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芸 蔡 可 林子昂
1（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 珠海 519070） 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引 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企业经营和产业链的复杂化， 伴随着社会变革与公众意识的提高， 气候变化、 劳工权益、 道德价值观等社会责任议题愈发敏感， 并逐渐在对企业的资本投资上得以反映。 ESG 概念最初来源于伦理和责任投资［1］， 包含环境（Environment）、 社会责任（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3 个维度。 在政策法规与市场机制的双向驱动下， ESG 概念持续发展与完善。 国际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UNEP FI）在1992 年提出希望金融机构能够把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因素纳入决策过程；美国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则致力于制定一系列针对特定行业的ESG 披露指标。 国内的ESG 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但近年来也受到广泛关注。 2021 年5 月， 生态环境部印发《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 着力推进企业落实环境信息披露主体责任。 国内多家评估机构， 如华证、商道融绿、 润灵环球等， 也积极构建ESG 评价体系， 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枢纽。
正式与非正式规制迫使企业重视自身的ESG表现， 而CEO 能够利用其权力在企业战略决策、选择和变革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 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3］。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形成了“文人下海” 的现象， 一批曾任职于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 离开原来的职业领域， 转而进入商业领域［4］， 部分学者甚至进入领导层， 担任CEO 等关键职务。 根据本文统计， 2009 ～2021 年，具有学术经历的CEO 样本平均占比18.76%， 可见， 学者型CEO 已经成为高管团队中较具代表性的群体。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 企业的战略决策是经由高管的认知和价值观念过滤后的结果， 而高管的价值观会受其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影响［5］。 CEO的学术经历可能会带来差异化的道德观念、 认知理念和行事风格［6］， 从而影响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战略决策。 在ESG 受到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学者型CEO 是否会更加关注企业的ESG 表现？针对该问题， 目前的研究尚缺乏相关讨论。
因此， 本文以2009～2021 年中国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研究了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 CEO学术经历能够显着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7］、 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8］、 降低企业战略变革的可能［9］等。 然而， CEO 学术经历在企业ESG 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晰。 本文剖析了学者型CEO 更加关注企业ESG 表现的原因， 并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已有文献大多从企业ESG 表现的经济后果出发， 发现良好的ESG 表现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10］、 减少企业风险［11］、 提升企业绩效［12］、 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13］等， 从影响因素角度出发的文献相对较少。 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 拓展了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进一步研究中， 本文通过机制检验探究了CEO 学术经历影响企业ESG 表现的具体路径， 并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了外部媒体压力和企业产权性质差异带来的影响及其原因。 在ESG 理念备受关注的背景下， 本文为企业聘任合适的高管人才、 提升ESG 表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文献回顾、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1 文献回顾（1） ESG 动因及其经济后果
企业ESG 表现能够反映企业的综合表现， 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可持续性和价值。已有研究表明， 企业ESG 表现能够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活动的能力， 对企业的价值创造和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14，12］。 除此之外， ESG 表现较好的企业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和盈余质量， 年报文本语调较积极［15］， 由于其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较低， 审计师更倾向于发表标准审计意见［16］， 因此这类企业的融资成本往往相对较低［10］。 由此可见， 良好的ESG 表现可以为企业带来可持续发展机会和长期的商业价值。 因此， 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战略目标与重要竞争力。探究如何提升企业的ESG 表现， 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从企业行为的角度看， 王晓红等（2023）［17］发现企业研发投入能够通过提升企业ESG 表现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 胡洁等（2023）［18］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提升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 提高企业决策和运营管理效率等渠道对企业ESG 表现产生促进作用， Del Bosco 和Misani （2016）［19］则发现跨国上市能够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也有学者从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出发， 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人才聚集和数字金融支持促进企业的ESG表现［20］。
（2） CEO 经历相关研究
CEO 的个人背景会影响其思维和行为模式，进而影响企业行为。 从专业或职业背景来看， 在某一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CEO， 更容易在该领域产生选择性认知， 从而更容易在该领域进行信息解读和行为决策［21，22］。 如具有金融背景的CEO 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金融化［23］； 具有财务背景的CEO 善于使用债务给企业带来价值，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24，25］； 具有营销或研发背景的CEO 会更加重视企业的研发支出［26］。 还有的学者不是从单一的职业背景出发， 而是考察了CEO 复合型职业经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发现CEO 职业经历越丰富，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27］。从其他个人经历的角度看， 出生于贫困地区的CEO所在的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会更高［28］； 具有海外经历的CEO 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 提升企业业绩［29，30］。
1996 年，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颁布实施以后， 我国鼓励科技人员通过离岗创业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 加速了“文人学者” 向CEO 的转型［7］。高管的学术经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 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31］。 已有研究表明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增加企业的研发支出，提升企业创新水平［32，7］； 在财务方面， 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降低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盈余，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审计费用［31，33］； 此外， 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还能够通过提高信息质量、 削弱代理问题， 降低企业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34］。 关于学者型CEO 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姜付秀等（2019）［8］基于企业慈善捐赠的视角， 研究发现学者型CEO 更富有社会责任感， 并排除了学者型CEO 慈善捐赠的经济动机、 政治动机和私利动机。 然而，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和ESG 具有相似之处， 二者在概念和服务对象方面仍存在差异。 ESG 是以机构投资者与监督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企业机遇风险评价指标， 是影响企业长期绩效的关键因素。 因此， 本文将基于高层梯队理论， 探究CEO 学术经历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
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基于高层梯队理论， 高管需要根据既有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 对环境因素进行过滤、 选择和分析， 并最终形成特质性的战略决策［7］， 这些战略决策相互交织， 构成了企业行为的基础。 而年龄、 性别、 教育、 职业背景等人口统计特征与高管的思维方式、 个人认知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其中， 由于个人对工作角色的不断参与和工作环境对其产生的持续性影响， 职业经历对高管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35］。 CEO 作为企业重要的经营决策主体， 其职业经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尤为明显。 CEO 不同的职业经历塑造了不同的个人特质和风险偏好， 从而潜在驱动着他们差异化的战略选择。 相比于其他实践型职业经历， 学术经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学者更注重理论探究与逻辑搭建、 持续学习与长期投入、 道德观念与责任意识。 基于此， 本文聚焦于CEO 学术经历， 探究学术经历是否影响CEO 的认知、 能力和行为， 并作用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决策中， 进而影响企业的ESG 表现。
（1） 基于烙印效应视角， 管理者的学术经历会通过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影响其管理思维和决策偏好［27］。 ①从认知烙印角度， 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塑造了学者较高水平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会基于自我约束机制形成一种诚信的处事风格［36］， 他们具有较弱的自利动机， 能够削弱代理问题， 因此学术经历可以作为外部监督机制的一种替代。 沈华玉等（2018）［33］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能够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改善信息披露质量， 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 张晓亮等（2019）［7］认为，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更愿意从组织整体和长远战略的角度出发， 承担创新活动带来的较高风险。 姜付秀等（2019）［8］验证了学者型CEO 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会推动企业实施更多利他倾向的慈善捐赠行为。 道德观与责任感驱动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促进企业的内部控制、 创新活动、 社会责任， 而这三者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能够深刻影响企业的ESG 表现； ②从能力烙印的角度，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更具逻辑性和严谨性， 擅长全面系统地分析［37］， 并且具有更加体系化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 这使得他们更加关注整体和长期的战略决策， 多方面权衡利弊， 形成较为理性和优化的方案， 而较少由于急功近利或风险规避的动机产生短期行为［7］； 另外， 严谨的思维方式降低了他们的风险偏好程度，从而使决策更加稳健和保守［38］， 通过在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对企业实施合法性管理，管理者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舆论风险、 融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等； 此外， 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能够有力支撑企业的ESG 实践。 因此，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会更加关注企业ESG 表现。
（2） 基于管理防御假说， 管理者会采取维护自己职位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39］。 根据角色理论， 个体会基于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和社会对角色的期望调整其行为方式， 通过接受与自身角色相符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 避免角色偏差引致的舆论压力和潜在风险。 长期以来， 社会普遍对学者的知识水平有更高的要求， 对其道德角色寄予更多的期待［40］。 为了避免角色冲突对自身利益造成威胁，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会加强形象管理和声誉保护， 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职业操守。随着社会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日益增高， 提升企业ESG 表现成为学者型CEO 的重要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CEO 学术经历有助于提高企业ESG 表现。
2 数据与研究设计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9～2021 年中国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并对样本做了以下处理： （1）剔除ST、*ST、 PT 上市公司； （2） 剔除数据异常和数据缺失的样本， 并删除重复值。 最终得到23053个样本观测值。 本文使用的华证ESG 评级数据来源于Wind 数据库； 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 国泰安数据库、 CNRDS 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 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1%水平的缩尾处理。
2.2 主要变量定义2.2.1 CEO 学术经历
本文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职业经历视为学术经历： （1） 曾在高校任教； （2） 曾在科研机构任职； （3） 曾在协会从事研究。 借鉴张晓亮等（2019）［7］的研究， 设置CEO 学术经历虚拟变量，将具有学术经历的CEO 赋值为1， 否则为0。
2.2.2 企业ESG 表现
目前学术界通常使用第三方评级机构的评分来衡量企业的ESG 表现。 国际主流评级机构包括MSCI、 Bloomberg、 FTSE Russell 等， 国内主流评级机构包括华证、 商道融绿、 润灵环球等。 鉴于华证ESG 数据覆盖面更广且更符合中国市场实际，本文参考谢红军和吕雪（2022）［13］的研究， 采用华证ESG 评级衡量企业ESG 表现。 华证的ESG评级共有9 个等级， 从低到高分别是C、 CC、CCC、 B、 BB、 BBB、 A、 AA、 AAA。 参考席龙胜和赵辉（2022）［41］、 Lin 等（2021）［42］的做法， 将华证ESG 评级从低到高赋值为1 ～9， 数值越高表示企业ESG 表现越好。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采用润灵环球的ESG 评级作为替代指标。
2.3 研究模型为了检验假设H1， 构建基准回归模型（1）如下：
其中， 下标i表示公司，t表示年度。ESG为公司i在第t年的ESG 表现，Academic为公司CEO的学术经历。Controls为控制变量集，Yeart和Industryi分别表示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当β1显着为正时， H1 得到验证。
参考文雯和宋建波 （2017）［43］、 胡洁等（2022）［18］的研究，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 盈利能力（ROA）、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董事会规模（Board）、 董事会独立性（Indr）、 企业年龄（Age）、企业性质（SOE）、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两职合一（Dual）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变量
3 实证结果3.1 描述性统计表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ESG均值为6.5124， 表明样本企业的ESG 表现平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ESG的最小值为1.0000， 最大值为9.0000， 标准差为1.1303， 表明不同企业的ESG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Academic的均值为0.1876，表明具有学术经历的CEO 占总样本的18.76%。由此可见， 学者型CEO 在公司高管团队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其他控制变量均位于合理区间内，与现有文献基本保持一致。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2 CEO 学术经历与企业ESG 表现表3 列示了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3 列（1） 的回归结果可知，Academic的系数为0.0942， 在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着。 该结果表明， 学者型CEO 所在的企业ESG 表现更好。 表3 列（2）～（4） 汇报了CEO 学术经历对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这3个维度的回归结果， 发现Academic的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着， 表明CEO 学术经历对ESG 的3 个具体维度均有促进作用。 因此， 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1。
表3 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影响的回归结果
续 表
3.3 稳健性检验3.3.1 替换因变量的度量方法
不同机构的ESG 评价体系存在一定差异，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使用润灵环球的ESG 评级数据（ESG＿rl）替换基准模型中使用的华证ESG 评级数据（ESG）进行回归。 如表4 列（1）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改变企业ESG 表现的衡量方式后， 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正向影响依然显着存在， 结论稳健。
3.3.2 替换估计方法
考虑到ESG 评级是离散有序变量， 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和泊松回归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结果如表4 列（2）、 （3） 所示。 结果表明，Academic的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着，结论依然成立。
3.3.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1） 工具变量法。 为解决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滞后1 期的CEO学术经历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对主回归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 结果如表5 列（1）、 （2） 所示。 在第一阶段回归中， 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着，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相关性， 且Wald检验的F 统计值显着大于10%的临界值， 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在第二阶段回归中，Academic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着， 与主回归的结果一致。
表5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
（2）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为避免样本自选择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 ①使用Logit 模型将CEO 学术经历对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并估计出各变量倾向得分； ②根据变量倾向得分采取1 ∶1最邻近匹配方法将CEO 具有学术经历的样本与CEO 不具有学术经历的样本进行匹配。 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所有控制变量在对照组和控制组间均不存在显着差异， 说明本文的PSM 匹配是有效的； ③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5 中列（3） 所示， CEO 学术经历变量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 表明在采用PSM 控制内生性后， 主回归结果中结论依然成立。
（3） 滞后解释变量。 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学者型CEO 所在的企业ESG 表现更好。 但重视ESG 表现的企业可能更愿意聘请学者型CEO， 从而导致由双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为缓解双向因果对结果的不利影响， 本文借鉴席龙胜和赵辉（2022）［41］的研究， 将CEO 学术经历的1 期、 2 期和3 期滞后项（L.Academic、L2.Academic、L3．Academic）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表6 列（1）～（3）列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L.Academic、L2．Academic、L3.Academic的系数分别为0.0984、 0.1104 和0.1040， 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着为正， 这表明考虑滞后效应之后， 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6 内生性检验——滞后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4） 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排除不随时间变化且不易观测的个体特征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参考程富和吴粒（2022）［44］的研究， 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式（1） 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6 列（1） 所示。 由结果可知， 在控制公司固定效应的影响后， 回归结果与主检验基本一致。
（5） 控制遗漏变量。 CEO 的个人特征可能会对企业的ESG表现产生一定影响， 参考姜付秀等（2019）［8］的研究，本文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了CEO的个人特征， 包括年龄（CEOAge）、 性别（Gender）、学历（Educ）、 薪酬（Pay）、 持股比例（Share）等变量。 表7 列（1）～（4） 表明， 加入CEO 个人特征变量后， 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及各细分项的正向影响仍然显着。
表7 内生性检验——控制遗漏变量
4 机制检验4.1 细分学术经历为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的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将企业ESG表现分别对曾在高校任教的CEO 学术经历（Aca＿college）、 曾在科研机构任职的CEO 学术经历（Aca＿institute）和曾在协会从事研究的CEO 学术经历（Aca＿society）进行回归。 表8 结果显示，Aca＿college、Aca＿institute和Aca＿society的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着。 由此可知， 不同类型的CEO 学术经历均能显着提升企业的ESG表现。
表8 细分学术经历
4.2 传导机制分析4.2.1 绿色技术创新
根据外部性理论， 企业的生产活动具有外部性的特征。 其中， 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具有强外部性， 由于社会需要承担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成本，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 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45］。 外部成本内部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 但无论是明确产权、 外部干预等外部规制手段， 还是将环境责任与企业利润深度绑定的绿色信贷政策［46］， 都是一种被动的外界约束。 然而， 由于学者高道德感和高自我约束的特征，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在环境责任履行上的内在驱动力能够成为外部监督的有效替代。张晓亮等（2019）［7］发现，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具备创新思维和对创新失败的高度容忍性， 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创新活动， 能够帮助企业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实现绿色生产［18］， 从而降低企业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此，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可能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 实施绿色生产， 践行环境责任， 从而提升企业ESG 表现。
与实用新型专利相比， 发明专利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创新活动， 因此本文用上市公司当年独立申请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EnvrPat）来衡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表9 列示了机制检验的结果。 列（1） 结果显示EnvrPat的估计系数显着为正， 可见具有学术经历的CEO 会更加注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通过绿色生产履行企业环境责任， 从而提升企业ESG 表现。
表9 机制检验与异质性检验
4.2.2 内部控制
公司治理理论认为，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47］， 从而使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受损， 影响企业的ESG 表现。 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许多企业经营者采取功利主义和短视行为， 用最小的社会责任成本换取最大的财务回报［18］。 如管理层可能会利用真实盈余管理来操纵利润［48］， 实施“漂绿” 等伪社会责任行为［49］。 然而， 有学者发现， 由于具有更强的诚信和社会责任意识， 学者型CEO 具有更低的盈余管理动机， 能够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31，33］。 具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会利用高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和监督他人［34］， 从而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 此外， 他们往往具备更强的学习和思考能力， 更善于识别内部控制的本质、 制定有效的控制措施， 避免“形式主义” 的内部控制［50］。 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51］，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进而影响企业ESG 表现。
借鉴耿云江和王丽琼（2019）［52］的研究， 本文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 表9 列（2） 结果显示IC估计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具有学术经历的CEO 会更加注重企业内部控制， 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影响企业ESG 表现。
4.3 异质性分析4.3.1 媒体压力
媒体作为信息传递中介， 其基本功能在于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 而基于利益相关方理论， 媒体由于是企业外部重要的利益相关主体和信息传导中枢， 其外部监督和治理功能日益显着。 根据有效监督假设和市场压力假设［53］， 媒体能够通过以下途径影响企业行为： （1） 企业信息的暴露可能会强化监管部门的外部约束， 从而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2） 媒体发布的信息能够影响资本市场定价， 媒体负面报道会给股价造成下行压力［54］， 导致企业出现负向股票异常收益［55］， 进而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 为了自身利益与可持续发展， 企业会采取符合市场预期的行为， 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地位； （3） 媒体的报道会对经理人和董事会的声誉产生影响， 进而决定他们的薪酬与晋升机会。 基于管理防御理论， 媒体负面报道将促使管理者采取“补救措施”， 提升企业ESG 表现， 弥补媒体报道带来的负向影响。 近年来， 政府对ESG 信息披露的要求提高， 社会对此也愈发关注， 因此， 本文进一步研究媒体压力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借鉴徐珊和黄健柏（2015）［56］的研究，本文以“媒体负面报道次数＋1” 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媒体压力， 由于媒体具有舆论导向功能， 越多的负面报道可能将迫使企业提升ESG 表现， 以弥补其企业形象损失。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CEO 学术经历和媒体压力的交互项（Media×Academic）， 其中， 媒体压力Media为虚拟变量， 若“媒体负面报道次数＋1”的自然对数大于中位数则为1， 否则为0。 由表9列（3） 可以看出，Media×Academic的估计系数在5%置信水平上正向显着， 这表明媒体压力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 即媒体压力越大， 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4.3.2 产权性质
已有文献表明， 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显着优于民营企业［57］。 产权性质是否同样能够影响CEO 学术经历与企业ESG 表现之间的关系？从企业角色方面看， 对国有企业而言， 履行社会责任、 达成公共政策目标， 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法定责任［58］。 因此， 国有企业往往受到更多的政府规制， 较大的社会责任履行压力将迫使管理者更加注重企业ESG 表现。 从融资方面看， 由于特殊的政治关联， 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 能够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 形成更低的融资约束。 而提升企业ESG 表现本质上也是一种投资行为， 需要管理者承担一定的风险，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资源保障， 管理者会更愿意关注企业ESG 表现。 从管理者薪酬方面看， 刘青松和肖星（2015）［59］的研究表明， 国有企业高管变更考核存在业绩门槛， 当高于该门槛值时， 业绩将无法增加高管晋升的可能性， 此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将成为高管争取晋升机会的重要渠道。 而民营企业更注重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益， 且承担ESG责任对企业经济价值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因此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可能受到限制。
为检验产权性质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CEO 学术经历和产权性质的交互项（SOE×Academic）， 其中， 上市公司为国有控股时取值为1， 否则为0。 由表9 列（4） 可以看出，SOE×Academic的估计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正向显着， 这表明在国有企业中， 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着。
5 结论与启示本文以2009～2021 年中国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分析了CEO 学术经历与企业ESG 表现之间的关系， 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并进一步探究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异质性。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且对环境、 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这3 个维度的促进作用均显着； （2） CEO 学术经历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提高企业ESG 表现； （3） 从外部环境角度看， 当企业面临较大的媒体压力时， 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着； 从企业性质角度看， 相较于民营企业， 在国有企业中，CEO 学术经历对企业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显着。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文人下海”、 学者型CEO 不断增加和企业ESG 表现愈发受到投资者重视的背景下， 本文丰富了CEO学术经历经济后果领域和企业ESG 表现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 基于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学者型CEO 的学术思维与道德责任感是其关注企业ESG 表现的关键因素， 因此企业在聘任和选拔人才时， 应关注人才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 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媒体应合理发挥其监督与外部治理功能， 适当加强对企业ESG 表现的监督和报道， 引导公众对企业ESG 表现进行监督和评价， 通过外部治理的方式促进企业ESG 提升， 促成良好的投资氛围； （3） 政府应加大对民营企业ESG 表现的支持力度。 从短期来看， 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 提供税收优惠、 资金扶持等政策措施， 鼓励企业加强ESG 管理； 从长期来看， 政府应该注重公正、 透明的市场环境， 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 着力提高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