍,使各国产品需求者与供给者相联结,降低了搜寻成本或信息成本,促进贸易交流。tarijt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关税水平越高,增加贸易阻碍,降低贸易效率。ftajt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新疆同各国进行贸易所受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sufjt不符合预期。从影响程度来看,是否签订自由贸易的系数大于数字经济,最大程度地减少贸易阻碍的产生,或可能弥补周边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产生的负面影响。目前,在中国新疆周边国家中仅巴基斯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自2009年协定生效起,中巴双方协议包括部分减让关税甚至降低至零关税、原产地证书、银行业服务协定书及优惠关税安排协议等,极大地提高了双方贸易意愿,即使在巴基斯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背景下,也是中国新疆在周边国家中农贸出口量较为靠前的国家。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维度来看,主要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与应用和数字创新要素环境。盛丹,包群,王永进(2011)认为,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贸易的关键,所有产业的生产和发展都需要与之适配的基础条件,而数字产业的发展与应用仅仅依靠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不可行的,同样需要与之适配的人力资本,这就需要重视数字创新要素环境的改善。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评价体系衡量新疆周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利用新疆与周边国家(俄罗斯联邦、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印度)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得到结论和建议如下:

通过贸易效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贸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确实能够降低贸易障碍,提高新疆与周边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效率。从数字经济评价体系来看,提高农贸出口效率可以通过改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应用和营造良好的数字创新要素环境。

现今,数字技术的发展正日益模糊物理、生物和数字领域的界限,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发展方式和方向。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应以“数字工程”为着力点,加强国内数字化建设,广泛应用数字技术,生产数字产品,利用数字要素,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首先,发展数字经济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发展数字经济奠定坚实基础;其次,政策推动数字产业的发展,实现数字行业的创收,为数字创新要素环境的改良提供物质基础;最后,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为数字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

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增加了国际协调难度,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显著提高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开展优惠关税谈判等国际合作方式,来抵消低数字经济水平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在现有的经贸合作关系和水平背景下,一方面,要维持和巩固同各国现有的良好经贸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加强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并推动经济区域化、一体化甚至全球化进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共享机遇,共担风险,走向共赢。

此外,新疆地处中亚,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区,也是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区域,新疆“五口通八国”,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枢纽,目前已经设立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疆应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加强与周边各国的经贸交流,为我国向西开放,实现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打造强力引擎。

参考文献

范鑫.数字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效率与贸易不确定性[J].财贸经济,2020,41(8): 145-160.

张伯超,沈开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定量评估与特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8(1): 66.

Armstrong. .Measuring Trade and Trade Potential:. Survey[J].Asia Pacific Economic Papers, 2007.

Kabir., Salim.Analysing Potential Effects of Preferential Liberalisation in Some Asian Emerging Economie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2011, 25(2):191-213.

施炳展,李坤望.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 基于贸易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6(6): 64-74.

Freund. L. Weinhold.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2(1):171-189.

Chaney.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4(11):3600-3634(35).

施炳展.互联网与国际贸易: 基于双边双向网址链接数据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6,51(5): 172-187.

孙浦阳,张靖佳,姜小雨.电子商务、搜寻成本与消费价格变化[J].经济研究,2017,52(7): 139-154.

盛丹,包群,王永进.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J].世界经济,2011,34(1): 17-36.

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4): 52-65.

孙浦阳,张靖佳,姜小雨.电子商务、搜寻成本与消费价格变化[J].经济研究,2017,52(7): 139-154.

施炳展,游安南.数字化政府与国际贸易[J].财贸经济,2021,42 (7): 145-160.

张新宇,罗贤春.电子政务与国际贸易便利化[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3): 32-35+42.

何圣东,杨大鹏.数字政府建设的内涵及路径: 基于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分析[J].浙江学刊,2018(5): 45-53.

张洪胜,潘钢健.跨境电子商务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21,56(9): 141-157.

金祥义,张文菲.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吗: 理论机制和中国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22(4): 81-99.

张伯超,沈开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定量评估与特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8(1).

姜峰,段云鹏.数字“一带一路”能否推动中国贸易地位提升: 基于进口依存度、技术附加值、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视角[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1(2): 77-93.

熊鹏翀,纪洋,朱孟楠.征信制度建设与企业融资约束[J].国际金融研究,2022(4): 23-33.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 731-745.

江轩宇,陈玥,于上尧.股价暴跌风险与企业创新[J].南开管理评论,2020,23(3): 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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