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3.1；F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5）10-0114-7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的代表即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不断增大，尤其是民营制造业。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民营制造业在遭遇冲击后迅速恢复甚至超越原有状态并不断创新发展显得尤为必要。创新活力是民营制造业保持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作为强国之基，制造业企业不仅要应对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外部环境，还要应对数字化转型、新兴技术以及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公众需求等带来的多种挑战。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企业外部环境和内在特征两个维度分别探索创新活力或组织韧性的影响因素，如数字技术（王海花等，2021）、数字化转型（王强等，2023；王乐鑫等，2024；梁玲玲等，2023）、环境不确定性（张公一等，2023；Garrido-Moreno等，2024）、金融结构市场化（胡海峰和张烨，2025）、冗余资源（卢正文和张宇杰，2023；田博文等，2022）、技术多元化（王海花，2024）等。但关于组织韧性和创新活力间的相关性及其机理的研究尚存在争议：一方面，部分学者从环境不确定性（李恩极等，2022）、数字化转型（张凯云等，2024）以及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侯曼等，2024；张少峰等，2023）等视角验证了组织韧性是促进企业创新的潜在动因。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对组织韧性的积极影响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可能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单宇等，2021；李平和竺家哲，2021；Williams等，2017）。因为组织韧性强的企业通常在发展中已积累一定经验，这可能导致其更容易过度依赖现有业务流程和合作关系（许冠南等，2024），复制现有模式，将资源过度集中于已取得一定成效或具有稳定性的业务领域，形成趋向保守和稳定的企业文化，陷入“保守陷阱”，进而抑制员工创造力和企业创新活力（梁林和李妍，2024；Kahn等，2018）。因此，民营制造企业如何保持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强劲的组织韧性并实现两者的平衡，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综上，目前关于组织韧性和创新活力的作用机理以及复杂环境下的驱动路径研究还有进一步的探索空间。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组织韧性还是创新活力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杜运周等，2024；张秀娥和腾欣宇，2021）。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可通过适应、整合和重构内部与外部资源，形成应对环境变化和挑战的动态能力（李平和竺家哲，2021）。而且“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也为研究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李涛和常晓艺，2024；曾经纬等，2023）。因此，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TOE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复杂中介模型，探讨在TOE三个维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的驱动路径，为两者相关性理论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同时对民营制造企业如何在不确定和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实现组织韧性和创新活力的有效平衡进行有益的探索。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TOE驱动下组织韧性形成因素：组态视角
基于TOE框架，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TOE三个维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高度韧性的组织能够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有效抵御不确定性及突发事件的影响。环境层面，主要关注民营制造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组织层面，主要关注民营制造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感知、学习与转化能力（技术多元化、研发人员储备）以及资源配置能力；技术层面，主要关注民营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这些维度共同作用，塑造了民营制造企业的韧性特质。
1.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与组织韧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企业所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增强，迫使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环境不确定性和强市场竞争能够促使企业提升组织韧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提高企业感知与适应能力。环境是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来源，当外部不确定性增加或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企业需要关注环境变化并不断调整运营策略，进而提升对潜在威胁的预测能力和对不利事件的应对能力（张公一等，2023；崔淼等，2020）。第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灵活性。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适度的市场竞争能促使企业不断探索新的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以保持竞争优势（侯曼等，2024；张少峰等，2023）。第三，加强新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优化内部流程、提高决策效率，使企业更好地管理和配置资源，提高应对市场变化的速度，从而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单宇等，2021；张蔼容和胡珑瑛，2023）。
2.数字化水平与组织韧性。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提升组织韧性。第一，提高动态能力与战略适应性。数字化转型通过激发企业的动态能力，如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共合关系的促进以及变革机遇的把握，显著提升企业应对不确定性和危机的能力（王强等，2023）。数字技术可以助力企业处理外部信息和识别风险，提升危机下的决策效果，促进企业供应链韧性形成（Dubey等，2019、2020）。第二，优化资源配置与提高创新效率。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张蔼容和胡珑瑛，2023）、促进组织学习与创新（周惠平与姚艳虹，2024）以及激发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蒋峦等，2022）等提升组织韧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绩效和创新效率的提升。
3.企业能力与组织韧性。一是资源配置能力。企业资源配置能力是提升组织韧性的关键因素。首先，强资源配置能力能够用于高效整合组织内外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资源，以应对突发事件和市场变化（李平和竺家哲，2023）。例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财务冗余及其他冗余资源等（郭彤梅等，2024），能够帮助企业在逆境中抵御风险、减少损失，并迅速调整战略以适应环境变化。其次，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够通过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和促进信息流通，提升组织的数字化运营和协同效率（杨伟和汪文杰，2024），促使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能够快速获取并分析关键信息，从而做出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决策。二是技术感知、学习与转化能力。 ① 技术多元化。技术多元化指企业在保持核心技术的同时，为寻求多样化将技术拓展到之前未涉及的领域（Kodama，1986）。技术多元化是企业把握市场机遇、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关键，企业通过实施技术多元化战略，可以显著夯实技术基础、降低对单一技术或市场的依赖，从而分散风险（王海花等，2024；Ran等，2024）。技术多元化能确保企业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稳定和韧性，也有助于企业拓展其知识领域，避免思维固化，进而推动企业的技术革新（何郁冰，2013、2017），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② 研发人员。研发人员指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能够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调查数据显示，不确定性环境下“人才与业绩并重\"的企业具有更强的韧性，让员工深入理解、接受并积极推动革新至关重要。更多的研发人员通常意味着更强的敏锐性、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他们能够快速响应技术变化和市场需求，并预见潜在机遇，及时调整产品线和技术策略，开发符合市场趋势的新产品，通过创新提高企业绩效（葛晶，2023；刘勇等，2020）。此外，这也表明企业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有助于构建稳定且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从而具有持续创新能力。
（二）TOE驱动下的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复杂中介模型
组织韧性和创新活力是应对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和维持竞争力的关键能力（Garrido-Moreno等，2024）。组织韧性能帮助企业预测、避免、应对不确定性，以及承受冲击并从中恢复甚至超越原有状态，实现改进和成长（张秀娥和滕欣宇；李平和竺家哲，2021）。通过技术、组织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企业能有效地整合和利用内外部资源，从挑战中发现机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和变革，但过度地追求韧性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成长和创新。所以，本文将组织韧性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在TOE匹配机制下，何种组态路径既能提升组织韧性，又能够提高创新活力。
已有研究忽略了在多重因素驱动下形成组织韧性的多元路径对创新活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对于在何种环境的影响下能有效利用组织内部技术和能力提升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尚缺少相关的细化研究。现有关于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的研究大多运用单一方法，不能解决这类复杂中介问题。fsQCA方法适用于多重因素作用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效果分析（李涛和常晓艺，2024），但对于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间的中介效应关系需要结合回归分析进行进一步研究。所以本文将fsQCA方法与回归分析方法相结合，有助于理解和分析组织韧性的形成机制，以及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间的复杂中介关系。
综上，本文基于组态视角，将fsQCA方法与回归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复杂中介模型。首先，从组态角度探讨在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什么组态路径能有效形成组织韧性；其次，分析这些组态路径如何影响创新活力。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理论框架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市场导向性和灵活性。在应对新兴技术发展、市场需求变化等不确定性外部挑战时，组织韧性和创新活力往往表现得更加敏感和重要。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营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旨在为其他成长型企业提供经验借鉴。以下是数据获取和筛选过程： ① 梳理了截至2024年9月底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选取前100名企业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作为研究样本； ② 对数据进行滞后处理，将2019年末视为危机突发开始时间，用2 0 2 0 ～ 2 0 2 2 年企业的相关数据衡量组织韧性，与2023年企业创新绩效数据匹配； ③ 剔除ST、 
类及数据不全的样本； ④ 所有数据均从CSMAR数据库、WIND数据
□·116·财会月刊2025.10
库、专利数据平台或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取。最终，筛选出54个企业，共涵盖19个行业、14个省份，以浙江、江苏、广东、山东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企业数量最多，主要集中在电子与电器类、石化与化工类、新能源与电力类等行业。
（二）变量测量
1.条件变量。一是数字化水平。参考吴非等（2021）的做法，对2022年企业年度报告进行整理，将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运用五个维度共76个有关数字化的相关词频作为衡量民营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关键词，剔除关键词前后含有否定意义的表达，对词频进行统计汇总并取自然对数。二是市场竞争程度。参考郭晓川等（2021）的做法，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衡量市场竞争程度。HHI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HHI的值越大，企业竞争优势越强，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越小。三是环境不确定性。参考申慧慧（2012）的做法，计算公司过去五年非正常销售收入的标准差并除以同期销售收入的平均值，再除以同年度同一行业所有公司的中位数，得到经行业调整后的环境不确定性，作为本文环境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四是技术多元化。参考张庆垒等（2018）的做法，利用中国专利数据库中的IPC国家专利分类主分类号，采用Herfindahl-Hirschman方法测量技术多元化。五是研发人员。利用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衡量。六是资源配置能力。参考张蔼容和胡珑瑛（2023）的做法，选取广告投入比率、研发投入比率、设备新颖性、资本投入强度四个维度指标，分别计算各指标t年和t-1年值之差的绝对值，再取自然对数并标准化，相加后得到一个综合指标，将该指标与同行业、同年度的均值相减，得到企业资源配置能力指数。
2.中介变量：组织韧性。借鉴张吉昌等（2022）、曹玉华等（2023）的方法，通过分析企业如何应对特定的突发危机评估组织韧性，使用危机发生后特定时间段内的资产收益率（ROA）衡量组织韧性。本文使用 2 0 2 0 ～ 2 0 2 2 年ROA的平均值衡量组织韧性，该指标值越大，表示组织韧性越强。
3.被解释变量：创新活力。借鉴现有文献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方式，采用企业专利申请量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的创新活力。
4.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区域、企业规模、公司成立年限以及研发投入占比（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一：技术、组织、环境因素对组织韧性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Fiss，2001），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锚点取 7 5 % / 50 % / 2 5 % ，分别设置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对变量进行校准。同时，为避免案例损失，将校准后隶属度为0.5的数据全部更改为0.501。
1.必要性分析。单个因素条件对高组织韧性的必要性分析结果中，一致性普遍较低（均小于0.9，见表1），说明本文选取的技术、组织、环境因素中不存在产生高组织韧性的必要条件。
表1 必要性分析2.充分性分析。参考杜运周等（2024）的研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对反事实分析进行假设时，本文假设技术、组织、环境中的某个因素出现与否都可能对高组织韧性有贡献。最终得到组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企业高组织韧性组态分析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格表示条件可有可无。
（1）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环境（双环境）驱动的资源灵活型 
。在组态x1中，高市场竞争程度、高环境不确定性、高资源配置能力和非高技术多元化为核心条件。这表明，民营制造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和不确定性时更重视资源配置能力。这是因为灵活的资源配置能使企业迅速适应市场变化，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类企业通常需要专耕核心领域，在进行创新和产品设计时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设备投入或资本支持。过度的技术多元化发展可能导致其面临管理复杂性增加和资源分散风险，从而削弱其核心竞争力。因此，这类企业往往会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业务，将资源投人回报更多的领域，从而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寻求发展机遇。典型企业包括宁德时代、晶科能源、三一重工等。以宁德时代为例，作为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其核心业务集中在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电池系统以及电池材料及回收领域。在面对新能源市场的激烈竞争等带来的不确定性时，宁德时代通过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形成成本优势和供应链韧性，从而巩固其在动力电池行业的领先地位。如与供应商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掌握锂、镍等关键矿产资源，并采用合资、参股等多种方式实现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布局。此外，宁德时代积极推进设备国产化和生态闭环建设，促进新能源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
（2）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环境（双环境）驱动的数字应用型 
。在组态x3中，高市场竞争程度、高环境不确定性、高数字化水平以及非高研发人员为核心条件，高资源配置能力为边缘条件。这表明，当民营制造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时，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应变能力和市场适应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使企业具备获取和分析市场数据的能力，从而更快速地适应变化并做出有效决策。此外，这类企业通常研发成本较高，高数字化水平能够帮助其优化资源配置，节省人力、物力成本，从而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典型企业包括天能股份、天合光能、晶澳科技等。以天能股份为例，其主要从事电动轻型车动力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拓展至其他新能源电池领域。面对电动轻型车需求波动、市场竞争激烈及新兴技术替代的威胁，天能股份通过数字化转型展现出较强的应变能力，通过智能工厂、天畅智库产业园和TOS数字工厂平台，优化生产流程、减少劳动用工，并缩短研发周期。在天畅智库产业园，整合资源实现电池物流标准化、智能化，节省了运输成本。TOS数字工厂平台通过数据资产、智能标签和自动化技术，支持智能决策和实时监控，提升绿色制造效率。
（3）不确定性环境驱动的资源一人才协同型 
。在组态x4中，高环境不确定性、高研发人员、高资源配置能力和非高数字化水平为核心条件，高市场竞争程度为边缘条件。这表明，民营制造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运营时，注重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推动研发人员创新至关重要。尽管数字化水平相对不高，企业仍然可以通过资源的灵活配置和人才的合理应用应对复杂的外部挑战。研发团队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推动企业创新，并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为企业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同时，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够使企业在不同项目和部门之间灵活分配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最大化运营效率。典型企业包括卫星化学、阳光电源等。以卫星化学为例，其主要从事丙烯酸及酯、高分子新材料、新能源材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不确定环境下，卫星化学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引进美国UOP公司的先进技术，实现产品升级，同时，优化管理结构，将上游轻烃原料与下游低碳化学品加以整合，构建 C 2 + C 3 产业链，以功能化学品、高分子材料以及新能源材料为核心产品，形成\"三位一体\"的竞争优势。在员工管理方面，卫星化学多次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并优化考核制度，将公司利益与人才共享。
（4）市场竞争环境驱动的数字一人才协同型（x2、
）。在组态x2和x5中，高市场竞争程度、高数字化水平、高研发人员和非高环境不确定性为核心条件，高资源配置能力在组态x5中为边缘条件。这表明，民营制造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可以催生企业产品差异化需求，并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研发人员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组态 
相较于组态 
增加了高资源配置能力作为边缘条件，这可以解释为：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进一步提高了资源配置能力。此外，与组态x1、x3、 
的企业不同，这类企业通常有较大的规模并经营稳定。非高环境不确定性为企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市场条件，使企业能够专注于创新。典型企业包括美的集团、格力电器等。以美的集团为例，其主要生产经营家用电器、电机及零部件等。面对竞争激烈的传统家电行业，美的集团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从最初的“632工程\"和\"互联网 
”改造，实现一体化、标准化管理，到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T 
以销定产模式，再到构建集软件、硬件和制造业知识于一体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最终推出“全面数字化、全面智能化\"的数智驱动战略，旨在应对内部挑战和外部市场变化，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此外，美的集团还积极进行研发创新，在全球设立研发中心，广招高学历研发人员，其多项前沿科技成果被广泛应用到多个领域，提升了家电性能。
3.稳健性检验。参考杜运周等（2022）的做法，对产生高组织韧性的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案例频数阀值从1提高至2，产生的4个组态结果与原有的5个组态结果基本一致。其次，将PRI一致性由0.7提高至0.75，产生的组态结果与原有组态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上述结果比较稳健。
（二）研究二：技术、组织、环境因素和组织韧性对创新活力的回归分析
研究一发现有五条组态路径能够提升组织韧性。在此基础上，研究二采用回归分析深入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因素与组织韧性、创新活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旨在解答这五条驱动高组织韧性的组态路径如何影响民营制造企业创新活力。
1.描述性统计。此部分的解释变量是上文中驱动高组织韧性的五条组态路径，对企业在每条组态路径中的集合隶属度进行测量，集合隶属度越高，表示企业越趋于这条路径。各变量的测量方式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3。对每个组态进行单独的回归分析，并利用方差膨胀系数（VIF）检查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结果表明，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描述性统计2.回归分析。表4显示了五条组态路径分别对创新活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五条驱动高组织韧性的组态路径对创新活力的影响不一致。其中，组态x2、x3、x5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组态x1、x4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x2、x3、x5三条组态路径在驱动高组织韧性的同时也提升了创新活力。
3.稳健性检验。参考杜运周等（2024）的研究，本文通过变量替换和剔除极端值的方法，对五条高组织韧性组态路径与创新活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限于篇幅，略）显示，各变量的显著性及系数方向保持一致，说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
4.直接与间接效应分析。为深入分析五条组态路径对创新活力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模型，引入组织韧性进行回归分析，识别不同组态路径如何通过提升组织韧性间接影响创新活力，以及这五条路径对创新活力的直接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模型1展示了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之间的关系；模型2＼～6则分别展示了将组织韧性作为中介变量后五条组态路径对创新活
表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0 % . 5 % 、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五条组态路径对创新活力的影响表5 五条组态路径和组织韧性对创新活力的影响力的直接影响。由结果可知，五条组态路径、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中介效应。组织韧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五条组态路径通过提升组织韧性间接提升了创新活力，但只有两条组态路径对创新活力的直接效应显著。这揭示了在所选的五条组态路径中，通过间接促进创新活力提升的机制凸显了组织韧性在应对复杂环境中的重要性。尽管只有两条组态路径的直接影响显著，但并不意味着其他组态路径缺乏潜在推动力。这种间接效应可能表明，组织在进行创新时，除了依赖直接的战略路径，还需建立和维持组织韧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
（1）间接促进机制。五条组态路径均可以通过提升组织韧性间接提升创新活力，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归类后发现有四条组态路径都存在“高市场竞争环境”和“高资源配置能力\"特征。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民营制造企业能够通过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应对突发事件，从而在危机中保持稳定，提升组织韧性。另一方面，具备较强组织韧性的民营制造企业更专注于长期发展，敢于投资创新项目，提升创新活力。
（2）直接促进机制。组态x2、组态x3可以直接对创新活力产生正向影响，即这两条组态路径中隶属度越高的企业，越可以在实现高组织韧性的同时促进创新活力提升。根据组态 
可以推测：高市场竞争环境会促使民营制造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追求差异化产品或服务从而提升竞争优势，需要研发人员推动技术和产品创新。同时，民营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决策效率和市场响应能力，为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而低环境不确定性也代表了民营制造企业运营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能够使其专注于创新活动。根据组态x3可以推测：在高市场竞争与高不确定性环境下，民营制造企业面临的双重压力能够促使其增强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在这一过程中，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民营制造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帮助其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人力、物力成本，进而有效降低经营风险，为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五、总结
（一）研究结论
1.组织韧性的驱动路径。第一，根据必要性分析和充分性分析，本文选取的环境不确定性、市场竞争程度、数字化水平、技术多元化、研发人员、资源配置能力六个前因条件，均非构成高组织韧性的单一必要条件，组织韧性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第二，产生高组织韧性的路径有五条，按照核心条件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市场竞争环境驱动的数字一人才协同型、不确定性环境驱动的资源一人才协同型、双环境驱动的资源灵活型和数字应用型，表明不同的环境因素在企业组织韧性的多样化提升路径中具有重要影响。第三，技术多元化并没有作为核心条件或边缘条件存在于五条组态路径中。这一发现表明：尽管技术多元化反映了企业较强的知识学习能力，但技术领域的扩展对制造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并非越多越好，其影响可能因行业而异。
2.创新活力的复杂驱动机制。第一，技术、组织、环境因素可以通过多条组态路径提升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且组织韧性是在动态环境中提升企业创新活力的关键要素。第二，市场竞争程度与资源配置能力是提升组织韧性和创新活力的关键。面对市场竞争、需求波动和技术迭代，民营制造企业通过优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配置构建危机应对机制，依托战略调整与运营转型恢复活力。组织韧性提升后，可支撑长期创新投入；而灵活的资源配置机制则为试错与调整提供了空间，形成“韧性强化创新、创新反哺韧性\"的良性循环，推动新产品、新服务或新模式迭代，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数字化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民营制造企业通过提升资源利用能力节省人力与物力成本，并借助战略调整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在降低财务风险的同时加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决策、管理与运营效率并加速创新进程。
（二）理论贡献
1.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创新活力作用机理的理论研究。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视角和动态能力理论，把创新活力和组织韧性纳人同一框架下进行内在机理分析，为创新活力的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
2.创新性应用fsOCA与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国内目前比较前沿的研究方法，将fsQCA方法与回归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复杂中介模型，不仅能够探索在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同时提升创新活力的驱动机制，还能够揭示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组织韧性与创新活力间的复杂中介效应。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仅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论指导，克服了单一方法无法解决这类复杂中介关系的片面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不足。
（三）实践启示
1.民营制造企业需构建内外部协同驱动的数字化运营模式。内部层面，基于提升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和优化管理的核心需求，通过智能化生产、精细化库存管理与实时数据分析，优化生产流程、减少资源浪费，并借助业务、管理、技术一体化数字平台打破部门壁垒，提升整体协同效能；外部层面，针对市场需求个性化、全球化竞争加剧与供应链不确定性，依托数字化技术（如云平台、大数据分析等）建立需求驱动的柔性生产体系，动态调整供应链资源配置，提高市场响应速度与抗风险能力，通过洞察客户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实现内外部资源高效整合与价值创造。
2.民营制造企业需优化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资源的配置。一方面，深化上下游协作、拓展国内外市场，推动供应商、渠道商间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构建一体化供应链生态；通过跨领域合作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供应链韧性，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供应链透明化与实时监控，快速响应市场波动与需求变化。另一方面，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国家战略领域，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人，同步加强研发团队建设与高端人才引育，通过产学研协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持续动能。
3.民营制造企业需构建良性竞争生态。一方面，严守行业规范，抵制价格战、虚假宣传等恶性竞争，维护公平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深化与上下游企业的稳定协作，通过技术联合研发、资源共享及信息互通降低创新成本，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同时，鼓励企业构建开放创新文化，支持员工探索新技术、新产品并承担合理风险，辅以激励机制与职业成长通道，激发团队创造力，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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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罗萍李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