ＦＤＩ对我国内资企业员工工资的影响

摘要：目前，无论是以销售收入还是以就业量衡量，FDI在我国制造业行业中的份额都是不断提高的。那么，FDI的存在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员工工资有什么影响？文中利用世界银行关于我国2002年18个城市的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数据，将企业员工分为生产员工和非生产员工两类，然后实证分析FDI对这两类员工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员工类型不同，企业所在城市生产率水平不同，FDI对内资企业的工资影响是不同的。

关键词：FDI；生产员工；非生产员工；工资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5）-0021-06

一、引 言

如果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那么内资企业将可能相应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如果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竞争，那么内资企业就会被迫支付高工资来防止员工外流到外资企业中。在上述情况下，外资的存在都会提高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8］。当然，如果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这会压低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因此，外资企业的存在对东道国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需要通过数据进行检验分析。

在FDI影响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实证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itken等［3］和Lipsey等［6］这两篇论文。前者采用委内瑞拉、墨西哥和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FDI对委内瑞拉内资企业的高技术员工和低技术员工的工资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对墨西哥两类技术员工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美国数据表明FDI对工资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后者采用印度尼西亚1996年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截面数据作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的存在对该行业内资企业的白领和蓝领工人的工资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当行业从2位码细分为3位和4位码时，尽管这种正向的影响程度是逐渐减小的，但仍然在统计上显着。此外，Girma等［7］用英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对所有企业而言，FDI并没有对工资有明显影响；但是对那些与外资企业生产率差距（productivity gap）小的内资企业所在的行业中，FDI对工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具体到我国，FDI对工资影响的实证研究都是从行业和区域角度展开分析的。例如，杨泽文等［1］采用2001年我国分地区分行业数据实证研究FDI对我国实际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各地区实际工资水平存在正向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工资影响时，一般将企业员工分为生产和非生产工人（或者白领和蓝领）两部分，以此反映企业员工的不同技术水平。但是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国内学者所采用的工资变量都是行业或区域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没有区分员工的技术类型；同时也没有说明对内资员工工资的影响。本文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世界银行关于我国2002年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数据，将企业员工分为生产员工和非生产员工两类来近似表示员工的不同技术层次。然后实证分析了FDI对内资企业中这两类企业员工工资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假定企业采用CES生产技术从事生产：

Y=A·［α1Kρ+α2Lρ］1/ρ（1）

其中，Y表示企业产出，A表示生产效率参数；K、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α1和α2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系数（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ρ反映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关系。

企业利润函数为：Π=Y–wL–rK 。式中w是名义工资，r是资本名义收益率。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到实际工资的表达式：

w=a2·A·［α1Kρ+α2Lρ］1-ρ[]ρ·Lρ-1=α2·Aρ·Y1-ρ·Lρ-1=α2·Aρ·y1-ρ（2）

式（2）中的第二个等号是通过代入CES生产函数得到的。式（2）表明，工资取决于生产效率参数A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y（即Y/L）。

如果行业中外资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那么可能通过影响生产效率参数A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具体用公式表示为：

A=(FDI)φ（3）

在上式中，FDI表示行业中的外资存在情况。将式（3）代入式（2），然后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到：

lnw=lnα2+(1-ρ)lny+ρφFDI （4）

从上述方程可看出，如果FDI对所在行业的内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会提高内资企业相应员工的工资水平。根据式（4）建立如下的实证模型：

lnwi=β0+β1FDIi+β2lnyi+γ·X+μi（5）

上述方程中，i表示企业，μ为随机干扰项。X是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描述参考以下说明部分。

当FDI不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即不存在式（4）那样的函数关系时，如果FDI和内资企业在同一个劳动市场上雇用员工，就会通过增加劳动需求（只要劳动供给不是无限弹性的）迫使劳动市场上均衡的工资水平上升，同样也会迫使内资企业的同类型员工工资上升。所以当不存在FDI技术溢出效应时，将FDI变量纳入到式（5）中来考察FDI对内资企业员工工资的影响也是较为合理的。在式（5）中，如果实证结果表明FDI变量系数显着为正，则说明FDI明显提高了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否则FDI对内资企业工资没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说明

样本来源于世界银行2003年关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调研数据。该调研数据涉及我国18个城市，包括：本溪、长春、长沙、重庆、大连、贵阳、哈尔滨、杭州、江门、昆明、兰州、南昌、南宁、深圳、温州、武汉、西安和郑州。制造业包括食品加工业、服装皮革业、化工制品和医药业、生物技术制品及中草药、冶金制品、家用电子、电子设备业、电子零部件以及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共9个行业的企业。本文实证分析的是内资企业。如果所在企业没有国外股份时，则认为该企业是内资企业。

为了分析行业内FDI的存在对不同类型员工工资的影响，将企业员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员工（production workers），由基本生产工人和辅助生产工人构成；另一类是非生产员工（non_production workers），由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构成。前者可作为低技术员工的代理变量；后者可作为高技术员工的代理变量。w-Zproduct表示生产员工的年度名义工资，用生产员工年度工资总额（千元）除以相应的员工人数得到。w_nonproduct表示非生产员工的年度名义工资，用非生产员工工资总额除以相应员工人数得到。由于仅有2002年的工资数据，这里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y为人均产出，由企业增加值（千元）与企业就业人数之比表示。其中，增加值由企业销售收入减去销售的总成本得到。FDI变量用企业所在行业中三资销售收入的比重表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控制变量中，包括反映企业特征的变量：RD为研发强度，用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之比表示。员工特征的变量Age（年龄）和Edu（教育水平）都是根据员工人数计算的加权平均值。Edu变量为多元离散变量，1-7数字表示硕博士、大学、大专、高中、初中、小学和小学以下，数字越大则教育水平越低。

表1 FDI对东、中和西部区域的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 []lnw_product[]ln方差后的稳健标准差。四、实证结果及解释

（一）按企业地理区位分组的实证结果

由于我国区域之间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人力资本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对企业按照地理区位分组再进行实证分析，或许能发现区域间的差异。为此，将18个城市按照地理区位归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其中，大连、杭州、江门、深圳和温州共5个城市属于东部地区；本溪、长春、哈尔滨、长沙、南昌、武汉和郑州共7个城市属于中部地区；重庆、贵阳、昆明、兰州、南宁和西安共6个城市属于西部地区。

表1列出了FDI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内资企业的工资影响。前三列的FDI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着，这表明行业内FDI对内资企业生产员工的工资没有明显影响。从表中后三列可以看出，FDI变量仅对东部地区的非生产员工工资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

考虑到我国生产员工（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几乎是无限弹性的，即使外资企业增加了对生产员工的需求，这对生产员工劳动市场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FDI不影响生产员工的工资水平是易于理解的。但是为何FDI仅对东部地区的非生产员工的工资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企业整体上技术力量较强，因此具有较高的技术吸收能力，能够从行业中的外资企业那里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从而相应提高了非生产员工的工资水平。但是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整体上技术管理水平较差，因此技术吸收能力较低，不能从FDI那里获得技术溢出效应。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外资企业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劳动力市场是区域性质的，因此外资企业更可能会与东部地区的企业在劳动市场上展开竞争，从而提高了东部地区内资企业的非生产员工的工资。

（二）按企业所在城市生产率分组的实证结果

将企业按地区分组的实证分析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但是这种按地区分组的方法可能无法区分具体企业的特征，特别是企业的技术水平。为此，以下将企业所在城市按照总体生产率差异划分为三个组别进行实证分析。

图1中将18城市1999～2002年的lnTFP均值从小到大进行了排序。①从图中可看出，这种排序基本上符合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技术相对先进而中西部地区技术相对落后的现实情况。但是也有例外：尽管西安属于西部地区，但是生产率水平排在第六位；兰州也属于西部地区，但生产率水平处于18个城市的中游水平。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城市工业基础较好，总体技术水平较高的缘故。可见，按照生产率分组更能够准确反映企业的技术水平。

图1 制造业18城市1999-2002年InTEP均值根据上述18城市总体生产率的差异，将其分为三个组别：生产率较低组包括南宁、贵阳、昆明、本溪、重庆和南昌6个城市；生产率中等组，包括长春、哈尔滨、郑州、兰州、大连和长沙6个城市；生产率较高组，包括西安、武汉、温州、江门、杭州和深圳6个城市。在上述分组的基础上，以下实证分析FDI对三个城市组别中内资企业的员工工资的影响。

从表2第三列看，FDI对生产率较低城市组别的生产员工工资产生了明显的负向影响。而表中后三列的实证结果显示，随着企业所在城市总体生产率水平的下降，FDI对非生产员工工资的影响从正向转为负向。具体来说，对生产率较高的城市组别，FDI对非生产员工工资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对生产率中等城市组别，FDI对非生产员工工资正向影响小些；对生产率较低的城市组别，FDI对非生产员工工资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

表2 FDI对内资企业员工工资的影响 []lnw_product[]lnw_nonproduct(1)

注：员工特征变量同表2，这里为了节省篇幅，没有一一列出。其余同表2注释。

由于生产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因此对生产率较低的城市来说，所在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行业内外资企业一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获取了更大的市场份额，结果减少了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导致这类内资企业经济效益下滑，最终压低了其生产员工的工资。所以，FDI对生产率较低城市的企

① lnTFP是采用文中关于世界银行数据中对应的1999～2003年企业面板数据，使用Levinsohn and Petrin方法估计出来的。对该方法的说明可参考Levinsohn 等［5］。业产生了负向影响。至于对生产率中等以上的城市来说，尽管FDI的存在加剧了市场的竞争程度，但是这些城市所在企业的技术能力保证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FDI的存在不会恶化企业的生产率，因此不仅不会对企业生产员工工资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还有可能产生正向影响。

至于为什么随着内资企业所在城市总体生产率的下降，FDI对非生产员工工资的影响从正转为负？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生产率高低反映了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生产率高的企业，吸收能力强，在与同行业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过程中，能够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了生产率水平，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非生产员工的工资水平。那些生产率低的企业由于技术和管理相对落后，在与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结果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因而FDI的存在对企业非生产员工工资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其次，从劳动市场来看，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若在同一个劳动市场上竞争，这会提高对非生产员工的需求；但是非生产员工的供给并不是无限弹性的，因此外资企业的存在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上非生产员工的工资。那么内资企业要防止这些非生产员工“跳槽”就必须支付高工资。由于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同时也是外资企业所集中的地区，因此这种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关系将迫使内资企业相应提高非生产员工的工资。

五、结 论

本文采用我国制造业2002年18个城市的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内资企业生产和非生产两类员工工资的影响。当将18个城市按照地理区位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时，实证分析得到两个结果：一是FDI对三个地区生产员工的工资都没有明显影响；二是FDI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非生产员工工资不存在明显影响，但对东部地区相应员工的工资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

当将18个城市按照总体生产率差异划分为生产率较高、中等和较低三个组别时，得到了更有意义的两个结论：首先，无论对生产率较高还是对生产率中等的城市组别来说， FDI对生产员工工资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对生产率较低的城市组别来说，FDI对生产员工工资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其次，随着企业所在城市总体生产率水平的下降，FDI对非生产员工的工资影响从正向转为负向。

由此得到如下两点启示：其一，FDI对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取决于内资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吸收能力。当内资企业技术管理水平较高，学习吸收能力较强时，才会从外资企业那里获得技术溢出，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才可能会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资。其二，FDI对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还受到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当某类别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倾向于无限弹性时，即使FDI的存在会增加该类别员工的需求，但是对整个劳动市场影响不明显，因此不会对该类员工工资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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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郭燕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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