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随着劳动力流动进入新阶段，农村代际居住状况成为影响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方面，为此从理论层面梳理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利用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代际之间存在居住距离成为农村家庭的常态，并且这种常态可能会因为成年子女城镇定居的趋势与愿景而强化。第二，代际居住距离存在的实质是子女陪伴的减少，造成传统的“养儿防老”预期受到冲击，养老质量下降。第三，金钱不能替代陪伴。子女的经济支持虽然可以改善老年父母的经济状况，但在非家庭养老资源缺乏的场景中，经济支持未能缓解代际居住距离的冲击。进一步讨论发现，高龄老年群体往往主观偏好子女照料，但客观现实却是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大。据此提出应鼓励子女增加探望老年父母的频率，增加本地就业机会，探索多样化养老新业态，保障子女就业、生活的同时，提高老年父母的养老质量等建议。
关键词：[JP4]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动；子女陪伴；经济支持；代际居住距离；养老质量；非家庭养老资源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25（03）011515
一、问题提出
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相对于城镇，农村的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未备先老”“未富先老”的局面更为突出。子女照料是农村老人的主要养老支撑。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但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外出到回流再到稳态流动的转变，成年子女就业、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几乎稳定在城镇，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的趋势明显缩小。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的居住状态中，
不与子女同住老人的比重达到59.41%JX*3]
。“养儿防老，儿不在”的困境越来越突出，政策悖论也愈发凸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那么，如何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农村老年父母的真实需求是什么？是金钱还是陪伴？这是目前亟须明确的重要现实问题。
中国传统居住格局是以多代同堂、子从父居的代际同住状态为主，但劳动力的流动使得代际居住距离持续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单向流动，人口流动必然带来家庭成员居住距离的变化[1]。农村劳动力流动早期，主要以“候鸟式”流动为主[2]，此时，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代际居住距离是暂时的。农忙和春节时期，成年子女返回农村，家庭的重心在农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的改革和推进，劳动力流动进入新的阶段，成年子女的工作、生活逐渐稳定在城镇[3]。由于就业、婚配以及孙辈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地级市、县城等中小规模城市的房价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45]，进城定居成为成年子女的愿景和趋势，代际居住距离将持续存在。虽然流向城镇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也有回流的趋势[67]，但回流并不返乡[8]，即回流并未改变农村家庭代际居住距离存在的局面。代际居住距离作为直接影响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代际居住距离的扩大，导致子女提供的养老照料或者陪伴减少。此时，子女往往通过增加一定的经济支持来保障父母的生活，这对老年父母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代际居住距离的存在，使得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生活空间割裂，劳动支持缺乏，日常照料缺失，精神慰藉不足，农村老年父母的孤独和抑郁风险增加[910]。另一方面，外出子女倾向于将收入的一部分汇给父母，缓解老年父母的经济约束，改善老年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同时，也有学者综合讨论了子女外出的经济支持增加和陪伴减少对父母健康影响的总效应[11]，但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相较于身体机能和收入水平等客观指标，自评生活质量直接反映了老年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评价[12]，是衡量老年人福祉的重要方面。美国一项调查发现，老年父母对延长寿命或者健康并不关心，而更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13]。事实上，养老需求是老年父母的真实需求，而不是子女或其他人主观认为的老年父母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和产品，因此不能仅用老年父母的寿命和健康状况来判断养老质量，而更应该从老年父母的角度讨论其真实需求。
目前，关于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人养老质量的影响尚无定论。代际居住距离的存在，使得老年父母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1415]；代际居住距离较短的家庭氛围符合老年人对“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的向往，生活幸福感较高[16]；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得到满足时，对生活较为满意[17]。事实上，农村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匮乏，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1819]，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尚未有效构建[20]，养老服务供给依然主要来自家庭。
然而在老年父母生活能力衰退或完全失去自理能力时，成年子女已经进城，农村老年父母很难及时获得日常照料，甚至出现老年父母去世多日仍未被发现的案例[2122]。有些村庄还形成了所谓的以“老了就该死”为表征的“自杀秩序”[23]。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虽然关注到成年子女流出造成农村空巢化的现象，少量研究也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子女外出、长距离的空间分离对老年父母的养老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父母的真实养老需求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深入分析。因此，本文拟从老年父母视角，系统剖析成年子女居住距离对其养老质量的影响，讨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与陪伴的作用差异，借此厘清农村老年父母的真实养老需求。同时，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父母主观方面的满意度、客观方面的生活自理能力（basic"activities"of"daily"life，B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nstrumental"activities"of"daily"living，IADL），以及心理健康（感到孤单、害怕的频率）的影响，讨论在不同年龄阶段、照料偏好、客观条件、探望频率等场景中，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父母养老质量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在代际居住距离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二、分析框架
（一）理论分析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形成和加深过程较为典型。20世纪80年代之前，城乡人口几乎不流动，城市与乡村的老龄化程度差距不大。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8%，城镇的比重为7.2%，差距只有0.6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于《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较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对较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吸引着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些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长时间在城镇就业、生活，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使得城镇的老龄化速度相对变缓，农村的老龄化速度相对加快。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23.81%，高出城镇地区8.27个百分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在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形成和加深过程中，农村家庭的代际居住距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居村老年父母的养老受到相应影响。
高质量的养老是老年父母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过程，也是老年父母的生活和精神层面都得到较好照料的过程。这些照料主要来自家庭、社会、政府等，具体内容包括物资帮助、关爱服务、照护服务等。设定来自家庭和非家庭（政府、社会）的养老服务供给分别为I和F，来自家庭的照料（或者陪伴）主要由成年子女供给，而老年父母获得子女的照料（或者陪伴）与代际居住距离d负相关。在较远的代际居住距离场景中，子女照料老年父母的机会成本较高（包括往返的时间、金钱、精力等），理性的子女往往会减少照料，
因此，老年父母获得养老服务Q表示为：
Q=I（d）+F（1）
老年父母面临的收入约束为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ES（I）、养老储蓄S、退休金或者养老金R。那么，老年父母的效用U与其获得的养老照料服务（或者陪伴）和物资消费CK相关，表示为：
max"U=U（Q，CK）
CK+PFF≤ES（I）+R+S"（2）
其中，PF为购买非家庭养老服务的价格。一般情况下，非家庭养老资源稀缺性较高，价格PF越高，在最优解处得到：
老年父母的效用随着养老储蓄、退休金的增加而增加，[QX（Z10][QX）][KG-*5]U/[KG-*3][QX（Z10][QX）][KG-*5]Sgt;0，[QX（Z10][QX）][KG-*5]U/[KG-*3][QX（Z10][QX）][KG-*5]Rgt;0。式（3）暗含的条件是：对于老年父母来说，购买非家庭养老服务的价格等于子女提供养老服务的机会成本。子女主要提供照料（或者陪伴）和经济支持，当子女在提供养老服务照料（或者陪伴）较少时，往往会通过增加经济支持ES，缓解老年父母的经济约束，让老年父母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可以购买非家庭服务，养老照料服务与经济支持负相关，[QX（Z10][QX）][KG-*5]ES/[KG-*3][QX（Z10][QX）][KG-*5]Ilt;0。农村也有一部分老年父母因为自己的养老储蓄、退休金较多，不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但是，现阶段的农村老年人在青壮年时期主要以务农为主，农业生产的小规模、低收益使得老年父母的储蓄并不多，养老金（退休金）更少，基本上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才能维持或保障养老生活质量，ESgt;0。
在老年父母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消费为：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代际居住距离较远的实质是子女陪伴的减少，在老年父母可购买的非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不足以减少代际居住距离造成的冲击时，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存在负向影响。
假说2：子女的经济支持一方面可以改善老年父母的生活条件，对老年父母效用提升具有正影响；另一方面，子女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可能意味着陪伴的减少，对老年父母的效用产生负向影响，两种效用的叠加使得金钱对养老质量的影响不显着。
（二）代际居住距离与养老现状
居家养老是农村老年父母主要的养老模式。在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影响下，早期的农村居民生育子女往往较多，在其进入老年阶段时，基本上呈多子女现象
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参见https：//qiancundiaocha.sufe.edu.cn/m/#/。，统计结果见表1。笔者调研的10"160个老人中，有9"239位老人是多子女状态，722位老人只有一个子女，199位老人没有子女。农村整体老人养老模式显示，居家养老的比例达到97.59%，无子女在身边的比例高达80.33%，代际居住存在距离成为农村的常态。到老年阶段，多个子女可以通过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分摊老年父母的养老成本，或者采用子女轮流养老的模式。但随着少子化现象的突出，这种模式逐渐减少。随子女外出养老的老人比例不高，只有0.48%。主要原因是城镇生活成本较高，老年父母不习惯城镇生活的方式，缺少城镇的社会网络，不习惯相对狭小的生活空间，不愿给子女“添麻烦”，担心潜在的代际矛盾等，更多希望在农村继续生活。其他养老模式，如养老院、敬老院等集中养老模式的比例为1.18%。
代际居住距离越远，子女提供的金钱越多。随着劳动力流动特征的演变，代际居住距离呈扩大趋势。根据本文调研数据结果，如表2所示，与子女存在居住距离的老年父母比例达到81.14%。其中，老年父母居住在农村，子女住在同乡镇的比例为30.24%，住在市（县）内的比例为9.58%，住在省内市外的比例为19.48%，住在外省的比例为21.85%，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只有18.86%。这意味着代际之间存在居住距离是农村家庭的常态。而且，随着成年子女对城镇适应性的提高，居住距离持续存在，并有逐渐强化的趋势。经济支持基本上呈现出代际居住距离越远、经济支持越高的现状。子女在外省居住时，农村老年父母可获得的经济支持最高，达到2"466.44元/年；其次是子女在省内市外居住；再次是子女在市（县）内定居；子女在本乡镇时，其给予老年父母的养老支持最低。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着居住距离的扩大而增加。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子女承担赡养义务，这种“反馈模式”[24]通过社区情理、赡养法律等制度性安排得到强化。在子女提供照料减少时，他们倾向于增加经济支持，以维持老年父母的生活。一般来说，离家较远的子女，给予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往往更大。
代际居住距离越远，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越少。子女居住在省内时，每周探望父母的比例较高；子女居住在乡镇时，每周探望的比例达到41.27%；这一比例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少。子女在外省时，一般逢年
过节才探望老年父母。这主要是因为代际居住距离较远时，子女探望老年父母需要往返家乡和居住地，途中花费的时间、金钱以及精力随居住距离的扩大而增加，子女倾向于减少探望频率或者减少陪伴时间。并且，随着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成年子女在城镇的就业、生活、工作时间也较为稳定，可能没有较多的时间返回家乡陪伴父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该调查自2008年以来已持续进行多年，每年的调查方法一致，采取定点与返乡两种方式。定点调查是在全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选取31个县，从每个县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2个乡镇，再从入选的每个乡镇中分别抽取10个行政村，最后从入选的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10～20户进行调查。返乡调查是根据大学生返回家乡所在村，随机选取10～20户。定点和返乡的调查对象依据多阶段系统规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法而确定。截至2025年，调查涉及个体样本超过30万人，涉及家庭超过16万户。本文主要讨论家庭代际居住距离与养老质量之间的关系，因而选用调查主题为“中国梦的实现：农村养老模式现状及其创新”的2014年数据，主要涉及449个村，10"160个年龄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样本，其中有子女的样本共有9"961个。
（二）研究设计
根据理论部分关于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父母养老质量影响的讨论，被解释变量为老年父母满意程度y1j、日常生活能力y2j、心理健康状况y3j，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分析，j表示单个老人个体，设立固定效应模型为：
yij=β0j+β1jdj+β2jxj+β3jsj+β4jrj+β5jgj+∑θnjhnj+∑αmjEmj+λo+εj（9）
其中，i=1、2、3；dj表示家庭中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代际居住距离；xj表示子女给予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sj表示养老储蓄；rj表示养老金（包括退休金）；gj表示非家庭养老情况，包括村域内上门服务照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供给情况；hj表示家庭养老资源，包括子女个数、婚姻状况、家庭承包耕地情况；Emj为老年父母的个人禀赋，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健康状况、患病情况、工作情况；β、θ、α为变量系数，λo为县域固定效应；εj表示误差项。
（三）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老年父母的满意度，主要用老年父母主观上关于养老和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评价表征。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主要用老年父母的BADL、IADL两类指标，以反映老年父母基本生活的家庭功能和社会功能[25]。BADL是Katz等[26]根据人体功能发育学的相关原理制定；IADL是Lawton等[27]用以衡量老年人借助外部力量，完成基本的社会性活动所需的能力，反映老年父母的身体客观状况。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主要以老年父母日常感觉到孤单、害怕的频率表征。
解释变量。本文通过比较子女提供的金钱和陪伴对老年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以分析老年父母的真实养老需求，因此，解释变量主要为代际居住距离和经济支持。代际居住距离主要是指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居住距离；经济支持主要是指子女每年提供给老年父母的金钱情况。
控制变量。在讨论金钱和陪伴对养老的影响时，需要控制老年父母自身的养老情况、家庭因素和个人禀赋。养老情况，主要包括养老储蓄，养老金，村域范围内的非家庭养老资源；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子女个数、婚姻状况、家庭承包耕地情况；个人禀赋，主要包括老年父母的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健康状况、患病情况，以及工作状态等。
农村的非家庭（社会和政府）养老资源极其匮乏，养老体系尚不完善，家庭是农村老年父母的主要养老支撑，甚至在某些地区是唯一的支撑。根据表3统计结果可知，只有19%的村域拥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者上门护理服务，即在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没有除家庭养老以外的养老资源供给，非家庭养老服务极为稀缺，这就使得购买非家庭养老服务的价格相对较高。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时，大规模成年子女在城镇就业、生活，农村家庭养老供给相对缺乏，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可能并不足以让老年父母购买到适量的养老服务，从而对老年父母的养老质量形成较大冲击。
（四）农村养老现状与困境
农村老年父母的养老对子女依赖程度较高，统计结果见表4。农村老年父母在其劳动年龄阶段的主要职业是农业，其中以纯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占比达到71.75%，以半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占比为9.21%。20世纪80年代以前，城乡人口几乎不流动，跨部门流动也较少，农村居民多以务农为主。而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主要以规模小、收益低为特征，这意味着老年父母在劳动年龄阶段收入不高，到老年阶段的养老储蓄不多，拥有退休金的比例极少，甚至没有。养老资金来源主要是子女，其中子女的经济支持作为主要养老来源的占比达到30.52%，其次是土地，土地收入作为老年父母主要养老来源的占比达到27.89%，意味着存在相当大一部分老人并未退出劳动，依然进行农业生产以维持自身的生活。部分老年父母在进入老年阶段后，仍然会从事一些简单的零散工作，因此，有9.54%的老年父母以工资收入为养老的主要来源，而养老的主要来源靠自己储蓄的占比仅有7.85%。2009年开始推行[JP+2]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迅速推广并覆盖了广大农村地区，农村老年群体获得了一定的养老金，但其保障水平极低。调研数据显示，仅有9.28%的农村老年群体依靠新农保养老，还有1.28%的老年群体没有收入支撑其养老。
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
根据理论部分的讨论，分析金钱与陪伴对老年父母主观方面的满意度（BADL）和客观方面老年父母的生活能力（IADL）、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差异，具体实证结果见表5。
代际居住距离越远，老年父母对养老和目前状况的满意度越低，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越差，但IADL相对较好。实证结果显示，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父母养老满意程度和目前状况满意程度的影响为负，对老年父母感到孤独和害怕的影响显着为正。这与理论部分讨论一致，子女居住地离老年父母越远，陪伴和照料的成本（或者机会成本）相对越高，子女考虑到照料成本而减少提供的养老照料服务（陪伴）。一方面，农村以家庭为活动单元，成员的相互照料是维系家庭发展的重要纽带，养儿防老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大部分老年父母在青壮年时期就预期子女会提供养老照料（或者陪伴）；另一方面，农村非家庭养老服务发展相对缓慢，很多地区缺乏除家庭以外的养老服务。在子女居住距离较远、家庭养老服务缺乏时，非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并未有效弥补养老服务的不足，养老预期受到冲击，导致养老质量不高。因此，代际居住距离越远，老年父母关于养老和目前状况的满意度越低，也就越容易感到孤独和害怕。这验证了假说1，代际居住距离增加的实质是子女提供的家庭养老服务供给减少，即子女陪伴减少。当老年父母可购买的非家庭养老服务资源不足以弥补代际居住距离造成的冲击时，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存在负影响。
子女规模越大，老年父母的养老满意度越高，心理健康状态越好。实证结果显示，子女个数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显着为正，对老年父母感觉到孤独和害怕的影响显着为负。在子女较多的家庭，往往可以形成家庭养老的合力。具体而言，几个子女共同赡养老年父母不仅可以摊薄单个子女的赡养成本，还能合理实现多个子女资源在养老方面的配置。例如，一个子女在老年父母身边照顾，其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从而使老年父母既有子女照料，又有丰富的经济支持。此外，在子女较多的家庭中，对老年父母的关心也会相应地增加，从而弱化老年父母的孤独和害怕感受。这或许也是很多家庭信奉“多子多福”的原因之一。
子女的经济支持提高了老年父母感到害怕的频率，但对养老和目前生活的满意度评价影响不明显，对BADL和IADL的作用也不显着。实证结果显示，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感到害怕频率的影响显着为正。经济支持可以改善老年父母的经济状况，放松经济约束，使老年父母有足够的经济保障来购买所需要的食物和医疗资源。然而，在农村非家庭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老年父母购买到适配的非家庭养老服务的可能性较小，经济支持可能无法替代子女的陪伴。此外，在传统文化中，老年父母的理想养老场域依然是家庭并由子女照料，许多老年父母可能并不倾向于选择养老机构或让其他非家庭成员来照顾（陪伴）自己。同时，经济支持与代际居住距离可能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子女给予更多的经济支持往往意味着子女不能提供较多的照料，从而让老年父母产生一定的担忧，加剧了紧张害怕的情绪。这验证了假说2，子女的经济支持一方面可以改善老年父母的经济状况，促进其消费增加，对老年父母的效用有一定正影响；另一方面，子女提供较多的经济支持可能意味着陪伴的减少，对老年父母的效用产生负向影响。两种效用共同作用，可能使得经济支持对养老质量的正向影响变得不显着。并且，在非家庭养老服务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增加经济支持所弱化的代际居住距离的冲击效果有限。因此，相对于金钱，老年父母可能更为偏好子女的陪伴。
养老储蓄是老年父母在劳动年龄阶段的收入积累，是其生活和养老的重要保障。实证结果显示，养老储蓄对养老和目前生活的主观评价显着为正，对老年父母BADL和IADL的客观状态影响显着为正，对老年父母感到孤独的频率影响为正。养老储蓄规模越大，意味着老年父母的经济状况越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其老年阶段的消费支出。并且，养老储蓄较高的群体，还可以在当期或最后一期将储蓄转移一部分给子女（例如遗产），因此养老储蓄与老年父母的养老和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同时，当老年父母的养老储蓄较高时，子女可能会减少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与老年父母的往来减少，从而可能使得老年父母感到孤独。养老金对老年父母关于目前生活和养老主观评价的影响为正，但对老年父母的BADL和IADL以及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着。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农村老年父母几乎没有退休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普遍较低，这部分金额并不会对老年父母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状态产生较大影响。然而，养老金作为老年阶段的一部分收入，可以提高老年父母对目前生活和养老的评价。
尽管农村非家庭养老服务资源极其匮乏，但作为家庭养老的补充，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老年父母的养老质量。实证结果显示，非家庭养老资源对老年父母目前生活满意度和养老满意度主观评价的影响为正，对老年父母的BADL影响显着为正。非家庭养老资源丰裕程度，反映老年父母可获得的非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的可及性。这些资源可以作为农村老年父母在家庭养老缺位时的补充，使老年父母在“养儿防老，儿不在”的场景中避免陷入老无所养的境地。一些上门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例如上门洗澡、理发和餐饮服务等，在一定程度上切实填补了农村老年父母在儿女不在身边时，衣食住行
方面的需求。因此，非家庭养老资源越丰裕，老年父母的养老质量往往越好。
家庭是农村老年父母养老的主要支撑。实证结果显示，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对养老评价和BADL影响显着为正，对老年父母感到孤独和害怕频率的影响显着为负。承包耕地作为家庭资源的一部分，一直承担着养老保障的作用。承包耕地面积越大，老年父母对养老的评价也就越高。与农村老龄化同步的是农业从业者的老龄化。在并未完全进入生活不能自理阶段时，个体往往不会退出农业，而是选择继续从事农业劳作。在老年父母继续劳作时，他们认为自己依然有一定社会价值，心理健康状态也较好，感到孤独和害怕的频率也就较低。在婚老年父母的养老和生活满意度评价较高，IADL状态较好，感到孤独和害怕的频率也较低。在婚老年父母的家庭规模相对更大，配偶可以提供一定的经济和照料服务支持，其养老质量相对较高。
个人禀赋对老年父母的养老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男性老年父母的BADL和IADL相对较差，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男女分工更多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在操持家务方面可能经验并不如女性，进入老年阶段时，其照顾自己的能力也相对较差。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父母，其养老和生活满意度评价越高，BADL和IADL越好，心理健康状态也越好。主要原因是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父母，其经济状况相对越好，获取信息的能力也越强，这类老年父母往往能更好地调节自己的养老状态，进而不容易感觉到孤独和害怕，养老质量也就越高。年龄越大，BADL和IADL越差，心理健康状态也越差，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父母的身体机能相对弱化。健康状态越好、患慢性病数越少，老年父母的养老和生活满意度评价越高，BADL和IADL越好，心理健康状态也越好。相反，老年父母在健康状况较差或者患病较多时，养老需求较大，需求不被满足的可能性也越大，养老满意度越低，孤单和害怕的感受也更多。老年父母的工作状态对养老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显着为正，对BADL和IADL状态的影响也显着为正。
（二）异质性讨论
随着劳动力流动进程的加快，劳动力流动趋于稳态[28]，代际居住距离将被强化。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父母养老质量的影响因老人特征、照料偏好以及现实照料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当然，子女可以通过调节探望频率，增加或者减少对老年父母的陪伴，进而形成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因此，本文根据老年父母的年龄、生活照料偏好、现实照料条件以及子女的探望频率不同，分别讨论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异质性，具体结果见表6。
老年父母年龄越大，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影响越大。在70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显着为负，而在70岁以下老年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不显着。主要原因是70岁以下的老年父母身体状况相对较好，很多老年父母依然从事农业生产，这部分老年父母可以照顾自己，对养老照料的需求不高，更多希望子女有较好的事业发展。因此，代际居住距离较远时，老年父母并不会因为子女没在身边而感到养老状态不好。而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父母来说，身体状况相对较差，对养老照料服务的需求相对较高，当子女居住较远时，老年父母的生活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在70岁及以上老年父母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显着为负。
老年父母偏好子女的生活照料，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影响越大。在老年父母越偏好子女生活照料的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显着为负。而在老年父母越偏好其他（包括经济支持、探望、情感关心等）的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不显着。主要原因是，老年父母更偏好子女的生活照料，或者说更喜欢子女“承欢膝下”。代际居住距离较远时，老年父母获得子女生活照料的可能性较小，养老满意度越低。而在老年父母更偏好子女的经济支持，或者并不需要子女的照料，只需要子女探望、情感关心时，代际居住距离虽然造成子女陪伴的减少，但老年父母更在意经济支持而对子女同住与否的在意程度不高。子女提供一些经济支持或者偶尔探望已经让老年父母获得较大的满足，因此，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不显着。
在日常生活照料首选是子女的老年父母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影响较大。在这类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显着为负；而在日常生活照料首选是其他（配偶、村委等）的老年父母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不显着。在这类群体中，老年父母养老照料的客观条件是子女对其进行生活照料，而此时代际居住距离较远，子女一旦从养老照料中缺位，老年父母获得生活照料的可能性就较小，因此代际居住距离越远，养老满意度越低。而在老年父母生活照料首选是配偶或者其他人时，虽然子女居住较远，但并不会影响老年父母获得养老照料，对老年父母的生活质量影响不大，因此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父母养老满意度的影响不显着。
子女探望频率的增加弱化了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冲击。在子女经常探望的老年父母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不显着；而在子女探望频率较低的老年父母群体中，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显着为负。主要原因是，子女探望频率较高时，相当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子女对于老年父母陪伴或生活照料，缓解了代际居住距离所造成的家庭养老照料服务的不足，因此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不显着。而子女探望频率较低的老年父母群体，获得子女养老照料的概率更低，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显着为负。
（三）稳健性分析
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第一，改变被解释变量。如第（1）列所示，将被解释变量还原为满意程度为1～5的量表，并使用OProbit方法进行回归，实证结果与基础回归一致。第二，改变实证方法。第（2）列采用Probit回归方法进行回归；第（3）列采用村域去除自家代际居住距离后的平均值作为代际居住距离的工具变量，并用IVProbit
方法进行回归，Wald检验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下拒绝了外生性假设，并且工具变量检验中，F值均明显高于经验值。结果显示，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系数显着为负，与基础回归的系数值方向和显着性均无明显差异。第三，缩小样本。老年父母在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时，可能需要更多的照料，从而导致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出现偏差，第（4）列去除每天吃药的老年父母样本后，实证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如果成年父母的养老客观条件中，经济支持和养老照料的首选都不是子女，那么老年父母对于陪伴和金钱的选择差异可能不大，其养老评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第（5）列去除经济和照料需求首选不是子女的样本后，实证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第四，扩大样本。一般情况下，55岁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镇找到稳定的非农就业工作，可能需要子女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或生活照料，第（6）列将年龄阶段扩展在55岁以上区间后，实证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第五，去除异常值。第（7）列去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郊区农村样本后，实证结果与基础回归结果依然一致。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劳动力流动进入新的阶段，农村代际居住距离将持续存在。代际居住状况作为影响家庭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方面，其对养老质量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五方面研究结论。第一，代际居住距离持续存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存在居住距离的比例达到81.14%，其中老年父母在农村，子女在市外（省内）和省外的比例分别为19.48%和21.85%。并且，代际居住距离越远，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越高，探望频率越低。第二，农村的社会、政府等养老服务资源作为家庭养老服务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冲击。然而，相关资源极其匮乏，只有19%的农村老年父母可以获得上门护理服务或居家养老服务。第三，代际居住距离越远，老年父母的养老质量越低。距离增加的实质是子女提供的家庭养老服务供给减少，即子女陪伴减少，这使得传统的“养儿防老”预期受到冲击，养老质量下降。第四，金钱不能替代陪伴。子女的经济支持虽然可以改善老年父母的经济状况，促进其消费增加，但在非家庭养老服务资源缺乏的场景中，经济支持并未缓解代际居住距离的冲击。第五，对于高龄、偏好子女照料、客观现实为子女照料的老年父母群体，代际居住距离对养老质量的冲击更大。此外，成年子女可以通过增加对老年父母的探望频率，弱化代际居住距离对老年父母养老质量的负影响。代际居住空间距离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是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在讨论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因此，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厘清农村老年父母关于金钱和陪伴偏好的基础上，鼓励子女多陪伴、探望父母，承担更多的赡养义务。提倡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多交流沟通，即使不能常伴父母左右，也要通过现代传媒工具与父母保持联系，以弱化代际居住距离所形成的负效应。鼓励愿意且有条件的老年父母随迁，避免老年父母长时间、长距离地与子女分开而导致养老质量的低下。根据老人的养老需求偏好，增加有效的养老服务供给，通过家庭合作分工增加对高龄父母的陪伴，提高对低龄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
第二，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增加本地就业机会，让计划就近就业和居住的子女可以就近就业。提倡探索劳动年龄人口回流机制，增加本地就业机会，以化解老年父母照料与子女个人发展之间的矛盾。另外，也需要降低老年父母对子女陪伴的过度依赖。当子女居住距离扩大时，老年父母应做好独居或者子女无法长时间陪伴自己的心理准备，及时转变生活重心，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与周围同龄人互动、培养兴趣爱好等。
第三，整合农村养老资源，提高非家庭养老资源的有效供给。根据农村的资源特征，考虑到老年父母“不离乡土、不离乡音、不离乡情”的养老期望，因地制宜地增加养老资源的有效供给。强化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对于无子女、或者“低保”“五保”对象，扩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发挥社会参与作用，使农村基层组织、本地青壮年、低龄老年父母和外出子女形成提高老人生活质量的合力。
第四，探索多样化养老新业态，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利用村庄熟人社会和地缘上的稳定关系，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或者不同老人禀赋特征，构建农村互助养老机制，探索老年父母在养老服务中生产与消费的机制，例如积分制、时间银行等。利用数字技术，发挥智能时代的优势，探索数智颐养新路径，不断提升智慧化的养老服务能力，弱化子女不在身边时养老的人力资源缺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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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静，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