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
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革命家、文学家、电影《让子弹飞》原著作者。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1935年，在叶圣陶创办的上海《中学生》杂志发表散文《万县》；
1936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开始了文学写作；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与张光年、齐亮等创办文艺刊物《新地》，与张彦主编《大路周刊》；
1947年，同王放一起办了张小报《XNCR》（取延安新华电台呼号）；
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
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
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1980年，当选四川省文联、省作协主席，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
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夜谭十记》；
1986年，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
2013年，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2020年，小说集《夜谭续记》出版；
2021年，新著《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出版；
2024年3月28日，马识途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110岁。
风云变幻，他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从一个青涩少年成长为勇敢的革命工作者；国泰民安，他回顾历史笔墨生香，从一个职业革命家变身为感人至深的文学家。他波澜壮阔的人生跨越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历经中国百年的大动荡、大转折、大发展，他将所历所感、所思所悟凝于笔端，化作一篇篇跃然纸上的文学作品。苦难与牺牲，理想与奋斗，沉淀出一位革命家，一位作家的传奇，他就是——马识途。
2024年3月28日，马识途先生溘然长逝。马老革命时的披肝沥胆、艺术上的卓荦不羁、生活中的温厚待人，值得我们永远去追念。
求学青年马千木" 老马识途明道路
“无愧无悔，我行我素”是马老书房墙上他亲手写的“座前铭”，也是这位长者一生的写照。
思绪拉回上世纪初，回到马家私塾，仿佛依然听到那里传来咿咿呀呀的读书声。马家是书香世家，马千木的父亲马玉之是一位开明人士，重视教育，对中国文化典籍十分看重，主张学新学也不能丢了“四书”“五经”、古文诗词。后来，他顺应几家长辈的意见，在马氏宗祠里办了一个私塾，请了老夫子教学。在6岁到15岁这9年间，马千木在父亲创办的学堂里接受教育。父亲给他带来最大改变的教诲是“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家里的兄弟们满16岁时，父亲一律把他们赶出三峡，到外面闯荡。于是在马千木16岁时，他与另外两名求学青年一起，沿三峡顺流而下，前往北平。走出三峡，将是更广阔的天地。16岁的少年，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开始了求学之路。船过三峡夔门时，他意气风发，作《出峡》诗一首：辞亲负笈出夔门，三峡长风卷巨澜。此去燕京磨利剑，不报国仇誓无还。
1931年，马千木考上了北平大学附中。开学不到一个月，平静的校园生活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全境。消息传到北平，学校里一片沸腾，他们示威游行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外敌的入侵，国家的羸弱，让马千木悲痛万分。从这时起，他树立了工业救国的理想。初中毕业后的马千木考上了上海浦东中学高中二年级做插班生。这个学校注重理科，数理化教材用英文原版，老师也用英文上课，这让当时迷恋工业救国的马千木感到满意。但语文也是他的强项。在浦东中学里，马千木以马质夫为笔名参加了由叶圣陶创办的《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发表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篇文章——《万县》，还收到稿费。“当我突然收到6个大洋的稿酬汇单时，真是喜出望外，不只是为了这抵得上我一个月伙食钱的6个大洋，主要是我的名字第一次转化成铅字出现在这样一份全国著名的刊物上。”消息在学校一传开，同学们半是戏谑半是赞扬地称他为“未来作家”，有的就直呼为“作家”，“这让我真是有点飘飘然”，马老愉快地回忆说。他的老师鼓励他继续向文学的道路发展，但是他身怀“工业强国”之梦，而目前，学好数理化，是第一要紧的大事。
1935年冬天，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这期间的马千木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最早读的是韬奋的《生活》，后又读了鲁迅、巴金的著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凡是通知我参加的爱国活动，我都参加；凡是介绍我阅读的书籍，我都认真地阅读……总之，从我的阅读中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进步的轨迹。”他一边参加爱国运动，一边读书，于1936年秋，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在这期间，他进一步接触了《大众哲学》等社会科学读物和进步刊物，还同自己的革命伴侣刘蕙馨一起秘密加入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南京秘密学联小组。1937年，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马千木与刘蕙馨等逃离南京，来到鄂豫皖苏区的七里坪，经上级组织介绍进入党训班，接受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党的知识培训。培训结束后，他在武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钱瑛的介绍之下，马千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马千木严肃认真地读完入党誓词，郑重地接过油印的《入党申请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马识途。他说他终于“老马识途”，“找到了自己应该要走的道路了”——“我最后寻到的，是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相信共产党”。从重庆到武汉，从工业救国到革命救国，老马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此后，他投身中国革命，戎马倥偬，历九死而一生。
经历并书写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马识途开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谨记：“职业革命家是要准备牺牲的。”
1938年，日本侵略军扑向武汉，马识途临危受命担任鄂北枣阳县工委书记，这是他最早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地方。后来，他根据这里发生的故事改编写成短篇小说《回来了》。在枣阳县不久，马识途又驻扎到偏僻小镇纪洪。初到纪洪村，老三姐负责帮马识途做饭洗衣看家。老三姐是一名老党员，她的儿子在一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丧子的悲痛使她对敌人切齿痛恨，对革命者慈爱满怀。当得知马识途是革命工作者时，她愈发对他好，并且主动为马识途做一些掩护。在人生旅程和革命岁月中遇到的人、物、事，一次次浮现在他的眼前，促使他提起笔来。正值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四川文学》主编、老作家沙汀找到马识途，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回忆录也行。马识途便根据这一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老三姐》，这让储存在马识途脑海里的那些革命生活的素材如泉涌般显现，他开始激动自己内心中依然有澎湃的情感，而这情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形式。
从1938年到1939年，马识途在湖北从事地下革命的这段经历生动地展现在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中。1978年，马识途将一个个短篇小说汇聚为《找红军》短篇小说集。这几部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贴近生活，它不仅仅是在讲革命，还是在讲生活、讲人生。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评价道：“只有经历过的人，他才能写出。尤其是里面那些坚韧不拔的东西。”
1941年，按照上级传达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马识途以“马千禾”之名考入南迁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一年后，转到中文系学习。在西南联大，他师从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等名师，接受了文学创作的科班训练。良好的学习环境加上自己对文学的浓厚兴趣，马识途开始了文学写作，小说、散文、诗词均有涉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马识途也在这一年毕业了。离开昆明时，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他忍痛将自己的所有文字资料一火焚之，并下决心暂别文学，全心投入到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中去。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伏击，不幸遇难。得知这一噩耗的马识途，悲痛不已。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让马识途痛失良师。他匆匆赶回昆明到他的灵前凭吊，写下“哲人其萎，我复何言”的挽联。
红色小说《清江壮歌》
在他创作的众多小说中，《清江壮歌》最为特殊。这部近800万字的文学作品，是马识途根据亲身经历创作而成的一部革命小说。它被认为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一部较有影响的红色经典著作。小说从任远1960年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儿开始，讲述了贺国威、柳一清、任远等人曾经在恩施地区的革命故事……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武汉，武汉沦陷。湖北临时省政府迁往恩施。恩施成为华中地区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地。组织上将马识途派往恩施，担任施巴特委书记。在这里，马识途和刘蕙馨举行了婚礼，这对年轻的革命夫妻开始了共同战斗的生命历程。1940年何功伟担任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担任鄂西特委副书记，刘蕙馨担任妇女部长兼特委秘书。刘蕙馨负责组建交通站，编制密语密码，收发秘密文件等工作。此时的恩施，不仅汇集了大批共产党员，同时反动势力极其猖獗。“严重的刑罚之下，有的就叛变了，出卖了我们的党组织”，1941年1月20日，何功伟、刘蕙馨先后被捕。接到这个消息的马识途瞬间“想爆炸，找他们拼命去。”以何功伟、刘蕙馨为首的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身在黑牢，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经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他们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狱中互相关怀和鼓舞，秘密传递纸条，表白心志，激励斗志。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和刘蕙馨英勇就义。马识途和刘蕙馨的女儿，下落不明。
在得知妻子牺牲、女儿下落不明后，马识途在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也一直秘密地找寻自己的女儿。1960年，在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大楼里，马识途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吴翠兰。原来，吴翠兰在生母刘慧馨就义后，被一吴姓夫妇收养。吴氏夫妇对这名烈士后人倍加爱护，悉心照顾。1960年，19岁的吴翠兰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工业大学。马识途找到了失散近二十年的女儿，过去经历的种种涌上心间，那些情感和声音仿佛在告诉自己应该还要做些什么。马识途回到四川后，四川作协主席沙汀等人建议马识途应以找到失散女儿为引子，将自己与刘蕙馨、何功伟等烈士在湖北恩施从事地下斗争的传奇故事写下来。于是马识途带着对战友的思念和对烈士的缅怀，创作完成《清江壮歌》的初稿。关于作家当时的创作心迹，马识途在《告读者》一文中写道：“要写一点文字纪念何功伟、刘蕙馨两位烈士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直没有如愿以偿。……去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党的关怀和湖北省公安厅的努力下，我在北京与刘惠馨烈士临刑时未满一岁，下落不明的女儿团聚。五一狂欢节日，我父女二人携手缓步在天安门前慈和庄严的毛主席像下，看红旗在蓝天迎风飘荡。广场上的人们欢呼雷动……真是百感交集，热泪纵横……一种负疚的感觉猛袭心头，我是应该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了。”那段时间的马识途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一起战斗过的烈士常常走进他的梦乡，与他谈笑风生。他告诉自己必须要不停地讲，不停地写……
1961年，《清江壮歌》首次在《成都晚报》连载，紧接着《四川文学》《武汉日报》等相继转载，轰动全国。马识途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由此奠定。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模式化、规范化的英雄形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旋律。马识途在《清江壮歌》中将英雄作为普通人表达，战争和人性结合的方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清江壮歌》进行了多次修改，譬如有两章需砍掉，有两章需改写，前后应该如何贯通得更好，如何收尾……老作家沙汀也提出建议：文中许多地方有痛哭流涕的场景，虽是人的正常情感流露，但也要删减。基于这些建议，马识途对《清江壮歌》进行了诸多修改。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次出版《清江壮歌》，在征求马识途的意见时，马识途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恢复让我流泪。对此，马识途说：“我找到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流泪呢？”重印《清江壮歌》，开印就是20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
“乘着余霞漫天的光景，大写特写”
这是马识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很好地道出了他的写作热情。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除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马识途还发表讽刺小说。1961年，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问世；1962年，《挑女婿》《两个第一》相继发表；1980年，马识途创作了回忆录 《景行集》；1982年，中篇小说《三战华园》《丹心》、讽刺小说《好事》《五粮液奇遇记》相继问世。
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夜谭十记》，这是继《清江壮歌》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部作品展示了旧社会上至党国委员，下至市井小民，一幅幅触目惊心、千奇百怪的生活画面。《夜谭十记》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包括导演姜文。姜文将《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改编成了电影《让子弹飞》。影片公映后轰动海内外，创下高额票房。电影《让子弹飞》的成功上映再次掀起了马识途热，《夜谭十记》再度出版。
“岁月莫从闲笔过，学问须向苦中求。”过了百岁，马识途依然紧握手中的笔，在诗词、剧本、小说、古文字研究等众多领域进行着不倦探索。2014年，马识途《百岁拾忆》出版，追忆往昔，带给我们百年沧桑的人生智慧。2018年，《马识途文集》再版。十八卷、703万字，104岁的马识途倾一生心力，为现当代文学史再添一笔重彩。文集收集了马识途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的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杂文等。
2020年，马识途106岁，小说《夜谭续记》出版，他在《封笔告白》中写道：“我年已一百零六岁，老且朽矣，弄笔生涯早该封笔了，因此，拟趁我的新著《夜谭续记》出版并书赠文友之机，特录出概述我生平的近作传统诗五首，未计工拙，随赠书附赠求正，并郑重告白：从此封笔。”谁想到，马老“食言”了，封笔封不住创作的冲动。次年，又相继出版了《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这样的成绩背后必定有着非凡的毅力。当问及写作秘诀，他说：“写东西经常要抱有一个快乐的态度，就可以写得好一点。”在他眼中，写作从不是为了获取什么成就，而是——“我喜欢我就写，我心里想说我就说出来。”
深情寄望后来人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我们愿意做辛勤园丁，做护花人，并且愿请东君长做主，千红万紫满春园。”马识途特别重视新生代作家的壮芽生长。
2014年，马识途义卖200余幅书法作品，并把义卖所得全部捐赠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用这笔钱专门设立“马识途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用以资助热爱文学、追逐梦想、品学兼优的大学生。2022年，马老108岁“茶寿”生日前夕，四川大学“马识途文学奖”捐赠签约仪式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学与新闻学院举行。年逾百岁的马识途续捐50万元，再次资助学子文学梦。自2015年开始颁发至今，“马识途文学奖”已经走过九届，资助了一批又一批热爱文学的寒门学子。
走了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是走出了时间。晚年的他两次身患癌症，即使生病期间，仍坚持写作。他所创作的《长寿三字诀》——“多达观、去烦恼；勤用脑、多思考；能知足、品自高；勿孤僻、有知交……”很好地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自我成长、为人处世的坐标。
马老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的辞章文采、丹青翰墨，他的爱与忠诚、坚忍挺拔，早已变成文艺创作的刻度、民族精神的觇标，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传递与激荡。
