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体面临着“理论上重要但实践中滞后”的情形。本文指出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企业家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推动者，企业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决策取决于对市场的判断和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权衡。据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诱发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滞后于商品市场，结果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现象，这刺激了企业和企业家密集使用有形要素、而较少有动力和压力投资于自主创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滞后是企业家在现有要素市场和价格下理性进行要素组合的结果。未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要害是持续推进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通过\"健全要素市场\"和\"矫正要素价格\"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关键词：企业自主创新；要素价格；渐进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01-1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增长速度可称为一个“奇迹”[1]，但与此同时，经济体系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例如：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要素供给紧张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双重制约，劳动密集投入的贸易增长模式面临着利润空间缩小和出口壁垒提高的双重约束等等。作为对上述结构性问题的一个积极回应，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以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由于自主创新在本质上是企业推动和主导的经济活动，因此，宏观层面的创新型国家建立必须立足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能力提高才有意义。从这个视角出发，与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以及与国外企业发展的状况相比，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总体上是薄弱和滞后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理论上重要但实践中滞后”的不对称情形。这促使人们追问：什么粘住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翅膀?促使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要害是什么?本文的分析可视为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尝试性的回应，并由这种回应引申出未来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含义。
一、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什么是重要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历史阶段[2]，体制转轨意味着市场化，结构转化则意味着信息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以及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可视为中国经济的三个基本目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对实现这三个目标均具有不容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连续的非均衡的过程，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规模；二是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或全要素生产率。显然，各种生产要素不仅单独对长期经济增长起作用，而且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在短期内会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面临着要素供给能力不足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双重制约，因此，构建在要素密集投入基础上的经济增长通常是难以持续的，而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3]。进一步的，要素间的组合效率提升主要依靠微观层面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先行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显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企业技术、知识和制度的创新，即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是主导性的[4]。考虑到经济起飞初期的资源禀赋条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选择了密集使用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决定要素组合效率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如果考虑到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那么总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是更多依靠“汗水”的，而不是更多依靠“灵感”的。长期来看，这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必将遇到要素供给和收益递减的挑战，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要求将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而这必须构建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快速提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其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基本方式。经济增长的最终落脚点是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多种需求，扩展绝大多数居民的社会福利范围。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所推动的长期经济增长，可以在“涓滴效应”作用下间接转化为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除此之外，企业自主创新还可以通过两个通道直接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一是需求集合拓展，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人们需求集合扩展，在这方面，企业的自主创新会通过研发新产品、改造旧产品扩展居民的需求集合，提高居民的需求层次。此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利于产品和服务向环保、卫生、便捷、高效、安全的方向发展，从而极大地扩展居民对环境等产品及服务的需求空间。从技术创新史的角度看，科技革命以及企业的技术创新始终伴随着市场产品范围的扩展和产品层次的提升。二是支付能力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不仅取决于企业产品供给扩展，而且取决于居民购买能力提升。从社会整体来看，企业的自主创新会提升居民的购买能力或支付能力，其内在机理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将会促使社会分工演化，从而通过就业机会创造来提高社会就业水平，并激发居民更多投资于教育、医疗和流动等人力资本，启发企业依靠股份社会化方式来分散风险和激励员工，这些均会提高单个家庭和整个社会的支付水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福利水平，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相比，居民福利水平还面临着程度低、不均衡的问题，未来必须着力发挥需求集合扩展效应和支付能力提高效应，通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来不断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最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经济的竞争往往归结为企业核心能力的竞争，企业核心能力的竞争又可归结为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随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的普遍化，科技与知识的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领域，企业自主创新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从经济学角度讲，企业的产品越具有异质性则其越具有讨价还价优势，越有可能处于垄断地位并获取垄断利润；而企业的产品越是标准化则其在竞争中就越处于被动地位，其利润就越是可能面临平均化趋势，异质产品竞争优势突出而同质产品利润平均化显着的情形在开放经济中尤为显着。就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而言，“微笑理论”显示：高利润区域通常集中在上游的研发环节和下游的营销环节，中游制造业生产环节所分摊的利润越来越薄，原因是上游和下游的技术创新程度高、产品异质性和企业谈判优势显着，而中游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低、可模仿性强、进入壁垒低、国际竞争激烈、产品差异化程度和企业谈判能力较低。这意味着，企业要增强其竞争优势就不能仅停留在中间的制造业领域，而必须逐步进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尤其是上游的研发领域和下游的营销领域，但这种产业结构高度化只有构建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上才更有可能，而国家的竞争优势增强也必须立足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才有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经济领域获取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这种增长方式和贸易结构正面临着利润空间缩小、贸易争端增加、市场层次受限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来促使企业产业结构升级、产品品质提升。
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们走到了哪里?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对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和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等均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延伸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现有的自主创新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方位?企业现有的自主创新能否承载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任?这涉及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问题，而评价首先涉及评价指标的选择和指标体系的设定。在这方面，2005年国家统计局给出了评价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四个指标：1.潜在技术创新资源指标，包括人力资源存量和经济资源存量，主要反映某区域内所有企业的潜在技术创新能力；2.技术创新活动评价指标，主要指企业的研发、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及技术推广等活动的开展情况；3.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它反映企业各种要素组合产生的实际成效；4.技术创新环境指标，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企业所处地域的信息化水平、市场竞争程度、政府部门的扶植与金融机构的支持等方面。显然，这种努力具有探索价值和启发意义。考虑到指标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本文倾向于从宏观视角提出评价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程度的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只有将企业自主创新问题放置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才能够得到相对客观的评判。
(一)时间维度。在时序层面，以当前为分界点，有两个看待企业自主创新现状的方式。
一是“朝后看”，毋容置疑，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在逐步提高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已经储备了一定的科技人才，工程技术人员、科技活动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企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及其对创新的投入有了显着的增强，反映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也在大幅增长。统计显示：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分别为21297件、31382件、42318件、55271件、69009件，拥有发明专利数分别为9388件、15409件、17988件、22971件和29176件，近年来，中国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总数已经超过外国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总数。由于企业自主创新在宏观层面具有“加和”效应，因此，随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在整体层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杂交水稻、陆相成油理论和应用、高性能计算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基因组研究等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就，拥有了一批在农业和工业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的自主知识产权，促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和高新技术产业园的迅速崛起，初步形成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成果转化之间比较顺畅的连通机制。显然，从历史视角看，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在逐步提高的，这不仅使企业适应环境变化、回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得以增强，而且也对经济总量保持持续高速增长趋势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是“朝前看”，也就是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看，中国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是薄弱或滞后的，企业自主创新仍不能适应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仍然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国家已提出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要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现在的30%提高到60%，并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60%以上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06年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数仅占全部企业的24.0%，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76%。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中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企业被迫将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不难想象，在这种背景下，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增强均缺乏坚实可靠的微观基础。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未来20年即使我国继续保持占国内生产总值40%的投资率，如果没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显着提升，也不可能实现GDP以及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显然，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角度讲，当前企业自主创新在整体上是滞后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程度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程度。
(二)空间维度。在空间层面，以国境为分界点，也有两个评价企业自主创新程度的视角。
一是“内部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别也非常显着。一般说来，东部地区科技人才总量丰富且科技经费投入较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在专利发明以及科技成果转让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与东部企业的自主创新优势相比，中部地区企业在科技人才、科技经费、设备改造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西部地区虽有较为丰富的人才储备，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科技经费投入不足、人才流失问题严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从创新环境、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的经济效益等指标出发提出了一个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测度了2005- 2006年中国不同区域的创新能力，其结果显示：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天津是创新能力排名前7位的地区，而西藏、青海、云南、宁夏、甘肃、贵州、新疆是创新能力排名后7位的地区，其中创新能力最强的上海与创新能力最弱的西藏相比，前者的创新能力综合得分是后者的3.9倍，前者的企业创新能力得分是后者的7.8倍[5]。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呈现出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趋势，这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特征是一致的。考虑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经济增长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带动效应，有理由相信不同区域会进入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良性互动”或“恶性循环”的不同系统之中。
二是“外部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已有了显着提高，但与国外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还处于滞后状态，企业基于自主创新的国际竞争力也并不显着。首先，从自主创新的普遍程度看，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中国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占全部企业的比重分别为30.7%、29.9%、23.7%、24.1%和24.0%，中国2/3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自我研发机构，3/4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有10%开展研发活动。其次，从自主创新的投入程度看，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83%、0.75%、0.71%、0.76%和0.76%，其中用于新产品开发的支出仅占0.66%。国际经验显示：企业研发投入不应低于销售收入的3%，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甚至应占到10%。第三，从自主创新的使用结构看，政府科技投入使用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从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政府科技投入的比重看，2003年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几个省区数据分别是：上海为84.99%、北京为89.12%、广东为68.46%、江苏为83.13%、浙江为68.13%、山东为77.68%、天津为79.34%。最后，从自主创新的最终成果看，中国180家国有重点大型企业2004年申请专利总数不及美、日、欧的一个跨国公司，企业技术创新基本属于模仿创新和引进创新。与此相对，日本每年发明专利申请达40多万件，美国20多万件，德国15多万件，IBM、杜邦、日立、西门子、飞利浦等大公司目前拥有的有效专利数均超过万件。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程度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综合考虑才能得到精确的评估。概括地说，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体是在不断提高的，这构成了经济总量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在区域上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会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的，与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相比、与国际化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增强的要求相比，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相对较弱，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还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
三、企业的自主创新：为什么要素定价机制是重要的?
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理论上重要但实践中滞后”的不对称，由此引申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粘住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翅膀?考虑到中国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转轨时期，因此对企业自主创新机理的解析必须深入到企业本身，并解剖决定企业行为的内在逻辑及客观后果。显然，理解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问题必须将其放置在一个基于市场化背景、且具有内洽性的解析框架之中才更有说服力，而构成这个解析框架的主要判断是：
判断1：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应该是企业。一般而言，对企业自主创新、或者广泛意义上创新的考察往往会追溯到熊彼特。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不仅包括对创新重要性的强调，例如其明确指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6]，也不仅包括对创新类型的界分，例如其提出存在五种类型的创新：生产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且也包括其区别了创新、发明和创造，指出发明和创造只有用在经济活动中才是创新。由此，创新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活动或科研活动，这也许是熊彼特创新理论最为要害、但常被人们忽视的部分。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因此，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应该是企业。原因是：创新既然是一种经济活动，因此必须考虑供给能力和市场需求，而对于供给能力和市场需求的判断只有企业才能精确做出，企业为追求利润和应对竞争也有足够的动机去制定战略、预测市场，相对而言，其它机构或个人的创新存在着两个挑战：长期激励不足和市场对接滞后，这从前苏联等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的创新绩效中能够得到验证。这种分析意味着，企业的自主创新地位越是凸现，自主创新能力越是显着，则市场供给能力就越是强大，需求范围就越是广泛，宏观经济绩效也就越是显着，于是，宏观经济增长往往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近百年世界产业发展史更是表明，对经济增长真正起巨大推动作用的技术创新几乎都来自企业。当今世界科技研发投资的80%、技术创新的71%由世界500强企业所创造和拥有，62%的技术转让在500强企业间进行。美国85%的技术研发和60%的应用研发在企业进行，政府和企业的投入经费在全部研发经费中所占的比重美国分别为29%和66%，日本分别为19%和72%。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具有其它各类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有众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才能得以增强。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并不意味着其它机构不重要，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发现、发明、创造均应全部由企业来承担，而只是强调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性地位和引导性力量。事实上，企业的自主创新从来都不是企业在单纯考虑内部环境的背景下独自完成的，它是一个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在自主创新方面除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之外，还应该强调其它部门或领域的协调与配合。例如：企业的自主创新只有在公共品供给充分的背景下才更具有可行性，而政府的财税和金融等制度安排、以及通信运输等基础设施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程度和对创新成果的保护程度更是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再比如，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创新活动必须全部由企业完成，在分工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企业自主创新可以在企业内部研发和委托机构研发之间进行理性选择。事实上，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从来都与企业的自主创新密不可分，高等教育可以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人力支持和项目支撑，而企业的自主创新及产品开发反过来又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情形可以从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的良性互动中看得非常清楚。
判断2：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自主创新的最终推动者应该是企业家。尽管政府、高校等在自主创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是企业，由此，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推动者应该是企业家，企业家在终极意义上会组合生产要素并选择企业自主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在熊彼特意义上，创新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这里表征企业自主创新的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由企业家推动的，这个命题有三重含义：第一，企业在外部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政府、消费者、所在社区成员等，但自主创新作为企业内生的经济活动，其最终推动者不是企业外部成员而应是内部成员。如果企业外部成员成为自主创新的推动者，那么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性质就会遇到挑战；第二，企业在内部也有多个利益相关者：股东、雇员、中间管理者等，但自主创新主要是由企业家策动的。企业家之所以会成为自主创新的最终推动者，是因为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企业家在整体上具有在配置资源的组织优势和信息优势，同时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特征也使其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具有知识优势。第三，企业家的核心职能不是经营或管理，而是执行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创新作为核心职能将真正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企业家只有当其从事并实现了某种“新组合”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见，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自主创新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企业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企业家的一个间接测度。
当然的，企业家会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推动者是需要前置条件的，这些条件在本质上可归结为企业内部的财产权力安排。在业主制企业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因此，企业家和所有者高度统一，企业家从关注自身财产增值的角度出发，在外部市场存在赢利空间且内部要素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往往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然而，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股份制公司的普遍化导致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资产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这样股东作为出资人通常被视为委托人，企业家作为内部人通常被视为的代理人。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企业家对自主创新的推动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参与约束，即企业家推动自主创新所获得的收益应不低于其放弃自主创新所获的收益；二是激励相容约束，即企业家推动自主创新不仅收益大于其采取其他行动的收益，而且委托人的收益也可以得到有效保证，会符合其收益最大化的预期目标。显然，在这两个约束难以同时满足的情况下，企业自主创新往往就面临着企业家创新动力不足或壁垒太高的难题，为此，就需要通过激励方式改进、例如采用股票期权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将“企业家”变为“所有者”来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
判断3：企业家对自主创新的决策取决于对市场的判断和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权衡。如果企业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推动具有足够的动力，那么企业家是如何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或者说是推进自主创新的?回答此问题的出发点是：企业是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经济组织，企业家是企业追求利润的人格化代表，企业自主创新也应围绕利润追求这个目标而展开。根据这种理解，企业家对自主创新的决策取决于对市场的判断和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权衡。这里对市场的判断是个市场敏感性的问题，是企业家对外部环境预判和快速反应的问题，而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权衡则是一个成本考量的问题，如果说对市场预测决定了企业未来变动趋向的话，那么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权衡则代表了企业当前的资源约束。于是，从利润极大化角度出发，企业的选择无非是两种：一是提高企业家对市场预测的精准程度，这取决于企业家才能的逐渐累积和企业家市场的渐进式演化；二是密集使用廉价的资源而较少使用昂贵的资源，在对外部市场难以做出精准判断的背景下，这种“要素组合策略”可以通过成本较小来实现利润极大化目标。自然的，在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生产要素廉价的条件下，企业家会通过密集使用这些要素来获取利润，而较少有动力或较少通过逐渐积累能力去推进自主创新。相对而言，自主创新是好的，但也是昂贵的，“好的”是指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昂贵的”是说其需要较高的投资、较多的配套设施和较高的抗风险能力。相反，如果在要素被“正确”定价的背景下，土地、劳动、资本是相对昂贵的，这会“逼迫”企业努力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
进一步的问题是：企业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如何确定的?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供求关系反映了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也就决定了要素均衡价格。然而，在转轨经济的背景下，要素的定价机制和要素市场的发育本身是值得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外部力量的影响，要素的均衡价格不一定取决于要素的供求状况。特别是，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显着滞后于商品的市场化程度[7]，要素市场还存在比较明显的非经济、非市场的强制力量，地方政府出于增强自身绩效考核优势的目标，往往有足够的动力去影响要素价格，尤其有“低估”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价格的倾向，这种情况必然会“产生”或“强化”要素市场定价偏离供求的状况，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要素价格的“扭曲”。这种“扭曲”、特别是低估要素价格的状态会导致企业倾向于密集使用相对廉价的有形要素，而延迟或缩减对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投入。这意味着，要素的定价机制和市场发育程度是决定企业要素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企业家自主创新决策的关键变量。
概括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最主要的微观经济主体，也是实施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企业家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推动者，企业家对自主创新的决策取决于对市场的判断和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权衡，而企业要素相对价格的确定取决于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企业-企业家-要素价格-要素市场构成了解析企业自主创新问题的逻辑链条，只有将企业自主创新问题放置在这个逻辑体系中，才有可能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四、中国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特征和效果是什么?
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会通过传导效应而影响到企业的自主创新，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滞后也应从要素定价机制视角进行考察。显然，区别于现有研究从“供给”视角考察问题的思路，本文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分析主要是从“需求”视角出发的，这里的隐含判断是：只要企业和企业家具有强烈的动机去推动创新，则自主创新所连带的技术、项目、资金和人才等问题均可自发解决。在这一判断的支撑下，我们将分析重点聚焦到影响企业家做出自主创新决策的关键因素，即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及市场发育程度。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当前中国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市场化程度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市场转轨的渐进特征，要素市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定价“扭曲”的问题，要素价格在一定意义上是被“低估”的，这种情形诱发了企业采用要素密集使用、特别是劳动密集使用的方式进行生产，而延迟了对技术、知识以及由此连带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强调。于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滞后是企业或企业家对现有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和配置方式的一个理性反应。
(一)土地价格
从狭义的角度讲，土地仅指企业所占据的土地要素，在这个意义上，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土地价格应该表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土地制度安排的特征，土地价格并不是完全依靠市场供求自发力量所决定的“正确价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扭曲和干预”的“非市场性”价格。这具体表现为：基准地价所确定的土地用途比价不合理；标定地价不合理以及出让底价偏低。简单地说，土地价格存在比较普遍的被低估的情形。这种情况的一个成因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通常被概括为“政治集权而经济分权”，地方政府具有比较显着的“财税联邦主义”色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绩效考核基本是围绕GDP及增长速度展开的。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就有足够的动力介入土地市场，并倾向于压低土地价格来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具有集体所有，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意味着城乡土地的最终产权主体是比较模糊的，而在城市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在农村中地方政府具有相对于村民的组织和谈判优势，且往往作为土地公共使用的实施者和确定者，其在土地转让和土地定价中往往处于强势地位[8]。同时，考虑到资本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则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通过压低土地成本来吸引资本进入，这在资本短缺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显得普遍和突出。
从广义的角度讲，土地还包括依附于土地的矿产资源和自然环境，土地价格的确定也应包括地矿产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定价。从中国当前的背景看，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还处于主导性地位，因此对矿产资源的刚性依赖和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还是一种普遍情形，而企业对矿产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成本支付也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这种情形可以从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变化得到验证，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分别为1.53、1.59、1.02和0.87，这展示了企业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整体超过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首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所诱发的强劲需求刺激了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特别是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往往比较困难，它们在时间上存在当代人和未来人的谈判，在空间上存在此地人和彼地人的交易，结果导致了代际之间和代际之内围绕矿产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公有地悲剧”。其次，在产权明晰或严格管制的倾向下，“公有地悲剧”可能会在程度上有所减弱，但基于中央对地方的绩效考核模式，地方政府往往对本地企业的掠夺性矿产资源开采、以及缩减环境保护成本等持“容忍”态度，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企业污染、政府扶持”的合作博弈格局。上述情形暗示着：中国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总体上所面对的资源价格和环境治理价格是较低的。
(二)资本价格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起飞阶段也具有资本短缺特征，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外资的不断涌入，中国资本短缺的格局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出现了资本相对过剩的情形。首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阶段性和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可被界定为厂商还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且愿意在均衡价格上扩大生产，但在需求不足背景下预期产品无法全部销售从而被迫让机器设备闲置，这表明相对于有效需求中国仍存在一定份额的资本过剩，为此就要讨论资本和劳动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9]；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刺激了企业的投资扩展，但商业银行的存款增长速度更快，结果是2007年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规模已增至92000亿元，如果考虑到A股市值和房地产的资产投资，则2006-2007年中国出现了比较显着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虽然对流动性过剩的规模存在着认识分歧，但中国经济的“高货币”现象却是一个特征性事实，2006年GDP为21.1万亿元，M2为34.6万亿元，则表征流动性过剩的M2/GDP比重已高达164%，这与同期美国55%的水平形成了显着反差。第三，1978-2006年中国GDP从3645.2亿元增至210871.0亿元，然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073.9亿元增至90150.8亿元，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2006年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41.3%、39.2和19.5%，这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密集使用特征比较显着。最后，从资金使用成本的角度看，以农村金融为例，尽管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在不断提高，但仍低于非常规金融市场上的水平(通常年利率为20%-25%)，也低于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利率。根据经验研究，贷款利率要在15%以上才能维持小额信贷机构的正常经营，而这一水平远高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收取的最高利率[10]。如果将非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视为“影子价格”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融资的成本是较低的。
当然的，中国资本使用的低价格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更是一个与政府管制、信贷配给等制度性因素关联的概念。所谓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是指改革开放之后资本供给规模出现了明显增加，这源于五个因素：中国经济总量的高度增长导致企业盈余和积累的规模扩大；中国市场的盈利空间引致国外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居民在跨期平滑消费的条件下增加储蓄和投资；在多年贸易顺差的条件下形成了巨额外汇盈余以及随着经济增长货币当局增发货币以推动金融深化过程。因此，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资本短缺格局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资本供求关系改变在根本上导致企业使用资本的成本下降。所谓资本使用成本较低是一个与制度性因素紧密相关的概念，是指在转轨经济中，企业使用资本的具体价格与信贷配给、利率控制等因素相关联。这表现在：在间接资本市场上，金融资产和金融业务主要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它们的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70%，并且占有60%以上的存贷款市场份额，形成国有银行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的绝对控制局面，尤其是正规金融体系支配了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供应，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11]，且利率水平主要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在直接资本市场上，尽管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本资源，但实践中其一个基本功能是为国有企业解困和筹集资金提供渠道和平台，资本市场呈现出管制性低水平均衡的特征，从上市公司的选择中，可以看到在行政审批前提下存在一定的“所有制歧视”，2002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1240家，然而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仅197家[11]。以上情况说明，资本使用的低价格、低成本在信贷配给和利率管制等制度因素的作用下，在国有企业的融资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三)劳动价格
中国经济体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存在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对立。按照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部门存在近乎无限供给、或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应该通过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流转而促进经济结构转化和实现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也应构建在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基础上。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得到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支持，根据测度：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的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为16%-21%[12]。这种结果暗示着：中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经济增长，而劳动力资源必然涉及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测度。在这方面，实证研究的结果和引申的政策含义并不一致，例如王检贵、丁守海[13]认为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0-1.5亿左右，从而指出中国仍具有比较显着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蔡昉[14]认为目前40岁以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为5200万，中国正从劳动力无限供给格局走向有限过剩阶段，这种分析似乎暗示着中国劳动力的成本正在上升。根据测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1999年-2005年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5%，实际工资年均增长12.9%，经济增长过程似乎确实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现象。
尽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减少，且劳动力成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在当前和未来的较长时期中，中国仍存在比较显着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廉价劳动力仍是构成企业生产的一个主要部分。首先，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以低工资获取的，国际比较显示这种工资差额是极其显着的。如果以2002年美国的制造业工资为100，则墨西哥为11.2、巴西为12.0、韩国为42.9、中国台湾为25.4、中国香港为27.3、新加坡为34.1，而同年中国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平均为2.9，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为1.9[15]，这表明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状况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其次，在现有对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估计中，往往没有考虑到动态的和结构的因素，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那么在农村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景下，农村可以释放的劳动力仍将会增加。同时，劳动力群体除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城市劳动力和其它新增就业人口，随着城镇失业人口的增多和择业竞争的加剧，城镇人口以及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也会加入到普通劳动者的就业竞争中。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其规模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紧密关系，当前由于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城乡劳动者的工资还存在显着差异。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区314个村近24000个农户的跟踪调查，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的人均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了22.0%，但同期城镇职工的人均月收入由1170元增长到1534元，增长了31.1%[16]。最后，如果考虑劳动强度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则中国当前的劳动力成本存在显着“低估”的倾向，例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7]，虽然农民工月平均收入自2004年以来呈稳步增加态势，但在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办理等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签订劳动合同的仅占1/3，没有办理任何社会保险的占74.3%。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比较恶劣，从事的工作普遍具有“重、脏、苦、累、险”的特征，51.3%的人周工作时间为41-60个小时，32.9%的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1个小时，农民工工作超过法定时间接近85%。农民工收入水平近期虽然有所提升，但以劳动的艰苦程度衡量，其工资水平仍然偏低。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土地、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价格均存在“低估”现象，尽管三种要素低估的程度可能并不相同。这种低估有市场供求形成均衡价格的原因，例如劳动力由于接近无限供给而导致用工廉价，但更重要的是，在渐进式体制转轨背景下，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商品市场，导致要素价格因非市场的制度性因素而被“低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产要素的“扭曲”配置。例如：在“分权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低估土地成本的背景下，吸引资本流入以推动当地的GDP增长；在资本市场上，政府从金融安全的角度考虑倾向于实行严格的信贷配置和金融管制，从而导致国有经济在获取资本时具有较低的成本；在劳动市场上，由于职业教育缺位导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受到制约，从而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也由于地方政府对企业单纯追求利润的“默许”，从而强化了许多企业在不考虑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过度”使用劳动力。基于经济与制度、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土地、资本和劳动市场的有效性均存在较多问题，与真实均衡价格相比，这些有形要素的使用成本均存在被低估的情形。自然的，在有形要素价格较低的前提下，企业的理性选择是密集使用土地、劳动和资本，而较少关注于投资更大、风险更高的自主创新。这种理解意味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思想、观念和意识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企业在现有的要素市场和要素价格下，经过成本-收益比较之后理性进行要素组合的一个客观结果。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化解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是通过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基本方式，是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虽然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体在不断提升，但这种提升在区域上是不均衡的，与长期经济增长的要求相比、与国外企业的发展状态相比，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处于滞后的状态，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理论上重要但实践中滞后”的特征。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对企业自主创新问题的考察必须注意：企业是自主创新的真正主体，企业家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最终推动者，企业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决策取决于对市场的判断和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权衡，而要素价格的确定取决于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程度。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商品市场，结果导致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价格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现象，这刺激了企业和企业家倾向于密集使用有形要素、而较少有动力和压力投资于自主创新。于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滞后是企业家在现有的要素市场和要素价格下，经过成本-收益比较之后理性进行要素组合的一个客观结果。
如果本文的分析是道理的，那么由此引申的政策含义就是：未来要通过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和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关键是要持续推进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以此形成要素的有效定价机制，使要素价格能够“逼近”供求决定的均衡水平。这个思路可概括为：通过“矫正要素价格”来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而“矫正要素价格”的关键是“健全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市场”的关键是更好的形成市场-政府的经济活动边界，通过基础设施提供和体制制度创新来促进要素市场完善。这里的基础设施提供主要是指政府应围绕土地、资本和劳动市场的健全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例如道路、桥梁、电信、运输等以此形成市场发育的前置条件，而体制制度创新主要指政府应该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交易方式改进来形成更多具有效率的微观市场主体，通过行政性管制的放松和行政性垄断的消减来增强要素市场的活力，通过行政绩效考核方式的改进来减弱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人力资本供给方式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来提升劳动要素的谈判能力等。显然，相对于技术或操作层面的努力，要素市场和要素定价机制的完善，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而言可能更具有本质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 吕 炜. 经济转轨理论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 舒尔茨. 报酬递增的源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Denison E. Why growth rates differ[M]. Washington D C，Brookings Institute，1967.
[5]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5-2006[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6]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 陈宗胜. 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8] 高帆. 土地纠纷：一个宏观视角的解析[J]. 学海，2006(4)：47-53.
[9] 王检贵. 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 刘民权.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 徐善长. 生产要素市场化与经济体制改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 蔡昉. 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3] 王检贵，丁守海. 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J]. 中国社会科学，2005(5) ：27-35.
[14] 蔡昉. 应对人口与就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N].中国青年报，2005-5-23.
[15] Banister J. Manufacturing earnings and compensation in China[J]. Monthly Labor Review，2005，128(8)：22-49.
[16]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7] 中国人民银行.农民工就业分布和收入的调查[N]. 工人日报，2006-2-24.
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