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董润年导演、编剧，大鹏、白客、庄达菲主演的《年会不能停！》一上映便成为电影市场的黑马，最终斩获12.9亿的票房佳绩。影片以错置喜剧为叙事手法，将叙事场域锁定在职场空间，在喜剧元素的加持下，拆解了当下职场裁员潮、关系户、黑话等乱象丛生的真实情况，熟练地运用错置效果达到讽刺内核，反映了当下“职场打工人”的生存困境，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情。此外，电影在音乐的应用上非常成熟，通过歌词的互文表达了故事主题、暗示情节发展，同时建构了观众的时代记忆。
一、现实底色下的错置喜剧
喜剧电影如何能既接地气，又让观众开怀大笑的同时挖掘现实议题，针砭时弊呢？在当下的主流电影市场之中，这实属一大难题，似乎笑已经不能满足当前观众的精神需求了，如近几年喜剧类型题材电影《哥，你好！》（2022）、《超能一家人》（2023）、《动物园里有什么》（2024）等，不仅面临口碑和票房的滑铁卢，同时也失去了观众的期待，究其缘由：一是电影本身的原创性较少，多为翻拍、改编之作，既无新创意又未能做到书写本土化语境；二是喜剧元素生拉硬套，过度“造梗”致使电影叙事逻辑匮乏，失去了对现实的反思，存在“悬浮倾向”，脱离了现实意义，无法引起观众的认同与情感共鸣。
《年会不能停！》则打破了以上桎梏，上映后在豆瓣获得了8.1分的高评分。影片借用了错置喜剧的故事情节设计，不仅高度完成了“笑料的设计”，同时将职场的现实情况展现得淋漓尽致。错置喜剧的情节设计非常简单，即一个小人物阴差阳错地被放置在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且具有一定权力的位置上，身边的人趋炎附势，他的动作、行为、言语被过度解读，由此造成一系列的喜剧及误会，并产生笑料和强烈的讽刺性。
错置喜剧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农民狄开俄波利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发现不让提倡议和的人讲话，于是他给了那人八块钱币，让他代替自己同斯巴达人议和，由此闹出一系列乌龙。果戈理的作品《钦差大臣》则讲述了纨绔子弟赌博欠债外逃，却被其他镇的人误认为是下来巡视的钦差大臣，因此过上了极度享受的生活，通过这种身份错置的情节设计，不仅揭露了当时俄国官僚机构的腐败、不作为等问题，还将人性的自私展露无遗。相声大师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也有异曲同工之处，讲述了纨绔子弟张好古独闯京城赶考，毫无学识的他被意外认作是魏忠贤的亲信，从此一路官运亨通，讽刺了明朝官场腐败的生态。科恩兄弟导演的《影子大亨》则讲述了公司高层本想借机铲除异己，把一个毫无经验的职员任命为傀儡总裁，却未曾想到公司业务反被他经营得蒸蒸日上。
《年会不能停！》完美地借用了错置喜剧的内核，在厂里奋斗了二十年的一线工人胡建林常年和妻子蜗居在母亲家中，最终妻子选择与高不成低不就的他分道扬镳。然而，胡建林却在一系列阴差阳错中被错调至省城的总公司，开启了他的升职之路，由此也揭开了“蓝领”到“白领”的差异化生活。故事的滑稽性、喜剧性以及戏剧性显而易见：一是胡建林的错调，他因为人事经理的不负责而被错调，一个干活的工人要转型到职场坐班，还要处理人事工作，他要如何打破层级差异，胜任人事的工作呢？二是他的升迁是在公司资金流周转不灵，将面临大面积裁员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亦讽刺着，在职场，“关系”堪比一切。
福柯认为，权力悄无声息地渗透在社会的各个网络之中，它存在于多个领域之中，当然其中也包括了职场，他认为，权力“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在这场闹剧之中，本想靠贿赂领导进入集团的庄正直，因为醉酒的人事经理误将简历和年会报名表弄混淆了，导致踏实肯干的蓝领胡建林被调至集团总部，这不仅暗讽当下因为“权力”造成的“关系户”问题，同时也侧面展示了权力的无形、有形之处，即权力可以使一个人的身份变更，也可以成为他人的捷径。同时，担任人事岗的胡建林在裁员背景之下进入公司，在这一岗位上，他不仅拥有了人事工作的职责，同时他也变成了一个权力的拥有者，即人事变动权。在他的点名操作之下，人们将其误读为“裁员权”。为了不被裁员，在食堂吃饭时，人们开始了自己的“贿赂”，而对于胡建林来说，他则理解为是同事们对他的照顾，这一错置造成的戏剧性，不仅强化了喜剧效果，同时加强了对当下职场滥用职权现象的讽刺。
“在社会身体的每一个点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它们不仅仅纯粹是巨大的统治权力对个人的投射；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统治权力赖于扎根的土壤，它们使得统治权力的发挥功能成为可能。”胡建林的每一次升迁都诠释着权力的上下级变化，并侧面映射了权力对个人的影响。胡建林初入集团时，马杰知道他“关系很硬”，所以明明是上级的马杰还要对胡建林这样一个下级卑躬屈膝。在胡建林的第二次升迁中，他错误理解“优化”一词的含义，使被裁员之人升迁，阴差阳错地让集团避免了一场劳务纠纷，表面看是一场闹剧，事实上，胡建林的一句话和一个错误行为便可决定他人的未来及命运，这种行为及结果造成的喜剧笑料，实则诠释了权力的具象化，即人在拥有权力后可以对他人及下级行使支配权，这一情节无不讽刺了职场的混乱及权力的统治性。
从高级钳工到职场白领，从普通专员升职为副总经理，戏剧效果、喜剧效果并置的同时，揭示了职场中的残酷现实，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在一次次的错置之中，反映了当下职场人的困境和生存之难。
二、群像书写下的共情叙事
近年来电影市场聚焦现实题材的佳作不少，但大多表达的话题沉重，呈现的社会问题较为尖锐。翻看豆瓣词条，诸多网友对影片《年会不能停！》的评价是“当代社会的照妖镜”“打工人必看电影，狠狠共情了”“揭露职场众生相”，显而易见，影片在反映现实书写的基础上，以喜剧为表征，以职场空间为依托，不断地叩问职场问题，意图勾勒出一幅社会群像图，与观众产生共情。
首先，共情对象所处的时空场景是承载情境信息的物理空间，场景带给个体的真实感是决定个体能否代入想象的关键，是影响认知共情形成的最直接因素。（刘春霖，郑冬芳.共情叙事与互动仪式：新主流电影的共情传播策略探析[J].电影文学，2023，（20）：32-37.）共情空间是电影观众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年会不能停！》的故事场域设定在职场空间，这是每个工作者都赖以生存的载体，因此，当观众观影之时，他们已经开始与电影文本产生了共情。
其次，胡建林的身份由技术工转为职场人，这一身份既包含了蓝领人群，亦包含了白领人群，前者所在的工厂叙事空间，工人们身着蓝色的工装、和谐的师徒关系、工人之间温暖的祝福等，客观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工作情景，将叙事空间与观众情感紧密联系。后者在职场办公空间中，则彰显了现代的企业文化，豪华的办公空间、时尚的着装、高端的职场话术等，两者的空间建构都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共情，可以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情况，让观众在电影中寻找真实并产生情感映射。
共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个体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在特定情景下作出准确情感反应的一种能力。（唐润华.用共情传播促进民心相通[J].新闻与写作，2019，（07）：1.）回溯《年会不能停！》剧本创作的缘起，董润年导演创作剧本之初便发现，“近十几年，却少有真正表现人们日常工作场景的电影，是很可惜的。这些认知，让我萌生了创作一部职场题材电影的想法。”因此在不断积累素材、修改剧本的过程中，董润年完美地复刻了一场职场生存记，让观众从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上感受到真实性和完整性。“反映普遍性，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是任何种类艺术共同追求的目的。这目的集中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优秀的人物形象不仅可以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同时也能透过人物直抵观众的内心，从而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人物塑造上看，《年会不能停！》对每个角色的刻画都能让观众找到自己的影子，由此让观众产生情绪感染和共情关注。
马杰可以被视为标准的、被大厂制度驯化的“社畜”，正如他所言：“工作是我辛辛苦苦做的，但人家会汇报，那功劳就是人家的。”他代表着这个时代没有背景、没有天赋，也不会溜须拍马讨好领导的大多数人，他们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项工作，靠着全年无休、加班熬夜换来了小小的成就，却始终不能获得更多的回报。同时，他也是职场中最可有可无之人，当他发现胡建林是被错调的时候，本想着告知领导真相，但在职场的生存法则之中，他深知最终面临失业的只会是自己，因此他选择隐瞒真相，掩盖错误，主动帮什么都不懂的胡建林打掩护。
身为00后的潘怡然，在职场中有话直说，拒绝加班，面对工作中的不公平敢于直接反驳领导，因此她也被观众称为“职场嘴替”。尽管她能力出众，各个岗位都能迅速上手并完成相应工作，但她却只是一个外包员工，所以，潘怡然代表着那些没有强大学历背景，有一定能力，想要进入大厂的人。在当下，唯学历论的新闻屡见不鲜，现实却从未作出任何改变。
电影通过共情空间、共情人物的建构，使观众产生相同或相近的情绪或情感，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层层揭露社会打工人的现实生存困境。庄正直表面看是不顾厂里利益，以权谋私之人，事实上，他省吃俭用花费了30万到省城谋取职位，只为早日住上学区房，解决儿子的读书问题。王永森勤勤恳恳在单位工作十余年，业绩好，能力好，最终却被“优化”。尽管这些配角戏份不多，但他们都代表着普罗大众，代表着为了学区房奋斗的父母、突然被裁员的中年人、整顿职场的00后等，他们的经历正是当下的现实写照，导演意图通过人物群像书写将观众的现实情感体验相结合，以深度揭露当下职场的众生相。
三、重构集体记忆下的音乐怀旧符码
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无论是画面或是音乐都可以表达电影主题或情感，《年会不能停！》中使用了《我的未来不是梦》《Super star》《驼铃》三首极具标志性和时代性的音乐，尤其是《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应用，不仅歌词与人物的命运产生明显互文，同时还明显表达了电影的主题、映射电影情节的转折，渲染影片的情感氛围。
《我的未来不是梦》一歌由陈家丽作词，翁孝良作曲，陈志远编曲，张雨生演唱，歌词抚慰了每一个人内心的伤痕，张雨生干净的声音，让人们对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我的未来不是梦》一歌在电影中反复被使用，影片开场便通过歌词与主人公胡建林的人生进行互文指涉，点明电影的主题的同时，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
电影中，歌曲第一次出现是胡建林接到女生转抛的绣球花，刚迈入职场的胡建林为了解决女孩的困境，便在年会上演唱了《我的未来不是梦》，颇有意思的点在于，当他唱了开头第一句歌词“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后，便直接从副歌开始，歌词侧面展示了初入职场的胡建林青春洋溢，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如歌曲B段歌词一般积极向上地迎接着未来，伴随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胡建林爱情上喜结连理，事业上年年获得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人生充满了幸福感，而此时的中国则迎接着“申奥成功”“澳门回归”等时代之变局，一切欣欣向荣。歌词与故事情节保持高度一致，不仅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图景，也饱含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亦诠释着主人公与时代的万千变化。
然而，当音乐进入副歌后，故事急转直下，工厂早已发展为集团大公司，而胡建林还在原地踏步，他未能乘上时代的东风，最终与妻子离婚，这时音乐响起，“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这时的他正在经历人生的巨变，歌词反映了其失落茫然的人生状态，表达人物的心境，尽管如此，歌词的最后一句也侧面刻画了人物即使面临挫折，依旧坚守初心，坚守着自己的承诺，暗示了其单纯的人物性格，积极踏实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为影片后半段人物的发展做好铺垫。
第二次《我的未来不是梦》音乐出现时，胡建林已经升职成为人事部第三组组长，潘怡然、马杰、胡建林三人在河边清唱着歌曲，尽管三人年龄不同，但同一首歌彰显了三人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也反映三人友谊的升华。第三次歌曲出现，在《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基础上新编歌词变成了《打工人之歌》，歌词解构了原曲中的歌词，重新谱写歌词，将潘怡然、马杰、胡建林三人的困境及现实处境以歌词的方式呈现出来，“你是不是像我在裁员中忐忑，守着岗位加班加点地工作，也放不下五险一金的枷锁。”歌词被置换至新的时代语境之中，不仅与电影前半段人物的经历遥相呼应，同时表达了当下打工人的心境，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底色，重构了职场人的困境，让在场的观众产生共情之际，重构新的时代记忆。
《我的未来不是梦》对人物塑造、情节发展、主题表达有着明显的作用，借助具有时代记忆特征的音乐，更好地展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与丰富感情，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让观众在观影的同时产生情感共鸣，通过歌词、节奏有效拓展叙事的内涵，构建时代记忆符码。
结语
影片《年会不能停！》以错置喜剧的方式勾勒出当下职场的生存图景，将职场问题暴露无遗，深刻地反映了职场工作者的困境与挑战。电影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一定方向，即在挖掘喜剧类型题材时，如何叩问现实？作为一部以喜剧为表征的作品，影片在娱乐的同时还兼具了对现实的反思，不仅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通过极具时代的音乐唤醒了当下人的记忆，重构新的情感符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