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质量就业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丰富时代内涵的社会主义新就业体系。以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为逻辑起点，按照“共建—共享—共富—人的发展”脉络，对高质量就业的科学内涵进行系统解构。研究发现，高质量就业的根本路径在于发展。数字经济代表生产力的发展和跃迁，为高质量就业注入新动力。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资本深化，重塑劳动力流通机制和生产方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高效共建和人的发展内涵提供了契机，但对共享共富内涵的实现带来负面冲击。数字经济负面效应的矫正，有赖于国有企业发展、政府法治化建设和工会力量等多元路径的协同，为高质量就业提供外部屏障。据此提出强化就业优先理念，统筹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引导经济包容性发展，促进高质量就业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劳动力商品；高质量就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市场效应；共享共富；社会主义就业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25（03）006615
一、问题提出
就业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民生之本。其本质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某种劳动以获得[JP+2]经济报酬或经营收入的特定活动，以劳动力商品为前提，是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和结果。从人的本能来看，劳动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既创造社会财富，又体现“自由的生命”和“生活的乐趣”[1]。就业为劳动力实现自身发展和财富积累提供机会。但是，在私有制、分工制约、分配不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异化劳动的深化与劳动正义的缺失，使劳动力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为资本主义就业普遍存在的经济事实，为社会主义就业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警示。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与扩大就业有效联动，拉动就业总量由4.01亿人增至7.34亿人
JX*3]，在大规模吸纳就业的同时，也陷入“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就业困局。2004年中国就业论坛就已提出，不断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且紧迫的任务。就业质量被视作一项重要经济目标，并在学术界掀起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就业质量讨论的热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转变。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呼应，高质量就业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明确提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目标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EB/OL]."（20210827）"[20240909]."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27/content_5633714.htm.，对推动就业量与质的协调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就业是经济发展的衍生需求。20世纪90年代“数字经济”概念提出以来，以信息技术（IT）产业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1.0”逐渐向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的“数字经济2.0”演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运行方式的智能化和高效化，成为拉动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催生新经济形态的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也创造出无人机驾驶员、民宿管家、物联网工程技术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数字导购等新就业岗位。据《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报告显示，2021年平台经济为中国净创造就业约2.4亿个，为27%的适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我国平台企业创造就业约2.4亿[EB/OL]."（20230228）"[20240909]."https：//www.n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302/t20230228_1350402.html.。到2030年，相关就业岗位预计将增至4.49亿个
数字经济提振高质量就业[EB/OL]."（20230522）"[20240909]."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75458.htm.。当前，在人口结构转变和经济总体保持扩张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为拓宽就业空间、多元化就业方式和改善就业环境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自动驾驶网约车、无人配送车、机器人服务员等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和学者的广泛关注。
自18世纪中叶西方就业理论产生以来，失业问题始终是理论争论的焦点，并形成了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两种范式。其中，西方经济学范式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中可能出现失业，但这一问题是暂时的、局部性的，市场会通过实际工资的变动对供求进行调节，使其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3]。相关研究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数量关系及非充分就业现象，却回避了对抑制就业质量的制度体制因素的讨论。马克思虽未形成系统的就业质量理论，但从市场经济背后的生产关系维度指出，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成为商品需要具备“双重”自由的历史条件，并将劳动力商品化纳入对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及劳动异化的批判之中，形成了包括劳动力商品化理论、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等在内的劳动力商品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失业的制度根源，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此外，马克思对“自由王国”中自由劳动形态的设想，为社会主义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发展方向。数字经济时代，就业依然表现为劳动力商品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物质利益的分配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商品理论框架依旧适用。当前，学者分别基于这两种研究范式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就业质量问题展开研究，但大多集中于对就业的“替代”或“创造”效应、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等单一维度的讨论，将其视为综合体系的系统性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区别于既有研究对单一维度就业质量的局部性考察，强化整体视角和系统思维，综合劳动力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将高质量就业作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新就业体系展开论述。以劳动力商品理论为基础，按照“共建—共享—共富—人的发展”的系统逻辑，解构高质量就业的内涵属性与时代蕴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业理论作有益补充。第二，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分配”特征，以高质量就业的内涵要件为参照，从高质量就业的直接效应及劳动力市场效应、资本劳动组合效应等间接效应多个维度，构建作用机理分析框架，着力于打开数字经济复杂影响的“黑箱”，助推对二者关系认知的深化。第三，通过实证分析，科学甄别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及其作用方式，探究矫正路径和实践对策，有助于破解数字经济发展中高质量就业的实践困境。
二、高质量就业的内涵解构及其价值蕴意
高质量就业以劳动者为主体，以劳动力商品为逻辑起点，涉及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集劳动者享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公平的就业环境、良好的就业能力、合理的就业结构与和谐的劳动关系于一体。与此同时，高质量就业是新时代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框架下提出的，具有鲜明的中国向度和价值蕴意。
1.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全体劳动者高效共建的社会主义就业
就业兼具民生和经济双重属性，不仅是民生之基，亦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就业构筑起工业化、城镇化及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宏大场景。步入新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革，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传统增长模式不同，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标的发展[4]。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劳动者掌握新型生产资料以创造更多财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在经济关系中表现为高质量就业。因此，与高质量发展相契合，高质量就业首先解构为工作场所中的直接劳动过程，劳动者能掌握和使用先进技术工具以节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消耗可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使用价值。这一方面要求经济发展能培育出新就业增长点，产生强劲的就业吸纳能力，为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提供充分就业和高效共建的充足“就业容器”。另一方面，对劳动力再生产提出更高要求，即以经济发展方式和技能需求结构的转变为导向，劳动者能通过教育或培训等途径形成信息技术素养、创新思维和变通能力，完成复杂劳动技能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需要注意的是，聚焦就业的直接劳动过程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环节。就业机会的获取发生在劳动力与劳动资料结合之前，是直接劳动过程的必要前提，本质是流通环节中劳动力商品的配置。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劳动力商品供给的数量及结构与分工的适配度，直接决定着全社会劳动参与率及其生产效率。在包括多部门的宏观经济体中，社会总劳动应依据生产技术条件和经济结构按比例进行配置[5]。因此，超越生产环节的概念边界，劳动力商品的流通也是阐释高质量就业的重要维度。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基于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总福利最优和均衡逻辑，构建了要素配置扭曲程度指标，用以表征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研究发现，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随着市场地位由辅助性、基础性逐步上升为决定性，中国劳动力配置的扭曲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6]。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较晚，目前市场信息传递不畅和地理特征差异较大等障碍依旧存在，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分布或过度或缺乏，社会总劳动未充分发挥作用。在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流通环节，提高产品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因此，高质量就业还蕴含着就业市场高效有序运行，劳动者自由流向效率更高、收入更高的行业、部门和地区，实现供求总量适应、结构均衡，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高效共建的生动局面。
2.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全民共享共富的社会主义就业
人民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经济发展的实践主体。那么，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又归谁所有、该如何分配？作为财富的创造者，人民也应成为财富的享有者[7]。劳动收入直观地体现着初次分配中劳动人民对发展成果的享有程度。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工资等劳动收入被视为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成本，是工人劳动的报酬，进而掩盖了剥削的分配关系和贫困的制度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造性地对“劳动”和“劳动力”予以区分，揭示了工资作为劳动力商品价值转化形式的质的规定性，并将劳动力再生产置于资本循环之中，深刻批判了资本占有劳动和劳动者贫困积累的分配关系。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构想中，马克思提出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
[8]。
20世纪80年代初，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展了“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打压工会、削减福利、放松管制等举措，打破了劳动收入份额趋于稳定的“卡多尔事实”，使其相继进入持续下降阶段。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持续下降[9]，财富不平等程度扩大，严重制约着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民生目标，更是社会总产品实现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决定因素。在经济发展由“利润拉动型”转向“工资拉动型”的宏观背景下，提高就业质量不仅能抑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趋势，还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高质量就业既内涵着畅通劳动力商品的流通与生产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强调与分配环节的结合，强化“共享共富”的分配理念，形成工资合理增长的长效机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多劳动者尤其是重点就业群体和灵活就业群体纳入保障范围，促进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坚持共同富裕目标，构建共享共富型就业体系，以克服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人口相对过剩和财富两极分化等弊病，是社会主义高质量就业的最大优势，也是生产关系演进的必然趋势。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经济与人协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就业
纵观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长河，经济思想经历了“神本思想—物本思想—人本思想”的演进[10]。自1775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人学”理念以来，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将财富积累与人的关系界定为“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共享这种福利”
[11]，开辟了人本思想的先河。在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12]，即劳动者。具体而言，经济发展中每个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与财富具有双向关联性。一方面，财富是依靠人的劳动来满足需要的物，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方能创造出生存、发展和享受所需的消费资料；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为载体。另一方面，“财富正是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13]，“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14]，人的全面发展和创造性天赋的发挥本身就是财富。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就业体系构建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从生产目的和价值逻辑来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前提。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主导下，劳动被降格为资本谋利的手段，劳动者被视作与资本相对立的物质利益主体。经济中普遍存在机器应用的经济学悖论：即机器本来是用来节约劳动的，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的手段[15]。劳动者时间的挤压和疲劳的积累，对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严重损害。“物的依赖性”和“异化劳动”成为人的基本特征，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16]。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和阶级矛盾的深化。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就业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底层逻辑，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就在于“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7]。因此，高质量就业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追求经济与人协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就业。具体体现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守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和人身安全，营造健康友好的就业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拥有闲暇时间和财力物力，能从“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中解脱出来，主宰创造性劳动，突破人单向度、片面化发展的物质局限，实现劳动与消费、劳动与享受的统一[18];能满足人民对教育、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切实享有劳动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数字经济发展影响高质量就业的内在机理
1.高质量就业直接效应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主要依靠数字技术运作。与传统工业经济不同，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既可通过常规计算机既定程序执行生产任务，又具备生物智能的自学习、自适应和自行动属性，代表生产力的发展和跃迁。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有效弥补了人类劳动的生理缺陷，并配合执行复杂任务[19]，提高了生产的智能化水平。人机协同和深度学习能快速提炼有效信息、缩短要素匹配时间、减少冗余投入，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出强劲的技术优势，本质上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的节约。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无法独立创造价值，须内化于劳动者并嵌入劳动过程，方能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劳动者作为技术和知识的载体，是生产力中最为关键且活跃的因素。从劳动力再生产维度来看，面对经济发展对数据分析处理等高技能需求增加的客观趋势，劳动者会主动积累与新技术互补的知识和技能。而在线教育平台的蓬勃涌现突破了传统线下学习的时空局限，使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资源网络化、数字化，为劳动者自主学习并掌握先进生产工具提供条件。全社会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的整体跃进，为高质量就业提供内核支撑。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生产流程再造可通过调试设备和优化数据来实现，不再依赖直接生产中劳动者的传统经验和劳动强度。自动化机械和智能监控系统的引入能有效降低生产中的噪声、高温等物理危险，提高应急响应能力，预防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发生。工作场所安全标准的提高和就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促进高质量就业。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生产效率优势，直接推动高质量就业。
2.劳动力市场效应
自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出现简单的以物易物交换以来，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延续至今。在20世纪90年代电子商务兴起之前，劳动力市场多为线下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在网络空间中构建起一个与物质世界并行的数字世界，带来了劳动力商品流通方式的深刻变革。近年来，公共性或市场化在线就业平台不断涌现，汇集了全球海量就业数据，并与人社信用体系等政务数据对接，形成“连线—数据—信息—决策”的新配置模式。价格、竞争和供求等传统市场机制向数据新机制延伸，劳动力配置实现平台化。通过人工智能（AI）、算法和跟踪数据，数字平台可对就业信息进行真伪甄别和审核筛选，消除地域、行业、部门间的信息约束和市场壁垒，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一方面，以大数据和算法为依据，企业和劳动者的搜寻匹配成本降低，激活市场竞争机制，劳动力能自由流向更高效率、更高收入的行业和部门。另一方面，就业的一体化、灵活化增加了人员流动性。员工稳定性的降低也促使企业倾向于使用新技术、新设备替代人工劳动，加快自动化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对常规任务岗位的就业需求，加剧了就业替代。工作任务外包、引入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方式的广泛应用，在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同时，也对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和权益保障带来新挑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产生劳动力市场效应。这一效应在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对高质量就业产生负面冲击。
3.资本劳动组合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以数字技术创新和固定资本数字化转型为基本条件。而数字技术创新和智能化机器设备投资具有更强的资本偏向性，从技术层面引发了资本劳动组合比例的变革。随着数字资本积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化，要素组合的资本偏向与就业方式的平台化相互叠加。一方面，强化了市场规则制定者的买方垄断地位。在算法管理的新架构下，数字资本可精确分割和严格监控直接劳动过程，并按照人工智能的生产效率制定薪酬机制和服务评分标准，主宰劳动秩序和分配规则。目前，几乎所有平台都不承认零工经济劳动者的雇员身份[20]。契约关系的分散化使劳动者沦为算法管理中自担责任的“无雇主员工”，游离于就业法律保护和基本保障体系之外。当受到不平等待遇时，劳动者难以与管理者有效沟通，可选择的救助渠道有限，几乎无议价能力。超时、超强度工作成为职场“新常态”“新文化”。另一方面，机器与人的重组本质上是收入分配的重组[21]。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的广泛使用减少了人类劳动并使劳动更为有成效，但资本主导的分配方式使劳动者在创造出指数式增长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陷入饥饿和过度疲劳的境地，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流向数字经济产业的根本原因仍是追逐利润。在劳动创造的新价值的分配中，劳资双方的谈判能力是决定分配格局的关键。要素组合的资本偏向性进一步固化了“资强劳弱”的分配格局，会使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不增反降，并引发加班与劳动收入报酬“倒挂”的乱象[22]，制约共享共富型就业内涵的实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数字经济发展中要素组合的资本偏向趋势对共建共享型就业产生负面冲击，会抑制高质量就业。
四、经验论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一）高质量就业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1."高质量就业指数的构建
高质量就业是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框架下衍生出的新就业体系。近年来，赖德胜等[23]分别从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社会保护、劳动关系等维度，对中国的就业质量予以测评。但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缺乏对就业本质及人本思想的深入探讨，亦未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借鉴已有研究，根据高质量就业的内涵体系和价值属性，本文从共建效率、共享共富、人的发展三个维度重构评价体系，具体见表1。共建效率维度：选取就业率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分别体现劳动者参与共建的比例和生产效率。共享共富维度：选用劳动者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步性、社会福利水平指标，以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共享情况。其中，社会福利水平综合考察了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工伤保险人数占比和失业保险人数占比等因素。为进一步体现高质量就业的共同富裕属性，借鉴洪兴建[24]对综合居民收入水平指数与收入不平等指数的构建方法，采用加权平均法合成居民收入指数，并据此测算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以反映再分配后居民的共同富裕程度。其中，收入不平等指数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作为代理变量。人的发展维度：着重考察劳动者的就业环境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情况。其中，选取患职业病人数指标表征就业环境的安全健康程度；劳动争议结案数指标，表示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维护程度；城镇居民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消费支出占比指标，体现人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和财富进行消费以满足精神文化需要的能力；民办职业机构数量指标作为劳动者全面发展社会环境的代理变量。
2.中国高质量就业的现状
本部分采用熵值法构建高质量就业指数。第一，运用极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第二，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构建加权矩阵；第三，将标准化的变量与权重相乘求和，得到各省份高质量就业指数（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结果表明，新时代以来中国高质量就业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其中，北京、上海居于相对较高水平，数值在55以上；浙江、广东、天津、辽宁等地次之，数值在40以上，且增速较快；陕西、新疆、山西、内蒙古、青海等地高质量就业程度较低，增速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各省份的高质量就业指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二）研究设定
1.模型构建
为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empit=α0+[QX（Y8][QX）][KG-*4]1digit+βXit+μi+ηt+εit（1）
其中，empit为i地第t年的高质量就业指数；digit表示i地第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为控制变量；μi是不可观测的省份效应；ηt是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HJ2.3mm]
2.变量释义
核心解释变量。为直观反映数字经济的影响，本文借鉴潘为华等[25]的研究，围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创新4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合成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载体，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CN域名数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是否为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等指标。数字产业化是指信息通信产业及因数字技术的广泛融合渗透所产生的新行业，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构成之一，选取电信业务总量、软件业务收入、数字电视用户数、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数等指标。产业数字化是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对传统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过程，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构成之一，选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比重、企业信息化程度等指标。数字经济创新选用当年授权的数字经济相关发明数量、农业植物新品种授权数等指标。
控制变量。高质量就业的变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为提高估计的精准度，在实证回归中加入如下控制变量：人口老龄化程度（age）、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gov）、贸易开放程度（trad）、人口城镇化率（urb）和公路货运量（lnr）。
所用数据为2013—2021年中国各省份数据（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个别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三）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测度
1.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依据前文模型设定，对高质量就业总指数（emp）和三个维度的分指数（共建效率为emp1、共享共富为emp2、人的发展为emp3）分别进行面板回归，以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加入控制变量后，表4第（2）（4）（6）（8）列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的高质量就业起积极促进作用，其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着。其中，对共建效率分指数和人的发展维度分指数的影响均显着为正，而对共享共富的影响系数为负。从经济意义上讲，数字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智能化生产方式减少了人类劳动，但使劳动更有成效，在拓展就业空间、提高劳动效率、改善就业环境的同时，也引发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衡问题，不利于共富共享型就业的构建。总体来看，正向效应居于主导，这与戚聿东等[26]的研究结论一致，假说1得到验证。
2.稳健性检验篇幅限制，结果留存备索。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着推动高质量就业。那么，这一结论是否稳健？本文通过替换衡量指标、控制联合效应和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重新估计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替换衡量指标。变异系数法能够根据各指标在所有观测值中的变异程度大小进行赋权，有效避免因指标量纲和数量级不同而产生的估计误差。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重构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替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后其影响系数仍显着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控制时间和省份联合固定效应。在基准回归控制省份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时间与省份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以准确测度同一因素对不同个体的效应差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系数仍显着为正，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工具变量回归。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试图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由于各城市邮电历史数据会影响后期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故采用各地邮电历史数据作为外生工具变量。但邮电历史数据是截面数据，为满足平衡面板的时间与地区双向动态要求，构造1984年各地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与时间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1（IV1）。此外，参考沈国兵等[27]的研究，用相邻省份配对的方法处理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由于相邻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差异较小且具有相似性，上年度发展指数满足严外生和强相关要求，作为工具变量2（IV2）。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加入工具变量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的系数均显着，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工具变量选取有效。在缓解了内生性后，dig的回归系数仍显着为正，与基础回归保持一致，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高质量就业这一基本结论未发生改变。
3.机制检验
上述分析总体上论证了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关键路径和重要抓手。根据理论假说，数字经济在直接助推高质量就业的同时，还会通过劳动力市场效应和资本劳动组合效应等机制，间接影响高质量就业。为说明上述问题，本部分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对作用机制加以验证。
劳动力市场效应。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选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mar）作为机制变量。基于“同工同酬”原则，借鉴苑德宇等[28]的研究，本文手工收集整理了省级层面19个行业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数据，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各省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指数，对其取负数作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表5第（1）（2）列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着助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影响系数为0.038，但这一机制对就业质量的抑制效应总体不显着。具体而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人的发展维度的影响为0.083，但对共建效率维度的影响系数显着为-0.129。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市场中劳动者流动性的提高增强了企业用智能化设备替代常规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的倾向，使“技术性失业”的中级技能劳动者和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农村劳动力等重点就业群体面临更严峻的压力。自动化进程所带来的市场配置效率并未让大多数劳动者受益，劳动者面临新技术带来的就业替代冲击，假说2得到了验证。
资本劳动组合效应。为检验数字经济新生产方式对资本和劳动组合的结构性影响，设置资本劳动组合结构指标（CLC），用各地的固定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数量之比测算得到。其中，固定资本存量采用张军等[29]的方法，以2000年为基期，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进行测算。表5第（6）列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资本偏向性。数字化转型中，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前沿数字技术和设备，并采用新科技更新设备或改造旧设备来替代常规劳动力，使资本劳动比值增加，影响系数为0.081，进一步验证了假说2。但这一比值变动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系数为-0.227，且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探明负面效应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对三个维度的分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资本劳动组合产生的抑制效应主要作用于分配环节的共享共富分指数，其影响系数显着为-0.245。这表明，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固化了“资强劳弱”的市场谈判地位和资本偏向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性在共富共享维度阻碍了高质量就业的实现，验证了假说3。
4.异质性分析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由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和政策倾向等因素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环境在中国各区域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环境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鉴于此，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本文按照分位数分设较低、中、较高三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表6第（1）～（3）列结果表明，当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其高效共建效应和共享共富效应难以发挥，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甚至为负；而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一系数显着为正。此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高质量就业中的关键作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仍处于大而不强、发展不均的初级状态，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协同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劳动力属性的异质性。劳动力属性主要反映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因素。目前，学界对于就业异质性的讨论一般采用受教育程度的分类视角。根据各地平均受教育年龄，本文分设高、中、低技能子样本，讨论劳动力属性在数字经济影响中的异质性。表6第（4）～（6）列结果表明，就业能力较高的地区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程度显着高于中等地区，而就业能力较低地区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着。数字经济发展虽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了灵活自由的就业岗位，但多为劳务派遣、外包等非正规就业。就业市场中雇佣关系的弱化，一方面加大了低技能劳动者工作中断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使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接受企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大部分被锁定于简单、重复性工作。这与技能偏向技术进步假说相一致，即数字经济发展更倾向于向高技能劳动者投入，引发基于劳动力属性的技能鸿沟。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正规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对于缩小地区数字技能差距、实现高质量就业至关重要。
5.进一步讨论
前文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产业的魅力在于其能为资本积累提供超额利润。然而，数字经济发展不会自动服务于高质量就业，对共享共富型就业内涵产生抑制效应，这与新时代的就业目标和价值蕴意存在偏差。要抑制数字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驾驭数字资本助推高质量就业，有赖于政府和工会的力量。一是分配关系根本上由特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了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地位，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公平参与分配和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高质量就业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即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建立平等劳动关系，共享发展成果。二是以国家强制力和政府主导作用为保障。面对市场经济的失业和贫富分化等固有弊病，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转向国家干预，以维持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配置的积极作用，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使社会财富涌现，更要彰显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优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规则和劳动标准，从法律层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三是市场化转型中，工会以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职工的劳动就业权、劳动保障权和社会保障权为基本职能，促进劳资力量的相对平衡，是党和国家行政力量与基层工人之间的“传输带”。工会组织的参与使个体劳动者对资本的从属性劳动关系转变为集体之间的对等性劳动关系
[30]，有助于部分矫正“资强劳弱”的市场格局，是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实现条件。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复杂影响过程中，为检验上述路径能否有效权衡资本逐利与劳动者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本文引入三个变量进行讨论。国有控股企业资产份额（soe），用以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力。为克服异方差问题，对其取对数处理。选用律师人员占比（law）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及法治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工会会员密度（lu），通过地区工会会员数与该地就业人员数的比率计算得出。为探索上述变量如何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交互项。
数字经济正向效应与国有企业发展、法治化建设和工会力量的关联性估计结果见表7。其中，数字经济发展与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交互项的系数显着为正，且影响系数较大。国有企业是实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重要市场载体，"兼顾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在吸纳就业、"维护劳动者权益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引导数字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就业方向迈进的重要路径。第（2）列中与法治化程度交互项的系数亦显着为正。法律维权路径为劳动者构筑其制度保护体系，提供高质量就业的制度屏障。第（3）列与工会交互项的系数不显着，反映出虽然目前“互联网+工会”“智慧工会”等数字化工会服务体系逐步构建，但工会在集体谈判、维护劳动权益等方面的作用未充分体现，通过工会组织维权的路径亟待加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高质量就业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促进高质量就业的根本路径在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拉动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就业系统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契机。那么，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高质量就业？为系统解答这一问题，本文以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为逻辑起点，分析了高质量就业的内涵体系及其价值目标。依据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分配”特征，对其影响机制进行理论阐释。本文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就业具有“双刃剑”效应，但总体而言正向促进效应居于主导。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为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流通渠道和生产条件，但同时也引发了对劳动者的收入剥夺，不利于高质量就业的实现。第三，数字经济正向效应的充分发挥具有条件依赖性。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和工会力量的增强，有助于平衡经济利益与劳动正义之间的关系，共同构筑高质量就业的多元路径体系。在新技术和新经济格局下，就业替代与就业焦虑的现象确实存在，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旧生产关系向新生产关系演进中相伴而生的“阵痛”。站在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就业系统的转型升级需强化人本理念，兼顾效率性与人民性，从市场竞争和制度演进双重视角优化高质量就业行动方案。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优化“就业政策+”组合拳。主动迎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增强就业政策与产业、财政、区域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性。完善劳动收入份额合理增长的制度设计和调控手段，打造“强政府”引领的“强就业市场”，推动劳动报酬与生产效率同步增长。将高质量就业指数与企业财政补贴紧密挂钩，特别是在新基建项目以及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等领域，健全就业带动效应与企业目标责任考核的联动机制，提升就业政策组合拳的减负、稳岗、增收实效。
第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营造高质量就业的社会生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促进高质量就业中的稳定器作用。提升国有企业的运营效能，稳步提高正式就业岗位比重，在全社会树立劳动正义典范，形成示范引领效应。“鼓励支持”和“教育引导”有机结合。一方面，建立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聚焦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天花板”等实际难题，确保涉企政策精准落实，释放就业吸纳潜能。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厚植社会责任情怀，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财富观。
第三，规范与支持并举，健全劳动关系调控法律法规。积极推动法定劳动基准的拓展进程，促使其从传统劳动关系范畴有序延伸至新就业形态领域。围绕工资标准制定、劳动争议处理、劳动安全卫生保障等核心标准，出台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规范细则，确保各类用工模式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针对难以明确界定劳动关系的复杂场景，深入调查各行业的用工特征，制定契合行业特性的用工指南，明晰责权利归属，为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强化托底思维，建立健全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农民工等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参保流程，丰富社保产品品种，提供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夯实高质量就业的制度基础和兜底保障。
第四，整合教育、人才与科技资源，优化人才供给结构。面向新兴产业人才缺口，加大对供需对接、就业育人等项目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系统创新，推动校企合作向“深度定制”进阶，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的数字技能和创新能力。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多元化学习平台，深入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建设数字赋能的学习型社会。为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提供便捷高效的终身学习渠道，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缓解全社会“机器换人”的就业焦虑。
第五，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完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深入推动工会组织改革创新，健全政府、工会、行业协会等多方参与的协商对话机制，推动各方在劳动者权益、就业环境等关键议题上深入交流，凝聚广泛共识。构建全国统一的集体协商数字平台，推动劳动报酬、劳动强度和工作环境等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为集体协商谈判提供数据依据。加强对劳动者开展集体交涉、谈判和行动的组织引导，提升劳动者维权的组织力和规范性，维护劳动关系的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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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静，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