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结合”与“人民性”原则的生发
人民性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重要概念，在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生长，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意涵。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推动人民性内涵在实践中不断演进，是“两个结合”在新闻学概念话语创新上的生动展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中，“人民”一词可追溯至《诗·大雅·抑》中的“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人”和“民”从早先的意涵不同和分开使用，逐步发展到“民”与“人民”基本通用，涵盖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人民性”意涵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例如，《尚书·夏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尽心章句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论述，而后在董仲舒、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等历代文人的阐释下不断发展。近代以来，孙中山阐发人民的国家主体的地位，提出“今日我国为共和国，应以人民为主体”等论述。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使用“阶级”的概念来进行相关论述。1842年，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使用人民性概念：“自由报刊的人民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论述报刊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民报刊”思想，论述人民群众在报刊实践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十分重视报刊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认为优秀的人民报刊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2]的报刊，“报刊应该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3]。马克思、恩格斯以此为起点，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报刊思想，并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和发展。
“人民性”的意涵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通过“两个结合”不断发展，彰显出中国新闻业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显着特征。中国共产党自“办报一建党”之际，就高度重视报刊和群众的联系，在实践中逐渐确立党报的群众原则和路线，即从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学习群众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全面完整的内涵：在中共早期党报实践中，群众是党报教育、组织和鼓动的对象；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后，党报成为群众的报道者反映者和喉舌；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的宣传中，党报工作者将群众视为“学习的对象”。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思大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将“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清晰界定和扩大群众所包含的群体。群众所包括的群体不断扩大，最终群众和人民所包括的群体高度重合，人民群众成为一个联合词语。人民性概念也由群众性概念生发而来，在中国新闻实践中与党性联系在一起，确立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原则，成为党的新闻理论的重要概念和新闻事业的重要原则。
二、“两个结合”与“沟通和教化”价值的续
中国近代新闻业的肇始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不断阐发新闻业与国家变革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开辟出与西方新闻业市场经济导向所不同的政治性逻辑理路。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实践中传承和发扬此传统，在扎根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赛续以“沟通\"和“教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功能性新闻价值。
“沟通”和“教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积淀下来的，带有显着中华文脉基因的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中国古代“士”有悠久的清议传统，他们\"通上达下\"兼具教化之责，体现出\"沟通”和“教化”的价值取向。被钱穆称为“中国思想史里两条大主流”的儒家和道家都有教化的意涵。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克服民族危机中，将“通上下、通内外”的使命任务寄托于新闻业，如康有为提出“设报达聪”，梁启超提出“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等，近代新闻业深度介入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带来“结群”之效[5]。近代报人在“去塞求通”中承担起“有裸于社会教化”的责任，如王韬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提出“辅教化之不及也”，梁启超认为“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英敛之在《大公报序》中提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民智”等。自近代新闻业诞生以来，“沟通”和“教化”在几代报人的践行和阐发下，植根于中国新闻业之中。
马克思主义蕴含丰富的“沟通”和“教化”的理论源流。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6马克思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恩格斯曾说“新闻事业，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天性不那么灵活的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个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8]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发展相关理论，认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一—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9]这些理论积淀被中国共产党所承继，并在党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关于“沟通”和“教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有机结合，不断探索与人民群众充分沟通的途径，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我国报刊在改造思想和提供知识方面的教化功能。胡乔木在1943年发表的《报纸是教科书》中提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都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10]，深度阐释报纸的教化功能。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1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对新闻事业“沟通”与“教化”功能性价值的践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沟通”和“教化”价值理念，是中国不同于西方新闻价值体系的显着特色，体现了中国新闻业的本土特征，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因素，赛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旨归。
三、“两个结合”与“文风”概念的变
当今新闻学和新闻业广泛使用的“文风”概念，蕴含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积淀。在《毛诗序》中“风”是诗的六义之一，被解释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12]“文风”一词，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刘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文风”在这里被认为是“文章激动人、感化人的力量”[13]。近代以来，一批知识分子关注和推动文风的转变。梁启超提出：“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14]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极力推广白话文。胡适在《文学改良乌议》中提出“须言之有物”等八项提议，对文风的转变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宣传实践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开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明确提出“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在1941年8月的《鲁忠才长征记》按语中写道：“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16。他在1942年2月的《反对党八股》中提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17]，赋予了“文风”马克思主义的新意涵。文风建设贯穿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新闻宣传文风从业界到学界一直被作为理论概念使用和探讨。
在“两个结合”原则指导下，中国新闻传播学概念话语可以不断创新发展，再如，舆论引导、政治家办报等——它们扎根中国大地，带有传统文化基因，赛续中华文脉，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注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拥有了中国新闻实践独特内涵，经过学理化阐释，被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所吸纳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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