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已达万亿级， 其在投资过程中赋能大批创新型企业“从幼苗长成巨木”。在此背景下， 政府引导基金在创新型企业成长过程中作用模式的变化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 分阶段探究政府引导基金赋能案例企业贝达药业编排资源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赋能机制具备阶段性特征并与被投资企业形成递进式互助关系， 即存在“直接注入”“间接引导”与“共创协同”三种参与途径， 且呈现“帮扶—依赖”“支持—依托”“协作—反哺”三种对应的关系模式， 最终赋能贝达药业资源建构、 资源捆绑与资源撬动。研究揭示了政府引导基金赋能创新型企业成长各阶段资源编排的内在机理， 旨在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发挥引导基金职能、 实现产融结合目标提供借鉴。
【关键词】政府引导基金；资源编排；全生命周期；创新型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0994（2025）08-0095-7
一、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深度融合科技创新的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及人才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创新型企业处于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的结合点， 也是资金链和人才链的重要载体。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强化创新型企业的主体地位， 充分吸纳人力资源； 另一方面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凝聚产业资本，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创新型企业是医药研发的中坚力量， 新药的研发门槛高、 周期长、 所需资金多（曹阳和易其其，2018）。一般来说， 处于创业初期的企业并不具备充足的资金（常丽和武小楠，2022）， 而国内具备专业资源和充足资金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 偏向于投资成熟项目， 从而造成创投市场供给不足甚至失灵。“赋能型政府”理论认为， 政府能够对市场主体进行中立性、 无偏化介入， 通过要素赋能、 创新赋能及信息赋能改善市场失灵（黄先海和宋学印，2021）。具体而言， 赋能型政府一方面构建完善的市场规制体系及公共服务体系， 创建适宜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 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基金直接参与市场资本运作。
作为特殊的风险投资机构， 兼具“市场”和“政府”双重特征的政府引导基金自成立之初就以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为目标， 通过“认证背书”和“信号传递”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创新型企业（宫义飞等，2021）， 破解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难题， 形成支持鼓励医药产业发展的合力。目前， 学术界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研究多是基于其自身特性的挖掘（Bertoni和Tykvová，2015） ， 鲜有研究深入创新型企业各发展阶段探讨政府引导基金参与途径及与被投资企业关系模式的动态演化。企业成长是资源协调整合的结果（Sirmon等，2008）， 现有研究尚未将资源编排拓展到企业与外部情境的匹配中， 未能解答“外部机构如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在创新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源编排中发挥作用”的问题。
针对潜在的理论缺口， 本文以创新型企业“从幼苗长成巨木”的进程为切入点， 基于资源编排理论， 从参与途径和关系模式两个层面剖析政府引导基金在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各阶段赋能企业资源编排的内在机理。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 第一， 提炼政府引导基金阶段性参与途径与关系模式， 拓展政府引导基金的动态赋能机制； 第二， 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新型企业资源编排过程的影响， 拓展资源编排理论的适用情境。此外， 本研究从整体层面展现政府引导基金从帮扶企业到与企业合作反哺地区产业生态的良性循环过程， 为政府部门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的相关运作管理体制（培育创新型企业及建设地区产业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 政府引导基金定义及赋能机制
根据政府参与市场的程度及方式， 政府引导基金可从广义及狭义两个层面来定义： 狭义上政府引导基金指投资或经营主体隶属于政府的风险投资机构（Colombo等，2016）， 而Leleux和Surlemont（2003）则从广义上指出政府引导基金还包含政府通过相关法律政策、 税收优惠支持企业的举措。基于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方式， 本文认为选取广义概念更贴合实际。
政府引导基金的赋能机制往往与其参与途径及其与被投资企业的关系模式密切相关， 并对初创企业发挥不同的融资、 创新效应。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途径主要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政府引导基金直接参与对企业的融资效应最为明显， 通过注入资源直接赋能被投资企业， 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蒋亚含等，2023）。政府引导基金在识别出高增长潜力的创新型企业后， 直接提供资金（Mele等，2024）， 推动企业良性发展（Ni等，2024）。同时， 掌握丰富社会资源的政府引导基金能够为被投资企业提供研发场地等， 直接助推企业研发创新。也有学者认为， 政府引导基金通过间接参与发挥了间接引导作用。一方面， 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为企业认证背书传递良好信号（Lerner，2010）， 吸引其他风险投资机构投向信息不对称、 风险更高的企业（Bertoni等，2019）， 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宫义飞等，2021）。另一方面， 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与其他类型的风险投资机构联合投资， 间接推动被投资创新型企业的研发创新， 具有创新促进效应（黄嵩等，2020；李晓伟等，2024）。
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新型企业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依存（Neumeyer和Xaver，2018）。众所周知， 个体所嵌入的关系网络对其经济行为有较大的影响， 由此政府引导基金与被投资企业的互动关系将如何影响企业行为仍值得深入探究。较多学者发现， 项目孵化器（张延平等，2022）、 创业平台（卫武和倪慧，2020）与创新型企业之间均构建了深度互动、 互利共生等联结， 这些联结以向被投资企业派驻董事， 从而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来实现（王会娟和张然，2012）。这些联结通过提升被投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可帮助企业吸引更多优质资源， 从而形成政府引导基金与被投资企业之间引导与依托的关系模式（余汉等，2017；蒋亚含等，2023）； 通过知识和技术的交互、 共享， 推动形成两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解学梅，2010）。同时， 政府引导基金在长期支撑创新型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与企业的关系模式也在逐渐演化迭代， 各阶段差异性关系的产生与双方角色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 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政府引导基金分配与企业资源编排的有效整合， 最终实现企业对政府引导基金的资源反哺， 形成了政府引导基金“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与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现有研究更多是基于政府引导基金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的横向大样本实证研究， 鲜有研究深入创新型企业内部纵向探讨在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各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对其资源编排的参与途径， 以及创新型企业与政府引导基金的关系模式及其迭代历程。
（二） 资源编排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 资源具有稀缺性、 不可模仿性、 不可替代性， 与企业竞争优势息息相关。然而， 资源本身不能带来竞争优势。Crook等（2008）开始强调企业管理层角色以及资源管理利用能力的重要性。Sirmon等（2007）提出资源管理模型， 从内部视角诠释了在资源管理模型下企业编排资源形成竞争优势的过程。资源编排理论包括三个大流程九个子过程： 其一， 资源建构（获取、积累和剥离）； 其二， 资源捆绑（稳定、丰富和拓展）； 其三， 资源撬动（动员、协调和部署）。资源编排理论强调企业管理资源的重要性（Sirmon等，2008）， 深刻描绘出企业“整合资源→形成能力→运用能力创造价值”的中间过程。随后Sirmon等（2011）从跨公司范围的资源行动、 公司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协调及公司内部跨层级的资源编排三个维度进一步拓展资源基础理论。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分析框架， 研究创业成长（Baert等，2016）、 数字化（Ramona等，2022）等领域。资源编排理论诠释了“资源→能力→行动”的内在机制， 揭示了作为价值创造来源的企业利用资源、 整合能力形成持续竞争力的过程。不少学者将资源编排理论视为研究的参照理论， 依据资源编排框架分析中国情境下企业独特的管理实践 ， 如： “政企关系”对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作用， “权威—规则”型政企关系赋予企业嵌入政府治理的合法性， 以及政企协同发展实现的企业多维度价值创造（李宇和李佳霖，2021）。
现有文献将资源编排理论应用于诸多情境， 例如从政商关系层面解析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 而对政府引导基金这一特殊的市场参与者关注较少， 缺乏关于资源编排与外部情境匹配的相关研究， 即鲜有研究关注创新型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下政府引导基金参与赋能的路径和结果。鉴于此， 本文围绕“政府引导基金参与下创新型企业的资源编排”这一主题， 选取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贝达药业”）为案例研究对象， 以企业的资源编排为视角， 从参与途径与关系模式两个维度归纳政府引导基金的“赋能机制”， 并将贝达药业的资源编排过程纳入“结果”部分。本文一方面从政府引导基金差异性的资源支持中提炼参与途径， 另一方面基于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新型企业的相对地位和综合实力， 分析双方的关系模式。进一步地， 剖析创新型企业在政府引导基金赋能下 “从幼苗长成巨木”过程中资源建构、 资源捆绑及资源撬动的演进历程。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该方法能有效解决研究中“why”和“how”的问题， 探索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具体而言， 本研究针对政府引导基金在创新型企业成长中的作用机制， 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深入挖掘一家典型企业的发展路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纵向挖掘创新型企业成长的里程碑事件， 分析该事件中相关各方的参与情况及行动； 依据里程碑事件划分的阶段研究事物的发展逻辑， 识别这一过程中涌现的构念及构念间的联系， 进而聚合整理成相关路径。
（二） 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遵循理论性抽样原则选取研究对象。本研究围绕“政府引导基金参与下创新型企业的资源编排”这一主题， 选取创新型企业贝达药业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 基于匹配性原则， 贝达药业以自主研发创新药物为使命， 展现出医药创新型企业特性； 基于典型性原则， 政府引导基金差异化赋能贝达药业成长的各阶段， 深刻影响其资源编排过程， 契合研究主题； 基于可操作性原则， 贝达药业的新闻媒体报道颇多， 数据披露详尽且获取便利。
（三） 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遵循三角验证原则从多渠道获得相关数据。本文采用二手数据进行研究， 为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尽可能从权威来源获得多种形式的数据并将各渠道数据进行验证比对， 选取能相互印证的资料作为主要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以下渠道： 企业年报、 企业公告； 企业官网的公司新闻、 企业官网转载的媒体报道； 政府政务服务网相关报道； 官方媒体的采访视频、 专业媒体的深度访谈； 天眼查案例企业相关注册信息。
（四） 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并借助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进行数据分析。首先， 剔除与研究主题完全无关的数据， 整合比对多渠道信息并识别贝达药业的关键事件。其次， 对数据进行编码， 将相关数据导入软件NVivo11.0进行开放式编码， 得到初级代码145条。随后抽象化提取初级代码， 形成一阶构念13条， 并围绕一阶构念返回原始数据查找补充， 进而整理聚敛一阶构念， 得到二阶主题5个。最后， 选择性编码， 借助思维导图工具整合二阶主题形成聚合构念2个。数据编码结构如表1所示。
四、 案例描述
贝达药业成立于2003年， 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高新制药企业。创始团队带着先进技术回国， 在杭州这片土地上扎根于新药的研发。“十年磨一药”——2011年， 中国第一款小分子抗癌靶向药盐酸埃克替尼获批上市。随后贝达药业积极推动该药新适应症的研究， 同期开始与美国安进、 Xcovery展开合作， 并全力筹备公司上市事宜。贝达药业深知医药研发的不易， 利用自身专业资源打造生物医药创业创新平台， 帮助更多创新项目落地； 同时， 公司与政府引导基金及行业龙头企业共同组建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基金， 反哺杭州地区医药产业生态。贝达药业在自主研发与外部引进上双向发力， 其管线进一步丰富， 构筑起多维产业生态圈。
本文梳理贝达药业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 深入分析贝达药业从扎根医药“探索者”到生态突破 “领航者”的角色转变。基于“里程碑事件”将企业的发展之路分为扎根钻研期、 深耕蓄力期和多点突破期， 按不同阶段分别探究政府引导基金的赋能机制。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五、 案例分析
（一） 扎根钻研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赋能贝达药业资源建构
扎根钻研阶段， 创始人团队践行其回国前的构想， 将国外带来的技术应用于新药研发， 他们专注单项技术突破， 期望通过自主研发填补国内空白。在这一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旨在纾困企业， 贝达药业“从0到1”建构资源、 破解难题。扎根钻研阶段案例编码如表1所示， 赋能的过程机制如图3所示。
1. 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途径——“直接注入”。一方面， 政府引导基金直接为企业提供资金， 愿意承担风险， 不遗余力地支持企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贝达药业也陷入资金困境， 无奈之下向余杭区政府申请支援。余杭区区长郑重承诺： “这样的项目哪怕失败， 我们也要支持。”同时， 政府引导基金在关键事项上及时兜底： 在2006年提供借款， 助推贝达药业开启临床试验； 2008年政府引导基金提供无息贷款用于阳性双盲试验相关药品的采买， 以挽救金融危机期间资金链即将断裂的企业。另一方面， 政府引导基金及时提供政策信息并链接政府资源，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政府接到贝达药业的专利申请后， 立即协调加快审批流程， 使贝达药业比预期提早半年开始临床试验。基于此， 本文提炼出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途径为“直接注入”。政府引导基金在市场失灵时， 能够准确识别缺口并及时补位直接介入， 有针对性地帮扶困境中的企业。这一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为企业引入有形资金以及无形助力， 为贝达药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关键性资源。
2. 政府引导基金与贝达药业的关系模式——“帮扶—依赖”。政府引导基金帮扶贝达药业， 贝达药业依赖政府引导基金。自1993年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杭州便在政府层面开启风险投资实践， 为创新型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与人才保障， 是创新型企业的有力帮扶者。贝达药业也在遇到困难时求助政府引导基金。由于贝达药业的创始团队成员大多为海归人才， 其虽拥有医药科研能力， 但缺乏资金和土地等资源， 而且对相关政策和流程并不熟悉。扎根钻研期的贝达药业为尽快落地研究构想积极向政府寻求帮助， 因此在成长初期较为依赖政府引导基金。“帮扶—依赖”的关系模式， 促使政府引导基金采取“直接注入”的参与途径作用于贝达药业的资源编排。
3. 贝达药业资源建构。本文通过梳理企业相关资料， 识别出扎根钻研期贝达药业的资源编排模式为资源建构型。具体表现为： 企业从零开始， 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 创建资源组合， 以满足项目研发需求。贝达药业呈现出两种资源建构方式： 一是“积累式资源建构”， 即贝达药业从企业内部识别、 利用与积累相关技术和人才资源。贝达药业创始人团队以创业前拥有的技术为基础， 利用创业前使用过的设备进行实验， 依托初创人员人际关系网络扩张研发团队， 在企业内部逐渐积累迭代研发经验， 推动新药研发落地。二是“获取式资源建构”， 即贝达药业通过并购重组或自组织外部获取所需资金、 土地、 人才资源， 满足企业研发所需。贝达药业自银行获得相关贷款收购药厂， “2009年起， 杭州当地银行累计为贝达药业提供了8400万元的基准利率贷款， 利率上浮部分由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补贴”， 缓解了创新型企业发展初期体量小、 内部资源不足的窘境。刚创立不久的贝达药业通过内部研发经验积累、 外部资源获取， 将相关资源与自身技术搭配构建自主研发能力， 推进盐酸埃克替尼的研制， 突破国外在肺癌小分子靶向药物领域的技术封锁， 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昔日幼苗， 已茁壮成长。
（二）深耕蓄力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赋能贝达药业资源捆绑
贝达药业的新药凯美纳成功上市， 并收获广泛赞誉， 此时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和技术。在新阶段企业继续深耕医药研发， 为未来积攒资源。贝达药业一边完成凯美纳上市后的工作， 一边研发新药， 并积极开展外部合作， 同时筹备公司上市。深耕蓄力阶段案例编码如表1所示， 赋能的过程机制如图4所示。
1. 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途径——“间接引导”。深耕蓄力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资源引导参与企业资源编排。一方面， 政府引导基金辅助企业上市， 通过投资行为给予企业良好的认证， 吸引更多资本参与。早在2010年， 杭州政府引导基金合作机构同创伟业领投贝达药业A轮融资， 在随后的几年里， 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为贝达药业提供股权融资支持与专业化投后管理。另一方面， 政府引导基金为企业认证背书， 传递出企业信誉良好的信号。媒体报道中也屡次提及贝达药业， 助力企业在专家领域及社会层面获得更多的认可。由此， 可概括出深耕蓄力阶段政府引导基金主要采取“间接引导”的参与途径。政府引导基金发挥杠杆撬动作用， 间接参与企业资源编排过程。对于有一定资源技术基础的企业来说： 第一， 政府引导基金及自有资金无法满足企业后续融资需求。第二， 随着企业成熟性与稳定性的提升， 总体投资风险下降， 政府引导基金在企业后续融资中主要发挥引导作用， 带动社会资本加入； 同时政府引导基金的宣传效应， 间接助力企业的外部合作。
2. 政府引导基金与贝达药业的关系模式——“支持—依托”。政府引导基金为贝达药业提供支持， 贝达药业依托政府引导基金进一步发展。伴随着贝达药业的成长， 其声誉与知名度上升， 政府引导基金逐渐“退居”二线。贝达药业自身也构建起资源组合， 具备突破资源困境的能力， 但持续性创新研发要求企业不断捆绑资源积蓄能量。因此， 贝达药业改变资源依赖的关系结构， 转而利用政府引导基金进一步拓展市场。依托政府引导基金所提供的资源， 贝达药业获得机构投资者的广泛支持， 与医药公司展开战略合作， 深耕医药研发。
3. 贝达药业资源捆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深耕蓄力期的贝达药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源基础， 其资源编排过程呈现出三种方式： 一是“维持式资源捆绑”。贝达药业维持当前已有的资源组合， 能力稳定， 持续推进当前项目。新药凯美纳上市后， 企业进一步推动安全性信息收集与监控、 新适应症研究等工作。二是“丰富式资源捆绑”。贝达药业调整相关资源并重新组合， 以提升现有研发能力。贝达药业在北京设立新药研发中心进行新药研发， 新药研发中心可以充分利用前期积累的资金、 人才和技术资源拓展产业链。三是“开拓式资源捆绑”。贝达药业将从市场上获取的资金、 项目、 人才资源与原有资源整合形成持续性创新动力。一方面， 贝达药业尝试项目引进， 从美国安进公司引入治疗结直肠癌的新药物， 与Capio Biosciences， Inc.成立针对癌细胞检验的贝达诊断公司。另一方面， 贝达药业也谋求IPO（首次公开募股）， 并于2016年在深交所挂牌。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 贝达药业进一步缓解融资约束， 获得全新发展机遇。这一阶段贝达药业深耕医药研发， 努力调整资源组合， 尝试引入新资源并捆绑资源， 在提升现有能力的同时形成持续性创新研发能力。2017年， 贝达药业成为浙江省首届“四个强省”领军企业之一， 标志着其已成长为生物医药领域的标杆企业， 正式进入多点突破阶段。
昔日幼苗， 已枝繁叶茂。
（三）多点突破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赋能贝达药业资源撬动
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 贝达药业已成长为一家技术先进、 资源丰富的创新型企业。在这一阶段， 贝达药业开启研发管线多元化尝试， 打破“凯美纳”一家独大的局面， 搭建平台基金构建自身产业生态圈， 同时反哺杭州医药产业发展。多点突破阶段案例编码如表1所示， 赋能的过程机制如图5所示。
1. 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途径——“共创协同”。多点突破阶段， 政府引导基金开始参与企业创投， 与企业优势互补，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具体而言， 政府引导基金与贝达药业联合成立医药产业基金。2021年， 政府引导基金与贝达药业合作成立总规模达4亿元的贝达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三期。此外， 政府引导基金将杭州医药行业龙头企业聚合， 共同成立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第一只自主管理的市场化基金——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基金。据此， 可以归纳出在多点突破阶段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共创协同”的参与途径作用于企业资源编排。政府引导基金与企业展开战略合作以共创的方式参与： 在贝达药业搭建医药产业基金平台时， 需要政府引导基金及下属实体企业提供资源支持； 政府引导基金构筑地区产业生态时， 需要利用贝达药业的专家资源与项目经验进行市场对接和项目评估。可见， 政府引导基金以共创协同的途径赋能贝达药业， 推动医药产业强链补链延链。
2. 政府引导基金与贝达药业的关系模式——“协作—反哺”。政府引导基金与贝达药业协作共赢： 贝达药业资源反哺政府引导基金， 推动杭州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贝达药业已发展成熟， 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和创业经验， 开始布局企业自身产业生态圈； 而政府引导基金储备丰富的产业资本， 双方协作共赢， 通过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在项目引进、 投后管理与产业化培育中开展新的合作， 构建政企联合创业投资生态。贝达药业用其多年发展积累的经验和资源反哺政府引导基金： 贝达药业深知企业发展至今政府引导基金对其支持巨大， 更了解医药企业起步的艰辛， 因此当其成长到一定规模后， 愿意将其研发资源及产业化领域经验反哺杭州生物医药产业， 通过产业平台落地医药研发构想， 助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贝达药业资源撬动。多点突破期贝达药业的资源编排过程为两种方式并存的资源撬动型： 一是“协调式资源撬动”， 即整合资源并协调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企业的价值创造中。一方面， 贝达药业撬动政府引导基金参与贝达生物医药产业基金， 双方共同投资、 培育生物医药企业。另一方面， 贝达药业凭借自身专业资源和经验进行投资时， 可精准识别双方优势， 并择机推动被投资企业参与新药研发。比如2017年， 贝达药业与被投资企业北京天广实合作开发贝伐珠单抗注射液项目。二是“部署式资源撬动”， 即利用资源优势协调子流程落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贝达药业和政府引导基金合作， 并利用自身经验及资源， 成立大健康领域的众创空间——贝达梦工厂， 降低创业门槛， 支持科学家创新创业。同时， 贝达药业利用专业经验， 积极助力优秀的人才、 项目落户余杭。贝达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吸引了一大批创业人才扎根杭州， 并催生出一批优质医药骨干企业， 使得地区产业生态布局进一步完善， 最终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立足贝达药业， 其从接受政府引导基金帮助到逐渐壮大设立医药产业基金， 将优秀项目、 优秀人才留在杭州， 正是杭州医药产业良性循环的一个缩影。贝达药业能够通过自身吸引人才， 反哺地区经济发展。
昔日幼苗， 已长成巨木。
六、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里程碑事件划分赋能阶段， 探究政府引导基金的资源参与情况， 归纳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途径， 总结政府引导基金与贝达药业的关系模式， 梳理贝达药业的资源编排过程， 从参与途径和关系模式两个维度提炼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创新型企业资源编排的内在机理， 具体如图6所示。
贝达药业对政府引导基金的资源依赖程度不同， 使得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途径也存在差异。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新型企业的关系模式和参与途径是动态演化、 相互影响的， 如关系模式将伴随着情境特征发生变化， 并基于双方的综合能力进行迭代， 政府引导基金也可能根据双方的关系模式改变其参与途径。
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差异化的资源参与途径及不断变化的关系模式影响贝达药业的资源编排。通过分析发现， 政府引导基金主要有直接注入、 间接引导、 共创协同三种参与途径， 这种阶段性的参与途径驱动双方互动关系模式由“帮扶—依赖”转变为“协作—反哺”。扎根钻研期， 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为创业初期的贝达药业提供资源参与企业资源编排， 以“直接注入”的方式发挥作用； 贝达药业处于弱势依附地位， 双方建立“帮扶—依赖”的初步关系模式。深耕蓄力期， 政府引导基金的参与途径逐渐转化为“间接引导”； 贝达药业依托政府引导基金深入资本市场， 双方形成“支持—依托”的关系模式。多点突破期， 贝达药业已成长为地区医药行业的标杆企业， 政府引导基金采用战略合作的“共创协同”方式参与企业创投， 并发挥自身优势与贝达药业合作； 贝达药业已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和经验， 能够通过其独有的资源反哺地区医药产业发展， 促使双方转变为“协作—反哺”的关系模式。
贝达药业各阶段的资源编排均为耦合过程。企业的资源编排不是遵循单一模式， 而是以其现有的资源为基础， 在企业战略指导下不断组合配置， 产生多种方式并存的资源编排行为。但在不同情境下， 资源编排呈现出资源建构、 资源捆绑及资源撬动的进阶过程。政府引导基金与贝达药业的关系模式以及政府引导基金的差异化参与途径， 共同作用于企业的阶段性资源编排。扎根钻研期， 贝达药业需要“从0到1”建构资源， 在政府引导基金的直接帮扶下， 企业通过外部获取和内部积累并行的策略建构资源。深耕蓄力期， 贝达药业重新组合已有资源， 发展出维持式和丰富式资源捆绑形式， 在政府引导基金的间接支持下， 企业获得广泛的社会资源， 依托政府引导基金开拓式捆绑资源。多点突破期， 在政府引导基金的共创协作下， 贝达药业部署资源并协调资源， 整合政府引导基金并撬动其他企业参与资源行动， 充分利用优势资源， 进一步完善地区产业生态布局。
（二） 理论贡献
本文归纳出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政府引导基金赋能机制。现有文献多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的赋能机制视为一个整体， 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在某一时点或某一方面对企业静态的支持， 鲜有研究深入创新型企业成长周期， 纵向剖析企业在不同发展时期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作用的动态特征。同时， 较多研究仅聚焦于政府引导基金某一参与途径或与被投资企业固有的关系模式， 未剖析政府引导基金参与途径和关系模式两个维度赋能的演化与协同作用。本文基于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新型企业不同时期的特征， 提炼特定关系模式下政府引导基金阶段性的参与途径， 拓展政府引导基金的赋能机制。
本文研究了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新型企业资源编排过程的影响。已有研究较少关注中国情境下政府引导基金对创新型企业具体的作用机制， 本文以政府引导基金这一兼具“政府”和“市场”特性的微观参与者为研究切入点， 将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新型企业资源编排行为相结合， 探究其对创新型企业资源行动的影响， 挖掘创新型企业在政府引导基金赋能下资源建构、 资源捆绑及资源撬动的过程， 同时关注创新型企业在资源行动中从资源依赖到资源反哺的角色转变， 丰富了资源编排理论的适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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