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一部《年会不能停！》凭借职场喜剧题材，以喜剧形式关注当下职场现实，在每一个“社畜”内心引起共鸣，用对职场乱象的讽刺与批判赢得了观众的口碑与市场的肯定。《年会不能停！》是电影狂欢化叙事的一个典例，影片讲述了钳工胡建林在集团裁员的特殊时期被错调进入集团总部后引发的一系列故事，通过塑造怪诞的狂欢化角色形象，运用“身份错置”命运短暂改变的荒诞喜剧情节，构建起狂欢式的叙事风格，用狂欢化颠覆的力量，将职场边缘角色引入叙事核心地位，破坏既有的职场等级结构和等级观念，通过反讽现实、突显冲突、弥合矛盾的故事张力，使观众在观影过程经历一场电影叙事与职场现实互文交织的狂欢，最终实现对职场的现代性批判与反思。
一、狂欢的仪式：身份错置与角色设置
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人们来到广场上，戴上面具，囿于日常生活的阶级等级差异都消弭，平日的规训束缚松绑，人们在面具下获得短暂自由与自我。在狂欢中，最为著名的节目便是“加冕”与“脱冕”，人们在狂欢节上通过脱冕、加冕、化装、戴上面具等各种仪式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试图改变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和自由的美梦。（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J].外国文化研究，2002（4）：21-27.）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狂欢化的“加冕”与“脱冕”无疑已经成为一种类型化叙事策略和人物塑造方式，主要体现在小人物通过“加冕”成为英雄，又通过“脱冕”回归正常人生。
电影《年会不能停！》也正是通过对胡建林这一角色身份的“加冕”和“脱冕”，呈现出狂欢式的身份错置。胡建林作为与集团职场环境格格不入、行为怪诞的异质角色，在一次次荒诞“加冕”中，从底层边缘走向职场主流。“加冕”与“脱冕”作为一种类型化手段，有力推动了电影狂欢化叙事的推进。《年会不能停！》的前半段剧情就是主角胡建林不断“加冕”的过程。他从小工厂的钳工，因为HR的失误被错调进总部，实现跃升。从调入那一刻起，在其他同事员工眼中，他就被戴上“面具”，扑朔迷离的身份受到同事们的揣测，他也因此阴差阳错地步步高升。胡建林每一次的误打误撞，都在印证着同事们对“面具”后的猜测，从而打破职场层级，实现“加冕”过程。比如上司马杰揣度他的背景关系，在初次见面时对他点头哈腰，让下属胡建林更像上级，上司马杰却似下级，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加冕”的身份错置。随着情节的发展，胡建林记人名正好契合公司裁员计划，印证了同事们关于胡建林是裁员专员的猜测，纷纷向其示好，而其也误打误撞处理了闹事员工的抗议，收获公司高层肯定，再次完成了“加冕”的身份错置。胡建林组织集团中层培训时，“董事长儿子”的身份传闻沸沸扬扬，集团中层从开始对培训不屑，到后来认真投入，完成了第三次“加冕”的身份错置。
在影片中，因为“面具”的存在而导致的信息差所引发的喜剧笑料，以及“加冕”和“脱冕”的身份错置所彰显的荒诞，推动狂欢化叙事层层递进，在这个过程中兼具了反讽、批判的价值功能，映射出职场集体单元之中的个体存在状态，通过狂欢式的审视批判完成对职场现实的重构，这也使《年会不能停！》成为了最能反映本土都市职场生存意蕴的影像，这也是这部影片能够在观众中引起共鸣、获得市场肯定的重要原因。
在狂欢活动中，“小丑、傻瓜和骗子”的身份形象至关重要，在“小丑、傻瓜和骗子”身上既有边缘不入流的底层因子，也有打破权威打破常规的肯定性因素。电影《年会不能停！》巧妙设置“小丑、傻子、骗子”三个角色推进叙事。正如导演董润年所言：“三个角色分别是无脑惹事的人 A，对 A不满总想揭露他的找麻烦者 B，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不得不替 A圆话的 C。这三个角色的作用形成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在电影中，“小丑、傻子和骗子”的角色设置，分别对应了叙事的两个层面，第一组“傻子、小丑和骗子”对应着胡建林、马杰、潘怡然。胡建林从钳工到HR，如傻子般做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傻事。他的上司马杰发现错调的秘密，为了不背锅，像小丑般不断给他善后。外包员工潘怡然觉察出胡建林的不对劲，试图拆穿真相。三个人在纠缠中因为际遇形成团队，共同在年会狂欢中揭穿反派阴谋，逆袭成为英雄拯救集团。第二组“傻子、小丑和骗子”对应着庄正直、托马斯和徐云峰。庄正直倒卖零件、贿赂领导，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托马斯收受贿赂，发现错调后将错就错，自以为聪明最后却栽了跟头，徐云峰擅长伪装，兼具虚伪与野心，这一组作为与胡建林、马杰、潘怡然相对立的反面角色，也因为利益而形成一个缠斗而不稳定的小团体。两组“傻子、小丑和骗子”组团角色分别形成推动电影的两条叙事线，一条是胡建林团队的职场生活以及年会准备中的啼笑皆非，一条是庄正直一路上访以及徐云峰团队推进裁员计划中背后阴谋的浮出，两条叙事线双管齐下，交织交汇，两组角色相互纠缠，最后汇聚在集团年会这个狂欢场域之中，将电影叙事张力推向高潮。
二、狂欢的面具：身份迷失与认同
“加冕”一开始就指向着“脱冕”，宣告着新旧交替与身份错置的转变，巨大身份落差必将带来身份认同的迷失，这也是现代职场困境在个体中的纵深延展。在《年会不能停！》中，主要角色纷纷戴上了“面具”加入到职场狂欢之中，衍生出面具下的自我身份和面具上的职场身份。
自我身份为自我确认，是对自我有限性的接纳与和解；职场身份则是职场社会对人的再造，是人在职场规训中的屈服与挣扎。胡建林的两个身份在错调后发生了迁移与错位，最终随着大团圆剧情的推进实现重合。比如，在配件厂时，胡建林的社会身份是老实敬业的工人，属于职场底层，这个身份游离于职场主流意识外，胡建林是职场竞争中的异质元素，这个职场身份是不被权威所认同的。但是，胡建林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是正常的，他对成为自我所秉持的情义态度、处事方式有着清晰认知，他的自我身份是圆润而自洽的。不入流的职场身份与正常的自我身份的错位，造成胡建林离婚、在底层默默无闻等人生经历。经历狂欢“加冕—脱冕”的身份错置后，胡建林走上“人生巅峰”，他的职场身份得以再造，按照同事托马斯的指点，朝着成为一个“坏领导”演化，这时的他获得职场主流认同，一时风光无限。但是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却出现偏差，之前秉承的勤勉工作态度、真诚处事方式等也都发生改变，变成了敷衍糊弄、圆滑虚假，他的自我身份丧失了真实情感支撑，完成职场身份的入流和自我身份的不正常之间的错位转变。直到得知自己亲手关闭了配件厂以后，在幡然醒悟中自洽的自我身份才又重新构建，通过年会上的抗争，最后终于达成自我身份与职场身份的双重契合。
除了胡建林，马杰、潘怡然的职场“面具”均表现出职场身份和自我身份的错位，与胡建林结成职场同盟后，自我认同的道德品质随着叙事的推进逐渐苏醒，最终均完成了职场身份和自我身份的弥合。这种职场不同阶层的两种身份之间的纠缠，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错位，在推动电影《年会不能停！》叙事之外，诠释了现代职场规训对人的异化，呈现出职场官僚主义乱象景观，解构了职场主流视野中官僚、精英等主流价值，连缀起职场中自我意识与社会规则之间关系的思考，喜剧的批判性因此得以展开，而好人终得好报，坏人都受惩罚的大团圆式结尾，亦可诠释为职场狂欢清醒后的救赎。
三、狂欢的场所：年会中的文化语境
在狂欢理论中，狂欢广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全民皆可参与的平等空间。而年会这种能使不同阶层汇聚交际的活动场所，也在电影中被赋予了狂欢广场的文化语境。正如导演董润年所说：“在等级复杂且森严的现代大企业中，不同层级的人物很难碰面，而年会是大企业里上到领导层、下到普通员工都会出现的地方。”电影中年会这一狂欢广场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彰显价值的社会文化空间。不管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还是对职场身份的认同，都在文化语境中完成。电影《年会不能停！》中，年会的空间性与人的社会性紧紧捆绑在一起，它与角色的个体感知、社会认知等紧密关联，是主观意识在空间的投射，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彰显，是一种“文化意义得以延伸的符号场”。（宋春香．巴赫金思想与中国当代文论［M］．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53.）比如胡建林对职场的认知和行为逻辑，都始自1998年那场质朴温馨的年会。
一方面，年会贯穿时间概念，是电影聚焦的主线，从1998年的配件厂年会，到大集团奢侈豪华的年会，形成了一套二元对立的文化语境，影片中所有二元对立的事物、价值取向、文化向度在这里角力，传统职场观念与现代职场逻辑、以胡建林为代表的平民视角和以徐文峰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以及破败的、任人宰割的配件厂和亮丽的、拥有绝对权力的集团，等等，都从年会这一文化语境中延伸出来。在电影的最后，所有的矛盾、对立汇集在年会。年会上，一边是公司高层阴谋方的阻挠，一边是公司底层员工的互助，等级阶层在年会中弱化，平日里被职场官僚体制轻视嘲讽的传统价值取向与官僚价值观纠缠斗争，职场小人物被认同、被关注、渴求公平的本能诉求在年会这个狂欢广场不断放大，以胡建林为代表的底层员工在年会这个文化空间中重新获取表达自我的权力，一首改编后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打工人之歌》让年会的底层员工为之狂欢。在年会这个“消弭了等级阶层”的狂欢角力场中，以胡建林为代表的传统职场价值取向才有了战胜高层官僚价值观的可能性，底层小人物才有可能获得最高权力代表董事长的认可，敌对势力也才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故事也在年会狂欢的解构中传达出对职场现实的批判，表现出对职场官僚文化意识的反思与审视。也因此，电影中的年会不再局限于银幕构建的异质空间，还延展出电影主体精神价值空间，从而升华成反映职场集体意识或者文化聚合的社会文化空间。
除了贯穿全篇主线的年会这个宏观层面的狂欢广场之外，若干意义延伸出的狂欢小广场也是推动电影《年会不能停！》情节叙事狂欢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既有酒吧派对、欢送仪式、洗浴会所等聚会交际狂欢的实体空间，也有基于认知差异和行为逻辑差异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场域。在电影中，胡建林对现代职场的认知真空，现代职场员工对他传统职业行为逻辑的认知缺陷，甚至双方之间的知识结构差异、文化构架差异等，都构成了一个合理的狂欢广场，这个基于双方认知差异的狂欢语境的建构，为胡建林进入集团公司后异于常规的行为提供了内在逻辑支撑，也为后续一系列啼笑皆非的狂欢笑点铺垫了合理预设，支撑起人物行为动机，使滑稽行为不突兀生硬，使观众跟随着故事一起狂欢，会心一笑。
四、狂欢的言语：反讽戏谑的台词
电影《年会不能停！》还表现在语言狂欢化。在语言风格方面，狂欢化理论提出广场语言概念，包括大众文化的俚语俗语，运用夸张反讽、插科打诨、双关隐喻等，强调语言的自由不羁和语言的表现能力，解构官方话语的规范严肃。而《年会不能停！》的创作，正源于对职场语言的好奇与兴趣，正如董润年所说：“写一个职场故事的最初源头是我在高中同学聚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所谓的互联网黑话。流行的语言是集体无意识的创作，是对现实最快速的映射。这些新兴的术语和它们所映射的当代职场人的状态，都让我非常好奇和感兴趣。”《年会不能停！》关于职场“黑话”的内容可谓一大亮点，这些“金句”狠狠共情着观众，这种台词语言的狂欢既是职场人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也是职场人在职场这个集体主义场域中生存状态的映射。总体来看，《年会不能停！》的职场话语主要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职场底层员工面对职场庞大冗余的官僚体系时，以语言为武器的犀利表达，比如“孩子才做选择，我们成年人都是做牛做马和做不完的活”“咖啡哪有命苦，咖啡苦可以加奶，工作苦却不能加薪”“鸡汤不好吗？鸡汤多补啊。虚才要补呢，有干货，谁喝鸡汤啊”等，以及改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打工者之歌》，都展现着面对职场这个庞大社会机器的碾压，底层员工集体无意识的话语体系，其中的反讽、自嘲幽默、联想隐喻等，都洋溢着对抗职场压力的狂欢式乐观主义情愫。第二类是职场管理层的管理话语，影片通过狂欢戏谑的形式，以托马斯向胡建林传授如何当领导的三点心得，对职场高层管理话语体系进行了提炼，诠释“能说不明白，就不说明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找到关键的问题”等领导管理话语的负面影响，深刻讽刺批判了职场管理“废话文学”这一普遍现象。第三类是职场专业术语。本来在职场中专业术语是体现专业性，提高工作效能的专业化表达。《年会不能停！》通过“对齐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为实现颠覆性创新打好基础”“聚焦垂直领域”“实现一个闭环的矩阵”等一系列职场术语，将这些原本不复杂的语汇复杂化，反映出这些华而不实语言增加职场壁垒的现实，电影将这些职场专业术语以狂欢化形式进行解构戏仿，最后发出来一句“颗粒度，整得我挺恍惚”的喟叹和疑惑，完成对职场专业术语反思闭环，达成了对这些职场专业术语的祛魅处理。
结语
电影《年会不能停！》通过“身份错置”的荒诞情节设置、狂欢化的人物角色塑造、狂欢广场的建构以及语言台词的狂欢化处理等，结合类型化叙事结构，形成独特的电影狂欢化叙事风格，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既能够跟随电影一起狂欢，又能够互文思索，观照自身所处的现实社会，充满对职场现代性的欢喜和辛酸、批判和反思，也为中国类型喜剧电影带来新的意义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