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广共享制造模式有助于新型工业化建设， 而厘清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是培育共享制造模式的关键一环。本文基于组态视角， 综合利用NCA和fsQCA方法， 对全国35家上市共享制造企业定量数据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 数字化水平构成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其他来自企业内外环境的技术创新、 企业规模等5个因素中任意单个均不构成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3条等效路径包括集约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 规模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以及市场扩张下的数字化发展； 非高质量发展也有3条等效路径， 且高质量发展的因果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另外， 还发现特定情况下扩大市场份额也能促使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向市场份额与高质量发展效率总是呈负相关的已有研究观点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必要条件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多元路径
【中图分类号】 F270"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4-0994（2025）05-0094-8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了这一方针， 并要求“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我国是制造业大国， 2023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 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陈红等，2024）。然而， 我国制造企业无论是在生产的智能化、 高端化还是组织形态的先进性方面， 都明显落后于美国、 德国等制造强国， 被制约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张倩男等，2023）； 近年来， 还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因此， 我国制造企业亟待通过数字技术和生产模式的变革， 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价值链的攀升（霍春辉等，2023）。
共享制造是利用共享经济思想， 使用智能制造技术， 把生产资源模块化、 智能化地同需求进行有效匹配的一种新型制造模式（向坤等，2020）， 被认为是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张勇等，2024）。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9年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式新业态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支持共享制造模式推广； 2020 ～ 2023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委发布《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等多个文件支持共享制造持续发展。我国共享制造实践从21世纪10年代初开始蓬勃发展， 到2022年生产能力领域共享经济的市场交易规模已达12548亿元， 近五年增长了52%； 涌现出如1688淘工厂、 航天云网等涉及铸造、 模具、 化工等15个制造行业生态的上百家共享制造平台； 包括沈阳机床、 长城汽车、 格力电器等在内的上百万家企业参与共享制造。那么， 共享制造模式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如何， 何种路径能有效促使共享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由于共享制造实践的蓬勃发展， 对其的研究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重视。部分学者专注于共享制造模式的研究： Wang等（2021）讨论了共享制造的组织架构及其资源共享机理； Ji等（2022）为共享制造模式的高效运作提出了优化策略； Zhang等（2024）则考虑了共享制造中生产资源供需匹配问题。也有部分学者聚焦于作为生产资源供需对接“媒介”的共享制造平台的研究： 彭永涛等（2023）分析了共享制造平台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魏麒（2024）分析了提升共享制造平台活跃度的多元路径； 张玉明等（2020）则以1688淘工厂为例， 探究了共享制造平台的运作机制。从案例出发分析制造企业实行共享制造模式后的生产效率并探究其背后的内外因素的研究则极为缺乏。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在该方面做了尝试， 但是仅给出了各前因因素对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因此现有的研究还未能系统地回答各种内外影响因素对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如何， 是否存在具有“一票否决”效应的必要条件， 以及促进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又有哪些。
鉴于此， 本文在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内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 并从组态视角出发， 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方法（Karwowski等，2016）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Ragin，2008；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 分析35家具有代表性的共享制造上市公司定量数据， 挖掘出影响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首先， 基于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的成果梳理出影响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其次，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 作为研究的结果变量； 再次， 联合运用NCA和fsQCA方法， 探究每个因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是产生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组态的必要条件； 最后， 从组态视角出发， 利用fsQCA方法分析提升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的多元路径， 为共享制造企业健康成长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二、 分析框架与模型构建
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众多已有研究表明， 从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两方面构建分析框架是可行的且被广泛采纳（甄美荣和刘蕊，2024）， 因此本文在借鉴现有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内外环境的分析框架开展研究。企业内部特征主要考虑技术创新、 数字化水平和企业规模； 企业外部环境主要考虑企业市场份额、 城市经济状况和政府补助。
（一） 企业内部特征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在产品、 工艺、 管理等方面采用新的或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以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成本。它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 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张少峰等，2023）。
数字化水平是指企业在生产、 管理和决策过程中使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和效果。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内部控制质量（廖志超等，2023）， 推动制造企业效率提升和质量变革，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李海舰等，2024）， 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明洋等，2024）。
企业规模通常指的是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大小， 是企业全要素增长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耿子恒等，2022）。通常认为其对企业发展具有双重效应， 企业规模大能够拥有更多人才和资源， 便于企业发展， 但也可能由于管理的复杂性而导致成本增加和经营效率下降（李大元等，2023）。
（二） 企业外部环境
企业市场份额是指企业在特定市场中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相对于该市场总销量的比例， 是企业全要素增长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耿子恒等，2022）。对于市场份额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认识： 部分学者认为扩大企业市场规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Aghion等，2024）； 也有学者依据SCP（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分析得出， 市场份额高会影响市场竞争性， 不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
城市经济状况指的是企业所在地级市（或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情况， 是促进营商环境优化、 科学技术进步、 社会保障提升等的先决条件（宋清华等，2024）， 可为制造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市场环境， 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影响（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
政府补助通常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经济、 社会或环境目标， 为企业提供的财政支持。虽然有研究认为， 政府补助会导致部分企业利用非法途径获取补贴资金， 引起过度投资， 从而降低生产效率（徐保昌等，2015）。但大部分已有研究认为， 政府补助能对企业发展质量产生正向作用（张超等，2022）。
上述分析表明， 来自企业内部特征和企业外部环境两方面的6个前因因素会对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但这些前因因素并非独立地对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 这些因素之间往往通过组合联动发挥影响作用（谭海波等，2019）， 所以基于系统论的组态理论更适合用于此类因果问题研究（Furnari等，2021）。因此， 本文采用图1的研究框架， 从组态视角出发， 来分析上述6个前因因素如何通过组合联动影响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分析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内外环境的上述6个前因因素之间的必要和充分关系， 本文采用近年来在必要性分析中广受认可的NCA方法（Dul等，2020）以及在分析充分条件方面极具优势的fsQCA方法（杜运周等，2020）。
在必要性分析方面， 考虑到NCA方法不但能和fsQCA方法一样定性判断某单一因素是否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且能定量描述某一因素在怎样的程度上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必要性（杜运周等，2020）， 因此本文将使用NCA方法来检验6个前因因素中任意单个因素是否是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是， 将进一步分析在什么程度上是。此外， 再利用fsQCA方法进行必要条件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在充分性分析方面， 考虑到本研究属于中小规模（10 ～ 60个样本）、 多重因素、 复杂因果机理的案例研究， 非常适合采用QCA方法进行分析（杜运周等，2020）， 以找出6个前因因素如何组合联动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又考虑到fsQCA方法在前因因素不同程度上变化影响识别的精确性（林艳等，2023）， 因此选择fsQCA方法研究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
（二） 样本选择
由于缺少来自官方和知名数据库的统计， 共享制造企业样本的获取主要参考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研究中通过百度搜索关键词“共享制造企业”和在Wind数据库中股票板块概念搜索“共享”后筛选所得的共享制造企业名单。本文在上述名单所列的37家上市公司中进一步筛查， 为保障样本具有同质性（叶成城等，2018）， 剔除已变为ST股的哈工智能和没有海外营收的一汽解放， 此外还对改名的企业进行名称更新， 最终得到35家上市公司组成的共享制造企业样本集合。
首先，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显示6个前因因素的QCA研究案例数应不少于26个（Marx，2010）， 因此本文选取35个案例作为研究样本符合QCA研究对样本数量的要求。35家上市公司从企业性质区分， 有2家央企、 7家国有控股企业、 3家中外合资企业、 22家私营企业、 1家其他性质企业； 从企业建设期来区分， 建设期在20年以下的有7家、 在21 ～ 25年的有10家、 在26 ～ 30年的有9家、 31年以上的有9家。同时， 这些共享制造企业覆盖汽车、 工业机器人、 卫浴、 家电、 新能源、 通信、 化工等不同制造领域， 符合QCA研究样本应满足多样性的要求（吴金群等，2023）。
（三） 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的测度
1. 测度方法。关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主要有两类方法， 一类是构建多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 另一类是采用经济效率相关指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闫星等，2022）。前一种方法虽然能综合反映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要素， 但由于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标权重设定都有很强的主观性， 测度结果缺乏客观性和可比性（喻海龙等，2022）。后一种方法中， 如果采用劳动生产率、 人均实际产值等单一经济效率测度指标则很难全面反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内涵， 因此全（多）要素生产率受到更多学者的青睐。本文将采用多要素生产率对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具体方法上， 本文借鉴在物业企业（张燕等，2024）、 银行（王鹏，2024）和制造企业（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等高质量发展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Charnes等，1978）。进一步考虑到基于非径向的SBM模型相较于传统径向模型（BCC和CCR）对效率测量具有更高的准确性（梁佳等，2022）， 以及超效率模型可以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更细化的定量比较（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 本文具体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来测度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
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考虑到高质量发展要符合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创新、 绿色、 共享、 开放和协调五大特征（冯永琦等，2024）， 因此本文采用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提出的基于新发展理念五大特征的指标体系来测度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具体如下： 一是投入。用企业资产总计作为资本投入、 企业当年应付员工薪酬作为劳动要素投入、 研发人员数量作为科研投入。二是产出。营业收入作为各生产要素的协调产出， 研发强度代表创新产出， ESG得分代表绿色产出， 海外营业收入代表对外开放产出， 企业在职员工数量代表企业分享产出。具体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通过同花顺iFinD数据库搜索作为样本的35家上市公司2023年的上述投入产出数据， 其中ESG选用了同花顺ESG得分。
3. 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测度与分析。本文利用Dearun 3.2软件采用无导向SBM超效率模型， 计算得到2023年35家上市共享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效率及其分解效率情况， 具体见表2。共有14家共享制造企业的综合技术效率超过1， 即40%的企业达到了生产前沿， 处于高质量发展有效状态。但仍有约31.4%的共享制造企业的综合技术效率低于0.6， 表明样本中高质量发展的差异依然较大。另外通过规模报酬分析， 发现有26家企业（占比74.3%）属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 也就是大部分共享制造企业已经处于产出的增加幅度小于投入增加幅度的状态， 单纯依靠规模扩张已经无法推动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四） 前因变量赋值及数据来源
1. 技术创新。本文采用更受学者们欢迎的研发投入强度来表征企业的技术创新（毛军权等，2023）， 考虑到已有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效益提升具有二期的滞后性（陈丽姗和傅元海，2019）， 因此本文选取同花顺iFinD数据库中共享制造企业2021年研发投入强度数据来表示该企业技术创新变量值。
2. 数字化水平。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测度相对复杂， 目前没有统一的方法。有学者用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词袋出现频率来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状态（孙佩红等，2022）。也有学者采用企业年报中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部分的占比来表征企业数字化水平（祁怀锦等，2020）。考虑到前者更多反映的是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 相较而言后者更能体现数字化转型成效， 因此本文采用企业2023年财报无形资产中数字化相关部分占比来表征该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3. 企业规模。目前学者们常用企业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以及企业人才规模等来表征企业规模， 考虑到共享制造企业需要调动资源进行数字化升级以便和共享制造平台对接， 因此参考张丹等（2023）等学者们的研究， 采用企业2023年财报中的“资产总计”来表征企业规模。
4. 市场份额。实践中通常用企业销售某类商品占整个市场的比重来反映企业市场份额， 因此本文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库给出的在全球行业分类系统（GICS）分类标准下， 企业2023年的营业收入占该行业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比重来表示该企业的市场份额。
5. 城市经济状况。学者们通常用企业所在城市GDP（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或者人均GDP来表示企业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孙佩红等，2022）。本文研究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为企业提供市场环境和经济支持， 采用总量衡量意义更大， 因此本文用企业所在城市2023年GDP来表征该变量。
6. 政府补助。已有研究中通常用企业获得的来自政府的补助资金总额表示政府补助（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可直接使用公司财报披露的获得政府实际补助数额来表示（郑飞等，2022）， 本文选用同花顺iFinD数据库中2023年企业年报中的实际补助数。
（五） 变量校准
在进行fsQCA分析前， 首先需要对结果变量和前因因素的数据进行校准。由于结果变量和6个前因因素均未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 因此在进行数据校准时，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杜运周等，2020）， 采用统计上的上四分位数充当fsQCA分析数据校准中“完全隶属”的校准锚点， 中位数充当“交叉点”的校准锚点， 下四分位数充当“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按照上述设定的校准锚点， 本文利用fsQCA3.1软件对结果变量和6个前因因素的数据进行校准处理。结果变量和前因因素的校准锚点及统计信息详见表3。
四、 结果分析
（一） 必要条件分析
1. 基于NCA的必要条件分析。本文使用RStudio软件运行NCA工具包， 分别计算出由上限包络分析（CE）和上限回归分析（CR）得到的上限函数， 进而计算出效应量。6个前因因素的NCA分析结果具体见表4。可以看出， 不论是采用CE还是采用CR方法， 除企业数字化水平， 其他5个前因因素的效应量均小于0.1。而企业数字化水平不论采用CE还是CR方法， 其效应量均大于0.4， 精确度均超过97%， P值均小于0.04。这表明6个前因因素中仅企业数字化水平是共享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其余5个不是必要条件（Dul，2016）。
利用NCA方法除了能判断前因因素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还可以分析当结果变量最大观测范围达到某一水平时， 各前因因素最大观测范围内需要满足的水平值（瓶颈水平）（毛军权等，2023）。本文采用更适合连续变量的CR方法进行瓶颈水平分析（杜运周等，2020）， 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得出， 共享制造企业要达到100%水平的高质量发展效率， 则需要1%水平的技术创新、 2.1%水平的市场份额、 1%水平的政府补助， 更重要的是需要接近100%水平的企业数字化水平， 但企业规模和城市经济状况则不存在瓶颈水平。从瓶颈水平分析中也可以看出， 企业数字化水平对于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
2. 基于fsQCA方法的必要条件分析。本文采用fs-QCA方法就单个前因因素是否是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 分析结果见表6。对于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而言， 也仅有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一致性高于0.9， 表明仅该因素是必要条件， 这与NCA方法分析得到的结果相同， 表明结论具有稳健性。而对于共享制造企业非高质量发展而言， 所有因素的一致性均不超过0.9， 即不存在必要条件。
（二） 前因因素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本文使用fsQCA3.1对35家上市共享制造企业的高（非高）质量发展因素进行组态分析。依据本文样本规模并参照已有研究做法， 在fsQCA分析中把样本频数阈值设置成1， 原始（raw）一致性阈值设置成0.8， 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杜运周等，2020）。对照分析得到简约解与中间解， 梳理出每组解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程跃等，2022）。参照学者们的常规做法， 本文用●和分别表示核心条件存在和缺失， 用●和分别表示边缘条件存在和缺失， 而用空白表示该因素存在或缺失均可（杜运周等，2020）。
1. 产生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在前述必要性分析中， 仅发现企业数字化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尚无明确定论支持某前因因素影响结果变量的方向。因此在fsQCA研究的反事实分析中， 本文假设数字化水平出现（Present）， 其余5个前因因素选择出现或缺席（Present or Absent）均可（杜运周等，2017）。最终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 S1a、 S1b、 S2a、 S2b、 S3五个组态能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其中S1a、 S1b和S2a、 S2b两对组态分别具有相同核心条件， 构成二阶等价组态（Fiss，2011）， 可以归为一类（杜运周等，2022）。五个组态各自的一致性水平均超过0.94， 总体一致性水平达到了0.95， 表明满足五个组态之一的所有共享制造企业中有95%表现为高质量发展状态， 这一结果高于组态研究中0.8的推荐水平线（张明等，2020）。另外， 解的总体覆盖度也达到了较高的0.71， 表明这五个组态解释了71%的高质量发展共享制造企业样本。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杜运周等，2022）， 把数字化水平、 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作为兼顾整体性和独特性的“锚”， 对3种组态类别分别命名。数字化水平是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3种组态类别都把高数字化水平作为核心条件， 因此将这些组态类别都命名为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数字化模式。其中：" S1a和S1b还以非大企业规模为核心条件， 因此命名为集约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型； S2a和S2b还以大企业规模作为核心条件， 因此命名为规模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型； S3还以高市场份额作为核心条件， 因此命名为市场扩张下的数字化发展型。
（1） 集约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型。组态S1a指出以高数字化水平、 非大企业规模和非高政府补助为核心条件， 以高技术创新、 非高市场份额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因素组合可以充分地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组态S1b则显示， 与S1a相同的核心条件再以非高技术创新、 高市场份额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因素组合也可以充分地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比较组态S1a和S1b， 两者的核心条件相同， 区别在于作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因素技术创新和市场份额。 S1a中技术创新存在但市场份额缺失， 而在S1b中正好相反。综合该类组态可以发现， 数字化水平高但企业规模不大、 得到政府补助较少的共享制造企业， 不论所在城市经济状况如何， 都可以通过或者利用市场占有率优势联合上下游企业组建共享制造联盟， 或者加大技术创新， 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属于该类组态的共享制造企业有移为通信、 科泰电源、 金龙机电、 荣泰健康和永安行。以移为通信为例， 该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指数达到了1， 位列35家企业之首； 资产总计为20.27亿元， 规模在35家样本企业中位于中下； 所获得的国家补助仅1160万元， 也位于中下位置； 在A股市场上市的通信设备118家企业中， 市场占有率仅为0.08%。但该企业十分注重技术创新， 2021年的研发强度达到了10.47， 位列第4。移为通信的高质量发展效率达到了1.17， 位列第5， 属于高质量发展企业。可见， 移为通信在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的前提下， 不是盲目追求企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而是通过专注集约化发展实现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符合集约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型发展路径的典型特征。
（2） 规模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型。组态S2a表明以非高技术创新、 高数字化水平和大企业规模为核心条件， 并以非大市场份额、 强城市经济状况和非高政府补助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因素组合可以充分地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组态S2b则显示， 与S2a相同的核心条件再以大市场份额和高政府补助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因素组合也可以充分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比较组态S2a和S2b， 两者的核心条件相同， 区别在于作为边缘条件的其他3个前因因素。综合该类组态可以看出， 在依托规模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情况下， 即便技术创新投入较小， 也可以通过依赖市场份额和政府补助或者依托所在城市经济状况， 实现高质量发展。
该类组态的典型共享制造企业有力帆科技、 新日股份、 美的集团、 万华化学和宝武镁业。以美的集团为例， 研发投入强度仅为3.52， 处于中下位置； 而2023年数字化水平则达到0.87， 位于第4位； 2023年的资产总额达到了4860亿元， 在35家上市公司中位列第3； 市场占有率在所有同行业A股上市公司中占比高达30.9%； 2023年， 美的集团共获得将近13.5亿元的政府补助， 位列第8。美的集团的高质量发展效率也超过1， 达到了生产前沿水平。可见， 美的集团在大力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 同时辅以提升市场占有率和争取政府补助来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符合规模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型发展路径的典型特征。
（3） 市场扩张下的数字化发展型。组态S3表明以高数字化水平、 高市场份额和强城市经济状况为核心条件， 并以大企业规模和高政府补助为边缘条件的前因因素组合可以充分地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该类组态反映出规模大并处于经济发达城市的共享制造企业， 通过大力开展数字化转型并极力拓展市场规模， 那么不论技术创新投入如何， 企业都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属于该类组态的共享制造企业有比亚迪和广汽集团。以比亚迪为例， 该企业2023年的数字化水平达到了0.73， 位于前25%； 在A股上市的28家汽车制造商中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7%， 在35家样本企业中排名第3； 2023年资产总额达到了6795亿元， 规模排名第1； 企业所在城市是深圳， 属于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 2023年获得的政府补助达到了46.2亿元， 位居第1。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效率为1.01， 也达到了生产前沿水平。该企业符合市场扩张下的数字化发展型模式的典型特征。
2. 产生共享制造企业非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为检验因果非对称性， 本文同时还分析了共享制造企业非高质量发展的前因因素组合。同样利用fsQCA3.1计算发现共有属于3个组态类别的5个组态会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非高质量发展。组态NS1a和NS1b显示， 以高技术创新、 非高数字化水平为核心条件， 那么无论是以大企业规模、 高市场份额、 高政府补助为边缘条件， 还是以完全相反的组合为边缘条件， 都会导致非高质量发展。组态NS2a和NS2b显示， 以高城市经济状况和非高数字化水平为核心条件， 以高市场份额为边缘条件， 那么无论是辅以大企业规模和高政府补助为边缘条件， 还是完全相反的边缘条件组合， 都同样导致非高质量发展。组态NS3显示， 以非高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 同时以非高数字化水平、 非大市场份额和非高城市经济状况为边缘条件， 会导致非高质量发展。综合上述情况， 虽然非高数字化水平并不是共享制造企业非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产生非高质量发展的共享制造企业组态中非高数字化水平这一因素具有普遍性。
（三） 稳健性检验
通过微调校准锚点、 原始一致性阈值、 PRI一致性阈值等参数， 来观察fsQCA分析结论的变化情况， 如果新得到的组态与原组态基本一致或存在子集合关系， 则可认为原组态是稳健的（杜运周等，2022）。本文对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 参考已有学者（杜运周等，2022）的做法， 调整结果变量和所有6个前因因素的校准锚点， 改用研究中也常用的80、 50、 20百分位点作为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对比新解与原组态， 发现两者完全一致， 仅总体覆盖度变为0.70， 与原结果的0.71有细微差别。其次， 参照已有研究（张明等，2020）的做法， 把研究中的一致性阈值提高至0.85， 对比发现新旧解完全相同。最后， 参考其他学者（杜运周等，2022）的做法， 把PRI一致性阈值从0.7调整为0.6， 得到的新组态与原组态对比情况如表8所示。
对比可以发现： S1a与S1b并未发生变化； 组态S2a和S2b中， 仅市场份额因素从原先的边缘条件变为存在或缺失均可， 表明原组态为新组态的子集合； 而组态S3中因素市场份额和企业规模的条件性质（核心或边缘）发生了交换， 其他情况没有变化。综上所述， 本文fsQCA分析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 结语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综合采用NCA和fsQCA两种方法， 发现数字化水平构成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其余5个前因因素中的任意单个因素都不构成必要条件。其次， 从组态视角出发， 利用fsQCA充分性分析方法， 发现实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3种组态类别。结果表明， 共享制造企业可以通过集约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 规模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和市场扩张下的数字化发展三条不同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体现了共享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多重实现路径。再次， 通过对比3种路径， 发现高数字化水平是共有的核心条件， 这也印证了必要性分析的准确性。共享制造模式的实施需要依赖生产设备的数字化连接和资源共享数字信息平台的搭建， 这都需要较高的数字化水平作为基础。此外， 还发现高技术创新、 大企业规模和高政府补助对于共享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而言并非总是产生正向作用的。最后， 在非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分析中发现， 虽然非高数字化水平并非造成共享制造企业非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非高质量发展的共享制造企业中普遍具有该属性。
（二） 理论启示
首先， 对于作为共享制造模式主要参与主体的共享制造企业相关研究极为缺乏。已有的研究或者仅采用单案例分析（鲍世赞等，2017）， 无法通过复制逻辑得到更加稳健和普适的结论（解学梅和韩宇航，2022）； 或者仅给出了前因因素对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 无法给出更为细致的因果关系判定和可行路径。而本文从组态视角开展多案例研究， 能够给出更具普适性和细致化的影响因素与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能刻画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 丰富了共享制造的研究内涵。
其次， 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角度来看， 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Sun等，2023）， 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关系（张丹等，2023）， 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郑飞等，2022）， 企业市场份额则与高质量发展呈负相关关系（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但受限于研究方法， 上述研究基于某一特定条件开展实证分析。本文则改变单变量净效应实证研究思路， 在系统科学观的指导下分析影响企业发展的内外部两方面中6个前因因素如何联动影响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路线， 拓宽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思路， 对现有研究做了有益补充。此外还得出在高数字化水平、 大企业规模、 高政府补助的情况下扩大市场份额也能促进高质量发展， 对企业市场份额与高质量发展效率之间总是呈负相关关系（陈俊龙和宋心悦，2023）的结论提出了挑战。
最后， 本研究发现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个组态， 表明构建高质量发展（非高质量发展）的共享制造企业存在多路径并存现象。同时证实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因果关系具有非对称性， 即产生高质量发展的组态对立面并不能导致非高质量发展， 扩展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体系的认识。
（三） 实践启示
首先， 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水平构成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与共享制造模式需要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设备联网并借助数字网络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作为运行基础有关。因此企业要实施共享制造模式必须先大力提升数字化水平， 同时政府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加企业数字化技改补助投入。
其次， 已有研究往往着眼于某一前因因素与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方向研究， 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多种因素有机组合才能得到驱动。因此， 企业在实施共享制造模式时需要从多个方面统筹规划， 政府在制定共享制造模式推广制度时也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统筹支持， 有效覆盖高质量发展提升多元路径上存在的核心条件及边缘条件。
最后， 依据本文给出的共享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路径可以得到， 对于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状态的企业在实施共享制造模式时， 提高高质量发展效率的举措应有所区别。比如； 对于数字化水平高、 企业规模不大并且得到政府补助较少的企业， 不应追求规模效应， 而应聚焦技术创新， 实施集约化发展战略； 对于数字化水平高、 企业规模大并且政府补助较多的企业， 可以弱化技术创新而聚焦扩大市场份额， 利用规模和市场地位建立共享制造联盟， 有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 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文在多个方面弥补了已有研究的缺憾， 但也存在尚待完善的不足。首先， 本文选取了企业内外环境的6个前因因素进行研究， 因素的不全面性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解析力， 未来计划增加分析因素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其次， 受制于所获得的数据有限， 只进行了前因因素与共享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静态关系分析， 未来计划进一步收集数据， 利用动态QCA方法分析前因因素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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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J］．管理世界，2017（6）：155 ～ 167．
杜运周，刘秋辰，陈凯薇等．营商环境生态、 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 J］．管理世界，2022（9）：127 ～ 145．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 J］．管理世界，2020（9）：141 ～ 155．
霍春辉，吕梦晓，许晓娜．数字技术与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打开数字技术赋能的“黑箱”［ J］．南方经济，2023（3）：11 ～ 28．
解学梅，韩宇航．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 J］．管理世界，2022（3）：76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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