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国家低碳政策协同推动产业低碳转型是“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1994—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与机制发现：（1）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低碳转型尚无显着促进作用，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能显着促进产业低碳转型；（2）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协同能显着促进产业低碳转型，且该促进作用大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的单独作用；（3）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人力资本错配和资本错配的资源配置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实现，在产业低碳转型高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会发挥显着作用；在产业低碳转型低组，市场竞争效应会发挥显着作用；（4）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中西部城市产业以及成熟型和衰退型城市产业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因此，未来要不断优化低碳政策协同带动产业低碳转型的作用路径，充分发挥其对不同产业碳排放的平衡作用，全面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低碳政策；产业低碳转型；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市场竞争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25（02）008215
一、问题提出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是新发展时期推动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十四五”时期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目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经济体，不仅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也承担着艰巨的减排任务，加快推进产业和经济低碳转型已经成为新时期重要的战略目标，更是中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必然选择[1]REF_Ref176594499rh*MERGEFORMAT。在中国，低碳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相关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为实现社会经济低碳转型提供了制度支撑与理论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渐向低碳、绿色可持续的工业经济体系转型，同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树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单独题目列出[2]REF_Ref176594540rh*MERGEFORMAT，突出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围绕发展大局，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统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同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8月，《中共中央nbsp;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要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不断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为本文研究国家低碳政策协同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产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与探索空间。
目前，作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已有学者对绿色低碳转型问题展开研究。一是对产业低碳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均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3]REF_Ref176594579rh*MERGEFORMAT。中国工业低碳转型先加速、后减速，总体处于进步趋势，且技术进步驱动特征逐步凸显[4]REF_Ref176594596rh*MERGEFORMAT。张杰等[5]REF_Ref176594632rh*MERGEFORMAT借鉴史丹等[6]REF_Ref176594664rh*MERGEFORMAT的做法测度了城市全要素碳生产率，并得出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城市碳排放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二是对低碳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诱发企业整体绿色技术创新[7]REF_Ref176594692rh*MERGEFORMAT、降低碳排放水平[8]REF_Ref176594706rh*MERGEFORMAT以及提高劳动者就业[9]REF_Ref176594720rh*MERGEFORMAT。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提升试点城市能源环境效率，促进节能减排[10]REF_Ref176594738rh*MERGEFORMAT、城市环境立法能推动低碳转型[11]REF_Ref176594754rh*MERGEFORMAT，绿色信贷能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12]REF_Ref176594769rh*MERGEFORMAT，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能增加企业低碳创新[13]REF_Ref176594811rh*MERGEFORMAT，等等。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并非所有与低碳相关的政策均具有积极影响，部分低碳政策还存在负向影响，比如，实施碳强度约束政策恶化了中国产业绿色生产绩效[14]REF_Ref176594829rh*MERGEFORMAT，实施更加严格的二氧化硫排放政策导致目标城市出口相对下降[15]REF_Ref176594841rh*MERGEFORMAT等。以上文献主要对中国低碳政策的经济效应等展开研究，但鲜有学者就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
产业低碳转型是以产业低碳化和低碳产业化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国强大的低碳能源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能源和市场保障，在降低转型搁置成本的同时能实现多方面协同效益[16]REF_Ref176594869rh*MERGEFORMAT。协同理论认为，由种类繁多的子系统构成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极易导致内部紊乱，而子系统之间的勾稽关系会以有序的相互协作产生整体协同效应[17]REF_Ref176594884rh*MERGEFORMAT。研究发现，政府的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项政策要素的选择搭配与协同运用[18]REF_Ref176594904rh*MERGEFORMAT，央地政策协同能有效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9]REF_Ref176594917rh*MERGEFORMAT，低碳试点城市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协同能显着促进城市绿色金融发展[20]REF_Ref176594930rh*MERGEFORMAT。在中国低碳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是宏观层面两个具有典型代表的低碳政策，若这两项低碳政策能协同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发展，不仅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的战略目标，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那么，国家低碳政策能否有效推动产业低碳转型？低碳政策协同是否会对产业低碳转型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效果，其内部机制是什么？系统回答上述问题将为构建“双碳”目标政策体系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支撑。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现有文献大多研究单一低碳政策的经济效应，很少涉及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本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从政策协同视角考察低碳政策对中国产业低碳转型的净影响，拓展有关政策评估的文献。第二，将低碳政策协同影响产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归纳为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第三，从产业类型、资源城市类型和城市区位等方面考察低碳政策协同影响产业低碳转型的异质性。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制度背景
低碳政策对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曾通过颁布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深化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其中，《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年）》的实施为推进产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有益指导。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中国最早于2010年批复5省8市设立了第一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2012年批复1省28市设立了第二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之后于2017年批复45个市县区设立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在此过程中逐步扩大低碳城市试点范围，为实现产业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支持。
同时，为了进一步带动产业低碳转型和经济绿色发展，中国分别于2014和2015年出台了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试图在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基础上强化低碳政策的经济效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引领和示范全国产业低碳发展，为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具体的低碳政策试点情况见表1。
（二）理论机制与理论假说
中国颁布实施低碳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绿色发展带动产业低碳转型。其中，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是落实国家碳排放目标的重大举措，也是低碳政策协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制度保障。在低碳政策共同约束下，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以各种途径和手段尝试降低能源消费，在实现企业低碳转型的同时，带动传统产业向生态农业、低碳工业和现代化服务业升级[8]REF_Ref176594706rh*MERGEFORMAT。一方面，实施低碳政策提高了高污染、高耗能和高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压缩了“三高”企业在低碳试点地区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21]REF_Ref176595117rh*MERGEFORMAT，带动产业由高投入高排放模式向清洁型低碳型转变[8]REF_Ref176594706rh*MERGEFORMAT。另一方面，实施低碳政策有助于激励符合当地资源禀赋的低碳产业。一是能积极发展现代低碳农业、智慧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新农业发展模式[8]REF_Ref176594706rh*MERGEFORMAT；二是能以节能技术和设备改造升级传统工业，降低工业能耗，推动工业低碳化升级[22]REF_Ref176595210rh*MERGEFORMAT；三是以低碳餐饮、旅游、金融、交通等打造低碳排放的现代化服务业[8]REF_Ref176594706rh*MERGEFORMAT。此时，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双重政策协同还能在有效避免政策之间的外部性，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同时，最大化政策效果[23]REF_Ref176595239rh*MERGEFORMAT，从而能更好地发挥政策协同效应，降低中国产业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对此，本文提出第一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假说1：国家低碳政策协同有助于推动产业低碳转型。
就作用机制而言，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降低产业碳排放，带动产业低碳转型。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引导资源从高碳排放生产部门向低碳排放生产部门流动，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具体而言，低碳转型发展是生产资源朝“绿色化”方向重新配置的过程，而产业低碳转型则是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将资源从能源消耗较高的部门向能源消耗较低的部门优化配置的过程。国家低碳政策协同作用能为产业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有利于激发产业摒弃以资源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改变以往资源大幅向高投入、高耗能、高碳排放等行业的流入，转而流向低投入、低耗能、低碳排放等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行业，推动了产业低碳转型。对此，本文提出第二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假说2：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带动产业低碳转型。
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引导资源重新组合，革新传统生产方式，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推动产业低碳转型。波特最早提出合适的环境规制不仅能补偿企业的“环境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24]REF_Ref176595267rh*MERGEFORMAT。工业绿色转型的本质是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改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5]REF_Ref176595280rh*MERGEFORMAT。对高收入经济体而言，绿色技术创新能显着抑制二氧化碳排放[26]REF_Ref176595296rh*MERGEFORMAT，并积极带动产业低碳转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强调，切实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是增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进步是提升碳排放绩效、实现碳减排的关键因素[27]REF_Ref176595311rh*MERGEFORMAT。低碳政策协同作用使政府颁布的有关资金配套、投资补贴、贷款贴息、奖励补助等优惠措施能够通过“波特假说”增加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支出和促进低碳技术发展[8，21]REF_Ref176594706rh*MERGEFORMAT，诱发企业整体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增加能源节约和替代能源生产两类生产专利的申请，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7]REF_Ref176594692rh*MERGEFORMAT，推动产业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和产业生产绿色可持续发展，从而彻底释放“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以及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等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优势[4]REF_Ref176594596rh*MERGEFORMAT，推动产业由粗放到集约、由污染到清洁的发展，实现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对此，本文提出第三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假说3：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带动产业低碳转型。
由多主体作用下的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倒逼企业以绿色集约型生产方式淘汰落后高污染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推动产业低碳转型。绿色技术创新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倒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革新生产技术，带动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低碳政策协同作用能激发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不仅能够倒逼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还可以吸引新兴企业和高效率企业进入市场，有效引导绿色生产资源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加速企业更迭，带动企业间资源优化配置，改善社会生产效率[28]REF_Ref176595415rh*MERGEFORMAT。同时，企业数量增加还会引发现有技术或产品的激烈竞争，从而持续提升绿色创新效率[29]REF_Ref176595426rh*MERGEFORMAT，为地区产业低碳转型创造必要条件。对此，本文提出第四个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
假说4：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通过市场竞争效应带动产业低碳转型。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结合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与低碳经济政策分批设立的特点，直接构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d1it）[JP3]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虚拟变量（d2it），并将低碳政策影响产业低碳转型的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lciit=α0+α1polit+∑δXit+μi+ηt+εit[JY]（1）
其中，lciit表示i地区t时期产业低碳转型指数；polit表示低碳政策，本文采用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进行研究，其中，d1it表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d2it表示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虚拟变量；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η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其中，α1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参数，若大于0，说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政策对产业单位产值能耗具有促进作用，不利于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反之，若该估计参数小于0，则说明低碳政策能抑制产业单位产值能耗，有利于带动产业低碳转型。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产业低碳转型指数。产业低碳转型与碳排放的减少直接相关，其中二氧化碳是主要碳排放物，本文以二氧化碳代表碳排放量，构建如下产业低碳转型指数：
lcii，t=∑mm=1（yi，t，m/yt，m）×（ci，t，m/yi，t，m）[JY]（2）
其中，y和c分别表示产出和碳排放量，m表示产业；yi，t，m/yt，m表示i地区t时期m产业的产值占比；ci，t，m/yi，t，m表示i地区m产业t时期的单位产值能耗。产业低碳转型指数是一个逆向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产业单位能耗越大，越不利于产业低碳转型；反之，该值越小，说明产业单位能耗越小，越有利于产业低碳转型。
碳排放量是能源消耗量（换算为标准煤）与碳排放系数的乘积，其中，能源消耗量根据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省市能源平衡统计表中产业终端消费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等。对此，本文选择各产业对“煤合计”“油品合计”“天然气”和“电力”四大能源的碳消费量作为基础数据，同时参考《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提供的能源折标准煤系数进行标准煤转化。碳排放系数选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推荐值（0.67）、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参考值（0.68）与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参考值（0.69）的平均数（0.68）进行测算。测度所使用的各省区三次产业各种能源终端消费量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类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由2011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附录4得到；各省份历年产业产值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并将其折算成1990年的不变价。
2.解释变量
低碳经济政策。本文分别采用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作为低碳经济政策，并分别根据两个试点政策的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此外，目前对政策协同的定量研究较少，有关政策协同变量的测度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客观指标，于是本文将低碳政策协同变量界定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的交互项，意即当该地区同时实施了这两项低碳政策，低碳政策协同变量取值为1时，此时的政策效果源自两项政策的协同作用。
3.控制变量
为了防止因遗漏变量给模型估计带来偏误，本文还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政府规模，采用政府财政支出额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测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实际人均GDP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在回归时还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人力资本，采用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与地区年末人数之比测算；信息基础水平，采用人均邮电业务与人均GDP的比值进行测度；基础设施建设，采用人均道路面积测算；对外开放程度，采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测算。以上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经济信息网，用货币度量的指标均以1990年为基期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在具体的回归过程中，本文对所有非虚拟变量采用了对数化处理，以降低异方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检验
根据基准回归模型，国家低碳政策影响产业低碳转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由第（1）（2）列结果可知，加入控制变量，一定程度上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之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碳排放并没有显着抑制作用，对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并未产生积极影响。根据第（3）（4）列结果可知，加入控制变量，很大程度上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之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对降低产业碳排放具有显着作用，能有效带动产业低碳转型。两项低碳政策对产业低碳转型的不同影响主要是因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从省区和城市层面开展低碳试点工作，由于省区面积过大，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低效率、政府管理成本较高以及过度依赖政府而造成治理能力难以有效发挥等问题，致使以省区试点的国家低碳城市的实施效果并未很好地发挥；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是在政府集中统一规划的产业区域内开展低碳试点工作，相对更加具体，实施效果也更加显着。
（二）模型有效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通常而言，在进行政策评估之前，需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此，本文采用回归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的做法是生成一系列变量，其中，ji表示如果样本是“处理组”且为“政策实施前的第i期”，则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fi表示如果样本是“处理组”且为“政策
2.反事实检验
在低碳政策中，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未能显着促进产业低碳转型，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能显着降低产业碳排放，继而推动产业低碳转型。那么，该结论是否真实可信，需要对其进行检验。此处，本文将政策实施的时间统一提前，利用提前之后“虚假的”政策虚拟变量，对基准模型进行反事实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根据第（1）～（3）列结果可知，将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时间分别提前1、2和3年，并将其分别记为a1、a2和a3，此时，“虚假的”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并未对产业低碳转型产生显着影响；同理，根据第（4）（5）列结果可知，将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时间分别提前1、2和3年，并将其分别记为b1、b2和b3，此时，“虚假的”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依旧未对产业低碳转型产生影响，说明在未实施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的时候，产业低碳转型并未受到周围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肯定了基准模型中产业低碳转型受到的影响确实来自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肯定了基准模型所得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3.安慰剂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受其他政策因素或非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对模型进行安慰剂检验，其基本思路是根据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的真实情况，同比例随机生成1"000个假想的处理组，并根据这1"000个假想的处理组重新估计，借此检验由低碳政策给产业低碳转型带来的政策效果。具体做法是：以1"000个假想的处理组分别进行1"000次重复实验，并根据1"000次回归结果中T检验值绘制核密度图（见图1和图2）。此时，t值较小，说明基准模型中产业低碳转型受到的影响是由实施低碳政策带来的，基准模型所得结论是可信的。
（三）政策协同效应检验
首先，由于中国在设立低碳城市试点之后又设立了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为了考察两种低碳经济政策对中国产业低碳转型的协同影响，本文参考余壮雄等[29]REF_Ref176595556rh*MERGEFORMAT关于模型设定的做法，将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虚拟变量同时纳入计量方程中，检验两项低碳政策对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并将回归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lciit=β0+β1d1it+β2d2it+∑δXit+μi+ηt+εit[JY]（3）
其中，β1和β2是本文关注的估计参数，若大于0，说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政策对产业碳排放量具有促进作用，不利于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反之，若估计参数小于0，则说明低碳政策能抑制产业单位产值能耗，有利于带动产业低碳转型。
其次，本文将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同时加入回归方程，并将方程设定为如下形式：
lciit=θ0+θ1d1it+θ2d2it+θd1it×d2it+∑δXit+μi+ηt+εit[JY]（4）
其中，d1it×d2it表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之后，根据式（3）（4）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6。根据第（1）列结果可知，当同时加入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虚拟变量时，前者对产业低碳转型依然无明显的积极影响，后者则能显着降低产业碳排放量，对产业低碳转型具有显着积极影响。根据第（2）列结果可知，当进一步引入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时，政策协同的交互项对产业低碳转型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负，说明低碳政策协同能显着降低产业碳排放量，对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具有显着积极影响，而且该积极影响比单独实施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更大且更显着，从而肯定了低碳政策协同带来的作用效果。
（四）内生性检验
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可能是根据城市特征决定的，"而非随机产生，"城市产业低碳转型
可能受到城市特征的影响，这就使得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方程中引入了一系
列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并且控制了城市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尽可能降低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误。除此之外，本文还将通过以下两种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
第一，本文对模型中的所有控制变量均采用上一期指标，降低变量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避免内生性偏误对回归结果可信度带来的不利影响，回归结果见表7第（1）列。此时，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系数显着为负，说明低碳政策协同很好地抑制了产业碳排放，对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具有积极影响。
第二，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本文的内生性问题。碳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空气流通之间存在紧密的负相关关系，即空气流通性强，污染物扩散快，碳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会降低；反之，空气流动性弱，污染物扩散慢，由碳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将会比较严重。对此，本文尝试采用城市空气流通系数的自然对数作为低碳试点政策的工具变量（IV）。一方面，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一定的情形下，城市空气流通系数越小，检测的污染浓度越大，政府越有可能加大环境规制力度[6，30]REF_Ref176594664rh*MERGEFORMAT，那么，该城市入选低碳城市试点的概率就越大，满足相关性假设；另一方面，空气流通系数并不会直接影响城市产业低碳转型，满足外生性假设。对此，根据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见表7第（2）（3）列。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低碳政策协同之间显着负相关，与本文分析的低空气流通抑制污染物扩散，进而导致政府更容易采取低碳政策进行干预的逻辑一致。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考虑工具变量之后，国家低碳政策协同依然会显着抑制产业碳排放，并有效促进产业低碳转型，这也是对前文结论的一个佐证和肯定。
为了保证基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政策协同变量重新进行测度，同时剔除了仅实施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样本和仅实施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的样本，将同时实施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的城市样本作为新的处理组，其他样本视为控制组，并根据基准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见表8第（1）列。此时，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显着抑制产业碳排放，有效促进产业低碳转型，与基准模型所得结论一致。
2.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检验低碳政策协同有助于带动中国产业低碳转型这一基准结论是否稳健，本文以产业碳排放的增长率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重新对基准方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第（2）列。此时，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指数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负，说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协同能显着抑制产业碳排放，对加快推进产业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具有显着促进作用，肯定了前文的研究结论。
3.1%双边缩尾
为了避免回归结果可能受制于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除虚拟变量以外的所有变量均采用1%双边缩尾，剔除异常值给回归结果带来的偏误，并重新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见表8第（3）列。此时，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着为负，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4.缩短研究跨期
为了尽可能减小因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研究结论带来的影响，本文选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且距离低碳政策实施年份较为接近的样本（2009—2021年）重新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见表8第（4）列。此时，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碳排放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能有效带动产业实现低碳转型，进一步佐证了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六）动态效应检验
一般而言，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存在时滞。在实施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之后，政策协同效果是否会在时间上存在时滞，并呈现出伴随时间演进，政策协同效果逐渐增加的客观事实，还需结合统计数据进行检验。对此，本文加入动态效应检验，将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以及两者的协同项分别取滞后一期、"滞后两期和滞后三期进行回归，"结果见表9。
伴随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国家低碳政策协同项对产业单位产值能耗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大，对产业低碳
转型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加，推动产业低碳转型的效果逐渐增强。
五、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低碳政策协同影响产业低碳转型的理论机制，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不是低碳政策协同推动产业低碳转型的传导机制，需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1.资源配置效应检验
实施低碳政策会带动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低碳部门，最终以资源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促进产业低碳转型。本文借鉴白俊红等[31]REF_Ref176595739rh*MERGEFORMAT的做法，测度人力资本错配指数、资本错配指数以及劳动力错配指数，并以资源错配指数反向表征资源优化配置程度，检验低碳政策协同带动产业低碳转型的资源配置效应，回归结果见表10。低碳政策协同能显着抑制人力资本错配和资本错配程度，但对劳动力错配尚未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本文依据产业低碳转型指标的均值对总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后，结果显示在产业低碳转型水平较高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会发挥显着的作用。这说明低碳政策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应带动实现产业低碳转型，且这种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和资本方面，而劳动力配置效应仅在产业低碳转型水平较高组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从而很大程度上验证了理论假说2。
2.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低碳政策的实施与推广，会在加快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倒逼企业革新技术，通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带动产业低碳化转型。对此，本文借助《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数，对低碳政策协同带动城市产业低碳转型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11第（1）列。此时，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显着增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肯定了技术创新是低碳政策协同促进产业低碳转型的有效路径，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3。
3.市场竞争效应检验
低碳政策在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力，并更好地带动产业实现低碳转型，需对其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侯建等[29]REF_Ref176595426rh*MERGEFORMAT的做法，采用地级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作为市场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检验低碳政策协同促进产业低碳转型的市场竞争机制，回归结果见表11第（2）列。此时，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着。而在笔者依据产业低碳转型指标的均值对总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后，第（4）列结果显示在产业低碳转型水平较低组，市场竞争效应会发挥显着效果，一定程度上说明增强市场竞争效应是低碳政策推动产业低碳转型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理论假说4。
六、异质性检验
1.产业异质性
尽管前文结论已经稳健地得出低碳政策协同有助于降低产业碳排放，进而能有效带动产业低碳转型，但由于不同产业之间存在不同的资源利用特征，实施国家低碳政策对不同产业的低碳转型是否具有不同的政策效果，有必要对其进行检验。对此，本文分产业测度了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五大产业的碳排放量，并分别对其进行回归。表12结果显示，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碳排放均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并能有效推动这五大产业低碳转型。而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碳排放虽然具有抑制作用，但在统计上不显着。这说明国家低碳政策协同能显着带动产业实现低碳转型重点体现在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这五大产业，而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低碳转型的带动作用尚不显着，这可能意味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原本碳排放就不高，因此由低碳政策协同所带来的低碳转型边际效应也会相应较小。
2.区域异质性
中国疆域广袤，位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情况，低碳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也将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对此，本文将城市划分为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然后分别考察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见表13。此时，低碳政策协同对中国产业碳排放均表现出抑制作用，且对中西部城市产业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为显着，这说明协同实施低碳政策极大地抑制了中西部城市以资源投放为主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使中西部城市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均具有比东部城市更加显着的改观，故由此带来的产业低碳转型效应也更加明显。
3."城市类型异质性
通常情况下，低碳政策的实施对本地区以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更大，但低碳政策可能对不同类型资源城市的低碳转型影响存在差异。此处，本文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对城市的划分类型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参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547140.htmHYPERLINK\"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3/content_2547140.htm\"。资源型城市类型：成长型城市（31个，其中地级行政区20个）、成熟型城市（141个，其中地级行政区66个）、衰退型城市（67个，其中地级行政区24个）、再生型城市（23个，其中地级行政区16个）。，分别从成熟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进行分类回归，所得结果见表13。此时，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成熟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的产业碳排放均具有显着抑制作用，能有效带动这两种类型资源城市的产业低碳转型。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政策协调配合是强化政策实施效果的有力手段。当下，在推动产业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增强低碳政策协同作用效果是推动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本文结合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采用1994—2021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系统研究国家低碳政策协同对中国城市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产业低碳转型尚无显着促进作用，而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能显着促进产业低碳转型；当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政策协同发挥作用时，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产业低碳转型产生更大更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该促进作用在不同产业类型、城市区域以及资源城市类型之间会产生差异化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未来要进一步激发国家低碳政策促进产业低碳转型，带动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需从三方面做起。
首先，强化低碳政策协同对产业低碳转型的积极带动作用。其一，适度扩大低碳政策试点范围，不断优化低碳试点城市和试点园区建设规划，进一步增强低碳政策对产业低碳转型的积极作用；其二，强化碳排放检测与信息公开，加大对低碳理念的宣传，积极探索多元化低碳发展方式，破除各项低碳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和壁垒，努力将低碳政策效果落到实处，保障低碳政策对产业低碳转型的积极带动作用；其三，优化多主体低碳政策协同机制，确保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不断强化不同类型低碳政策对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最大限度释放低碳政策潜在的积极影响。
其次，畅通低碳政策协同带动产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渠道。本文研究显示，低碳政策协同主要通过降低资源错配和增强技术创新带动产业低碳转型。一要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进程，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降低资源错配程度，畅通低碳政策协同促进产业低碳转型的资源配置渠道；二要加大对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积极构建和完善具有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与市场竞争机制对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的引擎作用。
最后，强化低碳政策协同对不同产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与平衡作用。一是建立和优化低碳产业体系，强化低碳政策协同对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保持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的低碳排放特征，有效助力各行业低碳、平衡发展；二是因地制宜布局低碳政策试点范围，特别是在低碳政策协同作用效果较好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成熟型城市和衰退型城市，通过低碳技术的研发与使用，强化各产业之间低碳关联，降低不同产业之间因交易成本而产生的环境负效应，切实带动低碳政策扎实落地，实现全产业链低碳转型，为“十四五”时期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1］邵帅，尹俊雅，范美婷，等.僵尸企业与低碳转型发展：基于碳排放绩效的视角[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10）：89108.
［2］刘伟.中国式现代化与低碳绿色发展[J].学术月刊，2023（1）：3947.
［3］DU"K"R，"LI"P"Z，"YAN"Z"M."Do"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s"contribute"to"carbon"dioxide"emission"reduction？"Empirical"evidence"from"patent"data[J]."Technological"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2019，"146："297303.
［4］周小亮，宋立.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现实分析与政策思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8）：2241.
［5］张杰，付奎，刘炳荣.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低碳转型：基于双重目标约束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8）：323.
［6］史丹，李少林.排污权交易制度与能源利用效率：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测度与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20（9）：523.
［7］徐佳，崔静波.低碳城市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78196.
［8］韦东明，顾乃华.城市低碳治理与绿色经济增长：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当代经济科学，2021（4）：90103.
［9］王锋，葛星.低碳转型冲击就业吗：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2（5）：8199.[ZK）]
［10］[KG*2][ZK（#]刘海英，郭文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与能源环境效率：来自中国287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7286.
［11］余澜，张兵兵，闫志俊.环境立法如何驱动城市低碳转型[J].财经研究，2022（9）：1831.
［12］ZHANG"W"J，"HONG"M"Y，"LI"J，"et"al."An"examination"of"green"credit"promoting"carbon"dioxide"emissions"reduction："a"provincial"panel"analysis"of"China[J]."Sustainability，"2021，"13（13）：121.
［13］CALEL"R，"DECHEZLEPRETRE"A."Environmental"policy"and"directed"technological"change："evidence"from"the"European"carbon"market[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16，"98（1）："173191.
［14］YANG"Z"B，"FAN"M"T，"SHAO"S，"et"al."Does"carbon"intensity"constraint"policy"improve"industrial"green"production"performance"in"China？"A"quasiDID"analysis[J]."Energy"Economics，"2017，"68："271282.
［15］HERING"L，"PONCET"S."Environmental"policy"and"exports："evidence"from"Chinese"citie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14，"68（2）："296318.
［16］韩超，崔敏.“双碳”目标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内在冲突、机遇与应对[J].天津社会科学，2022（4）：8392.
［17］黄栋.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策协同创新[J].求索，2021（5）：160169.
［18］赵晶，迟旭，孙泽君.“协调统一”还是“各自为政”：政策协同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22（8）：175192.
［19］柳卸林，杨培培，丁雪辰.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3（11）：3853.
［20］程龙，唐恒.环境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协同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24（6）：876885.
［21］CHENG"J"H，"YI"J"H，"DAI"S，"et"al."Can"lowcarbon"city"construction"facilitate"green"[JP2]growth？Evidence"from"Chinas"pilot"lowcarbon"city"initiative[J]."Journal"of"Cleaner"Production，"2019，"231：11581170.
［22］宋弘，孙雅洁，陈登科.政府空气污染治理效应评估：来自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9（6）：95108.
［23］朱光喜.政策协同：功能、类型与途径：基于文献的分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4）：2026.
［24］PORTER"M"E，"VAN"DER"LINDER"C."Toward"a"new"conception"of"the"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relationship[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5，"9（4）：97118.
［25］陈诗一.中国的绿色工业革命：基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解释（1980—2008）[J].经济研究，2010（11）：2134.
［26］鄢哲明，杜克锐，张宁.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碳减排：基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视角[J].环境经济研究，2022（1）：5677.
［27］李平，简泽，江飞涛.进入退出、竞争与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开放竞争作为一个效率增进过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9）：321.
［28］侯建，陈恒.中国高专利密集度制造业技术创新绿色转型绩效及驱动因素研究[J].管理评论，2018（4）：5969.
［29］余壮雄，张婕，董洁妙，等.综合保税区政策推动出口企业转型升级了吗？[J].统计研究，2022（8）：5371.
［30］张兵兵，周君婷，闫志俊.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来自三批次试点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评论，2021（5）：3249.
［31］白俊红，刘宇英.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改善中国的资源错配[J].中国工业经济，2018（1）：6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