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来源分解

叶阿忠 朱灵群 张源野 李田田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116）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1］。这意味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已经成为了我国当前阶段发展的中心任务。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结构失衡、区域分工不明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2］，仍然是阻碍中国迈入现代化强国的核心矛盾。因此，科学量化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寻找各地区现代化建设的优势和短板，厘清区域现代化建设的差异及来源，是当前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了便于表达，下文将5 个内涵特征简化为人口规模、共同富裕、文明协调、人自共生和和平发展）。这5 个内涵特征是综合审视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及结构、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难点和规律的重要基础［3］。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兼具了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实践的本土化特色理论与创新实践［4］。既传承于中国悠久浓厚的历史底蕴和优良灿烂的传统文化，又结合世界时代潮流，通过自身实践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方案” 应运而生。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探究，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经济高质量发展来促使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强能赋基［5］。

（2） 中国式现代化的量化研究。该方面的研究关键在于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量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构建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测度。如邹红等（2023）［3］基于三生协同发展理论，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3 个维度测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赵西君等（2023）［6］则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文明、科技教育、生活质量和生态5 个维度测度了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卢江和郭子昂（2023）［7］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5 个维度测度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在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空间差异分析［8，9］。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和量化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局限。（1） 在测度方面，现有研究缺乏从5 个内涵特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致使研究结果无法准确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全貌；（2） 在空间差异方面，现有研究仅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差异，但未对差异的结构来源进行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文首次从人口规模、共同富裕、文明协调、人自共生和和平发展5 个维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客观赋权法进行测度； 利用核密度估计和Dagum 基尼系数全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动态演进及区域差异；进一步基于结构视角利用方差分解方法考察四大区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差异来源，以期为区域中国式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根据余淼杰等（2022）［10］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内涵解读，本文基于5 个内涵特征，构建了一个由人口规模、共同富裕、文明协调、人自共生、和平发展5 个一级指标，人口数量、老龄化程度、人口质量、市场潜力等13 个二级指标，人口密度、城镇化率、老年人口比重、人力资本、人均社会零售商品消费等27 个三级指标构成的更加全面、客观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2.1.1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巨大的人口规模固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更构成了未来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依托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此外，还要强调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即中国式现代化是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下的现代化，本文从人口数量、市场潜力、人口老龄化、人口质量4 个方面刻画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最终选取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社会零售商品消费、老龄化程度和人力资本5 个指标进行描述。

2.1.2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结合［11］，是高度发展的共同富裕，是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12］。本文从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稳定3 个方面刻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最终选取城乡协调、区域协调、最低工资标准、人均存款和社会不稳定指数5 个指标进行描述。

2.1.3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更高追求［13］。生产力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最终结果，其发展水平能极好地衡量物质文明发展；精神文明则需要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造中国气派的学科。本文从生产力和文化共享两个方面刻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最终选取博物馆数量、人均图书馆藏书量、研发投入强度、人均实际GDP 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5 个指标进行描述。

2.1.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我国，保护生态环境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二十大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稳定提升和碳达峰、碳中和行动4 个方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14］。本文从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两个方面刻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最终选取单位GDP 三废排放量、人均碳排放、环境规制强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城市污水处理6 个指标进行描述。

2.1.5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时代的主旋律［15］。虽然国际形势波谲云诡，风险和挑战两相并存［16］，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仍然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并把构建以“双循环” 为抓手的新发展格局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10］。本文从“外循环” 和“内循环” 两个方面刻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最终选择外贸依存度、外资利用强度、旅游开放、对外承包额、国内企业投资和国内旅游收入6 个指标进行描述。

2.2.1 客观赋权法

为了克服主观赋权法的随机性问题，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CRITIC 法和CANTILLET 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行评价。CRITIC 法综合考虑了指标的变异性和冲突性，能够避免忽略数据自身属性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再结合CANTILLET 法得到综合客观权重。CANTILLET 法可以将信息含量赋权与相关性赋权相结合，有效克服忽略数据相关性的缺陷［17］。其公式如下：

式中，CMi为城市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W1、W2分别为CRITIC 法和CANTILLET 法计算得到的客观权重，Xij为城市i的第j个指标值。

2.2.2 核密度估计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绝对差异的分布动态规律，本文利用核密度估计探究了中国式现代化指数内部分布的位置、态势、延展性和极化特征［18，19］。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代表i城市的观测值，x表示观测值的均值，K（·）为核密度函数，h为带宽。本文利用高斯核密度函数对中国式现代化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进行估计，高斯核密度函数如下：

2.2.3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传统的基尼系数可以测度样本的总体差异，但不能进一步分解区域差距和比较子样本的分布情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Dagum 基尼系数可以将研究区域分解为若干个子区域，并计算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量密度，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参考Wei 和Miao （2023）［20］、何地等（2023）［21］的研究，Dagum 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表示区域划分的数量，n为省（区、市）个数，j和h为被划分区域指代下标，i和r代表划分省（区、市）指代下标。yji（yhr）表示j（h）区域内第i（r）个省（区、市）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数，μ表示全国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数平均值。Dagum基尼系数越大，表明该地区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数越大。

将Dagum 基尼系数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22］。j区域内的Dagum 基尼系数Gjj及区域内差异贡献Gw的计算公式如下：

j区域与h区域间Dagum 基尼系数Gjh及其贡献Gnh，计算公式为：

划分区域群体时，交叉项对总体差异影响贡献，将此部分贡献称为超变密度贡献Gt，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pj＝nj/n，sj＝njμj/nμj，Djh＝（djh－pjh）/（djh＋pjh）表示j与h两个区域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相对影响，表示j与h区域间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差值，

对应超变一阶矩。

2.2.4 方差分解

中国式现代化综合指数（CSM）由人口规模（MHP）、共同富裕（MCP）、文明协调（MCC）、人自共生（MHC）、和平发展（MPD）5 个维度构成，即CSM＝MHP＋MCP＋MCC＋MHC＋MPD。数理推导参考陈明华等（2020）［23］的做法，具体如下：

本文选取2011 ～2021 年作为研究期，以我国30 个省（区、市）（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复合指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借鉴徐建中等（2022）［24］的做法，选取原煤、洗精煤、原油、汽油、天然气、热力、电力等17 种能源计算得到。

从全国层面来看，2011～2021 年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由0.3706 增加到0.4635（图1）。2020 年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出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各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均受到一定阻碍。从区域层面来看，研究期内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 的分布格局。其中，东部最高，现代化指数由2011 年的0.4468 增加到2021 年的0.5288，远远领先于其他3 个区域； 中部次之，与全国整体水平相近；而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交替领先，但仍落后于其他区域。

图1 全国及四大区域中国式现代化指数

从省域层面来看，各省（区、市）现代化水平差距较为明显（图2）。均值排名前5 位的省（区、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分布在东部地区，说明东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直处于领先水平。排名后5 位的省份甘肃、青海、贵州、宁夏、黑龙江等分布在西部及东北部地区，说明西部及东北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较为薄弱、不具备竞争力。最高值北京与最低值甘肃之间的差距为0.2863，说明我国急需缩小地区间差异，加快西部现代化建设。这也验证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解的必要性。

图2 各省（区、市）中国式现代化指数均值

3.2.1 全国层面演进规律

从分布位置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核密度曲线的主峰位置总体向右偏移，说明全国现代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图3（a））。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 年出现短暂左移现象，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受阻，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从分布形态来看，主峰高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逐年减缓，而主峰宽度却小幅拉长，说明全国现代化建设存在分异，地区间发展仍不平衡。从分布延展性来看，曲线左拖尾特征显着减弱，但右拖尾特征未得到改善，说明现代化建设较慢的地区逐渐跟上前进脚步，但现代化建设较快的地区仍占据主导地位。从分布极化现象来看，曲线从单主峰＋两侧峰的分布特征渐变为单主峰＋右峰的双峰分布特征，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由多级分化转变为两极分化格局，极化现象明显减弱，各地区现代化建设差距逐渐减小。

图3 全国及四大区域核密度估计

3.2.2 区域层面演进规律

图3（b）～（e）展示了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从分布位置来看，四大区域分布曲线主峰位置都呈现缓慢向右偏移的趋势。从分布形态来看，东部与东北部地区主峰高度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中部主峰高度呈现“下降－上升” 的变化趋势，西部主峰高度则呈现“下降－上升－下降” 的变化趋势。从分布延展性来看，除东北部地区外，其余地区均存在明显的左拖尾现象。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左拖尾现象逐年加剧，说明中部和西部地区注重提升现代化建设水平低的省（区、市）的现代化建设，消除两级差异。除东部地区外，其余地区右拖尾现象逐年减缓。从分布极化现象来看，除东北部地区核密度曲线变为单峰外，其余地区仍存在多峰现象，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多级分化现象。

3.3.1 区域差异及分解

中国式现代化总体Dagum 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图4），由2011 年0.1058 下降至2020 年的0.0772，下降幅度达到27.03%，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具体来说，研究期内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高达73.18%（图5），其变化趋势与总体Dagum 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区域间差异是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变动幅度不大，贡献率均值为19.33%，与区域间差异相比，区域内差异对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差异的贡献较小。此外，超变密度贡献率最小，均值仅为7.49%，说明交叉重叠问题对中国式现代化差异的影响程度微弱。因此，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是未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区域差异问题的主攻方向。

图4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图5 Dagum 基尼系数贡献率

3.3.2 区域内差异

研究期内，四大区域的内部差异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图6）。除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呈现缓慢上升外，其余3 个地区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东北部地区区域内差异下降最为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下降幅度相对缓慢。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除2012 年外，其余年份区域内差异始终最大，说明该区域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发展态势最不均衡。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既有北京、上海、江苏这种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又存在海南、河北这种现代化建设相对滞后的省（区、市）。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始终大于中部地区，说明中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相较西部较为集中，各省（区、市）之间的差异较小，但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区域协调发展还应是未来中部地区现代化建设的主题。此外，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波动性较大，研究期内波动幅度最高超过90%，总体上呈现“小幅上升－急速下降－小幅上升” 的演变趋势，说明东北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严重缺乏稳定性。

图6 四大区域内Dagum 基尼系数差异

3.3.3 区域间差异

研究期内，各区域间差异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图7）。其中，西－东北、东－中、东－东北、东－西区域间差异缩小幅度较大，均超过10%。说明四大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差距不断缩小，逐渐呈现平衡发展态势。具体来看，研究期内，东－东北和东－西区域间差异交替最大，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间差异。除东部外，其他3 个地区区域间差异较小，表明东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遥遥领先” 于其他3 个区域，这也与前文中的结论保持一致。因此，缩小东部地区与其他3 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是今后国家现代化水平建设的重点。

图7 区域间差距

区域差异仅反映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差异来源，无法体现经济学涵义上的差异来源。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人口规模、共同富裕、文明协调、人自共生、和平发展等经济内涵，无论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差异，均来源于这5 个维度的差距。因此，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差异的结构来源。

3.4.1 全国层面结构分解

从静态角度看，人口规模差异贡献率均值为29.27%（贡献率均值为2011 ～2021 年贡献率的平均值，下同），是中国式现代化差异的主要结构性来源（图8）； 文明协调、共同富裕、人自共生的差异贡献均值也较大，分别为22.00%、21.38%、18.65%，和平发展的差异贡献率均值最小，为8.70%。从动态角度看，和平发展和人自共生的差异贡献率均呈显着下降趋势，和平发展的差异贡献率下降最多，为20.92%，这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相关。而其余3 个维度的差异贡献率不断增加。其中，人口规模差异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差异的最主要来源。文明协调差异、共同富裕差异则是第二、三大来源。因此，缩小中国式现代化差异的关键在于降低人口规模差距，同时，还应注意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的区域协调性。

图8 全国及四大区域方差分解结果

3.4.2 区域层面结构分解

由图8（b）～（e）可知，四大区域中国式现代化差异的结构来源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人口规模差异是中国式现代化差异的最主要的结构来源，其贡献率均值为36.48%，这与全国层面差异结构来源的结果一致。中部地区差异现代化的主要结构来源由人自共生差异转变为文明协调差异，再转变为人自共生差异，人自共生和文明协调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37.51%和25.74%，说明中部地区现代化差异绝大部分来源于这两个维度。西部地区的人自共生差异贡献最大，其贡献率均值为39.07%，其余维度差异贡献率较为平均。东北地区现代化差异最主要的结构来源于人自共生差异，其贡献率均值为48.00%，而人口规模差异和共同富裕差异的贡献较小，其贡献率均值仅为9.23%和4.84%。

总的来说，人口规模差异是全国和东部地区现代化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而人自共生则是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现代化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文明协调差异在各个区域的贡献率均较为稳定。

本文基于2011～2021 年我国30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首次从人口规模、共同富裕、文明协调、人自共生和和平发展5 个维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客观赋权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利用核密度估计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动态演进规律，最后，利用Dagum 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法首次揭示了全国及四大区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差异和结构差异。研究结论如下：

（1） 全国现代化水平由2011 年的0.3706 增加到2021 年的0.4635，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在研究期内，东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则处于最低水平。

（2） 从分布特征来看，核密度曲线主峰位置总体向右偏移，且从三峰变为两峰，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极化现象明显减弱，各地区现代化建设差距逐渐减小。

（3） 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造成中国式现代化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东北和东－西区域间差异的贡献最大。各区域内差异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东部、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区域内差异表现出不同幅度的下降，但中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4） 从结构差异来看，人口规模差异是全国现代化差异的主要构成，文明协调、共同富裕差异的贡献也相对较大，而和平发展差异是最小来源。各维度差异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人口规模差异是东部地区现代化差异的最主要来源，人自共生差异则是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现代化差异的最主要来源。文明协调差异在各个区域的贡献率均较为稳定。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正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短板问题，特别是2020 年出现的发展下降现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仍处在恢复阶段。如何解决低增长、高通胀环境叠加疫情冲击和大规模救助政策后遗症，是恢复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关键。基于此，后疫情时代，我国政府应加快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挖掘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着力扩大内部需求； 同时，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双循环” 为抓手，构建新发展格局； （2） 重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差异问题，特别是区域间的建设差异。政府应加强打破区域边界，积极推动区域间交流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现代化协调建设。充分利用现代化建设的空间带动效应，东部地区应发挥模范示范效应，积极促进现代化成果的外溢； 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则需要认清自身现代化建设的短板，着重解决开放不足问题，加强“一带一路”和中日韩自贸区经济合作，助力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全面振兴； （3） 针对地区不同维度差距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差异的结构贡献不同，且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政府应全面把握现代化建设差异的结构特征，采取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分类施策的发展策略，驱动各地区现代化建设水平实现雀跃，实现全社会共享现代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