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1978～2007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基于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借鉴并融合不同学科的经典研究方法对中国30个省市间、3大区域间的对外贸易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0省市间对外贸易的绝对差异越来越大，但自从1992年以来，相对差异整体表现为下降的趋势；自从1992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日益加剧，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地区间对外贸易差异主要表现为外部差异；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外贸发展领先地区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广东、北京和上海3个省市的增长极效应日益明显，上海代替广东成为中国贸易发展最为领先的地区；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的差异程度日益严重。因此，为了缩小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中央政府有必要在中西部省市培育新的经济圈和增长极，加快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省市的转移，并加大对中西部省市的投资力度。
关键词：省市；地区； 对外贸易；差异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28-11
一、问题的提出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形成一种地区间经济非均衡性发展的格局。因此，对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研究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瓶颈，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界等不同部门的高度重视。
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已有研究忽视了“对外贸易因素”与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研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国情来看，自从改革开放
收稿日期：2008-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外贸顺差问题研究”（08AJY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浩(1979-），江苏省徐州市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
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是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对外贸易成为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
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点在国内外政界、国内外商界和国内外学术界都已经达成共识。因此，研究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就必须考虑对外贸易因素。基于此，本文将利用1978～2007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基于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借鉴并融合不同学科的经典研究方法对中国省际间、区域间的对外贸易差异性进行初步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关于对外贸易与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研究比较缺乏。但是，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较早对中国各地区对外贸易差异进行研究的是郭克莎和李海舰［1］，他们分析了中国各省区的进出口贸易规模、进出口贸易结构，认为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和开放业绩存在明显的差距。许雄奇和张宗益［2］对中国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中国省市之间出口发展尽管有差异，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是，尹希果［3］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各省市对外贸易发展差距日益明显。何莉［4］考察了对外贸易对中国省份经济收敛和发散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是导致中国省份人均GDP发散的主要因素之一。
与国内相比，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Dan Ben-David［5］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收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的收敛，即贸易会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Riccardo Faini［6］认为如果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进行联盟，那么，落后地区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会增长，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趋势比较显着。Ashok Parikh 和Miyuki Shibata［7］分析了64个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认为贸易自由化缩小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了非洲地区间的经济差距。Cyrus［8］对国际贸易与跨国收入差异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越是相近的国家贸易量越多；自从战后以来，贸易增加和收入差距缩小同时存在，原因是双向的，收入差距缩小导致贸易量增加，贸易量增加也导致收入差距缩小。E. Kwan Choi［9］认为虽然经验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南北贸易来看，贸易自由化使两个地区的福利都增加了，但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却拉大了。David和Chad［10］通过对83个国家的研究，很明显的发现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与产出收敛速度较快是有关联的。
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地区间差异以及与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关系研究都比较缺乏，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国家政府的高度关注。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从对外贸易的视角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就具有可行性。那么，到底我国对外贸易地区差异的发展历程是什么？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目前处于何种状态？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为缩小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以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和政治稳定。因此，本文就专门对1978～2007年期间中国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进行测度，为后期的深入研究做好准备。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总体差异指标：标准差指数和变异指数
区域差异是指一定时期内区域发展的一种存在状态，可以分为区域绝对差异和区域相对差异两种。区域绝对差异是指区域间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绝对量的非均等化现象，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中量的等级水平差异；区域相对差异是指区域间经济发展变化速度的非均等化现象，它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中的速度差异。对于这两者的衡量目前学术界比较常用的是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具体公式如下：
（1）绝对差异——标准差指标
S=∑N[]i=1(Xi-X)2/N
（2）相对差异——变异系数
V=S[]X=∑N[]i=1(Xi-X)2/N[]X
式中S是标准差指数，V是变异系数，Xi是i省份或直辖市的某年外贸额， X是某年全国省份和直辖市的平均外贸额，即X=∑n[]i=1Xi[]N，N是全国的省份和直辖市数目。标准差指数S和变异系数V的值越大，表明地区之间的外贸差异越大。
2.差异分解指标：锡尔指数
目前，锡尔指数是研究收入差距及其分解比较流行的方法，其特点是能够把总体的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
锡尔指数的原始公式是［11-12］：
I=1[]N∑N[]i=1logy[]yi
式中I是锡尔指数，N是单位数，yi是第i个单位人均收入，y是yi的平均值。
如果将所有单位按照一定的方法分成G组，那么，就可以把整体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如果按照某种方法把所有变量分为G组，那么，锡尔的分解方法和公式是［13-14］：
I=∑G[]g=1PgIg+∑G[]g=1PglogPg[]Vg
式中第一项表示各个组内部的差异，第二项则表示各组之间的差异。其中，Ig是第g组内部的差异，Pg是第g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份额，Vg是第g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g表示第g组。
有鉴于此，本文借鉴锡尔指数对地区间外贸差异进行分析。根据锡尔指数的原始公式、分解公式及其内涵，结合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用省份和直辖市的总数代替分解公式中的人口变量，用外贸额代替分解公式中的收入变量。锡尔指数就变为：
I=1[]N∑N[]i=1logX[]Xi
式中N是全国省份和直辖市的总数，Xi是i省份或直辖市的某年外贸额， X是某年全国省份和直辖市的平均外贸额。
如果按照某种方法把全国所有省份和直辖市分为G组，那么，分解公式就是：
I=∑G[]g=1Ng[]NIg+∑G[]g=1Ng[]Nlog(Ng/N)[](Xg/X)
式中g代表第g组，Ig是第g组内部的差异，Ng代表第g组的省份数，N是全国省份和直辖市的总数，Xg是第g组的外贸额，X是全国外贸额。式中第一项表示地区内部的外贸差异，第二项表示地区之间的外贸差异。
3.发展水平差异指标：外贸区位熵指数
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本文构建外贸区位熵指数，具体公式是：
Qi=Xi/∑N[]i=1Xi[]GDPi/∑N[]i=1GDPi
式中Qi为区位熵指数，Xi是i省份或直辖市的某年外贸额，GDPi是i省份或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N表示全国省份和直辖市总数。公式上面是某地区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公式下边是某地区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Qi就两种比例的比值。Qi值越大，说明省份的外贸越发达，反之，说明省份的外贸越落后。因此，如果以Q（Q=∑N[]i=1Qi/N）表示全国外贸区位熵的平均值，那么，如果Qi＞Q且Qi＞1，说明此地区的外贸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如果Q＜Qi＜1，说明此地区的外贸发展水平一般，如果Qi＜Q且Qi＜1，说明此地区的外贸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据此，我们就可以把全国的省份加以分类。
4.差异风险指标：基尼系数
自从基尼系数问世以来，基尼系数一直是经济学中度量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指标，在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有很多种，例如，几何方法、平均差方法、斜方差方法、矩阵方法等等。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特殊的用处，但是，他们又都是相互统一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共性。本文就借鉴基尼系数来分析地区间外贸差异风险的程度问题。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的计算方法是［15］：
G=N+1[]N-2[]N2X∑N[]i=1(N+1-i)Xi
G表示基尼系数，N表示省份数，Xi表示i省的外贸额。X表示平均外贸额，定义为X=1[]N∑N[]i=1Xi。要注意的是：利用此公式计算时，要先对外贸额从低到高排序，使外贸额大的省份在指数的计算中所占权重较小，外贸额小的省份在指数的计算中所占权重较大。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当基尼系数为0时，表示绝对平等，地区间外贸没有差异，不存在风险；基尼系数越大，地区间外贸差异程度越高，风险越大；当基尼系数为1时，表示绝对不平等，地区间外贸差异极大，风险十分严峻。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视角
1.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所用数据，1978-1991年期间的外贸数据、GDP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92-2007年期间的外贸数据、GDP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视角。由于重庆建立直辖市的时间只有10年，故本文研究时把重庆和四川合二为一。本文不仅测度了30个省市间的外贸差异，还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外贸的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进行了分析。其中，东部地区包括个11地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个8地区，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个11地区，分别是四川（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另外，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般认为有3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把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或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978～1991年改革开放的初期，1992～2000年加快改革开放的时期，2001～2007年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时期。因此，本文在分析问题时，时间点的选取基本上都是以这三个阶段为标准。
四、中国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分析
(一)中国各省市对外贸易绝对差异的S指数分析
从整体来看，在1978～2007年期间，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绝对差异的S指数基本表现为增加的态势。也就是说，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的绝对差异越来越大。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1978年30个省市间的对外贸易绝对差异额只有6.47亿美元，2007年差异额变为1350亿美元，在30年的时间里，差异增加了200倍左右。从这个层面来看，地区间的差异日益明显。
从变化速度来看，S指数基本表现为增加的态势，近年来，递增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在1986年以前，地区间的差异是很小的，这与当时的贸易总额较小有关；在1987～2000年的14年期间，绝对差异处于缓慢增长的态势，绝对差异从1987年的38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324亿美元，年均增加20多亿美元；在2001～2007年的7期间，绝对差异表现为快速增长的态势，绝对差异从2001年的34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350亿美元，年均增加150多亿美元。
省市间外贸绝对差异的发展态势与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紧密相关。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时起，对外贸易体制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外贸体制正在初步形成：逐步建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外贸宏现调控体系；外贸经营体制也正在改变；建立健全了外贸协调服务机制；完善了贸易促进措施。这些都为中国以及各省市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由于各个省市的工业基础、外贸基础等不同，以及中国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政策，导致各个省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也不同，由此导致省市间外贸差异日益扩大。
图1 1978～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的S指数（单位：亿美元）
(二)中国各省市对外贸易相对差异的V指数分析
与绝对差异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各省市对外贸易的相对差异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图2和表2）：（1）1978～1986年，相对差异表现为下降的趋势。1978年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相对差异的V指数为1.75，1986年下降到1.32，为历史最小值。（2）1987～1991年，相对差异表现为上升的趋势。1987年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相对差异的V指数为2.06，1991年增加到2.55，为历史最大值。（3）1992～2007年，相对差异整体表现为下降的趋势。1992年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相对差异的V指数为2.46，2007年下降到1.86。总的来说，自从1987年以来，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相对差异的发展轨迹表现为“倒U型”，1987年和1992年是历史转折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省市间外贸相对差异的发展达到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地区经济发展梯次推进的目标。
图2 1978～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的V指数
省市间外贸相对差异的发展态势与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基本保持一致。具体来说：
1.在1978～1986年期间。外贸体制主要是改革了高度集中的经营体制，增设对外贸易口岸，下放外贸经营权，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完善外贸管理，重新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建立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探索促进工贸（技贸、农贸）结合的途径；鼓励出口，对出口商品实行退税等。在外贸管理上，实行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规划，中央和省分级管理。这些政策改变了对外贸易由外贸部门独家经营的局面，扩大了经营渠道，调动了地方、部门发展外贸的积极性；缩小了外贸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了指导计划的范围；增强了外贸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就使得更多的省市特别是新设对外贸易口岸附近的省市更加容易参与对外贸易。这与此阶段省市间外贸相对差异下降的趋势相吻合。
2.在1987～1991期间。外贸体制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要求各地方政府、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各工贸总公司三条渠道分别向中央承包出口收汇、上交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承包指标一定三年不变。各外贸专业总公司、部分工贸总公司的地方分支机构与总公司脱钩，同时与地方财政挂钩，把承包指标落实到外贸经营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盈亏由各承包单位自负，出口收汇实行差别留成。国家开始运用价格、汇率、利率、退税、出口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这一阶段的外贸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外贸企业还没有完全实行自负盈亏，这就助长了地区和部门间的封锁和壁垒，造成了地区和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日益加剧。与此同时，“七五”计划首次提出了我国经济区域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的模式，并继续突出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这与此期间省市间外贸相对差异上升的趋势相吻合。
3.在1991～2007期间。从1991年1月1日起，国务院通过调整和改革汇率机制、统一外汇留成，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取消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1994年1月1日，中国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1994年7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及2001年前后全国范围内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整顿、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推进，都为各省市特别是中西部省市的外贸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另外，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来看，自从“八五”以来，在确保发展的前提下，削弱地带性差距成为我国区域发展新主题，区域发展政策向兼顾效率与公平方向转变。“八五”计划提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九五”计划指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具体战略主要有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年提出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四大机制”。总之，外贸体制的完善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都有利于省市间外贸相对差异的下降。
(三)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对外贸易内部差异的I指数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对外开放战略等主观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不同区域省市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差异比较大，这就需要进一步从区域的视角考察省市间对外贸易发展的差异性。一般都把中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从表3和图3可以看出：
图3 1978～2007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的I指数
1.三大地区的内部差异比较。从差异的大小来看，在1987年以前，西部差异最大，中部差异最小，在1987年以后，东部差异最大，中部差异最小。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整体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中部地区整体表现为下降的趋势。
2.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在1978～1986年期间，东部地区11省市间的内部差异一直表现为下降的态势，I指数从1978年的0.20下降到1986年的0.12；在1987～1991年期间，东部地区11省市间的内部差异一直表现为加剧的态势，I指数从1986年的0.12增加到1991年的0.27，达到历史最大值，其后，又表现为下降的趋势，1996年I指数降到0.21，这一数值是自从1987年以来的历史最小值；在1996～2007年期间，I指数开始波浪式缓慢增长，2007年增加到0.27，也就是说，自从1996年以来，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表现为日益加剧的态势。与此同时，东部各省市对外贸易额快速增长，从而形成“快速增长与差异日益明显”共存的局面，即东部地区的两极化日益明显。
3.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在1978～1984年期间，中部地区8省市对外贸易的内部差异急剧下降，I指数从1978年的0.21下降到1984年的0.01。这主要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安徽、黑龙江、吉林等省市搭乘改革开放的政策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迅速缩小了与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市的差距，从而从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急剧下降。由于众所周知的主客观原因，中部地区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在中部地区内部没有形成像东部地区广东、上海、北京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省市，从而没有形成“马太效应”，因此，自从1985年以来，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虽然有过波动，但是整体一直表现为较小的差异性，I指数一直小于0.05。
4.西部地区内部差异。西部地区11省市的内部差异变化不是很明显，I指数基本在0.20上下波动。自从1996年以来，内部差异整体表现为缓慢增长的态势，I指数从1995年的0.20上升到2007年的0.24。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大开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家政策导致的。国家的发展战略导致四川、广西、新疆等省市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而其他省市发展速度较慢，从而导致西部内部对外贸易的差异表现为加大的趋势。
（四）东、中、西部对外贸易外部差异的I指数分析
差异性不仅仅包括地区的内部差异，还包括地区之间的外部差异。中国省市间、地区间的对外贸易差异也可以从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来进一步考察。本文将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视角进行考察，总体差异包括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和三大区域之间的外部差异。从表4和图4可以看出，在1978～2007年期间，中国三大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内部差异一直小于地区之间的外部差异，也就是说，外部差异是地区间对外贸易差异的主要表现。从I指数值来看，在1978～2007年期间，外部差异的I指数值一直大于内部差异的I指数值，自从1994年以来，外部差异的I指数值均大于0.30，并逐渐增加，2005年增加到0.45，同期，内部差异的I指数值基本都在0.20以下，自从1987年以来，均在0.16～0.19之间波动，整体来说，表现为十分缓慢的增长态势。
地区间外部差异的增加主要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有关。在“七五”、“ 八五”期间，我国实施了率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战略。在东部地区实行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原材料仍实行计划价格和计划调拨，市场导向型地方产业得以发展，自我发展能力迅速提高，并逐步获得了市场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及激励机制，相反，由于受政策约束，中西部地区资源产业无法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生产要素大量东流，市场化改革明显滞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就导致了东中西部地区间外贸差距迅速拉大。自从“九五”以后，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更大改善，吸收外资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优势、经济基础较、道路和法律法规等投资环境、外资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吸引了大量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益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对外贸易也获得了蓬勃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却进展不大，从而导致三大地区间的外部差异表现为扩大的态势。
图4 1978～2007年三大地区内部差异与外部差异的I指数
从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的比例构成来看，在1978～2007年期间，外部差异所占份额基本都在60%以上，自从1996年以来，外部差异所占份额基本都在70%以上。从发展趋势来看，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87年期间，外部差异先增加、后减少，1988～1993年，外部与内部差异基本维持稳定，1994～2007年，外部差异先增加、后减少，其中，2004年外部差异所占份额达到历史最大比例，为73.4%，其后开始逐渐下降，2007年所占比例只有69.22%（见表5和图5）。
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从绝对程度来说，中国三大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外部差异日益加剧，内部差异表现为十分缓慢的增长态势；从相对程度来说，中国三大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外部差异也日益加剧，但内部差异却表现为下降的趋势。可见，外部差异是地区间对外贸易差异的主要表现。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得知，外部差异的加剧主要是由于东部省市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1978年东部地区占全国份额为88%，1996年以后所占份额均超过90%，与此同时，中部地区所占份额从1978年的5.61%下降到2006年的4.25%，西部地区所占份额从1978年的6.47%下降到2006年的3.28%（见表6）。从前文的分析，也可以得知，内部差异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的差异变化导致的。
（五）中国各省市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差异的Q指数分析
1.全国视角。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会不同，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从表7和图6可以看出：在1978～2007年期间，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整体表现为下降的趋势，Q指数从1978年的0.93下降到2003年的0.64，自从入世以来，基本保持稳定，Q指数一直在0.65左右小幅度波动。从全国Q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可以得出2点基本判定：一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总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类似于”边际效应递减”现象，二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战略是十分及时和理性的，其作用已经开始显现，Q指数从2004年开始止跌回升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2.省市视角。从贸易发展领先地区的变化来看。从表8可以看出：在1978～2007年期间，在四个时间点上，贸易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都只有8个，但是，不同时期8个省市的构成和排序不同，每个省市的Q指数也不同。具体来看：第一，从省市的构成来看，1978年西部地区的广西、1992年西藏位于领先地区之列，在其他2个时间点上，所有的地区都是东部沿海省市。这与前文分析的地区间外部差异越来越大相一致。第二，从省市的排序来看，广东、北京和上海3个省市的增长极效应日益明显，2001年和2007年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中，上海代替广东成为中国贸易发展最为领先的地区。另外，在30年期间，北京的贸易发展变化最为显着，江苏和浙江的上升速度也比较引人注目，海南、山东等省市的下降速度也比较明显。第三，从Q指数的变化来看，整体来看，贸易的促进作用日益下降，1978年和1992年最先进地区的Q指数都在5以上，2001年下降到3点多，2007年下降到2点多。另外，从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贸易对各省市的促进作用日益均衡，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总的来说，贸易发展的地区越来越集中于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发展越来越落后，由此加剧了地区间的贸易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差异。
（六）中国各省市对外贸易差异的G指数分析
前文已经对中国省市间、区域间对外贸易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发展水平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那么，中国地区间对外贸易差异到底处于何种水平？差异的程度到底有多大？本文借鉴基尼系数来分析这一问题。
表9和图7表明：（1）从发展阶段来看，在1978～2007年期间，可以分为3个阶段，1978～1986年，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差异表现为下降的趋势，G指数从1978年的0.71下降到1986年的0.59，1986年为30年期间历史最小值；1987～1997年，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差异表现为缓慢上升的趋势，G指数从1986年的0.59增加到1997年的0.73，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1998～2007年，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差异表现为保持稳定的状态，G指数一直保持在0.75左右的水平，历史最大值为0.75。（2）从发展趋势来看，不管是从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10年发展期来看，中国省市间对外贸的整体差异都是表现为加剧的态势。在1978～1991年期间，G指数的平均值是0.68，在1992～2000年期间，G指数的平均值增加到0.72，在2001～2007年期间，G指数的平均值进一步增加到0.75。
总的来说，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程度日益严重。如果差异程度进一步扩大，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同时也可以看出，自从21世纪以来，国家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图7 1978～2007年中国各地对外贸易差异的基尼系数
五、基本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本文利用1978～2007年期间30年完整的统计数据，借鉴并融合不同科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对中国省际间、区域间的对外贸易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中国省市间、区域间对外贸易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发展水平差异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差异风险进行了测度。基本结论是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差异程度日益严重。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国内地区间经济差距日益加剧、地区间收入差距超过警戒线、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等十分严峻的挑战。而这些挑战都与中国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有着本质上联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利用外资为基础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由于各个省市本身的客观因素和国家发展战略等主观因素导致不同省市对外贸易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省市的对外贸易具有差异性。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外贸易会影响当地的就业、工资，从而对外贸易的差异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或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收入差距。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收入差距与三大地区间的贸易差异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对外贸易发展水平领先的省市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省市的收入水平日益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则相应的增长较慢，从而地区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另外，中央政府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这也与地区间外贸的差异性有关联。东部沿海省市一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90%左右，长期以来，东部沿海省市的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日益增加，最明显的表现就外贸依存度与日俱增，部分省市的外贸依存度高达100%甚至150%，再加上，各省市互相攀比GDP、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省市为了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就必然走上“质量扩张的时代”，继而在路径依赖效应、产业集聚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作用下，中国的贸易量特别是东部沿海省市的贸易量在短期内急剧增加，中国贸易的扩张是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扩张，是粗放式的扩张，这种扩张在“知识产权时代”、“劳工标准时代”、“绿色标准时代”必定导致与日俱增的贸易摩擦。因此，为了缓解或从根本上消除贸易摩擦，就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关键就在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外贸发展如何从量向质转变、如何进行自主创新、如何与中西部省市进行产业转移等都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点。
其实，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意义。以往已有的研究都是对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而很少有学者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对对外贸易进行研究，更缺乏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对对外贸易进行研究。本文就从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进行了初步探索。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为了缓解地区间经济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加快外贸方式的转变，就必须缩小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有：
1.在中西部省市培育新的经济圈和增长极。目前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国家战略，也已经把成都和重庆定位于西部的新特区，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借鉴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实施错位发展的战略。根据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1978～1992年期间主要是发展深圳以及珠三角，1992年以后主要是发展上海和长三角，因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圈和增长极时，在一段既定的时间内只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培育一个经济圈和增长极，不能同时培育几个经济圈和增长极。否则，很容易出现“互相竞争”和“合成谬误”的局面。
2.加快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省市的转移。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外贸差异很大，为了缩小差距，产业转移也是一种途径。另外，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以及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日益下降，如果要想扭转这种趋势，就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承担这一任务的地区就是东部地区。基于这两点，中国政府可以实施一些政策甚至强制手段来加快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当然，这些产业大部分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的转移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又有利于东部地区为提升产业结构、进行自主创新等置出空间。
3.加大对中西部省市的投资力度，改善投资环境。中央政府要对中西部省市实施倾斜的投资政策、加大投资力度，甚至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例如，人才政策，就业政策等等，还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发展交通、通讯，改善投资环境，以降低企业投资的非生产性成本，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规范化，改善投资软环境。另外，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东部沿海发展的经验，中西部省市还要积极吸引外资，融入跨国公司的价值链，进而融入国际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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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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