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组织韧性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5）10-0106-8

一、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国际环境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明显，促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企业组织韧性直接影响着社会整体市场环境的韧性和安全，是宏观经济韧性的微观表现，较强的组织韧性能够帮助企业及时预见并克服困难与挑战，挖掘潜能进而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营商环境作为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一种综合性系统，极大地影响着企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经营、创新创业和投融资等活动，从而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牛志伟等，2023；李志军等，2019）。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显示，2024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竞争力排名跃升至第14位，较2023年上升了7位，竞争力衡量体系中“政府效能\"这一指标评分的提升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为。所谓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指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与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不同企业实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完成高端劳动力对低端劳动力的替代，打破市场隐形壁垒，降低信用风险，加快市场信息流通以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从而提高市场活跃度，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

有学者认为，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营商环境优化所带来的经济效果不足以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张存刚等，2020），难以提升市场主体活力。Commander和Suejnar（2011）研究发现，大多数营商环境优化并不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与组织韧性产生显著影响。甚至还有学者指出，营商环境的完善和优化可能会对企业经营与组织韧性提升产生负面效应。Klapper等（2006）认为，部分国家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颁布的法规阻碍了新的市场主体进入，致使行业内原有企业的经济增长减缓，不利于企业组织韧性的持续提升。从经济学视角和组织社会学视角来看，良好的制度环境应当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并帮助企业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快速有效地捕捉与识别外部环境变化和发展机会。但是，现有研究尚不能准确评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也忽略了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组织韧性间的关联机制，不利于企业及时预见并克服困难与挑战、提升组织韧性，进而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鉴于此，本文围绕企业经营过程中必将面临的政策、法治和市场等多重环境共同构成的营商环境系统展开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并结合我国特征，切实考虑我国各省市间发展不平衡、营商环境差异较大的现实情况，进一步探索在乌卡（VUCA）时代我国企业如何顺利抵御并利用危机事件实现反弹生存、转危为机，进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实现逆势增长，综合分析宏观营商环境对微观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机制，深刻理解政府和企业如何实现共同建设，从而实现经济长期高效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 2 0 1 7 ～ 2 0 2 1 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张三保等（2023）建立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企业创新能力在二者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同时，基于企业产权性质和行业两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完成拓展性检验。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第一，丰富了从宏观角度探究营商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具体经济影响效果的文献，重点关注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组织韧性提升的效应，并基于产权性质和行业的不同维度认为，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拓宽了营商环境的研究视野。第二，深化了企业组织韧性理论，更多考虑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承受的来自外部营商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契合现实情况中组织韧性的管理特征，丰富了企业组织韧性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挖掘外部环境影响下企业组织韧性发展规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三，深人剖析了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机理，基于动态视角对不同企业经营状态下的企业创新能力如何影响企业组织韧性进行推演，拓展了科技创新时代企业组织韧性管理的相关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营商环境的经济后果研究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完成经营、创新创业和投融资等活动时所处的整个外部环境和资源状况集合（牛志伟等，2023；李志军等，2019），其水平与当地企业各项经济活动开展情况和创新能力密切相关。既有营商环境经济后果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主要探索地区营商环境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发展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基于现有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依据，围绕营商环境、政务法治环境、商业信用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展开；在微观层面，则探索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创新发展水平和投融资活动等多维度的经济影响，并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会通过降低市场壁垒、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稳定性等途径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正面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内外贸易疲软、地缘政治紧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市场整体内生投资动力不足，主体预期较弱，营商环境优化很难从根本上提升微观企业活力（Commander和Suejnar，2011），其对于经济的提振效应也很难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甚至可能会对企业经营与组织韧性提升产生负面效应（Klapper等，2006）。

（二）组织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Stoverink等（2020）认为，在一个系统中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因素具有不同形式且彼此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关系，因此基于不同视角，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逐渐形成两个不同方向。在企业硬实力方面：合适高效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架构、数字化转型（云乐鑫等，2024）以及良好行为能力有助于企业运行流畅度提高和信息分享效率提升；可持续稳定的组织战略和长期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商业模式有助于提升企业组织韧性，降低企业易受干扰性和脆弱性，从而有效抵抗可能存在的风险冲击。在企业软实力方面：良好的部门之间与部门内部关系有助于员工之间相互依赖和兼容；具有良好性格特征和认知能力的员工更能清晰地了解企业未来发展愿景并灵活高效应对，以实现损失的最小化；亲社会型的企业对外模式和丰富的利益相关者网络（Ortiz-de-Mandojana和Bansal，2016），会促使企业外部联系更加稳定，以抵御企业外部冲击。此外，Jaaron和Backhouse（2014）认为，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重要渠道之一是创新，合理持续的企业创新投入更能有效激励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使企业在受到冲击后仍能保持较强的组织韧性。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尚未明确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的经济效应的具体评估方法，有关营商环境优化和企业组织韧性间具体的联系与机制也未得出一致结论。因此，本文围绕企业经营过程中必将面临的政策、法治和市场等多重环境共同构成的营商环境优化展开研究，探索我国企业如何提升企业组织韧性，并在危机事件中顺利实现反弹生存，分析二者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并展开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三、理论分析

（一）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组织韧性

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其经营活动、资源配置和创新投入等行为都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Williamson，2000）。营商环境属于制度软环境的一种，随着各地营商环境优化政策的不断落实，营商环境将进一步影响微观企业组织韧性。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各地营商环境优化政策得到进一步调整和落实。营商环境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市场各种隐形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企业创新动机和创新行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而增强企业软、硬实力，帮助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快速识别外部环境中的潜在危机事件，在事件发生后积极化解冲击带来的影响，能从危机中及时恢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然而，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经济增速放缓的市场环境中，也可能存在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优化效果反映平淡的情况，从而无法增强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边际获得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性。

（二）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企业长期经营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增加研发投人、提升创新能力是企业的重要战略决策，也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从理论层面来看，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营商环境优化意味着企业经营面临的外部制度软环境得到优化，产权保护力度加大，企业创新产出被破坏和创新收益被压榨的可能性降低，市场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进而增强企业创新意识和积极性。第二，营商环境优化意味着政府致力于破除市场的各种隐形壁垒，推出人才引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缓解企业在人才、税负、资金等方面的约束，进一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激发企业创新动力。第三，营商环境优化意味着地方政府服务效率提升，地方市场审批制度简化，不合理的前置条款与相关寻租行为减少，大幅降低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许和连和王海成，2018），缩短了证照获批时间，在提升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可能性的同时降低了创新时间成本。第四，营商环境优化旨在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政府廉政程度提高，由审批寻租等带来的一系列非法交易行为得以规避，从而增强了企业长期创新的动力和信心。

（三）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组织韧性

Hanmel和Vlikangas（2003）认为，创新是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从动态视角来看：一是在正常经营阶段，创新型企业往往会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进行持续识别，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进行及时预测并做出调整，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对可获得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增强员工的企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在面对特殊情形时能集思广益，制订兼具创造性和有效性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二是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在受到冲击后依旧能够保持较强的组织韧性（Tsiapa和Batsiolas，2019）。具体而言，拥有高人力资本和强技术支撑的创新型企业往往会依靠核心技术支撑使企业保持持续发展状态，从而能够及时针对危机制订符合企业自身特质的科学有效的应急方案，并在方案实施中保持灵活性，持续调整方案，力求将损失降低。三是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会更有能力应对和处理企业面临的需求波动，并更乐于针对现状进行不同形式的变革，增强自身应对外部危机和复杂多变的环境的能力及竞争力，实质性降低危机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能应对将来可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营商环境优化能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以 2 0 1 7 ～ 2 0 2 1 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营商环境数据来源于张三保等（2023）建立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之所以选择2017年为企业数据起始年份，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2017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中强调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营商环境数据的匹配性。基于国家“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四个方面入手具体计算了2 0 1 7 ～ 2 0 2 1 年29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数（张三保等，2023），计算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裁判文书网》、EPS（economy predictionsystem）全球统计分析平台等各项数据库中地级以上城市的详细数据（聂辉华等，2022）。此外，本文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考虑到实证检验的可靠性，在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期内被特别处理或退市以及关键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后，为了减少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 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9263个样本观测值。具体样本数据分布如表1所示。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组织韧性（Resilience）。组织韧性是指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在模糊不定的情境下应对、处理危机的核心能力。当前学者们对企业组织韧性的测量方法基本可以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两大类。直接测量就是根据企业组织韧性概念与内涵和企业属性设置不同的测验项目量表，基于能力、过程、特质等视角形成相应的调查问卷并进行统计分析。间接测量就是通过挖掘公开数据针对性设计相应指标进行衡量：一是测量企业对外部危机事件的反应（DesJardine等，2019），例如衡量企业股价在危机事件发生前至发生一年后的股价下跌幅度、持续时间（企业损失程度）以及股价恢复到危机事件发生前水平所需时间（企业恢复程度）等指标，所用数据多为截面数据，难以准确体现企业在危机事件转变前后所展现的组织韧性动态变化；二是测量企业市场指标，例如企业股本回报率、股价波动率等（Albu-querque等，2020）；三是测量企业财务指标，例如企业净销售增长、净利润差值（Ortiz-de-Mandojana和Bansal，2016），所用数据多为敏感财务信息，太过依赖信息披露程度。综上，本文借鉴已有研究（Albuquerque等，2020；陈俊华等，2023），综合选择企业股票价格波动率衡量企业组织韧性，充分评估企业在危机事件整个冲击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风险缓冲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股价反映了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即时价值，其将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能充分体现企业基本面及其预期变化。当投资者认为被投资企业受到危机事件的冲击较大时，会考虑提前抛售股票，从而使企业股价下降；如果该企业拥有较强的组织韧性，则会在经历危机事件后保持较高的股票收益率。因此，相对于其他衡量指标，股票价格波动率更能体现年度内企业在经历危机事件以及日常经营挑战后的整体稳定状态。

2.解释变量：营商环境（BE）。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开展经营、创新创业和投融资等活动时面临的外部环境，整体而言，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性生态系统（李志军等，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等，2021）。本文运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衡量营商环境（BE），该指数主要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四个方面对各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了综合量化评价（张三保等，2023）。

3.控制变量。为了进一步提升实证结果的精确度，本文借鉴以往研究（陈俊华等，2023；牛志伟等，2023；Des-jardine和Bansal，2019），选择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比率（Cashflow）、净资产收益率（ROE）、独立董事比例（Indep）。

各变量具体定义如表2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H1，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Resiliencei， ∑Controlsi，t+∑Year+ ∑Industry+εi，t

其中：Resilience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组织韧性；BEi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所在城市第t年的城市营商环境指数；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表示随机扰动项。为了避免不同行业和年份造成的差异，本文还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Year）和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并对标准误进行了稳健性修正。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营商环境（BE）的最大值为69.2796，均值为46.5525，说明营商环境样本分布存在一定差异，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分布并不均衡。企业组织韧性（Resilience）的最大值为4.4132，均值为1.6182，说明不同企业的组织韧性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等控制变量与已有研究所呈现的变化范围基本相似。此外，本文对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了具体计算（限于篇幅，结果未列出），发现营商环境与企业组织韧性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且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间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3，说明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数据选取合理，与理论预期一致，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二）基准回归

营商环境（BE）与企业组织韧性（Resilience）间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考虑到控制变量可能会对回归系数与标准误的估计结果产生一定影响，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对两部分采取不同的回归方式：第（1）列和第（2）列展示了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3）列和第（4列展示了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3）列未加入控制变量；第（2）列和第（4）列加入了控制变量。在所有结果中，营商环境（B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至少通过了 5 % 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具有充分的统计学意义，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以上回归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均说明营商环境优化能显著提升企业组织韧性，初步证实了H1。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上述基准回归结果验证了营商环境优化会对企业组织韧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对回归结果展开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1.稳健性检验。

（1）变量替换。在被解释变量方面，参考Ortiz-de-Mandojana和Bansal（2016）的研究，本文考虑更换被解释变量企业组织韧性（Resilience）的评估方式，选用长期绩效增长（Resilience1）进行重新度量。表5的第（1）列和第（2）列展示了营商环境（BE）与企业组织韧性替代变量长期绩效增长（Resilience1）的回归结果，二者之间依旧显著正相关，说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仍保持稳健。在解释变量方面，考虑到描述性统计中提及所选择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可能在整体样本区间存在一定的离散度问题，本文选择将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的对数（LnBE）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回归，以降低解释变量的离散度。表5第（3）列和第（4）列展现了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的对数（LnBE）和企业组织韧性的回归结果，说明在消除核心解释变量的异方差问题后，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组织韧性至少在 5 %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原有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排除替代性解释。考虑到地区间营商环境差异较大，部分地区的营商环境可能较其他地区而言更好，进而吸引大量上市公司自主选择在这些地区进行注册（冯涛和张美莎，2020），导致样本自选择偏差问题出现。基于此，本文考虑剔除样本中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最后 5 % 的城市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表6的第（1）列展示了回归结果，营商环境（BE）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在排除主效应的估计偏差问题后，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仍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3）样本区间变换。考虑到营商环境数据由于自身区间和评估方式特殊性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营商环境滞后（F.BE），本文将企业样本滞后一期，即将企业数据替换为 2 0 1 8 ～ 2 0 2 2 年重新进行回归以避免滞后性带来的影响。除了考虑核心解释变量滞后性带来的问题，本文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可能也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参考孙传旺等（2019）的稳健性检验，选择将所有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第（2）列和第（3）列所示，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组织韧性之间仍然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结果基本保持不变，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增加控制变量。闲置资源是指组织内部拥有的资源量与所需资源量之差。部分学者认为，闲置资源能够弱化企业资源不足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李妹和高山行，2014）。当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应对危机事件时，闲置资源可为企业提供充足资金，增强企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冲击和融资约束（汪涛等，2022），对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产生一定影响。基于此，本文考虑进一步控制其存在的潜在影响，通过衡量存货净额与总资产之比，加入企业存货占比（INV）这一控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第（4）列所示，在控制了企业闲置资源的影响后，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2.内生性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持续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国家战略（聂辉华等，2022），并在《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总体要求中明确指出“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同时，国务院也多次强调应当持续深人推进实施“放管服”政策，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22）。为了减少这类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准确性的干扰，本文借鉴牛志伟等（2023）的研究，考虑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工具变量法（IV-2SLS），引入地区层面政府关心度（IV_government）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具体来说，选用聂辉华等（2022）公布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中的政府关心指标，通过统计测算地方党报数据库中的领导人（市委书记、市长）到企业调研视察次数和座谈次数，并以此作为正向指标进行评测，次数越多说明地方政府越关心企业，政府关心度也越高，从而进一步影响地方政商环境，营商环境也就越好。由此可以认为，该变量与地方营商环境具有密切联系，充分满足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的条件，且政府关心度不会受到企业股价波动率的影响，二者间并不存在密切联系，也与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无关，充分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可以将其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表7中，第（1）列为将政府关心度（IV_government）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IV_government的回归系数在1 %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充分证明工具变量与营商环境（BE）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第（2）列为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营商环境（BE）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0 %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说明在运用了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后，营商环境优化仍然对企业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本文还进行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其中，Klei-bergen-Paaprk的LM统计量P值为O.OO，Kleibergen一Paaprk的Wald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 10 % 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证明了本文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以及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机制检验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密切关系着当地微观经济活动水平的高低，对企业经营、投融资、创新创业等活动的开展产生着极大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对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这一影响机制进行验证。

已有研究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会影响企业组织韧性。例如，李平等（2007）指出，企业通过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创造出更多新兴技术和产品，进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已有研究表明，合理持续的企业创新投入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使其在受到危机事件冲击的后期能够保持较强的组织韧性。参考江艇（2022）的机制检验方法，依据基准回归结果，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果进一步成功验证验营商环境优化的确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即可以从侧面证明企业创新能力是营商环境优化影响企业组织韧性的重要中介变量。因此，本文借鉴Aggarwal等（2011）、潘越等（2015）的研究，选用公司研发支出占比（RD）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衡量，具体通过计算研发支出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来评估企业创新投入。表8展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营商环境（BE）的回归系数在 1 %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说明营商环境优化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并进一步有利于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即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五）异质性分析

1.企业产权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进行分组回归，以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异质性表现。表9中第（1）列和第（2）列展示了不同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回归结果，其中国有企业组营商环境（B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非国有企业组营商环境（BE）的回归系数在 1 %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本文继续进行费舍尔组合检验以考察两组间的系数差异性，通过Bootstrap进行1000次抽样检验，结果表明经验P值在 1 % 的水平上显著。通过组间差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营商环境优化对非国有企业组织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究其原因，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确具有规模大、融资约束小等较为稳定的长期优势，因此在面对相同的外部环境变化时，非国有企业受到环境的影响会更大（陈奉功，2020）。营商环境优化致力于打造更加稳定的政策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府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以及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一系列有利的外界变化将能更有效地激发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市场活力（杜运周等，2022），从而产生创新动机，大幅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2.行业异质性。不同行业的要素密集度不同、生产技术不同，其组织韧性也存在较大差异（钱震杰和朱晓东，2013）。本文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依据要素密集度将所有样本行业分类为技术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两大类，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等。本文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和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进行分组回归，检验不同行业要素密集度下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异质性表现。

表9中的第（3）列和第（4）列展示了不同行业要素密集度下的回归结果，其中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营商环境（B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营商环境（BE）在 1 % 的水平上对企业组织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继续进行费舍尔组合检验以考察两组间的系数差异，通过Bootstrap对样本进行1000次抽样检验，结果表明经验P值在 1 % 的水平上显著。通过组间差异检验，进一步说明营商环境优化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组织韧性提升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对政府扶持依赖度较小的非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由于技术水平较高，营商环境优化可以从健全法治环境以解决技术创新外部性问题、提高金融市场的创新资本配置效率以保证技术密集型企业更顺利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等途径，有效驱动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促使企业进行持续预测和调整，从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冯涛和张美莎，2020）。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营商环境优化是有效增强区域承载力、优化外部制度软环境、提升市场活力和企业韧性的重要载体，组织韧性直接影响社会整体市场环境的韧性和安全性，是宏观经济韧性的微观重要表现。当前我国企业身处VUCA时代，营商环境优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组织韧性呢？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 2 0 1 7 ～ 2 0 2 1 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库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 ① 营商环境优化能显著提升企业组织韧性。通过变量替换、排除替代性解释、样本区间变化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该结论依旧成立。 ② 机制检验发现，营商环境优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③ 通过基于产权性质和行业两个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组织韧性提升存在异质性影响，其在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对企业组织韧性的促进效应更明显。

（二）研究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王壤”，营商环境优化可显著促进企业组织韧性提升，因此政府可持续推进优化企业外部营商环境的工作：聚焦企业关切，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推动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聚焦权益保护，坚持法治理念与法治思维，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层面依法保护企业的产权和经济权益，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法治环境；聚焦稳定预期，加强政企联系并健全彼此沟通机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广泛吸纳各利益方意见，实现政策制度稳定可预期。

第二，企业创新能力是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依旧促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样也是在不同阶段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的重要因素，而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当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战略，地方政府可充分利用和发挥宏观软环境的重要作用，继续推出人才引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以加大产权保护力度、破除市场隐形壁垒、提升审批效率，推动当地高校与企业联合，为强化企业创新意识、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新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创造良好的外部软环境。

第三，营商环境作为外部综合性生态系统，其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市场活动的开展与各项能力的提升。因此，企业应当更加主动地顺应并把握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应当主动适应环境，最大化外部宏观软环境对企业发展的效用，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组织韧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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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罗萍李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