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邓椿在《画继》中说：“画者，文之极也。”清初金陵八家之首龚贤云：“画者诗之余，诗者文之余，文者道之余。” 白石老人亦云：“画者书之馀。”说明只有在综合修养达到一定高度时，才能画出好画。这就是行云为什么最后才选择习画的道理所在。就像历史上的书画大家一样，行云是通过“以书入画”的路径进入绘画天地的。
行云先生是一位空间美学和城市规划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书家和画家。他对诗词著力甚深，多年来创作了数量浩繁的传统诗词作品，也创作了大量现代诗歌，以其诗词谱写的歌曲传唱甚广。在书法领域，他主要运用隶、草、篆、行四种书体创作。其中，隶书和草书乃是其基础部分，构成了其个人书风的本体。在他的创作中，每一种书体元素并非各行其是，而是相互参变、彼此制衡，结成了充满张力的统一关系。观其隶、草之作，碑不避帖，帖可容碑，方以圆转，圆助方行；隶书中有草书的放逸，草书中有隶书的坚劲。这种参变同样见之于其篆、行风格。那是追溯隶、草之源而流有所变的结果。其篆书，令人联想到“草篆”一词；其隶书，让人联想到“隶行”二字。可是显而易见，前者并非古人简牍帛书的翻版，后者亦非篆字隶变的历史表征，两者都判然可辨行云之心手矣。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诗书画是一个有机整体。以书入画，对许多创作者来说，就成了一个自然过程，甚至可说是一种命运，苏东坡、米芾、赵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