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的书法在形态结构和笔墨施运上，融入了主体生命的情感和人格性，一笔如是，笔笔如是。从匀称合理的架构布局上可以看到，任蒙在开笔写字时，胸中、眼中俱有全字，才写第一笔，心驰第二三笔。笔画之间用意，则笔笔沉着，笔笔生动，一点一波皆可单行，任蒙的行书看上去虽然整饬，但仍不失错落之感。
著名作家任蒙的书法，在文学界是个美谈，人们惊异于作家能有一手好书法；而作为书法家的任蒙，在书法界也是一段佳话，人们称羡书法家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文学与书法的复合型文化名人，在当代中国，还真的很珍稀，难得一见。所以今天，我们从另一侧面打开任蒙书法的密码，在文化视野下对其书法进行观照与还原、凝视与回味，就有了抵达一种实质的意义。
自古以来，书法就是文人的天下。文人善书，是一个传统。纵观三千年的中国书法史，大书法家都是大文人，反过来说，也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与学养，才能成为书法家。而今天，似乎握管而书，能写毛笔字者，都叫“书法家”——对这种倾向，任蒙先生和我都是反对的。因为书法自远古诞生的那一天起，在其发展演进中，始终是在文化的包蕴中完成蜕变与裂变，在笔墨中塑造着人格化的艺术形式。从一定角度来说，书法也是诗性的特定产物。因为书法在历代文人的诗性融注下，其点画特征已充满诗性逻辑的想象，更多诗意化的质素使得书法活力四射，因此，评判书法好坏，“活力”就成为一项重要标准。
任蒙的书法在形态结构和笔墨施运上，融入了主体生命的情感和人格性，一笔如是，笔笔如是。从匀称合理的架构布局上可以看到，任蒙在开笔写字时，胸中、眼中俱有全字，才写第一笔，心驰第二三笔。笔画之间用意，则笔笔沉着，笔笔生动，一点一波皆可单行，任蒙的行书看上去虽然整饬，但仍不失错落之感。现代很多书法家追求书法技法的娴熟和摹临上的惟妙惟肖，往往忽视了书道理念。书法先有“法”，而后有“道”，“道”是在“法”的基础上，总结了普遍性的真理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书道的含义已不限于点画结构，而在于书法作品的整体气息、气质和面貌，以及人格化之后的精神指向。也就是说，书道处于精神与哲学的层面，体现了“道”的书法，在主体的书写者与客体的作品之间，有着精神对话的通道。这样的书法给人带来的不是感官的瞬间快乐，而是精神的长久愉悦。所以，我以为，任蒙的书法就是沿着书道之途，正在往远方延伸。
古人对书法“道”的认识，比之今天，似乎有着更清醒的智识。《易经》里早已出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名句。任何艺术创作只有踏上“形而上”的高阶，才能进入“道”的境界。书法也是这样，仅仅停留在点画、结字、布局的技法层面，也就是将书法作为“器”来使用、支配，恐怕永远也进入不了自觉的高妙境界。孔颖达《周易注疏》进一步延伸了这一古已有之的艺术观：“形由道而立”。“形而上”的终极方向是“道”，那么，“道”的尽头是什么呢？天然！无论文学还是书法，或者是文人书法，达到天然的高妙之境，是一切艺术创作的终点。任蒙先生在书法创作中深悟其理，因而其书法善于用理，也善用意。理是晋人书法之“理”，循理而法生；意是宋人书法之“意”，用意而变通，二者造就了任蒙书法的古典意蕴。任蒙行书的用笔，欲疾还徐，藏锋包气，神含其中，犹儒人雅士信步闲庭，因而其书法呈现出圆劲秀润、蕴藉浑穆的整体风格。
任蒙书法常见于武汉乃至湖北一些地方的公园、景区和街头的牌坊、匾额、门柱等公共建筑物，是其作为书家实力的重要体现。
任蒙为人谦和温良，襟量恢廓，羡其风骨者众。古人云：“书贵有骨，然骨存其人。”缺少风骨的文人，是寡味的文人；缺少风骨的书法，是浅薄的作品。因而为人写字，保持文人应有的风骨与风范，成为任蒙坚守的底线。在文学创作之余，任蒙将许多空闲时间用在书法练习上，虽不能做到“笔成冢，墨成池”，但书法确然已成为他的生命的构成，陡添了许多人生乐趣。
“书不必皆纸也。”古人如此，任蒙也是如此。笔者粗略搜集了一下任蒙的刻石、镌木等户外书法作品，有百十幅之多，有些已成当地的文化招牌。公园门石题字：“颐湖公园”“府河郊野公园”“《静夜思》诞生地”；楼阁题字：“尚书楼”“知音楼”；馆厅题名：“江小图书吧”“奥斯卡摄影”等；品牌题名：“恩师酒”“天铸奇石”“中福台”等；书刊题名：“中华厨圣食典”“大悟文艺”“广水印象”等；公众场所题字：“一山湖畔”“美丽铁城”等；社会活动题字：“宾客如云”“长青腾健康行”等。任蒙为汉口吉庆街牌楼所书楹联：吉云照影觥樽尽显生活秀，庆雨映灯弦歌舒展岁月稠。因为当年这条颇富特色的饮食文化街风闻天下，这副楹联也曾在报刊网络广为传播。
任蒙还有为数不菲的为建筑物上的附属物题铭书法。如果我借用一句比较时尚的说法，叫它“应用书法”，也是合适的。古人的书法载体，也并非都是纸张，古代书法刻石的情形更为复杂多样化，塔铭、浮图、桥柱、井栏、柱础、石阙、摩崖、符箓、玺押、题榜、楹联等，不一而足。古人没有放大设备，在这些纸张以外的室外硬质载体上能体现书法真味，更需要真功夫。除了刻石，古人在衣裳、器皿、柿叶、棋枋板、澡盘等各种媒介，都可留下书迹，撇开古时纸张极其难得的客观原因，另外也说明古人书法的实用主义思路。但正是这些在各种特殊媒介上的书迹，为今天保存了珍贵的书法传统，历经岁月的漫漶、时间的磨泐，如今仍焕发着自然书性的光辉。
在这里，有必要单独强调一下任蒙的公园题名“颐湖公园”镌刻在一块巨石上，重达60吨，长9米，高2.8米；作为“府河郊野公园”的门石，长约8米，高2米有余；“《静夜思》诞生地”当然也是一块巨石，大诗人李白当年在此隐读，是怎样神仙附体吟诵出这首千古名篇，我们已不得而知。如今，任蒙在此题字，想必心情也是激动的，我们凝神静思，其笔力自见，今不逮古是焉？看他六个擘窠大字，钩镌入石，笔锋劲迈，截铁之意，溢于笔端，书法整体感极佳。刻于巨石，置之苍野，与背景绿色形成鲜明的映衬，庄重、静穆、壮逸之感油然而生，书法的自然之美直击人心。
在伟大的史家绝唱《史记》中，保存有我国关于石刻的最早记载：“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这是关于秦始皇的刻石文辞。由此可见，书法刻石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书法的天然组成部分，今天的人们从古代刻石的书迹中受益，绝非一般。我以为，任蒙乐于将书法勒石镌木，为公共场所奉献书法的公益特质，是文化名人回报社会的善举，值得为之点赞。
和许多书家一样，任蒙日常书写最多的是古典诗词。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在一家艺术期刊上看到他写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细细品其书法，这首绝句也更能漫溢出诗意。
无论写于宣纸，还是勒石镌木，任蒙的书法都是保持了鲜明的个性：本乎运心，以重取势，笔外传神，君子之风穆穆然。书法不为小技，是一个人的心迹和思想，一种心灵的呼唤和倾吐。一幅好的书法，不但给人以遐想，以快慰，以昂奋，以启迪，而且还能带你回到自然的野境，感悟天地的宽博，骋怀往念，让灵魂与万物融合，在书道的尽处享受天然之美！对于任蒙，我们有理由这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